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莉安·豪斯翻譯質量評估模式的內涵及演變

摘要：豪斯的翻譯質量評估模式是國際翻譯批評第一個具有完整理論和實證的翻譯質量評估模式。四十多年來，豪斯不斷修正自己的評估模型。在翻譯界經歷了諸如文化轉向、語用學轉向、社會學轉向后，該模式最新版本基于原有框架，在參數設置、基本原理、核心概念方面做出調整，契合了當今翻譯學界“定性+定量”、“跨學科”的研究潮流，為翻譯質量評估進一步發展打下基礎。鑒于其特殊性、重要性，梳理該模式的內涵與演變過程對我國的翻譯質量評估有借鑒意義。此外，針對學界對豪斯模式適用范圍的疑問，本文以法國作家柯萊特的短文The Hand及作者小組成員漢譯為研究對象，利用豪斯模式進行實際操作。結果表明，由于各參數的設置，影響該模式效用的變量或為社會關系的復雜程度以及文本所體現的文化差異程度。

關鍵詞：豪斯;翻譯質量評估;內涵;分析

中圖分類號：G4 文獻標識碼：A

自翻譯肇始之際，評估翻譯、與翻譯評估的標準就是西方翻譯家、文學家、語言學家的研究重心，“翻譯質量評估研究一直是當代中西翻譯界研究的核心問題”（武光軍，2007：73）。翻譯理論層出不窮，但終究逃不過翻譯理論研究主觀性、任意性、極端性的漩渦。翻譯學界亟需一套富有綜合性、實操性、客觀性，如Holmes（1972）Toury（1995）所提的描述性翻譯評價模式。自1977年發表《翻譯質量評估模式》起，朱莉安·豪斯（Juliane House）辛勤耕耘翻譯質量評估模式，1997年對原有模式進行修訂，出版《翻譯質量評估：修訂模式》一書。此后，譯學界在經歷了諸如“文化轉向”、“語用學轉向”，甚至“社會學轉向”并進入了“跨學科”、“多學科”、“超學科”的時期后，Routledge于2014年出版了豪斯全新力作：《翻譯質量評估：過去與現在》，作者將系統功能語言學、跨文化對比語言學、語料庫語言學、認知語言學等（劉毅，鮑德旺，2016：73）跨學科視角融入既有翻譯批評模式中，豐富了翻譯批評的內涵，對曾經受到批評的部分做了術語修正，以及更改，成為了具有跨學科視角，定性+定量的翻譯評估模式范本。國內對該模式的研究主流在于批評、引介（仲偉合，2001;司顯柱，2005;李曉林、何紹斌，2010;劉毅鮑、德旺，2016;劉亞猛，2018），以及書評（屠國元、王飛虹，2003;李菁、王煙朦，2015;于洋歡，2016），鮮有利用模式進行英-漢譯本評估的研究成果。因此，本文以理論與實踐為線索，將從模式的基本內涵、歷時嬗變、共時比較、運作模式著手，著重對豪斯模式進行分析評價，并利用該模型對柯萊特所著The Hand及其部分漢譯進行簡評，以期驗證該評估模型在英-漢譯本評估的有效性。

一、豪斯模式分析

（一）文本與語境：基本內涵

不同的翻譯觀產生不同的翻譯標準、不同的翻譯策略和方法，也因此產生出不同的翻譯質量評估方法（司顯柱，2005：79），豪斯的翻譯觀與眾多翻譯理論家相同，在于源語與譯語的“對等”，她稱“對等”既是翻譯理論的核心概念（core concept），又是翻譯評估的概念基礎（conceptual basis）。（House， 2014：5）翻譯評估中，文本是“對等”評價的一個重要單位。在豪斯看來，對等應是意義的對等，而意義存在于語義、語用、語篇三個方面，由于語篇意義是基于語言內部的組織意義，是前兩類意義的綜合體現，由此一來，應著重對語篇意義（概念/人際意義）進行評估。意義和功能的所指是同一的（司顯柱，2005：80），那么分析意義，則需從功能入手。在區別原文與譯文功能上，豪斯的方法論與其他學派不同，認為文本功能與具體文本在特定情況，即語境的使用下密切相關（于洋歡，2016：92），因為，語境決定形式，同時由形式建構，形式即意義。（Tompson，1996：10）正是這樣的觀點，豪斯模式獨樹一幟，對文本（譯文/原文）所處的語境十分給予了充足的重視。在微觀語境下，豪斯折中采取了Crystal與Davy的分析模式，并借用了韓禮德語域的三要素：語場（field）、語旨（tenor）、語式（mode）進行文本分析，而體裁部分則與文本之后的語言文化之宏觀語境相互連接。在語域部分，豪斯又劃分了兩大宏觀維度：語言使用者與語言使用，以及前者下屬的三個微觀維度：地域性、社會階級、時代性，處于后者下位的五個微觀維度：媒介性、參與性、社會角色、社會性、范疇性。豪斯也指出了利用語域標準進行具體譯本分析的三個層次，即分析詞匯、句法、文本的意義。由于語域概念囿于語言的表層特征，要描述深層的文本結構則需要借助體裁這一概念。綜上而言，豪斯模式在系統功能語法的基礎上，將文本作為分析單位，從語言/文本，語域和體裁三個層次入手，分析原文與譯文的文本功能。具體的操作模式如下。

（二）“顯性”或“隱性”：具體操作模式

本文認為，豪斯模型的運作總共分為四大步驟，分別是：①通過“語場”（主旨與社會行為）、“語旨”（參與者關系、作者出處、社會角色關系、社會態度、參與）、“語式”（媒介、連通性）描述原本“語域”;②通過語料庫手段（翻譯語料庫/類比語料庫）搜集源語參數，總結出源語文本的體裁;③從語域、文本類型、文本功能三方面對比原本與譯本，歸納總結譯本與原本在各層次的偏離，觀察隱性錯誤（covertly erroneous errors）（指稱錯配）或是顯性錯誤（overtly erroneous errors）（不符合目標語語法或詞匯系統）;④對譯文進行質量總評，并將譯文歸類為顯性翻譯（overt translation）或隱性翻譯（covert translation）。

利用豪斯模型進行實操所要達到的結果超越了單純的糾錯與質量評估，還涉及到了豪斯理論體系中最重要的一對概念，即“顯性翻譯”與“隱性翻譯”。這個概念仍出自豪斯對文本功能的考慮，因為文本功能在譯本中是否保持不變或如何保持不變依賴于譯者的翻譯方法，不同的翻譯方法有不同的批評要求（House，2014：67），不能對所有文本一概而論，影響評估結果。這對翻譯評估來說至關重要。由于源語文本與源語諸如歷史、文化語境問題相互牽扯，導致與譯入語不同，不能達到完全對等，如：“丘吉爾的演講稿、文學作品等”，因此，文本在篇章功能層面不能對等，那么就需要尋求豪斯所謂“第二層次的功能對等”，讓譯文讀者“窺得”原文（Munday， 2014：135），譯文帶有翻譯痕跡，成為“顯性翻譯”;與此相反的則是更重視“直接溝通”的隱性翻譯，換言之，在“目標語中享有原文地位的翻譯”（House，1997：69）如：“旅游指南、總裁的信件等”，讀者在本族語種中可以享受原文功能，而要達到對等的目的，譯者需要通過來自比語用學的“文化過濾”調整文化因素。

如此而言，利用豪斯模型進行翻譯除了對語域、體裁等層面的問題進行評述外，還必然要聚焦譯本特征、翻譯手段，利用“顯性”與“隱性”進行評價，這是該模型的特色，也是具體操作的必然要求，本文在實操部分也需貫徹落實。

（三）從單一到綜合：豪斯模式的歷時嬗變

豪斯翻譯質量評估模式分為三個階段，各階段的標志是此前提及，即在1977、1997、2014年發表的三部標志性作品。1977年豪斯模式是“世界第一個具有完整的理論和實證的翻譯質量評估模式”（司顯柱，2005：79），首次將系統功能語言學、語篇分析和語用學等相關理論建構的一種翻譯質量評估模式，如上所述，該模式將語境分為八個維度，以“對等”與“等值”為核心，對原文譯文進行比較、闡述，發現譯文（文本）在概念功能或人際功能上出現的“偏離”，在該模式中，豪斯也引進了諸如“顯性”、“隱性”、“文化過濾”等關鍵概念，為之后模式的進一步發展打下鋪墊。

1997年，豪斯對原有模式進行修正。首先，她將自己所提及的情景按照韓禮德系統功能框架下的“語場”、“語旨”、“語式”歸類;為了佐證“文化過濾”的合理性，豪斯轉向對比語用學領域，更加強調原本、譯本在功能上的“對等”;為了將文本功能評估立體化，照顧微觀、宏觀語境，豪斯將體裁納入評價模式，并規定確定體裁則由文本的語域范疇體現;在具體的語篇分析中，豪斯將手段進行細化成為：主謂推進、小句銜接、形式銜接（劉毅、鮑德旺，2016：73），并找到了翻譯過程對文本功能傳達的影響，因此對翻譯過程也進行了“顯性”、“隱性”分類?？傮w來說，修正模式更有條理，成為了依據具體情境，對雙語文本功能進行描述-闡釋的翻譯評估模式，保留了原模板“語境、情境、功能”的精髓，在此基礎上還將框架拓展成了：文本功能、體裁、語域、文本/語言四個具有上下級關系的體系，為今后的模式發展打下基礎。

對于1997年的評估模型，學界議論紛紛，提出諸如“八個語境參數相互重合”、“只關注譯文、原文，對讀者關注度不高”、“質量判斷僅僅囿于語篇構成單位——句子，對認知心理方面‘格式塔’概念的重要性并未給予足夠重視”、“對‘重概念’、‘重人際’語篇功能的絕對化”、“并未利用系統功能框架下的‘及物性’定位文本所要傳達的‘意義’或‘功能’”等問題。此外，由于翻譯研究界正在朝實證、認知、跨文化交際、跨學科等方向進行演進轉向。那么，偏向非量化評估的豪斯模式亟待完善。

鑒于此，在2014年出版新作所標志的第三階段中，豪斯不但回顧與總結了前兩個發展階段，而且結合了對比語用學、語料庫語言學、認知心理學等跨學科理論，改造、升級了自己的評估模式，對此前學界提出的疑問做出了回答。豪斯升級的重點是為了給此前提出的“文化過濾”，“顯性翻譯、隱性翻譯”，“文本體裁”找到內在理據，佐證其存在的合理性。從宏觀上，豪斯新增了視角。在對比語用學視角上，豪斯較原來更進一步，從“英-德”雙語的“直接性、間接性”，“自我傾向性、他人傾向性”，“內容傾向性、聽話人傾向性”，“顯化、隱化”，“正式、非正式”差異中提取到了翻譯評估“跨文化思考”的重要性，而這進一步佐證了“文化過濾”的說法。其次，她著重討論了語料庫對翻譯質量評估的功效，建立了“英德雙語平行語料庫”、“德語譯語可比語料庫”、“德語母語可比語料庫”，通過實證研究，發現雙語的相互影響，證明了雙語滲透的現象，以及對文本類型進行定量研究的價值。

新模式抓住了譯學研究的潮流，盡量從多學科、跨學科層次角度出發，完善原有的質量評估體系，將原來對單純文本、情境的分析，擴大到了文化、交際、認知層面上的綜合評估，從單一過渡到了綜合切實讓“眾多學科成為了翻譯學的相關學科，為翻譯批評提供了有力的武器”。（楊曉榮，2005：8）由于引進了具有客觀性、動態性、真實性，且可描寫譯語特征的語料庫（許家金，2016：16），該模式的提出有助于翻譯評估向實證翻譯研究、客觀描述性翻譯研究發展，有助于推動科學視角下的翻譯批評理論建構。

二、豪斯模式在英-漢翻譯評估中的應用

應當指明的是，自豪斯最新模型問世以來，仍面臨諸多責問，其中最有代表性的則是該模式的實操性，具體來說，豪斯的模式始終建立在對英-德語篇的評估操作基礎上，對其他語種不一定適用。李厚同（2018）利用最新模式對“韓素音翻譯大賽”優秀譯文進行評估，但結果出乎意料，英-漢的質量并不理想。是否“韓素音翻譯大賽”原文偏向非文學、概念性文本導致評估差異？是否該模式不適用于英-漢翻譯評估？這些問題值得進一步研究。為此，本文挑選了柯萊特的短篇小說The Hand 及其漢譯進行評估，以期驗證上述問題。

（一）原文語域分析

The Hand 是法國二十世紀上半葉著名女作家柯萊特（Sidonie-Gabrielle Colette）的一部微型作品，以一位年輕女性與新婚丈夫外出蜜月的一天作為背景，全文僅有一處對話，其余筆墨全部用于描述丈夫的大手以及女主角的心理活動，主題符合該作家一貫的風格，高度體現了女性意識。故事講述的是女主人公看到丈夫健碩、粗壯、夸張的手后所產生恐懼、敬畏的心理，最后屈從于他的心理經歷。

原文語場：語場包含場所、話題、內容主題。朱莉亞·克里斯蒂娃（Julia Kristeva）曾針對柯萊特的作品提出：“是生活還是作品？”的疑問，從中可以窺視出，作者更偏向于敘實。結合已有的描寫來看，The Hand 發生的場所是20世紀的一家旅館中;作品寓意多樣，分為多個層次：年輕少婦對丈夫的喜愛，也暗含了對自己婚姻的抱怨，文中女性是一位代表，她的內心活動也揭示了男女之間的關系、地位。這篇小說用語精煉，重描述，有一股現代主義的藝術氣息。

原文詞匯：由于本文多心理描繪，故全文多“thought”、“wish”、“whispered”、等詞，另一方面，全文重描寫，因此“slim”、“adolescent”、“scandalous”、“powerful”等形容詞，以及“quiver”、“turn”、“twist”等動詞突出。

原文句子：本文長短句交相輝映，在描述部分多長句，全篇一共44句，有9個句子長度上了30詞，句長最長的一句話達60詞，均為描寫。

原文語篇：原文本是故事性不強，但描寫性極強的小說，作者將手作為主題與線索，以女主人公對丈夫手的心理活動貫穿全文，故事精細，很容易激發讀者的空間幻想，抑或相同的心理反應。

原文語旨：包含參與者的關系（作者與讀者在社會立場、權力、情感方面的關系，小說角色之間的關系），社會態度（正式、協商、非正式風格）;參與程度（獨白、對話）。

女性主義敘事學的創始人之一蘇珊·蘭瑟（Susan S. Lancer）將敘事聲音一分為三：作者的（authorial）、個人的（personal）和集體的（communal）（陳凌娟，2018：63）。作者認為，本文作者以第三人稱書寫，講述的故事以及內在深意更偏向于向讀者傳達“異故事（heterodiegetic）”、“集體的”、“具有潛在自我指稱的”作者的敘事聲音。作者想通過恐懼、敬畏、關心、質問、無奈等心理活動的細致刻畫向讀者展現女性的集體心理，以期達成女性共鳴，揭示自身社會立場。從小說人物的角度講，文中的參與者僅兩位。從第三段的描寫中可看出，他們是結婚兩周的新婚夫婦，并且由于壓抑，少婦對她的婚姻生活并不滿意，即便對丈夫崇拜有佳，但她并不了解自己的丈夫。從文中的筆觸可知，文中的涉及兩對關系：少婦與自己的矛盾關系，以及她與丈夫不平等的社會關系。這從“too happy to sleep”、“I’m so heavy… I wish I could get up and turn the light off. But he’s sleeping so well…”、“And I’ve kissed the hand！...How horrible！ Haven’t I ever looked at it？”即可看出。

全文風格簡約，沒有雍容華麗的詞藻，多白描與心理描繪，都是質樸自然的心理語言，描述性語言。措辭上十分貼近生活，比如：“It’s so big！ It really is bigger than my whole head”、“A few red hairs， at the base of the fingers， all curved in the same direction， like ears of wheat in the wind”。

通篇的參與者只有兩人，女主人公與其丈夫，確切的說，丈夫的一只手。全文更多筆墨用于女人的內心獨白，達到7句，真正與丈夫對話只有2句。由此可見，對話參與形式單一，參與者關系并不復雜。

原文語式：包含媒介（復雜/簡單）、連貫兩大層次。本文大多為較為抽象、依賴于情景的書面描寫性語言（Biber，1988：25-34），穿插少量口語體的心理表達。由此可見，原文媒介復雜。全文為偏動作描寫的文章，全文用語緊湊，角色互動連貫。

原文詞匯：根據前文可知，在描述方面的用詞較為豐富，以形容詞、名詞為主。整體具有很強的畫面感。

原文句子：長短結合，既有簡潔明了的句式，也有信息量很大的描述性語句，長句多并列動詞，增強表現性，如：“The sleeping man did not wake， but the hand， offended， reared back and tensed up in the shape of a crab and waited， ready for battle”。

原文語篇：依照時間順序，鋪陳直述，在詞語上多動詞，有轉移修飾法的應用，如“luminous”修飾。在語法上多用并列，層次分明，如：“It regrouped its forces， opened wide， and splayed its tendons， pumps， and red fur like battle dress， then slowly drawing itself in again， grabbled a fistful of sheet， dug into it with its curved fingers， and squeezed with the methodical pleasure of a strangler”。這一小句一連含有七處強動詞，富有邏輯，高度連貫。

（二）原文譯文比較

總體來看，譯文大體適當，但是在各個層次均有偏離（differences），有顯性與隱性的錯誤，造成譯文的概念、語用意義與原文稍有脫節。以下將舉例說明。

語場方面，選詞都很恰當。稍有基礎有些偏離。比如：“strong hand”譯為“有力的手”，理解不到位，“strong”一詞指的在女人的視角下指的是壯碩，而非力氣。 “across the bed”譯為“在床上”，將“across”當成“on”譯?！癰lood”譯作“朝氣蓬勃”，實則原文想展示男子“血氣方剛”的一面，原文譯文出現些許偏離，以上均可算作顯性錯誤。句法上，譯者大致遵循了原文語序，增添、改動很少，旨在突出原文的結構。正因如此，部分譯文出現了“交流層面”的隱性錯誤。

原文：“The light， flowing out from under the edge of a parasol of bluish crystal， spilled up against the head， and made every contour of the skin apparent， exaggerating the powerful knuckles and veins engorged by the pressure on the arm.”，

譯文：“陽光從一把藍色水晶太陽傘的邊沿發射出來，灑在頭上，皮膚的每一個輪廓都十分清楚，手臂上的壓力使關節和靜脈襯托得更加有力?！?/p>

在本句中，“陽光……發射出來”，顯然為搭配錯誤，造成信息交流受阻。原文主語一直未變均為“light”，但是，譯文并沒注意這一點，按照全文結構直接譯出，造成后部分，“手臂上的壓力使關節和靜脈襯托得更加有力”含混不清，與原文不符。

語旨方面，譯文很好的展現了角色之間的社會關系，通篇來看，譯者也能在行文上展現作者想潛在表達的女性邊緣化現象。

原文：“I’m so heavy… I wish I could get up and turn the light off. But he’s sleeping so well…”

譯文：“我這么沉……我希望我可以起床把燈關掉，但是他睡得這么香……”譯者運用“希望”、“可以”這些詞可以降低自己的身份，突顯兩者的關系。作者的立場隱含在文字之下，要在譯語中重現該項實屬不易。

原文：“Then she concealed her fear， bravely subdued herself.”

譯文：“隨即，她隱藏了恐懼，大膽地讓自己屈從于他?！?/p>

這里有一處矛盾修飾法，正是這樣的張力，作者的立場得以流露，譯者也沒做相應發揮，不偏不倚，完成了意義的傳達。在參與程度方面，譯文沒有偏離，將角色在情節中的參與情況較好地展現了出來。

語式方面，原文的書面風格得到了較好的保留。

原文：“but the hand， offended， reared back and tensed up in the shape of a crab and waited， ready for battle.”

譯文：“但是那只手被激怒了，手背抬起，繃緊成螃蟹形狀，準備戰斗?！钡?，譯者似乎在原文某些口語風格的傳達上有所不足。

原文：“And I’ve kissed the hand！...How horrible！ Haven’t I ever looked at it？”

譯文：“我親過這只手！…多么恐怖！我從未看過它嗎？”

前半部分能夠有效傳達，但是最后一個“未”字為書面用語，在此處似乎與情景相互齟齬。連貫性方面譯者整體上來說做得很好，但有些許部分還有待商榷。

（三）譯文質量陳述

總體來看，譯文在語域層面的偏離較多，不匹配主要集中在語場方面（18處），詞匯上的偏離稍顯嚴重;由于譯者對參與者的關系、各方態度把握到位，語旨上的偏離不明顯;在語式上，譯者大致保留了書面風格，但是口語體中也有書面風格的痕跡（2處）由于作者忽略了譯文的人際功能，在連貫性方面也出現了偏離現象（4處）。整體來看，譯文為“達到二次功能對等”的“顯性翻譯”。值得一提的是，原文中并未出現帶有文化意味的詞句，因此，“文化過濾”在本例中體現不太明顯?？偟膩碚f該譯文達到合格標準。

（四）對適用性問題的解答

原文中帶有文化特色的詞句較少，原文背景、寫作風格相對單一，體現的社會關系比較簡單，正因如此，利用豪斯模式進行翻譯質量評估才更加直接，效果更易突顯，評估結果更為客觀。另外，英漢兩類語言在結構、概念上的差異對信息傳譯毫無影響，而豪斯模型可以評估譯語與源語的偏離情況，并且模式并未遺漏針對概念與人際的文本功能評估，因此語言、文本差異與模式適用性毫無關聯。作者根據實際操作認為，由于各參數的設置，影響該模式效用的變量或為社會關系的復雜性以及文本所體現的文化差異程度，而多數人將文化差異單純地歸為文本類型/功能的差異。

三、結語

歷經四十載，豪斯模式不斷迎合翻譯研究的大潮，開辟了翻譯評估的新領域，為“定性+定量視角”、“社會翻譯學視角”、“跨文化交際視角”、“對比語用學視角”下的翻譯研究舔磚加瓦，其豐富的內涵和體系化的演進為翻譯學的發展寫下了光輝的一筆。即便如此，在不斷梳理豪斯模式內涵，總結對比其他同時期的模式中，作者發現，豪斯模式仍有幾點亟待商榷。豪斯將目光投向認知心理學模型仍是為了佐證顯性、隱性翻譯，仍然沒見她對讀者本身給予足夠的重視;始終提及“文化過濾”，而并未確切說明，如何以及如何界定文化過濾，這讓譯文評判略顯主觀;即便將“參與”一項移至語旨，評估參數有八項之多，并且相互交叉，實際操作是否稍顯冗余。鑒于此，還望學界深入研究。

參考文獻

[1]陳凌娟.論柯萊特早期作品中的女性敘事策略[J].法語國家與地區研究，2018（02）：63-70+93.

[2]李厚同. 豪斯翻譯評估模式在英譯漢中的應用研究[D].北京外國語大學，2018.

[3]許家金，徐秀玲.基于可比語料庫的翻譯英語銜接顯化研究[J].外語與外語教學，2016（06）：94-102+122+150.

[4]于洋歡.翻譯質量評估：繼承、發展、創新和融合——朱莉安·豪斯新著《翻譯質量評估：過去與現在》評介[J].語言教育，2016，4（02）：91-96.

[5]劉毅，鮑德旺.朱莉安·豪斯翻譯質量評估模式：嬗變與述評[J].語文學刊（外語教育教學），2016（03）：73-76.

[6]李菁，王煙朦.翻譯質量評估研究的新里程—《翻譯質量評估：過去和現在》評述[J].中國翻譯，2014，36（04）：63-65.

[7]司顯柱.朱莉安·豪斯的“翻譯質量評估模式”批評[J].外語教學，2005（03）：79-84.

[8]楊曉榮. 翻譯批評導論[M].北京：中國對外翻譯出版公司，2005.

[9]杰里米·芒迪， 翻譯學導論：理論與應用[M].北京：外語教學與研究出版社， 2014.

[10]武光軍.當代中西翻譯質量評估模式的進展、元評估及發展方向[J].外語研究，2007（04）：73-79.

[11] House， J. Translation Quality Assessment： A Model Revisite[M]. Tubingen： Gunter Narr Verlag， 1997.

[12] House， J. Translation Quality Assessment： Past and Present [M]. London&New York：： Routledge， 2014.

[13] Toury G. Descriptive Translation Studies and Beyond[M]. The Benjamins Library. Amsterdam and Philadelphia： John Benjamins， 1995.

[14] Tompson， Geoff. Introducing Functional Grammar [M]. London： Arnold， 1996.

作者簡介：劉皓（1989—），女，漢族，黑龍江，研究生在讀，吉首大學外國語學院，翻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