之江大學立案問題探析

康金光

（暨南大學 廣東廣州 510632）

之江大學從1845年創校到1952年解體，回眸其百余年的歲月，1931年向國民政府立案深刻影響其之后的發展。而之江大學立案經歷了一段曲折的過程，準備立案、被迫停辦、復校后繼續立案。在漫長的立案進程中，政府和美國設立人之間的矛盾，以及董事會和該校同學會在其中扮演的角色，都是值得探討的問題。本文試圖通過對之江大學立案問題的個案分析，來展現教會大學立案的曲折過程與立案后的影響。

之江大學立案背景分析

非基督教運動與收回教育權運動。1919年的五四新文化運動深刻沖擊了隨西方殖民者而來的基督教，各地紛紛組成反基督同盟，宣傳反基督教思想。他們指出“基督教在中國，實是破壞中國的革命運動，消滅青年的反抗思想，和引誘人民親善外人的有力武器”[1]，號召大家與基督教斷絕一切關系，掃除思想障礙。除了反對基督教之外，青年學生認為基督教學校專制、禁止愛國、妨礙個性發展，呼吁反對基督教及其教會學校。國民政府定都南京后，全國政令漸趨統一，收回教育主權也正式提上日程。為了自身的發展，教會學校被迫向中國政府注冊，納入中國教育體系之中。

之江大學學生和同學會的推動。之江大學已畢業的學生關心學校的發展，組織之江大學同學會，為學校的發展建言獻策，要求收回之江大學。校友屠廣鈞發表收回之江大學宣言，“廣鈞弱冠曾負笈該校，深知該校積弊，非收回自辦，則貽害必及我子孫”，[2]痛切指陳了收回之大的迫切性。該校同學會會員時任上海特別市黨部宣傳部長的陳德征指出，之江大學在浙江省辦學也有三四十年的歷史，歷屆的畢業生也有六十次之多，然而所培養造就的學生中貢獻于我國者確是少之又少，之大設學的目的在于養成為主努力之牧師傳道，畢業學生中投身教會者尤多。因此，陳德征認為“收回之大，勢所必至”。之江大學在校學生及教職員于1927年4月19日召開全體學生大會，決定成立接收校務學生部委員會，與教職員會議、董事會、同學會各方面交換意見，以達到學校收歸華人自辦的目的。

一波三折的立案

立案的準備。之江大學早在1917年就向政府申請立案，在當年召開一次校董會上，同學會的代表指出學校要想獲得長久的發展，應向政府申請立案。這項議題盡管當時沒有獲得通過，但隨著支持立案的呼聲愈來愈高漲，特別是非基督教運動和收回教育權運動后，在華教會人士看到了立案背后的民意，逐漸轉變其拒絕立案的態度。國民政府定都南京后，要求所有教會學校向政府立案，之江大學也開始著手辦理立案事宜。

按照國民政府公布的立案規定，之江大學做出了相應的調整。之江大學原有美國校董會，按照章程改為設立人，并將學校的管理權移交給在華的校董會。新成立的校董會組織中，中國人九人，外國六人，華人占大多數，董事長一席為華人李培恩。關于教會學校濃厚的宗教色彩，之江大學也予以調整。從1927年下學期始，宗教科目作為選修科目，宗教儀式悉聽學生自由。之江大學按照南京國民政府的要求進行了積極的立案準備，但是由于立案須征得美國設立人的同意，難以在規定的1927年9月完成，因此請求浙教廳暫時立案，浙教廳廳長長蔣夢麟“允該校來呈請求準給予暫時立案辦法、俟得美國設立者同意后再行正式立案”[3]。

之江大學的暫時停辦。之江大學校董會積極準備立案，向浙江省政府教育廳提交申請，并爭取得到美國長老會托事部的同意，而美國方面卻在宗教教育方面不肯讓步，堅持基督教辦學的性質。之江大學只能按照美國設立人的意見請求政府承認學校有自行規定宗教學科及禮儀的權利，而政府堅持立案章程，否決之江大學提出立案的新計劃，校董會就在美國設立人和政府之間充當了調停人的角色。但是由于雙方都不肯讓步，立案問題在短時間內不可能獲得解決。此時正值國民黨二次北伐，之江大學也面臨著戰爭的困擾，部分校舍被毀壞，學校的學生星散，人數銳減，計九十人。外籍教師紛紛撤離杭州，前往上海避難，學校的行政交由中國教職員負責主持,美國差會也減少了日常開支的供應。面臨著立案延滯和經費困難的雙重壓力，1928年7月5日召開的之江大學校董會會議指出：“處此困難之間，實無兩全方案，不得已議決宣布，將本大學暫行停止”，[4]停辦期間仍著手進行改組與擴充事宜。

之江大學停辦的深層原因是美國設立人與南京國民政府關于宗教教育的矛盾沖突，即“三民主義教育與基督化教育沖突之結果”[5]P610。美國設立人認為本會在中國辦學，以實施基督化教育為目的，況且中華民國法令明確規定宗教自由，西方國家中也有允許私立學校自行規定宗教教育的先例。因此，之江大學對于宗教教育活動應有自行規定的權利。而南京國民政府以孫中山的三民主義建國，應以三民主義施教，從前所頒布之教育宗旨自然不能適用，今后的教育應符合三民主義教育理念。美國設立人堅持之大辦學基督化教育的理念，而國民政府力主以三民主義興辦教育，雙方關于教育理念的沖突，使得之江大學立案中的宗教問題、領導權問題無法解決，不得不被迫停辦。

復校與立案。停辦一年后，隨著浙江時局的穩定，之江大學也開始準備復校。之江大學同學會為母校復校出力甚多，發起復校運動，開會討論應付方針，籌商復校辦法，組織復校委員會，得到了各處之江畢業同學的贊同。1929年5月11日，之江大學同學會召開第十三屆年會，會議對母校復校問題提出多項重要議案：“一、責成李培恩君赴京敦促朱經農就校長職；二、推舉吳文蔚等人為復校委員會；三、推舉董事和候補董事；四、選舉總會職員；五、選舉協助母校經濟委員會”。[6]在同學會極力催促下，校董會議決于1929年秋重行開學，舉定朱經農為校長，李培恩為副校長。校長朱經農由于教育部事務繁忙，一時難以就任，校董會聘請李培恩為代理校長。1929年9月14日，之江大學舉行開學典禮，浙江省政府政要人士均到場參加，場面頗極一時之盛。

之江大學復校后，積極辦理移交手續，籌備立案。首先，完善相關學科，在文理建筑三科外，增設商科，李培恩兼任商科主任，復校后各科課程按照相關章程辦理，黨義及軍事訓練等科，亦切實實行，調整后的課程體系更為豐富，涵蓋中文、歷史、英文、政治、哲學、生物、化學等系科；其次，宗教方面，由于復校后之江大學的課程仍趨重于宗教化，引起了學生的不滿，宣告罷課，之江大學遂不再強迫學生做禮拜；最后，改組內部組織，之江大學原設立人為美國北長老會差會與南長老會差會合作的托事部，按照國民政府立案規定設立人須為華人團體。因此，董事會與美教會接洽，改中華基督教總會為設立人，分設文理兩科，先以文理學院立案，改定校名為私立之江文理學院。之江大學為立案做出的努力終于有了回報，1931年7月，教育部發布訓令，“據該廳呈報派員視察私立之江文理學院現辦情形，核與私立學校規程第二十三條，尚無不合，應即準予立案”。[7]至此，之江大學歷時四年之久的立案問題終于告一段落。

立案的影響

之江大學立案對其影響深遠，其發展也進入“中興時期”。

宗教色彩逐漸淡化。之江大學最初作為一所教會大學，其首要的目的就是傳播基督教。立案后，其辦學宗旨為“遵照國民政府所規定之教育方針，用基督博愛、犧牲、服務等精神，造就道德化、學術化及實用化之人才，以供給社會之需要”[8]P38。辦學理念從最初的為基督教宣教辦學，轉變為用基督教的精神辦學。之江大學已不像初創時期那樣以傳播宗教內容為主，而是以教書育人、傳播知識為主。盡管還是有宗教組織與活動，這是它作為一所教會學校所不可避免的，不可否認的是，之江大學的宗教色彩卻在逐漸減弱。

國人主持學校行政事務。立案前，之江大學由美國北長老會華中差會和南長老會華中差會聯合選派的代表組成的校董會以及校長負責管理。按照政府的立案要求，教會大學的校長一職須由中國人擔任。1931年，美國基督教南北長老會差會托事部將學校移交給中華基督教總會執行委員會，組織以中國人為主體的新董事會，聘李培恩為校長，從這以后就由中國人自己來主持學校的校務行政。李培恩是之大的第六任校長，也是在任時間最長的校長（1931-1949）。在李培恩校長主持學校事務下，之江大學進入了一個穩定發展的時期。

經費來源的多樣化。之江大學在其發展的初期，經費主要來自于教會的資助和美國方面的捐贈。向政府立案后，其經費來源也漸趨多樣。之江大學向教育部立案成功后，取得了向教育部申請經費支持的資格。除了政府對學校的資助，私人捐助的數量也很多。近代著名的報業家史量才，資助學校大量經費，捐建體育辦公樓、經濟學館。之江大學同學會為母校的發展也是盡心盡力，促成之江大學成功復校，同學會還募捐二萬元為母校圖書館建筑費用。

與中國社會廣泛聯系。教會學校向中國政府立案后，它已成為中國新式教育的組成部分，之江大學也逐漸融入中國社會，與中國社會的聯系日益緊密?！熬乓话恕笔伦兒?，之江大學的學生愛國熱情高漲，積極投身于學生運動，向政府請愿，要求抗日，組織抗日救國會，舉行擴大宣傳，籌募助黑軍餉?？箲鹌陂g，之江大學有些進步學生去新四軍參與抗日根據地江淮大學的籌辦工作。為了滿足國家復興和國民經濟建設的需要，之江大學還開設了許多有關建筑工程、機械工程方面的應用型課程，培養了一批當時社會上急需的專業技術人才，教育學系特別注重鄉村教育。

之江大學立案的過程一波三折，其背后更是多種力量博弈互動的結果，尤其是南京國民政府與美國差會之間的矛盾沖突。最終在之大校董會和同學會的積極運動下，之江大學的立案得以最終完成。之大是眾多教會大學發展的一個縮影，立案之后之江大學更貼近中國社會，成為國民政府教育體系的一部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