共享住宿領域房東未來共享行為研究
——基于風險決策的視角

谷慧敏 雷 銘 王 靜 張瑩瑩

（北京第二外國語學院旅游科學學院 北京 100024）

引言

共享住宿作為共享經濟的重要分支，在滿足個性化住宿需求中起到重要作用（Song，Xie & Park，et al.，2020）。共享住宿指房屋所有人或房屋使用人（以下統稱房東）利用自住或租賃住宅，通過共享住宿平臺為房客提供短期住宿服務，其房源房間數不超過相關法律規定要求的住宿業態。根據國家信息中心發布的《中國共享住宿發展報告2020》，2019年我國共享住宿市場交易規模約225 億元，共享住宿業已成為我國發展迅速、創新活躍、潛力巨大的經濟產業之一。已有研究主要從需求角度考察房客對共享住宿的參與意愿（Song，Xie & Park，et al.，2020），或從平臺的角度考察房東/房客在單個平臺的持續參與意愿（池毛毛、潘美鈺、王偉軍，2020），而從供給角度對房東個人共享行為參與意愿的研究較少。與此同時，受市場波動和政府監管等多種因素影響，我國共享住宿房東退出市場的比例也較高。因此，本研究重點考察共享住宿領域現有房東未來共享行為的意愿及影響因素。

房東的共享行為是一種有風險的經濟決策行為（Malazizi，Alipour & Olya，2018）。風險決策行為遵循雙系統工作路徑（dual-process model），一種是認知分析系統，一種是情感啟發系統（Weber，Blais & Betz，2002；孫彥、李紓、殷曉莉，2007；Hu，Xie & Li，2013；李愛梅、譚磊、孫海龍等，2016）。風險決策的雙系統模型已經在多個研究領域得到驗證，例如交通駕駛領域（Hu，Xie & Li，2013）、健康風險決策領域（Van Gelder，De Vries &Van Der Pligt，2009）、睡眠剝奪領域（李愛梅、譚磊、孫海龍等，2016），但在共享經濟領域的研究尚未展開。同時，以往研究大多從單一的認知路徑（cognition）或情感路徑（affect）出發考察其對風險決策的影響，而決策的雙系統模型認為，認知和情感既可以單獨作用于風險決策行為，也可以共同作用于風險決策行為。因此，本研究探索的第一個問題是，認知因素和情感因素是否共同影響共享行為。

此外，根據認知心理學的理論，外部刺激要通過內部的認知過程影響行為。社會距離（social distance）作為重要的心理距離之一，被認為是一種重要的社會認知過程（蔣多、何貴兵，2017；Schreiner，Pick & Kenning，2018）。已有研究表明，房東的風險態度和主觀幸福感影響了房東的社會距離感知（Turhan，Inandi & Inandi，2006；Montinari & Rancan，2018），社會距離感知影響風險決策 行 為（Bock，Zmud & Kim，et al.，2005；Malazizi，Alipour & Olya，2018；Schreiner，Pick & Kenning，2018）。因此，本研究的第二個問題是，認知因素和情感因素影響共享行為的內在機理是什么。

本文從風險決策的視角對共享經濟中共享住宿領域現有房東的共享行為及其影響因素進行實證研究，從認知和情感兩個角度，分析探討兩種信息加工系統影響共享行為的過程機制。本文是對共享經濟用戶理論研究的一次新探索，理論貢獻主要表現為：（1）從房東個人參與共享行為的意愿出發，將共享行為看作一種經濟領域的風險決策行為，考察共享經濟下風險決策行為的前因因素，有助于加深對房東參與共享行為的內在心理機制的理解。（2）基于風險決策的雙系統模型，同時考察認知因素和情感因素對個人共享行為的影響，是對共享經濟背景下風險決策的雙系統模型的有力補充。（3）從信息加工心理學的角度考察社會距離感知在風險態度和主觀幸福感影響共享行為過程中的中介作用，為理解房東的共享行為提供了新穎的角度。在共享住宿的實踐發展中，本研究可幫助平臺了解房東參與共享行為的意愿及前因因素，有針對性地鼓勵房東參與共享活動；同時，平臺也可將同質性較高的房東與房客進行匹配推薦。（4）企業、政府和行業協會也可以針對風險態度積極、主觀幸福感高的個體進行引導，以吸引更多的潛在個體加入共享經濟，推動共享住宿在我國健康、快速發展。

一、文獻及理論回顧與研究假設

Epstein（1994）認為人們在對風險進行判斷時存在兩種信息加工系統（風險決策的雙系統模型）：一種是分析性的理性決策系統；另一種是自動化的經驗決策系統。雖然不同領域的學者用不同的名稱來命名大腦中的雙系統，但是總體而言，學者們對于大腦內雙系統的理論觀點基本一致——前者需要意識參與，主要依靠邏輯規則和概率計算做出決策，相對較慢，是一個認知決策過程（cognition）；后者不太需要意識的參與，主要依靠經驗或事物之間的聯結做出決策，相對較快，情緒、情感（affect）在其中發揮主要作用（孫彥、李紓、殷曉莉，2007；李愛梅、譚磊、孫海龍等，2016）。以往研究考察了認知因素（如注意、記憶、思維、風險感知、風險容忍等）對風險決策行為的影響（李愛梅、譚磊、孫海龍等，2016）；也考察了情感因素對風險決策行為的影響，如情緒（emotion）和情感（mood）影響汽車司機的風險駕駛行為（Hu，Xie & Li，2013），主觀幸福感高的個體在獲益情境下的風險決策行為增多（Rutledge，Skandali & Dayan，et al.，2015），但并未同時考察認知和情感對風險決策行為的影響。下文將分別介紹風險態度和主觀幸福感對風險決策行為的影響。

1.風險態度與共享行為

風險和不確定性在人們的生活中不僅普遍存在，還關系著幾乎每一個重要的決策（Weber，Blais & Betz，2002；Turhan，Inandi & Inandi，2006）。以往的研究主要關注經濟、金融、健康等領域人們的風險決策行為及影響因素（孫彥、李紓、殷曉莉，2007），對共享經濟領域的風險決策行為進行研究較少。參與共享住宿是一種有風險的行為決策，房東在參與過程中會面臨各種風險，如信息不對稱風險、經濟風險、政治風險、功能風險、安全和安保風險等（Malazizi，Alipour & Olya，2018）。

當人們面對風險和不確定情境時，不同的人對事物的認識和感知是不同的，對風險環境所采取的解決方式也有很大的差異，這些差異通常被描述為風險態度的差異（Weber，Blais & Betz，2002）。風險態度（risk attitude）指決策者在不確定情境中表現出的態度和偏好，被概括性地理解為個體參加風險行為的程度（Weber，Blais & Betz，2002）。風險態度是一種穩定的人格特質，是人們在不確定情境中對風險的傾向，例如，有人厭惡風險（risk aversive），進行風險行為的可能性較低；有人偏好風險（risk loving/risk seeking），進行風險行為的可能性較高（Weber，Blais & Betz，2002；Pan，He & Kong，2020）。Weber 等編制了特定領域風險態度量表（domain-specific risk-taking scale），從5 個領域（經濟金融、健康和安全、娛樂、倫理、社會決策）測量人們的風險尋求和風險厭惡程度。房東參與共享經濟可以看作一種經濟金融領域的風險行為，所以本研究采用經濟金融風險決策量表考察房東的風險態度。風險態度是影響風險決策行為的重要認知因素（Hu，Xie & Li，2013）。已有研究發現，風險態度直接影響風險行為，對待風險的態度越積極，風險行為產生的可能性越高（Weber，Blais & Betz，2002），這種現象涉及各個領域。例如，Hu、Xie 和Li（2013）研究發現，風險駕駛的態度影響風險駕駛行為，對風險駕駛的態度越正面，產生風險駕駛行為的可能性越高。Pan、He 和Kong（2020）研究發現，經濟領域的風險態度影響農民的殺蟲劑使用行為，風險厭惡的個體，使用的殺蟲劑會更多。在本研究情境中，房東的風險態度越積極，越有可能參與共享行為。

在共享行為領域，陳果、齊二石和劉亮（2015）等探討了企業知識共享雙方的風險態度對雙方知識共享行為的影響機制，研究結果表明，知識共享雙方的風險態度對其知識共享行為的影響表現為企業雙方的風險態度相似時更傾向于互惠主義的知識共享。此外，也有學者研究發現，在眾籌購物中，風險態度可以調節認知偏差與非理性購買決策之間的關系（曾德國、張鳳軍，2016）。同樣，房東的共享行為也可看作創業行為，將自己的房屋資源或是借助他人的房屋資源進行創業。風險態度對創業傾向有一定的影響，風險偏好對創業傾向有顯著正向影響，風險厭惡則相反（王勇，2017）。陳波（2009）也分析研究了風險態度對回鄉創業行為可能產生的影響?；谝陨涎芯?，本文提出以下假設：

H

：共享住宿房東風險態度對其未來共享行為有顯著影響，風險態度越積極，未來共享行為越多。

2.主觀幸福感與共享行為

心理學里的主觀幸福感分為主觀幸福感（subjective well-being，SWB）與心理主觀幸福感（psychological well-being，PWB）。前者一般指人們對生活質量的情感性和認知性評價，后者則強調人的潛能（Ryff，1989）。盡管主觀幸福感是不斷變化的，但在一段時期內的波動是相對穩定的（梁增賢，2019）。Campbell（1976）認為，主觀幸福感可以通過主觀幸福感指數（index of wellbeing）測量，并可分為總體情感指數（index of general affect）和生活滿意度指數（index of life satisfaction）兩個指標。類似地，Diener（2012）提出，主觀幸福感（SWB）既包括認知方面，又包括情感方面。認知方面主要是對生活滿意度的評價，情感方面主要是對情緒狀態（積極情緒和消極情緒）的測量。

風險決策的雙系統理論認為，情感能夠影響風險決策，屬于一種決策捷徑（Weber，Blais & Betz，2002；孫彥、李紓、殷曉莉，2007）。Van Gelder、De Vries 和Van Der Pligt（2008）發現可以通過負性情緒預測個體的風險決策行為。Hu、Xie 和Li（2013）發現正性情緒可以導致司機更加冒險的駕駛行為，而負性情緒導致的風險駕駛行為更少。主觀幸福感作為一種情感體驗，也會影響決策行為。研究發現，主觀幸福感高的個體，獲益情境下的風險決策行為增多（Rutledge，Skandali & Dayan，et al.，2015）。本研究主要考察情感因素對共享行為的影響，因此使用Campbell（1976）編制的主觀幸福感指數量表中的情感量表進行測量。個體正性情緒體驗多，主觀幸福感高，可能更愿意參加共享行為，個體主觀幸福感體驗低，則更愿意回避共享行為。故本文提出以下假設：

H

：房東主觀幸福感對其未來共享行為有顯著影響，主觀幸福感越高，未來共享行為越多。

3.社會距離與共享行為

根據解釋水平理論（Construal Level Theory，CLT），心理距離影響個體的行為和決策（Liberman，Trope & Wakslak，2007；蔣多、何貴兵，2017）。解釋水平理論認為，心理距離（包括時間距離、空間距離、社會距離等）會影響人們對于事物表征的抽象水平，進而影響其預期、評估和行為決策（Trope & Liberman，2010）。其中，社會距離作為心理距離人際屬性的一種，指個體、群體和社區之間的關系隔閡，是用以說明個體、群體和社區之間的親密、距離、關聯和分離狀態的概念（Sinkovics & Penz，2009）。目前有關社會距離對風險決策影響的研究中，主要探討了自我—他人在風險決策中的差異，涵蓋了金錢領域、人際關系領域、醫療領域等，但并未得出一致的結論（Lu，Shang & Li，2018；Zhang，Zhou & Luan，et al.，2019）。有研究發現，為自我決策比為他人決策更加傾向于風險尋求（Lu，Shang & Li，2018），也有研究發現為自我決策比為他人決策更加傾向于風險規避（宋之杰、李愛影、王娜等，2017；Zhang，Zhou & Luan，et al.，2019）。近期的研究開始探討他人在不同社會距離對自我風險決策的影響（宋之杰、李愛影、王娜等，2017；Zhang，Zhou & Luan，et al.，2019）。一項醫療領域的研究發現，當社會距離較近的人陷入危險時，決策者的風險偏好較高（Zhang，Zhou & Luan，et al.，2019）。宋之杰、李愛影和王娜等（2017）以洪澇災害為研究背景，通過眼動研究發現，感知社會距離近組比感知社會距離遠組表現出更強烈的風險尋求傾向。所以筆者推斷，在共享住宿領域，房東感知到的與房客之間的社會距離也會影響其未來的風險決策行為（共享行為）。在本研究中，房東是否共享房屋都是在為自己做決策，不同之處在于房東感知到的與房客間的社會距離。因此，社會距離可能直接影響房東未來的共享行為，房東感知的社會距離越大，有風險的共享行為的發生可能性就越低；社會距離越小，房東未來參與共享行為的可能性越高。故本文提出如下假設：

H

：共享住宿房東感知到的社會距離對其未來共享行為有顯著影響，社會距離越小，未來共享行為越多。

信息加工心理學認為，外部刺激要通過內部的認知過程影響行為的產生。有研究表明在目前的社會情境下，房東感知到的與房客之間的社會距離作為一種重要的社會認知，已經成為制約共享住宿發展的痛點（陳菁菁、王家凝、周蓉蓉，2018）。陳菁菁、王家凝和周蓉蓉（2018）對房主、顧客“在線短租”服務的社會距離測量表明，房主對“更愿意出租一整套房屋”的觀點贊成率高達63.4%，相比房客與家人同住，大多數房主只能接受出租整套的空余房屋；相比與房主及其家人同住，房客對“只接受單獨短租”的觀點贊成率為50%。隱私暴露是“共享住房”發展的最大痛點，雙方在陌生的情況下更傾向于保持一定的“距離”?？梢?，社會距離作為一種重要的社會認知變量，在共享住宿行為中起十分重要的作用。Montinari 和Rancan（2018）認為，風險態度是一種穩定的人格特質。風險態度積極的個體，更愿意與陌生人接觸，進而使其感知到的社會距離變??；相反，風險態度消極的個體，愿意與陌生人接觸的可能性相對較小，進而使其感知到的社會距離變大。此外，如前所述，房東的風險態度可能影響其感知到的與房客間的社會距離，進而影響其未來的共享行為。風險態度積極的房東，感知到的與房客的社會距離較小，因此更有可能發生共享住宿行為?；谝陨涎芯拷Y果，本文提出以下假設：

H

：房東的風險態度對其感知社會距離存在顯著影響，風險態度越積極，其感知社會距離越小。

H

：共享住宿房東感知的與房客的社會距離在風險態度與未來共享行為間發揮中介作用，即風險態度積極的房東更愿意與陌生人接觸，使其感知社會距離較小，從而促進其更樂于產生未來共享行為。

主觀幸福感高的人有更多的正面情緒力量。Guven（2011）使用跨國調査數據的研究發現，主觀幸福感高的人有更多的正向情緒（如更具樂觀主義精神、利他主義精神等），顯著地提高了個人享有的社會資本，包括更頻繁地參加社交聚會、志愿活動等。主觀幸福感高的人在社會交往中會更容易創建新的社會契約，同時，也更樂于助人，會更主動，會對周圍親近的人更加友好（劉斌、李磊、莫驕，2012）。我國學者劉新庚和劉建亞（2013）對“屌絲”主觀幸福感影響因素與提升策略的研究表明，主觀幸福感越高，“屌絲”越愿意積極地與人交往，且能將主觀幸福感傳遞給他人。由此可知，主觀幸福感高的人可能更不介意與陌生人接觸，更愿意與他人互動，并在互動過程中會以較積極樂觀的心態處理出現的問題并以此感染周圍的人。這樣的人感知的社會距離會較小，會更愿意與人共享，參與共享住宿活動的可能性也相對更大?；谝陨蟽热?，本文提出以下假設：

H

：房東主觀幸福感對其感知社會距離存在負向影響，主觀幸福感越高，感知到的社會距離越小。

H

：共享住宿中房東的社會距離在主觀幸福感與未來共享行為間起中介作用，即主觀幸福感高的房東更愿意與陌生人接觸，進而使其感知社會距離更小，更樂于產生未來共享行為。

基于此，本文的研究模型如圖1 所示：

圖1 研究模型Fig.1 Research model

二、研究方法

1.研究樣本

本次數據收集采用線下實地調研和線上調研兩種方法，調研對象為在愛彼迎（Airbnb）、小豬短租、途家等民宿平臺上線的房東，調研地點為在線短租發展較為成熟、短租房東整體數量較多的城市，包括北京、上海、杭州、德清、廈門、成都等，調研時間為2017年9 月14 日至2017年10 月7 日。由于調研涉及的城市較多、較分散，故此次線下實地調研分兩次進行：2017年9 月中下旬，線下調研城市為上海、杭州、湖州（德清縣莫干山景區）、廈門；2017年9 月底至10 月初，線下調研城市為成都、都江堰（含青城山景區）、北京。研究團隊一方面通過線下實地調研房東，另一方面將調查問卷擴散到民宿房東交流群收集數據，并在在線問卷中設置IP 限制，保證了問卷質量。

本次調研共收回問卷350 份，剔除38 份無效問卷后，最終保留有效問卷312 份，調查問卷的有效率為89%。對312 份樣本進行統計分析后，從人口統計學數據看，本次收集的在線短租房東樣本中女性占52%；大部分房東的年齡在21～40 歲，占比為77%；一半以上（65%）都是本地人；學歷在大專、高中、中專及以下的房東比例最高（56%）；大多數房東（55%）都是個體經營者/自由職業者；個人兼職房東與職業房東（職業房東、中介經紀人、商業機構）比例相差不大，分別為55%和45%（見表1）。

表1 房東人口統計學數據Tab.1 Host demographic data

2.研究工具

本文中風險態度、主觀幸福感、社會距離和未來共享行為的題項都選自成熟量表。在測量中，除主觀幸福感外，未來共享行為、風險態度、社會距離的選項中，1 表示非常不同意、2 表示不同意、3 表示中等、4 表示同意、5 表示非常同意。

對未來共享行為的測量，本文在Bhattacherjee（2001）設計的問卷基礎上進行了改編，共計4 個條目，分別是“未來我會更經常地加入到共享經濟社區中”“未來我會更多地參與到共享經濟中去”“如果可能我會更多地增加共享經濟的消費”“我會鼓勵身邊的人加入到共享經濟中”。為便于后續研究識別與分析，將未來共享行為命名為FB，4 個條目依次以FB1—FB4 命名。

風險態度采用Blais 和Weber（2006）設計的特定領域風險態度量表（domain-specific risk-taking scale）中金融風險的6 個條目，包括“將一天的收入用來買彩票”“投資年收入的10%到一個高風險的基金”等。為便于后續研究識別與分析，問卷將風險態度命名為RT，6 個條目依次以RT1—RT6 命名。

主觀幸福感通過Campbell（1976）編制的主觀幸福感指數量表（Index of Well-Being Scale）中的8 個條目進行測量，代表條目為“生活未給予我任何機會——生活對我太好了”。在1—7 選項中，選擇1 表示最接近左邊的描述，反之則相反。為便于后續研究識別與分析，問卷將主觀幸福感命名為WB，8 個條目依次以WB1—WB8 命名。

社會距離采用Bogardus（1925）設計的社會距離測量量表（Bogardus Social Distance Scale）進行測量，根據在線短租房東和消費者（房客）接觸的特點，本文對社會距離量表基于情境進行了修改，代表條目為“選擇房客作為您的同事”。為便于后續研究識別與分析，問卷將社會距離命名為SD，3 個條目分別以SD1—SD3 命名。因社會距離的測量分值“5”為“非常同意”，故本文對其得分進行倒轉。

控制變量方面，將性別、年齡、受教育程度、是否有海外留學經歷、是否是本地人等列為控制變量。

三、數據分析與結果

1.探索性因子分析

未來共享行為、風險態度、主觀幸福感、社會距離的測量條目雖選自國外成熟量表，但做了情境修改，故對其進行探索性因子分析。本文采用的分析工具為SPSS 20.0 軟件。數據分析結果表明，未來共享行為、風險態度、主觀幸福感、社會距離的克隆巴赫系數（Cronbach’s α）分別為0.91、0.86、0.96、0.90，皆在0.70 以上，且總量表的克隆巴赫系數為0.84，大于0.70，表明信度較好（鄧新明，2012）。利用KMO 檢驗和Bartlett 球形檢驗進行分析，發現KMO 值為0.90，接近于1，意味著變量間的相關性較強，表明現有變量適合做因子分析（Kaiser，1974）。Barlett 球形檢驗的Sig 值為0.000（＜0.01），達到顯著水平，適合進行因子分析。對房東未來共享行為、風險態度、主觀幸福感、社會距離進行探索性因子分析，以因子載荷值0.45為臨界值（侯杰泰、溫忠麟、成子娟，2004）。從探索性因子分析結果中可知，變量組成的因子與原指標設計相一致，由單維因子組成；每個條目的因子載荷均超過了0.45，最小值為0.47，絕大部分題項的因子載荷都在0.70 以上（見表2），表明可進行后續分析。

表2 各題項的因子載荷Tab.2 Factor load of each item

2.驗證性因子分析

本文選用AMOS 軟件對4 個變量、21 個數據指標進行驗證性因子分析，主要檢驗收斂效度和區分效度。一般情況下，標準化因子載荷應當大于0.5。本文除RT6 的因子載荷為0.35 外，其余題目的因子載荷均大于0.5。根據前人的文獻建議（沈王琴、胡雁，2011），因子載荷大于0.3 屬于可接受范圍，因此，本研究保留了所有題目，并未進行刪減。同時，當平均提取方差值（AVE）大于0.40 時，此時收斂效度可接受（吳明隆，2009）。當AVE 大于0.40，且概念模型中潛變量之間相關系數的平方均小于AVE 時，區分效度即達到滿足條件（Chin，1998）。

從驗證性因子分析結果中可得出（見表3），大部分題項的標準化因子載荷量在0.59～0.91，

p

值在0.001 的水平下顯著，且本研究題目的AVE 都在0.54～0.74，大于潛變量間的相關系數（見表4），因此可以證明潛變量之間具有比較良好的收斂效度及區分效度。

表3 潛變量及觀察變量的驗證性因子分析Tab.3 Confirmatory factor analysis of latent and observed variables

3.變量的描述性統計

使用SPSS 20.0 軟件對本文選取的變量進行描述性統計分析，結果如表4 所示。風險態度與未來共享行為顯著正相關（

r

= 0.11，

p

＜0.05），主觀幸福感與未來共享行為顯著正相關（

r

= 0.38，

p

＜0.01），社會距離與未來共享行為顯著負相關（

r

= -0.19，

p

＜0.01），風險態度與社會距離顯著負相關（

r

= -0.51，

p

＜0.01），主觀幸福感與社會距離顯著負相關（

r

= -0.18，

p

＜0.01）。通過相關分析，發現某些控制變量間存在顯著相關關系，因此需做多重共線性檢驗。使用SPSS 軟件進行檢驗后發現，VIF 值小于1.5，小于臨界值3，容許度在0.68～0.96 變化，且大部分都接近于1，因此多重共線性檢驗通過。相關分析結果為

H

、

H

、

H

提供了初步的數據支持。

表4 變量均值、標準差及相關系數Tab.4 Variable mean，standard deviation and correlation coefficient

4.假設檢驗

（1）風險態度、社會距離與未來共享行為的直接效應和間接效應檢驗

由于Bootstrap 與Hayers 等開發的SPSS 宏能檢驗直接效應和間接效應，本文利用其對風險態度、社會距離與未來共享行為的直接效應及中介效應進行檢驗，Bootstrap 設置為5 000。由表5 可以看出：模型2 顯示，共享住宿房東風險態度正向影響未來共享行為（

β

= 0.13，

p

＜0.05），

H

得到驗證；模型4 顯示，共享住宿房東社會距離負向影響未來共享行為（

β

= -0.23，

p

＜0.001），

H

得到驗證；模型6 顯示，共享住宿房東風險態度對社會距離有負向影響（

β

= -0.54，

p

＜0.001），

H

得到驗證。

表5 風險態度、社會距離對未來共享行為的回歸結果Tab.5 Regression results of risk attitude and social distance on future sharing behavior

本文還討論社會距離在風險態度和未來共享行為間起到的中介作用，以對

H

進行驗證。通過對模型7、模型8、模型9 的綜合分析，加入了中介變量社會距離后，風險態度對未來共享行為的影響變為不顯著（

β

= 0.16 降低為

β

= 0.05）。同時，風險態度通過社會距離到未來共享行為的間接效應為0.09，CI = ［0.03，0.16］不包含0，故社會距離在風險態度與未來共享行為間存在中介作用，

H

得到驗證。

（2）主觀幸福感、社會距離與未來共享行為的直接效應和間接效應檢驗

本文利用Bootstrap 與Hayers 等開發的SPSS 宏對主觀幸福感、社會距離與未來共享行為的直接效應及中介效應進行檢驗，Bootstrap 設置為5 000。由表6可以看出，模型2 顯示，共享住宿房東主觀幸福感對其未來共享行為有顯著的正向影響（

β

= 0.35，

p

＜0.001），

H

得到驗證；模型6 顯示，共享住宿房東主觀幸福感對社會距離有顯著的負向影響（

β

= -0.16，

p

＜0.01），

H

得到驗證。

表6 主觀幸福感、社會距離對未來共享行為的回歸結果Tab.6 Regression results of wellbeing and social distance on future sharing behavior

本文還討論社會距離在主觀幸福感和未來共享行為間起到的中介作用，以對

H

進行驗證。通過對模型7、模型8、模型9 的綜合分析，加入了中介變量社會距離后，主觀幸福感對未來共享行為的影響減少（

β

= 0.37 降低為

β

= 0.34）。同時，房東主觀幸福感通過社會距離到未來共享行為的間接效應為0.02，CI = ［0.00（2），0.05］，不包含0，故社會距離在房東主觀幸福感與未來共享行為間存在中介作用，

H

得到驗證。

四、研究結論與討論

本文從風險決策的角度出發，將房東參與共享住宿看作一種經濟領域的風險決策行為，依托風險決策的雙系統模型，分析了共享住宿領域房東的風險態度、主觀幸福感與社會距離對其未來共享行為的影響。研究結果表明：房東風險態度與主觀幸福感分別正向影響未來共享行為，負向影響其對社會距離的感知；社會距離對房東未來共享行為有顯著負向影響，且分別在風險態度與未來共享行為、主觀幸福感與未來共享行為間起中介作用。本研究結果具有重要的理論意義和實踐意義。

1.理論價值

首先，本研究從房東的角度分析其參與共享住宿的意愿及影響因素，豐富了現有的共享經濟三大主體中對共享經濟提供者參與意愿的研究成果。以往關于共享住宿的研究主要從消費者的角度考察消費者參與共享住宿的意愿，而較少從經營者的角度考察房東參與共享住宿的意愿及影響因素（胡敏，2007；Pizam，2014）。同時，共享住宿房東的研究主要從平臺的角度考察房東在單個平臺的持續參與意愿（池毛毛、潘美鈺、王偉軍，2020），而對房東個人共享行為參與意愿的研究較少。本研究從房東個人參與共享行為的意愿出發，將共享行為看作一種經濟領域的風險決策行為，考察共享經濟下風險決策行為的前因因素，有助于加深對房東參與共享行為的內在心理機制的 理解。

其次，本研究根據風險決策的雙系統模型，同時考察認知因素和情感因素對個人共享行為的影響，是對共享經濟背景下風險決策的雙系統模型的有力補充。以往研究發現，認知因素，如注意、記憶、思維、風險感知、風險容忍等影響風險決策行為（李愛梅、譚磊、孫海龍等，2016），同時情感因素，如情緒（emotion）和情感（mood）、主觀幸福感等也對風險決策行為產生影響（Hu，Xie & Li，2013；Rutledge，Skandali & Dayan，et al.，2015）。本研究進一步發現了認知和情感會共同影響風險決策行為。風險態度積極的房東會更愿意共享，即房東的風險態度對其未來的共享住宿行為有正向影響。主觀幸福感作為個體對自己生活質量滿意程度和情感體驗的評價，其高低會對個體在工作、生活中的表現及心理產生一定的影響。主觀幸福感高的房東即使在共享住宿中面臨各種問題時也能以較好的心態去面對，并持續參與未來共享住宿行為，即房東主觀幸福感對其未來共享住宿行為有正向影響。本研究極大地豐富了風險決策的雙系統模型和共享經濟的房東風險決策行為理論研究。

再次，本研究從信息加工心理學的角度考察了社會距離感知在風險態度和主觀幸福感影響共享行為中的中介作用，為理解房東的共享行為提供了新穎的角度。目前，有不少研究探討了社會距離對風險決策的影響（Turhan，Inandi & Inandi，2006；Montinari & Rancan，2018），但是對影響社會距離，進而影響風險決策的因素研究較少。本研究以風險決策的雙系統模型為依托，得出風險態度和主觀幸福感分別通過影響房東感知到的社會距離，進而影響未來共享行為的結論。研究發現：相對風險態度消極的人，風險態度積極的人更敢于與陌生人接觸，由此其感知到的社會距離會逐步變小，而社會距離小的房東更能產生未來共享行為，即社會距離在風險態度與未來共享行為間存在中介作用；高主觀幸福感的人可能會弱化與陌生人間的差異而更愿意與陌生人接觸，繼而更愿意產生未來共享行為，即社會距離在主觀幸福感與未來共享行為間存在中介作用。本研究結論是對心理距離影響風險決策理論的有力 補充。

2.實踐意義

首先，對共享平臺來說，本研究可以指導共享平臺進一步了解房東參與共享住宿的意愿及影響因素，從而有針對性地鼓勵房東更好地參與住宿共享活動。例如，共享住宿平臺可以對本平臺房東或有意愿在本平臺發布房源的潛在房東進行風險態度和主觀幸福感的測量。了解房東的風險態度后，平臺可針對性地采取措施降低阻礙房東進一步共享的風險，促進其產生共享行為，擴大本平臺房東規模。

其次，平臺可以將同質性較高的房東與房客進行匹配推薦，進一步促進交易量的提升。共享住宿平臺可對房東感知社會距離的影響因素進行了解，以采取相應措施減少房東與房客間的社會距離。例如：平臺可以對房東及其房源的網頁公布信息及用語進行規范和引導，以此促成交易；對顧客和房東進行同類分配及管理，將與顧客同質性較高的房東房源推薦給顧客，以促進二者間更多、更深入的交流。同時，房東在與潛在房客以及房客溝通時可以采取相應措施拉近與房客間的社會距離，如通過房客入住前、入住中、入住后的話語拉近二者間距離，以促成交易，達成商品目標，謀劃長遠發展。

再次，企業、政府和行業協會也可以針對風險態度積極、主觀幸福感高的個體進行定向營銷和引導，以吸引更多的潛在個體加入共享經濟，進而推動共享住宿在我國快速可持續發展。在線短租是一個增量市場，基于全國巨大的閑置房源數量，未來仍有很大的發展空間。

3.研究局限性和未來研究展望

第一，本文僅探討了房東在金融領域的風險態度對其未來共享行為的影響，未深入對我國共享短租房東在特定的共享住宿領域的風險態度進行測量和檢驗。第二，本文選取的實地調研地點皆為共享住宿發展較成熟的地方，隨著共享住宿逐步涉及更多的城市，后續研究可以擴大實地調研地點的分布范圍對該模型進行檢驗。第三，測量方式和地區文化是影響員工主觀幸福感與其前因、結果變量之間關系的重要因素，可以通過其他的主觀幸福感測量方法進行測量并檢驗。第四，本研究將房東的性別、年齡、受教育程度、是否本地人及是否有海外留學經歷作為控制變量，后續研究可以考慮添加其他控制變量，如房東的經濟收入情況、現運行的房源數量等。第五，本研究的前因變量（風險態度和主觀幸福感）、中介變量（社會距離）以及結果變量（未來分享行為）都由房東評價，并且在同一時段收集。在今后的研究設計中，可將同一模型中的幾個潛變量分時段收集，以說明模型中的因果關系。此外，本研究的樣本只涵蓋共享住宿領域已經產生共享行為的房東，對尚未產生共享行為的房東的共享行為參與意愿及影響因素的考察和研究，可進一步提高研究結論的外部推廣性，為共享住宿的行業發展及研究作出貢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