“獨尊儒術，罷黜百家”再辨析

董金裕

“獨尊儒術，罷黜百家”再辨析

董金裕

（臺灣政治大學 中文系，臺灣 臺北 11605）

董仲舒并未如俗論所言，主張“獨尊儒術，罷黜百家”。最早提到與“獨尊儒術，罷黜百家”之說相關的論述者為班固，是因為董仲舒在《天人三策》講到：“諸不在六藝之科、孔子之術者，皆絕其道，勿使并進?！睆囊韵滤姆矫婵梢猿吻逭`解，還原學術史的真相：與董仲舒關系密切的司馬遷在《史記》中并未述及此事；《漢書·藝文志》認為諸子屬六經之支與流裔；終兩漢之世諸子并未廢絕；董仲舒思想已融匯諸子百家。

董仲舒；“獨尊儒術，罷黜百家”；“表章六經，推明孔氏”；《史記》；諸子百家

近兩千年來，一般人都認為漢武帝接受董仲舒的建議，采取“獨尊儒術，罷黜百家”的政策，遂使儒家取得優勢，成為中國學術思想的主流。對此政策的得失，看法兩極，推崇者占絕大多數，皆以為漢武帝此舉大有禆益于學術思想的正常發展，并盛稱董仲舒極有功于儒學地位的提升。但也有少數抨擊者，認為這種政策使學術定于一尊，對中國學術思想的進化造成相當不利的影響。如梁啟超就曾說：“當戰國之末，雖有標新領異如錦如荼之學派，不數十年，摧滅以盡，巍然獨存者，惟一儒術，而學術思想進步之跡，亦自茲凝滯矣?！袊鴮W術所以不進化，曰惟宗師一統故，而其運皆起于秦漢之交，實中國數千年一大關鍵也?！鍖W統一者，非中國學界之幸，而實中國學界之大不幸也?！鍖W統一云者，他學銷沉之義也?！盵1]雖未明言，但歸咎于漢武帝與董仲舒之意甚明。

到了胡適，更進而以為董仲舒的建議與李斯的焚書議很相像，用意乃在于統一學術思想，他說：“他（董仲舒）還有一個提議，影響中國教育和學術思想最大的，就是定儒學為一尊的政策?！@個建議的文字和精神都同李斯的焚書議是很相像的。他們的主旨都是要‘別黑白而定一尊’，都是要統一學術思想?！盵2]

豈止是罪比李斯，更有人將其拿來與秦始皇的焚書和明初的科舉制度，并列為秦以后中國文化的三次厄運，而且是對封建政權的長期鞏固所起的作用最大、在文化上的危害最長遠的一次①胡寄窗《中國經濟思想史》中冊（上海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第36頁）：“秦以后中國文化曾經遭受到三次厄運：一次是秦始皇的焚書，一次是漢武帝的罷黜百家，又一次是明初的科舉制度。在這三次中，要算董仲舒所發動的這一次對封建政權的長期鞏固所起的作用為最大，其在文化上之危害也最長遠?！?。

其實不論是推崇者或抨擊者都誤以為漢武帝在董仲舒的建議之下，確實有“獨尊儒術，罷黜百家”之舉，也因此才會有此截然不同的看法。

為澄清誤解，本文擬先探討“獨尊儒術，罷黜百家”之說的由來，進而根據學術發展的事實，舉出四點值得商榷之處，探討其說是否可以成立，以期將此一學術公案還其究竟。

一、“獨尊儒術，罷黜百家”之說的由來

最早提到與“獨尊儒術，罷黜百家”之說相關的論述者為班固，他在《漢書·武帝紀》的贊語中說：

漢承百王之弊，高祖撥亂反正，文、景務在養民，至于稽古禮文之事猶多闕焉。孝武初立，卓然罷黜百家，表章六經。[3]103

在《漢書·董仲舒傳》里更說：

自武帝初立，魏其、武安侯為相而隆儒矣。及仲舒對策，推明孔氏，抑黜百家，立學校之官，州郡舉茂材、孝廉，皆自仲舒發之。[3]1172-1173

雖然已提到“表章六經”“推明孔氏”，但是否即為獨尊儒術，還有待斟酌。不過卻已明白說“卓然罷黜百家”“抑黜百家”。班固之所以有此說法，并非完全沒有根據，按《漢書·董仲舒傳》所載，董仲舒在其有名的《天人三策》第三策中，曾依據《春秋》提出他“大一統”的思想，并闡述他的主張道：

《春秋》大一統者，天地之常經，古今之通誼也。今師異道，人異論，百家殊方，指意不同，是以上亡以持一統，法制數變，下不知所守。臣愚以為諸不在六藝之科、孔子之術者，皆絕其道，勿使并進。邪辟之說滅息，然后統紀可一而法度可明，民知所從矣。[3]1172

在推崇六藝之科、孔子之術以外，言下之意還要禁絕與六藝之科、孔子之術無關者。如此一來，“獨尊儒術，罷黜百家”之說遂告成立，而為眾所接受，沿襲至今。

二、“獨尊儒術，罷黜百家”之說是否可以成立

對于《漢書》之說，如細加探究，可以發現其中疑點不少，茲就所見述之于下。

（一）與董仲舒關系較密切的司馬遷在《史記》中并未述及此事

早于班固一百多年，與董仲舒同時代，而且曾問學于董仲舒的司馬遷，在其所著《史記》中，不論是《孝武帝本紀》還是《儒林列傳》中的《董仲舒傳》，皆無與“獨尊儒術，罷黜百家”的相關記載。

司馬遷在《史記·孝武帝本紀》中花了很多的篇幅，記載漢武帝四處巡幸并祭祀、封禪，以及迷信方士、追求長生不老之術的事情，卻無只言片語論述與儒學或諸子百家相關之事。而在《史記·儒林列傳》里，僅于序言中提到漢武帝時為博士設弟子員，以及博士弟子員的選拔條件、考核方式和修業期限等。在介紹到董仲舒時，只以三百余字簡略敘述其生平，對他在學術上的成就，僅僅說：“終不治產業，以修學著書為事，故漢興至于五世之間，唯董仲舒名為明于《春秋》，其傳《公羊氏》也?！盵4]1278根本沒有述及他向漢武帝建議“獨尊儒術，罷黜百家”之事。

綜上所述，可見與董仲舒關系比班固密切許多的司馬遷，在其著作中對此一國家前所未有，而且對后來影響至為深遠的重要政策，竟未大書特書，顯然非常不合情理。

（二）依《漢書·藝文志》所言，諸子屬“六藝之支與流裔”，不在罷黜之列

依前引《漢書》之《武帝紀》及《董仲舒傳》，雖然分別提到漢武帝“卓然罷黜百家”“仲舒對策……抑黜百家”，而且在董仲舒的對策中也曾建議“諸不在六藝之科、孔子之術者，皆絕其道，勿使并進”，從表面上看來，是否“獨尊儒術”雖不清楚，但似乎確實有“罷黜百家”之舉。

然而依據《漢書·藝文志》諸子略下云：“諸子十家，其可觀者九家而已，皆起于王道既微，諸侯力政，時君世主好惡殊方，是以九家之術蠭出并作，各引一端，崇其所善，以此馳說，取合諸侯，其言雖殊，辟猶水火，相滅亦相生也；仁之與義，敬之與和，相反而皆相成也?！兑住吩唬骸煜峦瑲w而殊途，一致而百慮?！癞惣艺吒魍扑L，窮知究慮，以明其指，雖有蔽短，合其要歸，亦六經之支與流裔。使其人遭明王圣主，得其所折中，皆股肱之材已。仲尼有言：‘禮失而求諸野?！浇袢ナゾ眠h，道術缺廢，無所更索，彼九家者不猶愈于野乎！若能修六藝之術而觀此九家之言，舍短取長，則可以通萬方之略矣?！盵3]899觀此則諸子之要歸乃“六經之支與流裔”，如能“舍短取長，則可以通萬方之略矣”。既然如此，則應該不屬于“不在六藝之科、孔子之術者”，當然并非董仲舒所主張的“皆絕其道，勿使并進”的對象，則所謂“罷黜百家”之說顯然難以成立。

（三）依《史記》《漢書》《三國志》所載，終兩漢之世，諸子之學并未廢絕

從歷史事實考察，漢武帝的確有“表章六經”之舉，他為五經立博士，卻沒有立諸子百家博士，可也并未禁止諸子百家的傳習。當然此舉對提高儒學中的經學地位有很大的幫助，但總體而言，僅憑此點就說是“獨尊儒術”，已屬十分勉強，至于“罷黜百家”，更是絕無其事。

呂思勉《秦漢史》曾考察《漢書·藝文志》諸子略對諸子百家的著錄情形，曰：“《漢書·藝文志》諸子十家，惟名、墨二家無秦、漢人著述；《兵書略》中《兵陰陽家》及《數術略》《方技略》各四家，有無秦、漢人著述不明；余率皆有，或頗多?！盵5]686他并進一步根據《史記》《漢書》《三國志》紀、傳所載，詳細探討諸子百家，包括道家、陰陽家、法家、縱橫家、雜家、兵家等在秦、漢的傳承情形，而下結論道：“秦、漢之世，百家之學，見于《史》《漢》《三國志》紀、傳者如此，合《漢志》所載之書觀之，諸學之未嘗廢絕；彌可見矣。安得謂一經漢武之表章罷黜，而百家之學，遂微不足道邪？”[5]690

許道勛、徐洪興《經學志》也為漢武帝“罷黜百家”加以澄清說：“需要說明，‘罷黜百家’并不是如某些論著所認為的禁絕各家的著作和思想，是新的‘焚書’。這一文化政策，實際只是提高儒學中經學的地位，將其奉為官方統治思想，此外就是不立‘百家’的博士官，在舉賢良方正、俊異茂材時不取‘百家言’而已。從大量資料中都可看出，在‘罷黜百家’以后，各種思想學派并沒有被禁止，儒家之外的黃老、刑名、陰陽、兵、農、醫諸家的存在都是合法的，不僅可以公開研究和傳授，而且還有不少人進入政府為官?！雹谠S道勛、徐洪興撰《經學志》（上海人民出版社1998年版，第54頁）。在此引文后曾舉出許多實例以證成其說，以文長，不具引。

綜合以上所舉各種數據，皆可看出諸子百家雖然并未如經書般地受到表彰，但也沒有被禁止，而且還傳承不絕，則所謂“罷黜百家”之說顯然并不符歷史事實。

（四）董仲舒思想實已融匯諸子百家，豈有罷黜其學之理

司馬遷認為：“漢興至于五世之間，唯董仲舒名為明于《春秋》?！盵4]1278并曾向董仲舒請教孔子創作《春秋》的用意③司馬遷撰，裴骃集解，司馬貞索隱，張守節正義《史記·太史公自序》：“上大夫壺遂曰：‘昔孔子何為而作《春秋》哉？’太史公曰：‘余聞董生曰……?！钡?1352頁。，顯然認為他是一位儒者，故將其列入《史記·儒林列傳》中。到了班固的《漢書》，為表對董仲舒的尊崇，并不將他與其他儒者并列于《儒林傳》，而是為他單獨立傳，并且在《董仲舒傳》末的贊語中說：“仲舒遭漢承秦滅學之后，六經離析，下帷發憤，潛心大業，令后學者有所統壹，為群儒首?！盵3]1173推尊他為群儒之首。在《五行志》中又說：“漢興，承秦滅學之后，景、武之世，董仲舒治《公羊春秋》，始推陰陽為儒者宗?！盵3]600明白指出他的學術雖以儒家為主，但也雜有陰陽家之說。

董仲舒思想之雜有陰陽家之說，可從他的代表性著作《春秋繁露》中，有許多篇是以“陰陽”或“五行”命名，如《五行對》《五行之義》《陽尊陰卑》《陰陽位》《陰陽終始》《陰陽義》《陰陽出入》《五行相生》《五行相勝》《五行順逆》《治水五行》《治亂五行》《五行變救》等，即可充分看出。其余雖不以“陰陽”或“五行”命名之篇，內容也多雜有陰陽家思想。而在董仲舒的主要思想中，如天人關系、三綱說、三統說等，無不可以看出陰陽家的影子。故馮友蘭說：“及至秦漢，陰陽家之言，幾完全混入儒家。西漢經師皆采陰陽家言以說經。所謂今文家之經學，此其特色也。當時陰陽家之空氣，彌漫于一般人之思想中，‘天道’人事，互相影響；西漢人深信此理。故漢儒多言災異?！盵6]498進而明白指出：“此時之時代精神，此時人之思想，董仲舒可充分代表之?！盵6]502最喜歡談天人感應與災異譴告的董仲舒確實可以充分代表當時人思想的一斑。

韋政通也有相同的看法，并且以是否受陰陽家的影響，來區別漢初的儒者與先秦的儒者，他說：“董仲舒是漢初的儒者中受陰陽家思想影響最深的人物，這一點史家班固看得很準?！薄皾h興，承秦滅學之后，景、武之世，董仲舒治《公羊春秋》，始推陰陽為儒者宗。仲舒與先秦儒家之間的種種區別，必須把握這個背景才能了解。他是一位講陰陽的儒家，這一特色在孔、孟、荀三位大師的思想中是絕對沒有的，這中間，只有‘易傳’的作者群，才可以算是他思想的先驅，而‘易傳’的一部分也正是因為受了陰陽家的影響，才使儒學導向新的發展?！盵7]

除了陰陽家以外，董仲舒思想又雜有道家、法家、墨家之成分，諸如道家的順應天道、清靜無為，法家的君尊臣卑、循名責實、一斷于法，墨家的天志、尚同、明鬼等，莫不被董仲舒所吸收改造④董仲舒思想雜有道家、法家、墨家之成分，多位學者已有闡發，因非本文之重點，故不細述。。

董仲舒自己既然已經汲取諸子百家的思想而融匯之，哪有反過頭來加以排斥的道理呢！

三、結語

依前言所述，不論是推崇或抨擊者基上都認為漢武帝確實是在董仲舒的建議之下，采取“獨尊儒術，罷黜百家”的政策。但實際上是否有這樣的政策，值得斟酌之處很多，可惜歷來少有人對此提出質疑。

從語意上推敲，“獨尊儒術”與“罷黜百家”兩者實具有因果關系，為了“獨尊儒術”，才會“罷黜百家”；而“罷黜百家”的用意，即在于“獨尊儒術”；故彼此實屬一體而不可分割。

漢武帝為五經而不為諸子百家立博士，確實是在“表章六經”，但不能據以認定此舉就是“獨尊儒術”。更何況雖不為諸子百家立博士，仍然準許諸子百家公開講習，諸子百家實際上也在當時傳承不斷，當然也不能說是“罷黜百家”。依“獨尊儒術”與“罷黜百家”的語意判斷，兩者立則兩立，破則兩破，可見實際上并沒有此種互為關聯的政策存在。

其實早在四十多年以前，徐復觀即在《兩漢思想史》中特立《學術史中董仲舒的冤獄》一節為此政策辯誣，他說：“近百年來，一般人認定我國學術的不發達，皆應由董氏將學術定于一尊，負其全責。其實，董氏在對策中說‘諸不在六藝之科，孔子之術者，皆絕其道，勿使并進’的話，實際是指當時流行的縱橫家及法家之術而言。他的反縱橫家，是為了求政治上的安定。他的反法家，是為了反對當時以嚴刑峻法為治。他的推明孔氏，是想以德治轉移當時的刑治，為政治樹立大經大法。而他的所謂‘皆絕其道，勿使并進’，指的是不為六藝以外的學說立博士而言?！系囊庖?，并不是要禁止諸子百家在社會上的流通。董氏這一建議，只考慮到當時的政治問題，立論誠然容易被統治者所利用，而發生很大的流弊。但即使在兩漢的經學盛時，也不曾影響到知識分子在學術上的態度。要由此而把兩千年學術不發達的罪過一起加在他身上，這把一個書生所能發生的影響力，估計得太高，有點近于神話了?！盵8]191-192除了認為“董氏在對策中說‘諸不在六藝之科，孔子之術者，皆絕其道，勿使并進’的話，實際是指當時流行的縱橫家及法家之術而言”，還有待論證以外，其余所說可謂言之成理。此外，他更進一步說：“阻礙學術發展的，是專制政治；決定學術發展方向的是專制政治下的社會動態與要求。百年來的學者，不肯深求我國學術發展長期停滯的基本原因，而簡單地歸罪于董氏一人，這未免把董氏一人的力量估計得太高，而把學術上的大問題，作過于輕松地交代了。魏晉的思想，以玄學為主；南北朝及隋唐的思想，以佛學為主；董仲舒的影響到什么地方去了呢？學術之弊，極于經義八股，這還是出于專制者的要求？還是出于董氏的推明孔氏的影響呢？”[8]193-194將學術發展長期停滯的基本原因，歸咎于阻礙學術發展的專制政治，更屬鞭辟入里之論。

徐復觀雖然早已辨析董仲舒之推明孔氏，并無意于“獨尊儒術”，更不是要“罷黜百家”，可惜卻少有人理會其說，至今一般人仍習于舊說，歸咎于董仲舒甚大。因就所知所思，繼踵徐復觀之見，辨明如上，期望澄清誤會，以還學術史的真相。

[1] 梁啟超.中國學術思想變遷之大勢[M].臺北:中華書局,1956:38-39.

[2] 胡適.中國中古思想史長編[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4:201-202.

[3] 班固.漢書[M].顏師古,注.王先謙,補注.光緒庚子春日長沙王氏?？居坝?臺北:藝文印書館,1958.

[4] 司馬遷.史記[M].裴骃,集解.司馬貞,索隱.張守節,正義.清乾隆武英殿刊本影印.臺北:藝文印書館,1958.

[5] 呂思勉.秦漢史[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5.

[6] 馮友蘭.中國哲學史[M].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1993.

[7] 韋政通.中國思想史[M].臺北:大林出版社,1979:461-462.

[8] 徐復觀.兩漢思想史──周秦漢政治社會結構之研究[M].臺北:臺灣學生書局,1978.

A New Argument of “Respecting Confucianism while Abolishing Other Various Schools of Thought”

DONG Jinyu

(Department of Chinese Literature, National Chengchi University, Taibei, Taiwan 11605, China)

It is not true that Dong Zhongshu advocated the idea of “respecting Confucianism while abolishing other various schools of thought”, as is usually argued. The first person who mentioned the argument related to this idea is Ban Gu. The misunderstandings arise because Dong Zhongshu said in the article of “three strategies on heaven and man”, “The schools whose doctrines are not part of the Six Arts and Confucianism should be all abolished and should not be allowed to develop. The misunderstandings and the truth of academic history can be clarified from the following four aspects: Sima Qian, who was closely related to Dong Zhongshu, did not mention it in; according toother various schools were the branches or descendants of the Six Classics; other various schools were not abolished in the Han Dynasty; Dong Zhongshu’s thoughts were integrated into various schools of thought.

Dong Zhongshu; respecting Confucianism while abolishing other various schools of thought; honoring the Six Classics and worshiping the Confucians;; various schools of thought

10.3969/j.issn.1673-2065.2021.06.001

董金裕（1945－），男，臺灣苗栗人，教授，文學博士。

國家社會科學基金重大項目《董仲舒傳世文獻考辨與歷代注疏研究》（19ZDA027）

B234.5

A

1673-2065(2021)06-0003-05

2020-09-02

（責任編校：衛立冬 英文校對：吳秀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