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道光朝永定河水患及其治理

楊莽市

自清康熙始，朝廷在永定河一帶設官營治，正式將永定河治理納入國家治理體系中。道光時，永定河數次漫決，朝廷以筑堤建壩為主要治理策略。目前，學界對道光年間永定河的水患、治理經費來源等問題均有涉獵，但尚未形成專門性研究[1]。因此，有必要對道光朝永定河治理的相關問題做進一步嘗試性研究。

一、道光朝永定河的水患概括

作為海河水系最大的一條支流，永定河流經山西、內蒙古、河北、北京、天津五個?。ㄊ?、區）。永定河上游流經太行山、陰山、燕山和蒙古黃土高原，河流夾帶大量黃土泥沙，“及至下游，則沙無去路，而日漸淤塞”，“當大汛之時，清流前亙，眾水爭趨，渾流不能暢達，則水緩而沙停。是永定河有泄水之區，而無去沙之路”[2]11，由此永定河水患難以治理。道光年間京畿地區水災格外頻繁、嚴重，在道光元年（1821）、二年、三年、八年和十四年等五個時間點，永定河都發生過較大水患，呈現出以下特點。

1.永定河漫溢頻繁。受到自然氣候影響，夏季雨水盛漲，每逢伏秋兩汛，永定河水勢力迭次增長，南北兩岸常有蟄險之勢。在道光年間，夏季也正為永定河漫溢、決口的主要時間段。據表1，道光時永定河漫溢多在春夏，漫溢、決口達十次以上，平均每兩三年一次?？梢?，受自然氣候影響，道光時永定河為一條極其不穩定的河流，常年水漲漫溢，侵蝕堤壩。

表1 清道光朝永定河漫溢簡表

2.水患影響范圍廣、危害大。道光年間永定河水患影響范圍廣，洪水常漫流，泥沙遍地淤，給通州、宛平、良鄉、大興、固安等州縣造成嚴重的經濟損失。如：道光二年（1822）正月，因兩次大雪，凌汛之水較往年大至三四尺，永定河北三工凌汛漫溢，致“永清縣之張野雞等三十八村莊，東安縣之邵家莊等六十村莊被淹較重”[3]4；六月，雨水較多，造成永定河宣泄未及，大興、房山、宛平等等被河水漫延。永定河南六工，因水勢盛漲，刷塌堤身四十余丈[4]668-669?？梢?，永定河水患常造成堤壩沖毀、房屋城垣倒坍、道路被淹等情況。

總之，道光朝永定河水患頻繁發生，形成嚴重的隱患，不僅使得官道被阻，亦使得百姓生活受困，對京畿及沿岸地區造成惡劣的社會影響。

二、清道光朝永定河治理舉措

道光時，朝廷對永定河的治理主要集中在籌集治河經費、建設堤壩工程、獎懲相關河員等幾個方面。

1.籌集治河經費。經費是河工展開的重要前提。道光時期永定河治河經費分為兩類：一是歲修、搶修等常規經費；二是臨時性經費，即“另案”工程經費，每次進行單獨撥銀，據實奏銷。為保障永定河河工的進行，道光朝投入大量的財力對永定河進行的治理。

在歲修方面，道光三年后規定，“歲估備防料銀一萬九千余兩，至二萬九千余兩不等”，到道光二十年（1840），“請為二萬五千二百兩。后逐為定額，歲共領銀計九萬四千七百兩”[5]130，百分百由戶部撥款。

據表2，在另案工程方面，道光時僅在永定河各汛加培土工，每年都需支出一千兩至二萬兩不等，此外堵筑各汛漫口、接筑堤埝等各項工程耗費巨大，道光二年、三年、四年、十二年、十四年、二十四年在另案工程中皆花費超十萬兩。巨額的另案經費給中央財政造成巨大的壓力，特別到道光后期，僅由中央承擔治河經費是不現實的，由此另案工程經費來源在道光前中期（1821—1842）與道光后期（1842—1850）發生較為顯著的變化。

表2 道光朝永定河另案經費統計表

在道光前中期（1821—1842），經費以中央財政支出為主。道光二年（1822），永定河南六工刷塌堤身四十余丈，需加添運腳、挑挖引河，大壩修筑需銀十萬三千八百九十八兩，“除走失壩工，需銀五千五百七十五兩零，著落該道張泰運賠繳外，實用銀九萬八千三百二十三兩零。前經在藩庫撥銀九萬兩動用，其不敷銀八千三百二十三兩零，著在道庫存貯要工并河淤地租項下，動撥應用”[6]737?？梢?，僅此次南六工大壩修建需耗銀超出十萬兩，經費由官員賠繳、藩庫撥銀、河道庫河淤地租項下撥銀組成。道光三年，工部侍郎張文浩督辦永定河北中汛大壩，堵筑北三、南二等工水旱漫口，“共用銀十三萬五千四百九十余兩”，于藩庫借銀七萬兩，于運庫生息項下借撥銀八萬兩[7]1027。道光四年，因于南上汛建造灰壩、南二工拆修金門閘、培筑新舊堤埝等，耗費超過二十萬兩[8]130,由長蘆撥銀十萬兩、戶部籌撥銀十萬兩[9]61。此外，道光十二年，因堵筑永定河南六工漫口與善后工程所需，“著準其籌款動撥”，共計九萬五千余兩[10]259，不敷銀八千三百零一兩則從藩庫籌款[11]312?？芍?，道光朝前中期臨時性經費來源復雜，多為挪借而來，以道庫銀、藩庫銀、生息銀等為主。

道光二十二年（1842），清政府與英國簽訂《南京條約》，這一條約的簽訂使得中央財政更加困厄，無法完全承擔永定河大宗治河經費，轉向尋求地方財政的幫助，地方河工分捐由此成為治河經費關鍵來源。道光二十四年（1844），堵筑永定河南七工漫口，挑挖引河，“所有估需銀兩，準其以滹沱河生息余銀二萬四千余兩湊用，不敷銀十二萬四千余兩，由該督等量力捐辦，仍責成該道督率廳汛委員趕緊挑筑”[12]123。此次挑挖引河共需十四萬八千余兩，其中百分之八十以上的經費由河工分捐承擔?？梢?，道光后期國家財政陷入困境，無法承擔治河的全部經費，官員分捐成為經費的主要來源，地方財政的力量由此凸顯出來。

2.工程建設。清代對永定河的治理主要是筑堤約束河流，阻擋洪水外泄，保障堤外地區安全。道光時期，據記載，永定河岸堤大多用泥土修筑，或以石料砌筑和鑲筑。

道光時期，永定河的減河進水口多建有泄水閘和滾水壩，控制水量分泄，沿用乾隆時“筑壩分水”的治理思想。據表2，道光年間，在永定河各汛加修石土堤工就多達二十次，特別在道光后期，幾乎每年都在各汛加修石土堤工。其中，拆修金門閘是道光朝一項重要工程。道光三年（1823）十一月，工部侍郎張文浩奉命勘估永定河。張文浩上疏稱，“永定河為患，固由下口不能暢流，亦由上游無所宣泄。請修筑重門閘，添設減水壩。又近年河流每多側注北岸，宜添筑越堤以為重障”[13]11646，提議在永定河南岸建設閘壩，于南岸修復金門閘，并于南上汛添建灰壩。但此舉遭到御史陳沄的反對，認為此舉“不過為工員規避處分之計”，“以近患言之，必致附近兩淀居民受害更重，議賑議蠲重糜國帑；以遠患言之，清水上游灌入濁水，數年以后，清流必致壅遏為患滋甚”[14]341。引發侍郎程含章等人與陳沄重修金門閘之爭，后陳沄因“不諳河務”，“不顧全河之大局”而遭皇帝訓斥[15]347。此次重修金門閘，拆除尖脊石龍骨，改建平頂石龍骨，“高四尺五寸，長五十六丈，頂寬五尺”，又補砌石海墁，“兩壩臺金墻，加高四尺”[16]120。道光四年，永定河水盛漲，南二工及北下汛等處“幸得閘壩減水，得以搶護平安，時閘壩之設，業已著有成效”[17]347。在道光十一年（1831），又在金門閘加高石龍骨一尺二寸，并砌迎水片石坦坡等[18]950。

人工開引河亦是道光朝永定河另一重要工程。道光時期，永定河下游改道就達五次，下游河道變遷問題與永定河決口漫溢緊密相連。據尹鈞科統計，道光年間永定河下游河道共改道四次，后兩次皆為人工開鑿引河。道光二十四年（1834），以南七工漫口以北三里許之河西營為河頭，向東達鳳河，入海[19]221。道光三十年（1850）五月，永定河因“上游山水下注，河驟漲，北七工漫三十余丈，由舊減河經母豬泊注鳳河?？坝隈T家場北河灣開引河，十月竣工”[20]3813。人工開引河目的在于分流，緩解永定河下游在汛期時河水驟漲的壓力。但永定河下尾古道復雜，強行人工改道取得的成效甚微，往往達不到分流的效果，還造成永清縣、東安縣、武清縣等地區嚴重的經濟損失。

3.河員獎懲機制。清代，永定河河官設文官、武官兩套官職體系。永定河的堤防、疏浚、歸淀基本由直隸總督掌管，下設永定河道、石景山同知、南岸同知、北岸同知、三角洲通判等，專職管理永定河。另設武職官員，自嘉慶十六年（1811）后，以河營都司為永定河武官最高長官，下轄守備、千總、把總，統轄河兵，專責護堤、搶險。道光基本沿用之前永定河道官員設置體系，對堤工修建、搶險、歲修等皆起到一定保障作用，而有目的地對河工加以獎懲，有利于避河弊、治河政。

議敘是獎勵河員的重要方式。議敘是清代獎勵官員的制度，官員考核優良或有所功績者，交吏部核議，按照等級、次第給予獎勵，其中如因政績、嘉行、軍功將予以記錄、加級、記功。一般情況下，對于在搶險過程中有所作為者，皆奉旨交部議敘。道光六年（1826），縣丞張書紳等因直隸永定河疊次搶險出力，升敘有差，給予升職獎勵[21]720。道光九年（1829），因六年均得三汛安瀾，永定河道督率廳、汛及協防官弁，奮勉搶護，則“出力員弁升敘有差”[22]173，以示鼓勵。

對河道官弁捐納多者，朝廷亦予以相應嘉獎。道光中后期，中央財政困窘，官捐、民捐成為治河經費的主要來源。道光二十四年（1844）九月，道光皇帝有諭，“所有捐數較多并在工尤為出力者”，皆“候朕施恩”[23]339。隔年二月，降旨“以捐修永定河出力，賞直隸知州陸為棣等藍翎，予知府沈濤等升敘有差”[24]196。藍翎，本為賞官階低級的有功者，以示榮耀。初為特恩，后漸濫，亦可捐納得到，道光河道官弁亦有假借捐納而謀取爵位官職者。

此外，在河工懲戒上，形成了較為完善的河工追賠體系。河工追賠的情況有四種：一是河官修筑草率致堤工易沖毀；二是不肖河工故意損壞堤工；三是賠修時以少報多；四是無情弊者，但人力難救，仍需追賠[25]。道光三年（1823），永定河北上汛堤潰二百三十丈，因“該管員弁漫不經心”，道光皇帝下旨：“嗣后如遇平工堤潰，即著承辦之員賠修，不準另案報銷?！盵26]963此后，凡因堤壩走失、河員疏虞致漫口等，視其情節，命相關官弁加以追賠。道光二十四年（1834），因南七工漫口，“一切工費仍責令該道廳、汛賠出，不準動用地方捐項”[27]381?？傊?，追賠為河防工程一項主要的問責制度，以此界定治河責任。

留任察看、革職亦是對河員行為不正的處分方式。道光二年（1822），直隸總督顏檢上疏，參奏永定河參廳員怠玩不職，請求“將三角淀黃桂林革職”，永定河道張泰運“核其功過尚可相抵，可否暫免處分，仍留永定河道之任”[28]328。河員懈職乃大忌，道光因此不悅，下旨三角淀通判黃桂林“著即革職”，永定河道張泰運“交部議處”[29]363。河道鑲護要職，乃重中之重，無埽無蟄，無功不險，稍不留意，都將釀成大禍，因此對河員懲處亦甚嚴。

官員開復亦是清朝官僚處分制度的重要內容，對于河員留任察看者，亦有開復事例。清制：“嗣后凡內外大小文武官員，有因事降級仍留任者，三年無過，準與題請開復?！盵30]47但在實際運行中，開復往往違反制度約定，官員的開復往往具有人治的效果。道光二十四年（1834）九月，永定河道張起鹓、三角淀通判翟宮槐革職留任。隔年八月，以直隸永定河三汛安瀾，開復道員張起鹓革職留任處分[31]287。永定河道員張起鹓僅不到一年，便恢復原來官銜。實際上，開復是給受到處分的官員一定的機會，具有鼓勵性質，官員通過一定的嘉行、政績等，有很大機會恢復其官職，繼而促進河員在河務上奮力勤勉。

總之，盡管道光嚴管河員，以杜河弊、治河政，但尚未形成嚴謹的、專門性針對河員的獎懲制度，對河員的賞罰尚與其他官員大致無異。

道光時期，朝廷在永定河治理上支出甚大，同時在人員官職上進一步調整，進行了一系列的工程建設，但成效甚微，永定河下游水患依然不斷，其原因是多方面的。道光朝永定河治理受到科學水平的制約，以在下游筑壩分水為主要治理策略，在治理中基本處于被動狀態，未從整體對永定河上中下游進行戰略性思考。此外，永定河的治理工具較為簡陋，工程較為簡單，多以石土為主，治河所有材料多為秸稈等，需要常年更換。而河員常以備料、修建工程為由，侵帑肥囊，驕奢敗壞。盡管亦有朝臣呼吁改河圖治，但治河背后利益牽扯甚廣，往往不了了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