組織化培育：鄉村文化建設的實踐路徑與機制創新

楊麗新

(武漢大學 社會學院,湖北 武漢 430072)

一、問題的提出

鄉村文化建設不僅關乎農村社會的穩定與發展，更是鄉村治理和鄉村社會發展過程中的核心議題［1］。隨著工業經濟的發展與城鎮化的快速推進，鄉村人口外流，社會活力減弱，與農業生產和鄉村社會相匹配的鄉村文化自我生產能力急劇弱化，通過外部進行文化供給成為鄉村文化建設的主要路徑。既有的文化供給在實踐過程中并沒有達到促進鄉村文化有序、穩定發展的制度預期，反而呈現出“供需錯配”［2］、公共文化服務“懸浮化”［3］等供給困境。黨的十九大提出的“鄉村振興”戰略中，“文化振興”作為總體性要求貫穿于鄉村振興的全過程，在文化建設的必要性和實踐困境之下探索鄉村文化建設的有效路徑，不僅關乎鄉村振興全局，更是鄉村社會發展的必然要求。

圍繞促進鄉村文化建設，學者們從多維度多視角展開了豐富的論述，大體上可以分為“資源均衡論”“精準供給論”以及“文化激活論”三大研究路徑。

資源均衡論認為，文化資源的不均衡分布是制約鄉村文化建設的關鍵因素，因此鄉村文化資源的投入力度要加大，以彌合城鄉之間的文化發展差距。城鄉二元結構導致城市和農村文化發展呈現出“差序結構”［4］，城鄉之間以及不同群體之間享受著“差別化”的文化產品［5］，因此必須構建城鄉一體的公共文化供給體系，動態地把公共文化資源、文化產業資源、文化人才資源等向鄉村優先配置，并有序地把城市文化資源輸送到鄉村［6］，以此實現文化資源的均等化分布，保障農民獲取文化產品的機會公平。例如，有學者將農家書屋視為鄉村文化發展的重要陣地［7］，提出建立“中心館+總館+分館+服務點”的總、分館服務模式［8］，搭建鄉村文化創意平臺，探索鄉村文化建設的多種模式與形態［9］。

精準供給論著重關注文化供給與文化需求的適配性問題，認為雖然農村公共文化產品供給總量不斷提升，但供給效能不足的問題卻普遍存在［10］?，F階段的文化供給，如農家書屋、“電影下鄉”等并不能完全契合農民的審美偏好或精神需求，存在著使用率低甚至嚴重浪費的現象［11］。供給側改革被認為是破解鄉村文化供給效能不足、促進鄉村文化建設的有效舉措，例如，通過建立文化公共產品的私人供給模式與俱樂部供給模式［12］、發展農村民辦文化［13］、建立“點單式”的文化供給方式［14］以及“精準滴灌”等方式［15］，提升農村公共文化服務供給的針對性和有效性。

文化激活論則突破了單一的供給路徑，認為標準化、制度化的外部文化供給路徑脫離了農民日常生活實踐，難以真正提升鄉村文化的造血功能［16］。因此，鄉村文化建設必須以“鄉村”為主體，充分發動村莊社會中文化精英和村社積極分子，實現對村莊文化資源的重組［17］，不只是“送文化”，而且要“種文化”［18］。如發揮老年人在村莊文化中的生產性功能，激活鄉村文化［19］；大力培育新鄉賢群體，通過完善新鄉賢參與機制來傳承和創新鄉賢文化，發揮其在重構鄉村文明秩序和凝聚鄉村振興力量中的獨特價值［20］。

既有研究分別從供給資源、供給效能以及供給的主體性與適應性等方面為鄉村文化建設的路徑和方向研究提供了諸多頗具啟發性的觀點，但是在具體的研究中對鄉村文化的公共屬性與可培育性把握不足，具體表現在以下兩個方面。一是既有研究往往“輕鄉村”而“重文化”。無論是城鄉資源均衡還是多主體多層次的文化供給都試圖滿足鄉村各類群體多樣化的文化需求，其在具體實踐中則難以做到供需精準適配。鄉村社會不斷分化，村民文化需求日益碎片化和個體化，而個體需求在相對豐富的文化市場中是不斷變化和發展的。因此，文化建設中的供需匹配方面最終都會呈現出供給追不上需求的滯后狀態，其內含著一個文化發展的悖論，即文化供給越精準化則鄉村文化就越“去公共化”。在此過程中，鄉村文化的公共屬性不斷喪失，文化建設的目標被異化了。二是既有研究忽視了村民文化需求的發展性和可培育性。雖然相關研究實現了從文化供給側優化到供需雙側協同改革的總體思路轉向［21］，也強調疏通文化需求表達機制，形成文化的內生供給體系［14］，但是其底層邏輯在于打破供給與需求的隔絕狀態，村民的文化需求仍是作為一個不變的常量，處于“被滿足”的狀態，文化需求的發展性和可培育性被忽視了，其始終處于眾口難調的固化狀態，形成了鄉村文化的組織化困境?；诖?，本文將“組織化培育”作為鄉村文化建設的創新機制，在既有研究的基礎上主要從三方面推進。一是視角轉向，現有的文化供給研究存在“去政府化”傾向，將文化供給的“失衡”與“懸浮”歸因于政府壟斷的單一性的文化生產體制［22］，進而忽視了政府這一鄉村文化最穩定最持續的供給主體，本研究重新引入政府視角，探索政府促進鄉村文化建設的優化模式；二是從組織化角度出發，通過文化組織體系的構建，推動鄉村文化再生產系統的重建，實現文化的組織化生產與滿足，破解鄉村社會文化需求多元化與文化供給個體化的結構性難題；三是在組織化的基礎上跳出文化供需精準適配的陷阱，通過鄉村內的文化精英探索“以供引需”的文化供給創新路徑。

本研究從政府視角出發，探尋政府契合社會的文化供給實踐背后的邏輯理路，并在此基礎上提出鄉村文化供給的有效路徑。本文的經驗材料來源于筆者及調研團隊2020年10月在四川省成都市P縣D鎮以及下轄的D村進行的為期20天的駐村調研。調研采取了深度訪談法和參與觀察法，對當地的鄉鎮干部、村干部、文化精英、村民小組長以及部分村民進行深入訪談，獲得了較為豐富的調研材料，這構成了本文的經驗基礎。

二、鄉村文化的本質內涵與現實困境

（一）本初之源：作為生活方式的鄉村文化

費孝通在《費孝通九十新語》中提出了文化的定義，“文化”指的是“一個民族，或者群體，共有的生活方式與觀念體系總稱”［23］。后續鄉村文化的研究者們大多遵循這一研究思路，將鄉村文化定義為在鄉村長期共同生活所形成的、鄉村特有的、相對穩定的生活方式與觀念體系的總稱［24］。從鄉村文化的概念體系出發可以概括出鄉村文化的兩大特征：自我供給與服務于團體的位育制度。

1.鄉村內部的自我生產

費孝通將中國文化概括為從土里生長出來的文化，揭示出了文化的表現形式與生產根基的關系，因此，對于文化的考察要回到其物質環境場域中。從這個意義上講，鄉村文化的研究基點是鄉村社會。鄉村社會的組成部分可以分為農業、農村和農民，鄉村社會圍繞農業生產形成了一系列物質文化與規范文化，建筑風格、農作方式等都屬于物質文化的符號載體；規則、倫理、習俗以及輿論等則是規范文化的具體表現形式。圍繞農業生產所形成的物質文化和規范文化就構成了鄉村社會的運行規則，也是生存于鄉村內部的個體行為的規訓機制與整合機制。在具體運行過程中，農業是基礎，農民是主體，農村是整合環境，農業、農民與農村三位一體使得鄉村文化保持自供給、自滿足的穩定運行狀態。

2.服務于團體的位育制度

對文化的闡釋，離不開一個高頻詞匯“生活共同體”，其背后的邏輯支撐是文化必然是團體性的，包括團體性生產與團體性滿足。既有的關于文化的定義都將“民族”“群體”等同質性群體當作文化的生產主體，從這個意義上講鄉村文化的生產也必然是團體性的。規范性文化是鄉村文化團體性的實踐形態，規則、倫理、習俗以及輿論的指涉方向都是團體，鄉村文化的作用機制就是利用團體性規范實現對個體生活秩序的引導與強化?？梢?，鄉村文化的內容和形式都是團體性的。

鄉村文化特征及內涵表明鄉村文化的特質不在于文化，而是鄉村，是農民圍繞農業生產自發建立起來的一套團體性生產生活準則，其外顯為鄉村社會秩序與社會價值標準，內化為個體的生活方式，與農業生產、農民生活以及鄉村社會高度互嵌，呈現出高度自運行的良性樣態。

（二）無文化的鄉村：鄉村變遷中的文化困境

鄉村社會和鄉村文化的共生性關系是我們理解、剖析現階段鄉村文化供給與文化建設困境的關鍵切入口。農業社會鄉村文化保持旺盛生命力的根源在于文化生產系統與社會系統密不可分，只要社會系統持續運轉，鄉村文化就能夠綿延不休。城鎮化與工業經濟的快速發展瓦解了鄉村社會，鄉村文化困境日益凸顯。

1.鄉村之變：邁向城市的鄉村社會

城鄉二元結構是對過去相當長一段時間內我國城鄉形態的深刻勾勒，既描述了城鄉之間巨大的發展差距，也表明城市社會和鄉村社會是一種結構性的存在。結構性的另一面是穩定性，意味著鄉村社會仍具有一定的活力，能夠維持自運行。隨著工業經濟與城市文明的進一步發展，鄉村社會的穩定性被打破了，其內部發生的系統性變化使得鄉村社會在不斷“城市化”。

（1）生產之變。在城鄉二元結構下，“半工半耕”的家庭分工形態可以兼具農業生產與打工經濟的平衡，是農村家庭獲取資源積累、實現家庭發展的相對優化形態［25］?？焖偻七M的城鎮化打破了這一相對平衡的家庭分工樣態，進城難度的降低進一步擠壓了農村生產的價值空間，有相當比例的中年父母隨子女一同前往城市打工和生活，農業生產成為一種可放棄的剩余性選擇。調研中，部分農民感嘆道，“我在外邊干三天零工，抵得上一畝地一年的收入，我費那力氣種地干嘛？”

（2）主體之變。與打工經濟相伴隨的是農村人口大量外流，與“半工半耕”家計模式下的人口流動樣態不同，現階段的鄉村人口流動屬于單向外流。有學者根據第七次全國人口普查數據分析發現，自2010年以來，已經有16436萬鄉村人口轉變為城鎮人口［20］，而這部分進城的人口是鄉村社會的“主體”，主體人口的流失會加劇鄉村社會的凋敝。

（3）價值之變。工業文明與城鎮化不僅改變了鄉村社會的生產結構與社會結構，更顛覆了鄉村的文化認同，“當追求富裕成為鄉村社會壓倒一切的生活目標，經濟成為鄉村生活中的強勢話語，鄉村社會由瑪格麗特·米德（Margaret Mead）所言的以年長者為主導的前喻文化迅速向以年輕人為主導的后喻文化過渡，年長者在鄉村文化秩序中迅速被邊緣化”［26］。鄉村既有的傳統農業文化成為一種“落后”“過時”的文化，城市化與工業文明不僅囊括了經濟領域，更主導了社會的價值準則。

2.文化之困：文化生產系統的停滯

鄉村社會的系統性變遷弱化了文化生產的社會基礎，內外形成合力推動鄉村文化建設成為政府與社會的共識。已有的文化供給與文化建設實踐雖然在一定程度上改善了鄉村文化的整體環境，但沒有改變鄉村文化生產系統的停滯狀態，鄉村文化的困境難以得到根本緩解。

（1）內部生產動力不足。農業、農村和農民組成了整個鄉村社會系統，其中農業和農民是根本，鄉村文化是二者互動的產物?，F階段農業生產的重要性不斷降低，農民的主體進城，“留守群體”成為鄉村的常住群體，這就極大地弱化了鄉村文化的再生產能力。在調研中，一位老村干部針對“紅白一條龍”下鄉包桌談了自己的看法，“現在的儀式簡化了，掏點錢讓人家給你做也方便，不存在愿意不愿意的問題，村里面都沒有人了，你就算自己想搞也搞不起來，現在抬棺的都是外邊花錢請的”。鄉村的變化使得既有的文化生產根基動搖了，留守群體只能使傳統的鄉村文化處于一種暫時的維持狀態。

（2）外部文化供給效能轉換有限。內部生產能力弱化與文化的公共性、功能性決定了通過外部向鄉村社會進行文化供給的必要性。圍繞如何進行文化供給，政府付出了巨大努力：從“文化下鄉”到大力推進鄉村文化基礎設施建設；從政府一元供給到建設多元的文化供給體系；從供給側改革向供需協同改革轉型。諸多措施和改革的深層次邏輯在于達到“以供適需”的文化供給目標，但是在具體的實踐過程中卻總是呈現出“供不適需”的現象。建好的“百姓大舞臺”沒人去，放滿了農業知識、中醫保健知識以及古典小說的農村書屋落下了厚厚的灰塵。外部的文化供給和內部的村民需求似乎是兩個平行世界，供給效能不足成為現階段鄉村文化建設的重要制約因素。

（3）團體性的文化生產機制喪失。農業生產方式的改進使得在村的農民群體一躍成為“有閑階級”，如何打發閑暇時間成為社會性問題。已有調研發現，看電視、打牌、閑著無所事事是農民度過閑暇時間的主要方式［27］，農民的閑暇活動呈現出“以個人為主體，以家庭為主要活動場域”的特點，打發閑暇時光的方式單調乏味［28］。閑暇文化發展樣態是鄉村文化建設困境的縮影，由于缺乏組織和引導，農民的文化生活完全被市場所主導，曾幾何時，賭博、惡性人情競爭乃至邪教都從邊緣走向中心［29］。傳統鄉村文化所具有的需求滿足、價值引領以及行為規范等團體性功能被不斷沖擊，村民文化需求的滿足日益個體化，鄉村領域內各種文化力量充斥，有文化而無鄉村文化的弊端不斷顯現。

以上論述主要明晰了四個問題：一是確立了鄉村文化的根源在于鄉村社會，鄉村社會和鄉村文化處于共生性形態，理解鄉村文化不能脫離鄉村而只注重于文化；二是鄉村文化是一種群體/團體文化，農業經濟下的鄉村文化一直保持著團體性的生產機制與作用機制，從而在個體—團體—社會之間形成了緊密的聯結關系；三是現階段鄉村文化的困境根源在于鄉村社會的變遷，供給能力弱化與供給效能不足致使鄉村文化再生產系統失能，村民個體化的文化滿足甚至被邊緣文化吸納都是再生產系統失能的外在表現；四是現階段鄉村文化建設的核心是再生產系統的重建，其對標物不是城市的文化系統，而是立足于鄉村文化的本質內涵，保持文化的鄉土性與團體性。

三、鄉村文化再生產系統重建的成功經驗

鄉村文化再生產系統指的是在鄉村內生的文化供給系統喪失自運行能力的情境下，外部力量依托鄉村社會構建出來的具備文化轉換、引領與再生產的在地化的文化系統。成都市P縣通過更新文化產品、培育組織主體、激活村民的文化參與動力等組織化途徑重建了鄉村文化的再生產系統，推動了鄉村文化的活躍發展。

（一）文化更新——孵育鄉土性大眾文化

大眾文化指的是自工業化、城市化以來，運用工業生產方式制作的、通過大眾傳播媒介傳播的、注重滿足普通民眾的日常感性愉悅和休閑需要的文化形式［30］。大眾文化本身具有低門檻、娛樂性強的特征，傳播性、適應性極強。在全民健身浪潮的推動下，P縣在完成送戲送書送器材等文化供給的“標準動作”基礎上，考察本地的文化市場并篩選了一部分動作難度較小并且具有鍛煉效果的廣場舞種往下推送，通過發動基層組織尤其是村社的婦女委員將一部分在村女性動員起來，保證了一村一個廣場舞隊。相較于“農村書屋”“電影下鄉”等文化形式，廣場舞的吸引力更強，D村46歲的王某說起跳廣場舞的原因，“去城里面看到別人都在跳，我在手機上也經常刷到，一群人在一塊耍?？偙纫粋€人強，人家叫我我就來了”。

（二）主體培育——吸納鄉村文化精英

P縣是通過基層組織動員、比賽的形式鼓勵在村民眾參與廣場舞活動的。婦女主任參與到具體的工作中去，但是這種組織效果并不明顯，“每天村里面的工作都忙死了，哪有什么精力搞這個，都是政府有要求了，我們就訓練幾天”，在2019年之前D村的廣場舞隊伍建設相對滯后。D村的這種情況并非個例，政府也注意到了這種情況，開始轉變思維，鼓勵基層發掘并動員文化精英參與到廣場舞隊伍建設中。今年64歲的劉阿姨早年在城里帶孫子，晚上在廣場散步經?？吹絼e人跳舞，機緣巧合下她和鄰居一起向一位廣場舞愛好者拜了師，從此跳廣場舞成了她生活中的重要組成部分，孫子上了大學后，喜歡農村生活的她返回鄉村居住。D村李書記找到她的時候，她欣然同意，“我本身也喜歡跳，這個東西大家一起才有意思”。筆者集中調研D鎮的三個村里面的廣場舞隊，發現都是像劉阿姨這樣的鄉村文化精英擔任了廣場舞的組織者和引領者的角色。

（三）合力賦能——構建組織體系

為了更好地引領和建設以廣場舞為起點的文化組織，政府推動建立了村—鎮—縣三級文化組織體系，實現了文化精英和村民的有效組織。

1.建立專業化的組織體系

P縣一改之前由政府部門一體化推進的思路，而是由文旅局牽頭、由文化宮人員負責具體活動，形成了由縣文化宮到鎮文化站再到民間文化精英的專業化的組織體系。

2.確立文化活動的組織主體

P縣將民間文化精英作為文化活動的組織主體，不僅在村里面鼓勵引導文化精英發揮組織引領文化活動的帶頭作用，在鄉鎮層面也將此權力交給文化精英。D鎮專門負責文化活動的是個50多歲的舞蹈愛好者，鄉鎮政府不發工資，但是會給其去縣城學習給予車費補貼。鄉鎮的文化活動負責人每年至少要到縣文化宮參加5次培訓，然后在鎮文化站對各個村的領隊進行集中培訓，各個村的領隊再返回村莊對村民進行指導培訓。

3.加強層級之間的分工合作

縣鄉兩級政府的文化部門作為統籌方主要負責輸入文化產品，提供培訓服務。與流行的廣場舞不同，由文化宮提供的文化產品兼具市場性與教育性，如D村現在所跳廣場舞的背景音樂很多都是紅歌，有一部分舞蹈是根據紅歌改編而來的。在村的文化精英則主要負責消化吸收文化產品，動員村民并靈活安排文化活動時間，如D村的廣場舞隊伍就有冬季活動時間和夏季活動時間，并且會在農忙時節暫停，完全以符合農村農民生產生活節奏的方式來開展活動。

（四）動力激活——搭建文化平臺

文化活動是文化組織持續運轉的重要動力，P縣通過搭建文化展演平臺和提供獎勵等措施激發文化團體的活力，打通了文化活動到鄉村社會的“最后一公里”。

1.組織文化比賽，激發文化組織參與的積極性

D鎮每年都會組織以村級為單位的文化比賽活動，例如2019年是廣場舞、2020年是健身操、2021年則改成柔齡球，比賽以團體形式進行，每支隊伍8～15人?？h文化部門每年會以適合中老年人操作為標準對內容進行篩選并提供培訓（定舞+培訓），比賽會評選出優秀獎和優勝獎，兩個獎項都會頒發證書并提供獎金，而獎金差額只有100元。鎮政府工作人員介紹，各個村參與積極性很高，每個參賽者都自帶觀眾，觀眾的參與度也很高。

2.搭建文藝展示平臺，形成地方性的文化供給系統

除了競爭性的比賽活動，鄉鎮和村也會在國慶節、重陽節等重大節日鼓勵本地文化組織出節目，例如重陽節就有幾支隊伍到敬老院去為老人跳舞；S村在國慶節舉辦文藝活動，18個節目全部是由本鎮的文化組織提供的。這種自辦節目受到了表演者與觀眾的歡迎，敬老院的陳某說，“來跳舞的很多自己都認識，看到他們來很高興，感覺自己也有了活力”。這種地方性的文化供給使文化活動超出既有范疇，具有社會性聯動的功能。

綜上所述，D鎮的文化組織和文化活動都得到了快速發展，鄉村文化極具活力，其根本原因在于政府推動建立了鄉村文化的再生產系統。首先，政府根據大眾文化低門檻、易傳播的特征將村民納入文化與組織的場域。不同于既往的單向度供給與精準適配，政府利用村民喜歡跳廣場舞的文化沖動，將分散的個體以團體的形態組織起來，激活了文化再生產的團體屬性。其次，吸納在村的文化精英，解決了文化組織的主體缺失問題。通過培育文化精英，激發文化精英的文化優勢與熟人社會屬性，實現文化的在地化生產與組織。并依托行政力量構建專業化的組織體系，通過上下整合賦能于鄉村文化再生產系統。政府通過輸入文化產品與提供文化資源來組織鄉村的文化精英，文化精英則借助文化資源在鄉村社會內部實現文化動員與文化組織，政府、文化精英與普通民眾三大主體實現了需求互嵌與功能分工，構成了文化再生產的制度系統。最后，搭建文化平臺，在需求滿足的基礎上為文化組織的運行提供社會動力。文化需求是開展文化活動的基礎，社會激勵則是文化活動持續開展的重要推力，也是文化再生產的重要動力。

四、組織化培育：鄉村文化再生產系統的重建機制

鄉村文化再生產系統重建的關鍵在于政府構建了嵌入鄉村社會的組織體系，以此實現組織化的文化供給與文化培育，有效引領了鄉村的文化建設?；谄浣M織化體系與培育性思維，我們將政府主導的鄉村文化再生產系統重建的實踐機制概括為“組織化培育”，其在具體的運行過程中可以分解為多元一體的行政整合機制、行政契合社會的組織機制、“以供引需”的需求培育機制以及社會面向的價值激勵機制。

（一）多元一體的行政整合機制：組織化的資源供給

在既有的鄉村文化場域中，除了政府，市場、資本以及個體都可以作為文化的供給主體存在，不同的主體基于不同的利益和喜好輸入不同的文化產品，雖然能夠在一定程度上滿足村民多樣化的文化需求，卻也造成文化建設“主心骨”的喪失，而“公共部門才是鄉村文化治理的主導力量，且決定著文化治理體系價值旨向與精神本質”［31］。P縣通過多元一體的行政整合機制實現了資源整合并強化了政府在鄉村文化供給中的主導權，保障了鄉村文化的公共性與公益性，為政府進行組織化培育實踐打下了堅實基礎。

為了提升文化的綜合供應效能，P縣政府部門調研了解了本地流行的文化形式，對文化產品再生產實現大眾文化與引領文化的融合，并通過吸納鄉土性的文化精英轉換了鄉土社會中個體性的文化供給單元，從而將個體與市場的文化資源都整合進政府的文化供給系統內，實現了鄉村文化供給從多元多體到多元一體的結構轉變。多元一體的行政整合不僅強化了政府在現階段鄉村文化建設過程中的主導權，更保障了唱響鄉村文化的主旋律。與市場文化不同，鄉村文化除了文化屬性，還具備鄉土屬性與社會屬性，具有強烈的共有共享色彩，因此鄉村文化供給不是作為單一的文化產品去滿足多樣化的具體需求，而是要作為鄉村文化公共品進入鄉村社會。市場文化供給的非公益性與個體文化供給的非公共性都很難整體性地推進鄉村文化建設，從這個意義上講，只有政府才能對鄉村文化公共品進行持續性供給，而多元一體的行政整合機制無疑能夠極大提升政府進行文化供給的力度與效能。

（二）行政契合社會的組織機制：嵌入式組織賦能

政府的文化資源在進入鄉村社會后面對的是分散的村民，雖然村莊內部基層自治組織有組織村民的功能，但是在行政化逐漸加深與集體性約束不斷弱化的情景下，其很難將村民組織起來，這種組織困境嚴重制約著文化供給與文化再生產的實踐效果。重建與鄉村社會契合的文化組織體系成為文化建設的重要突破點，其構成了組織化培育的制度系統。

1.組織體系的鄉土化運作

在村級組織不斷行政化的情景下，政府與村莊之間既有的靈活的組織體系與彈性空間逐步被壓縮，村級組織日益以行政化的思維、標準來承接與處理治理事務，致使其在文化建設中的組織效能不斷降低?；诖?，P縣在既有基礎上構建了半行政化的組織體系，在吸收科層制組織優勢的同時最大化地保持鄉土化的運作方式，這一鄉土化主要體現在兩個方面。一是組織層級的鄉土化。除了以行政權威為支撐的縣級組織，鄉村兩級的組織主體都不是以行政性權威為支撐，而是在當地社會享有一定權威的新興文化精英。二是組織規則的鄉土化。城市的文化組織大多是基于共同興趣而建立起來，其底層邏輯是特定文化需求的滿足，因此資源的稀缺性和競爭性促使文化組織內部制定了明確的組織規則。而鄉村的文化組織是通過“興趣+關系”建立起來的，其底層邏輯是一般文化需求的替代性滿足，這就決定了其無法在內部實行嚴格的組織規則。P縣除了在比賽和活動的時候對人數和舞種有明確的規定外，日常性活動全部由各個村莊的領隊自行組織；各個領隊往往會根據具體情況制訂一些簡易規則，例如B村由于剛剛經過征地拆遷與合村并居，矛盾比較多，領隊在開始跳舞時候就只有一個要求：來跳舞只講與跳舞有關的事情，剩余的閑話不要講。

2.組織方式的嵌入性和生活化

政府主導文化建設的實質問題是行政如何與社會對接。半行政化的組織體系雖然在一定程度上能克服行政化對專業化的侵蝕，但是其最終的檢驗標準在于是否能夠在進入鄉村社會后實現較好的組織效能。P縣的成功之處就在于成功激發了在村的文化精英活力，將其納入組織體系并作為基層組織的主體。與傳統的組織主體不同，文化精英在組織文化活動方面有無可比擬的優勢。首先，文化精英具備一定的文化基礎，能夠做到術業有專攻。其次，文化精英多數是“從群眾中來”的。劉阿姨在進城之前也不會跳舞，但是跳了舞精氣神也好了，所以當“回到群眾中去”的時候其本身就代表著文化與村民的契合性與可及性。再次，文化精英能夠充分利用熟人社會的優勢。熟人社會既能夠激活文化精英自己人組織自己人的關系結構與身份屬性，更為關鍵的是，對村民情況知根知底，這就使得文化精英能夠識別出村民中的積極分子與一般群眾，從而達到精準動員與示范帶動文化組織的效果。最后，文化精英充分做到在地化。在地化指的是文化精英在村生活，了解村民的生活節奏，能夠合理把握文化活動的開展節奏，使其更加契合村民的生活?？梢?，在既有文化組織體系內，鄉村文化精英成為了至關重要的的組織環節，政府的組織體系通過其得以進入鄉村社會，嵌入到村民的生活實踐中，實現了對村民的有效組織。

（三）“以供引需”的需求培育機制

調研發現，農民的需求有兩大特征：一是農民文化需求存在很大缺口，需要通過文化產品來充實自己的生活；二是大多數農民實際上不知道自己需要什么樣的文化產品。需求的缺口決定了供給的必要性，需求的非固定性則暗含了需求的可塑造性，P縣的文化供給得以成功的關鍵在于通過“以供引需”的需求培育機制克服了供需適配的結構性困境。

1.“以供適需”——行政吸納市場的文化供給

“以供引需”的基礎環節是進入到農民的需求場域中。當前主導農村文化場域的實際上是市場文化。市場文化的世俗性、高傳播性以及低門檻的特征在很大程度上塑造了農民的文化需求，生產了眾多農民“喜聞樂見”的文化產品。P縣文化供給思路轉型就是向市場取經，借鑒市場上比較流行的文化形式與文化產品，貼合老百姓實際，利用興趣將人們組織起來。需要強調的是，政府向市場取經不是政府服從于市場，近年來各地頻繁地舉辦各種文化比賽遵循的就是行政吸納市場的邏輯，是國家力量在文化場域的彰顯。

2.“以供引需”——在地化的文化生產與轉換

文化供給中“以供適需”的深層邏輯是通過滿足需求把村民組織起來，最終目標是達成“以供引需”的文化供給實踐效果。以供引需的關鍵就在于通過組織化體系實現文化的在地化生產與轉換。在行政吸納市場的基礎上針對如何更好進行文化供給，P縣政府做出了兩方面改變。一是進行在地化轉換。對本地市場上流行的廣場舞進行篩選與改造，以紅歌作為廣場舞的背景音樂，通過舉辦比賽等活動形式實現了從市場性文化產品到政府供給的文化產品的轉換。二是在組織化基礎上進行文化生產。文化宮通過定期舉辦培訓活動實現了文化的生產，文化的生產遵循逐級生產的過程，各個鄉鎮的領隊到縣城文化宮學習，這些領隊返回鄉鎮后會在文化站對各個村的領隊進行培訓，領隊回到村莊后再帶領村民進行學習。在具體的學習過程中領隊具有一定的決策空間，使得文化產品更具有鄉村適應性，例如劉阿姨就簡化了幾個大動作方便村民學習。

（四）社會面向的價值激勵機制

文化活動是文化建設的典型表現方式，而文化活動的持續開展既需要內生動力，也需要外在支持。P縣一方面通過組織化體系生產并輸入符合老百姓口味的文化產品，另一方面通過搭建文化平臺，提供地方性的文化展演空間，為文化活動的持續開展提供外在動力。

1.文化的展演性激活個體性價值

除了滿足基本的文化需求外，價值激活也是個體參與文化活動的重要動力。筆者在調研中發現，廣場舞隊員對于參加比賽的熱情很高，其深層邏輯是個體可以借助舞臺實現從文化參與者到文化表演者的角色轉換，在此過程中個體性價值被激活了。而P縣政府積極運用“文化比賽”這個法寶，一方面，通過舉辦不同類型的比賽引領村民的文化需求，如通過舉辦活動政府已經推廣了保健操、柔齡球以及唱紅歌等文化產品，受到了民眾的歡迎；另一方面，通過普惠式的比賽獎勵最大程度激發老百姓的參與熱情，所有比賽遵循“參與皆有獎”的基本原則，優秀獎和優勝獎的獎金差額只有100元，參與者不會產生競爭的緊張感與挫敗感，以此形成對文化氛圍的正向引領。

2.文化的服務性激活社會性價值

文化活動具有服務參與者和服務他者的雙重功能，個體參與文化活動本身可以滿足自身的文化需求，而文化活動的展演性又能愉悅他者，構成他者視野中的文化產品。從這個意義上講，文化活動參與者的個體性價值和社會性價值具有貫通性。為了更好地提升文化活動的帶動性與感染力，除了組織比賽，P縣在基層社會還提供了大量地方性的文化市場，每逢重大節日都會鼓勵各個村的文化團體出節目，形成了自我供給、自我滿足的地方性文化市場，尤其是重陽節自愿去給敬老院的老人跳舞讓劉阿姨印象深刻，感覺自己“豐富了他們的生活，也做了點有意義的事情”。政府提供本地化文化平臺與文化活動空間，使得原本自發性、娛樂性的文化活動增添了鄉土性色彩，產生了社會性價值，這種社會性價值又會反哺每個文化參與者個體，形成文化參與的正向循環。

綜上所述，多元一體的行政整合機制實現了組織化的資源供給，是組織化培育的實踐基礎；行政契合社會的組織機制重構了從政府到鄉村的文化組織系統，實現了政府與社會的合力式聯動，是組織化培育的制度系統；社會面向的價值激勵機制，為在村群體參與文化組織并持續性地開展文化活動提供了文化動力與社會動力，是組織化培育的動力機制。以上三者合力達成組織化培育的核心目標即形成“以供引需”的鄉村文化建設路徑。

五、結論與討論

在鄉村文化內生供給能力不足的情況下，如何通過外部供給滿足在村人口的文化需求是現階段鄉村文化建設面臨的重要問題。已有關于鄉村文化供給的研究遵循“資源本位”的路徑，強調通過文化資源供給滿足在村人口的文化需求，并據此提出了通過資源傾斜縮小城鄉文化發展差距、優化文化供給制度、激活鄉土性傳統文化資源等建議。但是在具體的實踐中，鄉村文化供給不足的局面并沒有因為文化資源的增加而得到緩解，反而面臨著供需失衡、文化服務“懸浮化”以及文化供給“去公共性”等困境?；诖?，本文突破既有的“資源本位”研究路徑，立足于鄉村文化的團體屬性與文化的可培育性，提出了以政府為主導的鄉村文化建設實踐路徑，通過多元一體的行政整合機制、行政契合社會的組織機制、以供引需的需求培育機制以及社會面向的價值激勵機制，政府不僅實現了對村民的有效組織，還通過組織化體系重建了鄉土社會的文化再生產系統，進而培育了村民的文化需求，達到了引領文化與文化引領的基層文化建設目標。

P縣通過文化組織體系把農民組織起來重建鄉村文化再生產系統，促進了鄉村的文化建設，這對于破解基層治理過程中的組織化困境具有深刻的借鑒價值。鄉村治理過程中的基礎性命題是，在當前農村通過什么樣的形式、什么樣的載體才能將農民組織起來，形成農民利益的最大公約數？現有的組織農民載體可以分為經濟載體和文化載體，經濟合作社是常見的經濟載體，其底層邏輯是通過經濟合作社將經營同類經濟活動的農民群體組織起來，如蘭考南馬莊的大米合作社、煙臺大戶陳家的葡萄種植合作社，但是這些經濟組織具有排他性、包容性不強的特點，不能有效帶動經濟分化、職業分化后的大部分農民。而文化需求則是村民最大化的需求，尤其是在人口流動大背景下婦女是農村最具活力的群體，也是家庭最具話語權的群體。根據不同地方的習慣和需求，組建不同的婦女文化組織，舉辦她們喜聞樂見的文化活動并通過文化將她們組織起來，是一種具有便利性、低成本、開放性等特點并契合鄉村社會的組織農民的有效形式和載體。

被組織起來之后，農民之間的關系就轉化成了組織成員之間的關系，農民之間有了以下變化：一是有了共同利益。個體利益或者個體需求趨同的農民一旦被組織起來，就會在團體的場域中生產出以最大公約數為基礎的共同利益。二是遵守共同規則。無論是群眾性組織的組織形式，還是制度化活動的組織形式，要實現共同利益就需要制定某些行為規范，包括對成員角色身份的要求等，對成員有約束和規訓效果。三是生發組織歸屬感和責任感。有共同利益的組織成員會生發出對組織的歸屬感。四是在組織中獲得教育。農民在組織集體中獲得了共同利益，有了組織歸屬感、責任感，立場、站位等會傾向組織集體，更多地站在集體、社會、國家的立場思考問題，也就更容易接受國家教育內容。這樣，農民的認識、覺悟、境界也就提高了。五是組織情感升華為對基層組織的認同。群眾性組織和制度化活動無論是否由基層組織主持參與組建或開展，只要獲得了基層組織的認可和支持，就會被視為是村社區的組織（活動），自認為戴上了“紅帽子”、有了體制性身份，不僅使被組織起來的群眾更有組織（活動）榮耀感和自豪感，而且還會將這種體驗升華為對村社區的認同和情感體驗。

總之，被組織起來的農民在創造、維護、擴大共同利益的行動中，生發出對組織成員的認同感、歸屬感和對組織的責任感、使命感，升華了對村社區的認同和體驗，提高了思想境界和道德水平，增強了集體觀念和國家觀念。從這個意義上講，將農民組織起來，就更有可能實現鄉村社會改造、農民觀念和認識改造乃至農村家庭關系改造的目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