論西柏坡統戰文化與和諧政黨關系的構建

朱曼曼

（河北師范大學馬克思主義學院 河北石家莊 050010）

正確理解西柏坡統戰文化的內涵

西柏坡統戰文化從西柏坡時期的革命實踐中走來，西柏坡時期特指從1948年5月到1949年3月，特指中共中央工作委員會進駐西柏坡到中共中央遷往北平這一特定的歷史階段。1948年中共中央發布“五一口號”，各民主黨派和無黨派人士正式接受中國共產黨的正確領導，走上了民主政治建設的道路。1948年召開的“九月會議”積極作出對國民黨軍進行戰略決戰的決策，凝聚中共意識形態，取得解放戰爭的勝利。1949年七屆二中全會會議提出促使全國革命迅速取勝利的方針和政策。同次會議上提出的“兩個務必”重要論述，對推動中國共產黨的建設、中國革命實現戰略轉變具有劃時代的意義。

“統戰文化”是“統一戰線文化”的簡稱，統戰文化是各種社會力量融匯、凝聚的文化，它不僅服務于政治領域，而且廣泛地運用于其他各個領域。新時期的統戰文化是以“和”為核心，以“團結、合作、互助、關愛、和諧”為基本準則，主要圍繞民族團結文化、黨派合作文化、宗教融合文化等主要內容展開。統戰文化發展的過程是政黨在統戰工作的戰略思想和理念指導下，對社會政治結構進行改造的過程。一般意義上來講，西柏坡統戰文化特指在西柏坡時期，中國共產黨在馬克思主義統一戰線理論的指導下，推翻反革命政權，實現新民主主義革命勝利，在實踐中形成符合中國政黨制度發展的政治性理論文化。它代表的是馬克思主義統戰理論在中國的創新和運用，是中共政黨文化在一次次理論探索過程中意識形態凝聚的結晶。

西柏坡統戰文化的獨特品質

西柏坡統戰文化是新民主主義革命轉折階段的重要標志，新民主主義革命階段的革命形勢與任務在西柏坡統一戰線工作的深刻展現和實踐發展，與當地統戰文化有機融合，就構成了西柏坡統戰文化鮮明的地域色彩，是中國共產黨在其領導的統一戰線中所創造的精神財富。

基本宗旨：致力于發展和諧政黨文化，密切政黨關系。中國共產黨領導的政治協商和多黨合作的制度作為我國的基本政治制度，是中共意識形態凝聚的理論成果即合作型政黨文化的具體表現?；诹己玫慕y戰思維與政黨文化，在我黨內部形成了具有共同理念的政治聯盟，在協商和合作中實現了相互依存和和諧共進的發展狀態，為全力推進政治民主化提供良好的制度支撐。與此同時，在西柏坡統戰文化的熏陶下，中國共產黨與黨外代表致力于創造了以“團結合作”為核心的政黨文化，致力于構建良好政黨關系的政黨文化成為塑造黨隊伍人格、樹立共同理想的根本，推動并密切和諧型政黨關系的發展，在廣泛領域工作中取得建設性的成就。西柏坡時期形成了以合作性、政黨性及建設性等為代表的具有歷史意蘊的統戰文化，營造了團結和諧的社會氛圍和互相包容的社會風氣，更加凸顯了我國長期共存、互相監督、肝膽相照、榮辱與共的基本方針，形成關系融洽的政治共同體。

思想特質：基于共同的利益訴求，堅持求同存異。馬克思主義唯物辯證法處理矛盾問題時提到“和而不同、求同存異”等相關的詞匯，它是馬克思主義理論在中國的運用和發展，旨在實現社會關系和諧化、人際交往團結的趨勢。西柏坡統戰文化在實踐中日益凸顯“求同存異、和而不同”的鮮明思想特質?；氐轿靼仄聲r期，此時的中國面臨道路方向選擇的難題，為全力推翻蔣介石的反動統治、實現民族獨立，當時民主黨派和無黨派民主人士站在同一革命戰線上，集中力量反對國民黨成立的“國大”和制定的相關憲法，部分民主進步人士在策反國民黨高級將領、聯絡華僑等工作中發揮了重要作用，為國統區“第二條戰線”的形成貢獻力量。在1947年11月隨著民盟的解散，一些九三學社、民革等民主黨派活動被迫轉如秘密活動范圍，中國共產黨積極幫助疏散和隱蔽處在危難境況中的民主人士，幫助部分民主黨派領導人盡快完成赴港任務，對民主黨派正在進行的“第三條道路”進行指正，積極重建民主黨派。隨后1948年1月在香港的召開的民盟一屆三中全會，標志著各民主黨承認共產黨領導的方向，為人民民主政權的建立貢獻了力量。

政治主題：凝聚廣泛團結力量，達成意識形態共識。毛澤東同志曾指出：“作為具有極強的覺悟性和組織性的無產階級，單憑一己之力是無法取得革命的勝利，實現全民族的解放必須在不同情形下團結可以團結的力量，形成強大的革命統一戰線”歷史事實也再次驗證凝聚廣泛力量，達成意識形態共識的極端重要性，就在1945年8月，中共中央發出《對目前時局的宣言》，強調堅持“和平、民主、團結”的革命口號。1947年中央開啟的中央城市工作，繼續堅持又團結又斗爭的原則，成功幫助各民主黨派和無黨派人士徹底認清蔣介石的虛假嘴臉，對推翻蔣介石的偽政權作好前期準備工作。同年5月，全國各大中城市舉行了游行示威活動，形成了學生運動與以蔣介石為代表的反動政府之間的斗爭，大家集中起力量共同反抗國民黨的強行鎮壓?？傊?，在這一時期中國共產黨始終秉持著“大團結、大聯合”的理念和根本，以求最大限度地鞏固和擴大人民民主統一戰線，最大限度地將熱愛和平、渴望民族獨立、爭取民主的各界人士團結在一起。

制度優勢：堅持多黨合作、民主協商的政治制度。1848年《新萊茵報》的創辦，是馬克思同德國資產階級和小資產階級民主派合作的結果，也是馬克思政黨合作、統一戰線思想的初步實踐。再談到中國新民主主義革命時期，國共合作正式拉開了統一戰線實踐的序幕。到西柏坡時期，中國共產黨在一次次成功與失敗的實踐中，以更加開放包容的態度總結了各個歷史時期政黨合作的經驗和教訓，密切了中國共產黨與民主黨派之間關系，成為我國多黨合作、民主協商的里程碑，1948年“五一口號”的提出充分體現出中國共產黨對人民民主的新認識，拉近與民主黨派的距離，各民主黨派逐漸接受中國共產黨的政治主張、積極響應“五一口號”的號召，不僅僅在于中國共產黨認識的改變，更多的是“五一口號”的實質內容符合各民主黨派的價值追求和政治取向。1949 年的七屆二中全會上強調：“中國共產黨要將黨外各民主人士當成自己的干部，無論在思想上還是在政治上都要一視同仁，共同商量和解決面臨的問題，要求各民主人士有一定的職位和權利，旨在工作崗位上做出成績?！边@些相關論述無疑為中國共產黨領導的多黨合作和政治協商制度打下了堅實的基礎。

西柏坡統戰文化引導政黨關系趨于和諧化

整合多元化資源，滿足政黨利益需求。西柏坡時期，不同政黨成員間和同一政黨成員間，其價值觀等也會存在較大差異，為集中推進黨的統戰工作，有效協調社會主義主流意識形態及多元文化矛盾，必須整合多元化資源。我黨堅持社會主義意識形態的主導地位，倡導“和而不同”“求同存異”的和諧共生理念，促進民主黨派朝著自覺接受共產黨領導的方向前進，建立并鞏固了人民民主政權的建立。隨著我國社會主義的發展和變遷、制度體系的革新與跨越，社會主義的主流意識形態面臨著多元文化的沖擊。通過整合社會文化資源力量，培養和塑造各黨派成員群體意識，促進凝聚意識形態共識，強化參政黨中的人大代表及政協委員的表達意識，確保全黨、社會各界民主人士及廣大人民群眾緊緊團結在中國共產黨的旗幟之下，形成執政黨與參政黨群體的全面合作與良性互動。統戰文化的導向和引領性作用能夠為其利益的滿足與表達創造機會并提供媒介，強化各種團體自身利益的訴求與表達。

發揮政治制度優勢，密切政黨關系。政黨關系和諧是我們選擇和考量政黨制度的重要標準，目前我國正在堅持的基本政治制度即中國共產黨領導的多黨合作和政治協商制度，也正是由于堅持了這一正確的標準，經受住一次次實踐的檢驗，成為指導中國共產黨自信前進的指南。在西柏坡時期，中國共產黨在革命創新實踐中積極探索人民政協這一人民民主重要形式，及時發現制度自身的不足并進行補充說明，這也奠定了黨堅定不移地走符合中國國情的政治發展道路的政治基礎。這項基本政治制度的形成為豐富民主形式、暢通民主渠道、加強民主交流奠定基礎，成功實現各黨派、各團體、各民族、各階層共商國是，在發展政治工作的同時，密切政黨關系，有利于在廣泛凝聚共識中繼續發展優良統戰文化，繼承我黨的光榮傳統；為中國共產黨西柏坡時期取得革命勝利提供可靠經驗；也為新時期中國共產黨的建設改革事業提供戰略支撐；為全面推進新形勢下統戰工作提供重要政治借鑒。繼續加快和推進團結民主的政治工作進程，積極引導全黨密切政黨關系，責權分明，共商國是，實現民主黨派與中國共產黨患難與共、團結一致的友黨關系，并在國家政治工作和人民生活中散發生機與活力。

堅持以人為本，增強統戰群體的積極性。在無產階級解放運動過程中自身團結統一和同盟軍問題成為中國共產黨統一戰線的根本性問題。西柏坡時期的數次實踐成為黨廣泛凝聚意識、爭取贏得民心、調動群眾積極性進而推進統戰工作的力量源泉，以黨之名，真正深入基層，了解人民的愿望和初衷。實現了黨依靠人民、組織人民、發動人民相統一的革命戰略基礎，最終以實現人民群眾利益的最大化作為黨發展和實踐的出發點和落腳點，并且高度重視民生思想、解決民生問題，尊重、照顧、維護統戰群體的切身利益，建立人民民主政權，形成極具中國特色的嶄新的和諧政黨關系。愛民的政黨形象在人民心中屹立不倒，增強統戰群體共同參與社會各項事業、政治生活的積極性。西柏坡時期的統戰工作不僅對構建和諧政黨關系起到了關鍵性的作用，而且也為今后實現民族獨立、國家富強提供值得借鑒的經驗，同時也為凝聚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中國夢的強大合力形成共識基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