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提高農業勞動價值到實現體面勞動：現狀、瓶頸和有效舉措①

金 陽，竇 葳

導 言

在決戰決勝全面建成小康社會和建設社會主義現代化強國的目標指引之下，2017年召開的黨的十九大提出要把“三農”問題作為全黨工作的重中之重，致力推動實現我國鄉村的全面振興。次年，黨中央國務院在中央一號文件中正式提出實施鄉村振興戰略，并很快下發了戰略規劃。按照鄉村振興戰略規劃的要求，扶植農業農村的相關方案相繼出臺，支持農業產業發展的金融舉措、人才引進政策逐步落實，有效盤活各種社會資源推動“三農”發展建設，在提高農民收入和改善農村基礎設施方面取得了重要成就。但不容否認的是，目前我國農村青壯年勞動力外流問題并沒有得到根本解決，農業產業化發展和專業人才的瓶頸仍然是新時代阻礙我國實現“農村強、農村美、農民富”的重要因素。在分析了制約新時代我國實現鄉村振興的問題及其原因后，我們發現：無論是農民還是非農民，對從事農業農村工作，都不具備較強的認同感。要想從根源上提升人們對于務農的認同感，具體來說，面臨著兩個亟須解決的問題：一是農業勞動價值被低估，二是農業勞動“不體面”。一直以來，我國農業勞動價值存在著被嚴重低估的問題，這一點已經得到學術界的認同。關于農業勞動價值被低估的原因，主要存在兩種觀點：一是由于農戶的小規模經營使農業勞動力過密或內卷，二是由于長期優先發展工業造成的工業農業產品“剪刀差”。至于農業勞動不體面的原因，一種觀點認為，相比于城市的工作生活水平，從事農業勞動擁有較低的經濟收入和生活質量。另一種觀點認為，受戶籍制度的影響長期以來“農民”被視為一種身份，隨著對人口流動限制的減少，農村勞動力在嘗試擺脫“農民身份”時產生了對“農業職業”不認同的看法?？偠灾?，學術界對于這兩個問題各有側重，通過研究也各自抓住了一些阻礙農業農村發展的部分現實原因。然而，這種單方面側重農業的勞動價值或體面勞動的研究并不能完全解釋現階段制約我國“三農”發展的根本原因，無法對農業農村的現狀進行理論上的研判。若想真正從根源上詮釋我國農村農業發展的產業和人才問題，必須通盤考慮賦予農業勞動更多價值與提升農業勞動的體面程度。本文主要對農業的勞動價值和體面勞動問題進行考察，深入探索兩者存在的內在關聯性，并以此線索梳理我國農村農業發展的產業和人才問題及其成因，為更好地推進鄉村振興、加快農業農村現代化提供一定的理論解釋。

一、農業勞動價值與農業體面勞動的內在關聯性

農業的產業化和人才培養是鄉村振興戰略得以實施的重要保障，如果沒有優質的生產、經營、服務主體扎根鄉村，農業農村的現代化也就無從談起。盡管很多學者對農業生產的作用、意義及其外部性進行過深入探討，在理論上部分挖掘了農業農村人才外流的現實原因，但這些探討按照馬克思的勞動價值理論觀點來看，都沒有觸及真正制約我國鄉村發展的實質——過低的農業勞動價值及其衍生出的產業、土地與配套問題。馬克思深入分析資本和資本主義的發展演進，發現商品經濟的誕生和發展是促進社會分工的全面化、精細化的重要因素——來自不同地區、從事不同職業的人們，在大工業生產中從原本各自獨立的狀態聯結成為一個整體。馬克思深刻揭露資本追逐剩余價值的本性，以及實現自身價值增殖進行的擴張，將一切有關于生產發展需要的要素，如勞動力、土地、原材料等資源盡數納入整個生產活動之中。在這一過程中，農村的資源向城市聚集，自身開始逐步出現貧困與衰落。馬克思認為這種衰落產生的根源主要在于勞動力價值的分配失當，即在大工業生產方式逐步成熟之前，城市和鄉村也客觀上存在著居民在勞動價值方面的差異，但此時囿于生產力水平，農村與城市還不足以在發展上形成對立，而資本形成之后，與之相配套的資本主義生產方式也逐步成熟，城市和農村的發展擁有了不同的定位：城市工業主要聚焦于加工銷售，而農村農業的主要功能在于為工業提供生產的原材料，兩者的勞動價值隨之開始發生改變。比如在交換領域，工農業產品在價格上就出現了比較明顯的區別。一方面，農產品的生產具有較長的周期，且無法進行規?；?、流水化生產，單位農產品的勞動價值要高于工業制成品。另一方面，為了獲取更多的產業工人并以最大限度地榨取其剩余價值，代表資本意志的資本家們會通過工業制成品市場，最大限度壓低農產品的價格。資本家就是利用這兩方面的差異營造出有利資本快速擴張的格局，即讓工業制成品價格高于勞動價值量而農產品價格低于勞動價值量的格局，形成工業農業的“剪刀差”。

“剪刀差”的形成造成了一個直接結果：同樣的付出在城市工業和農村農業產生的勞動報酬存在明顯差異，原本從事農業的勞動者出于獲取更高經濟收入的考慮，會選擇放棄在鄉村從事農業生產轉而流向城市從事工業活動。在工業化發展早期城市謀生者大都是經歷了“羊吃人”運動的農業破產者，而隨著資本主義生產力向前發展，城市工業經濟對勞動力數量需求增大，加之城市基礎設施、公共資源質量的提升和用工制度的完善等多方面原因，城市勞動者的工作環境和工資待遇得到了顯著改善和提升，農村勞動力主動進入城市謀生，進而轉型為產業工人的積極性也大大提升了。當然，早期農民轉型后大多在基礎生產車間從事簡單的體力勞動，這種勞動工作通常耗費的時間長、工資回報低，顯然并不能被理解成是一份體面的工作。但“體面勞動”是一個歷史的、發展的概念，在當時的歷史情境下，農業勞動者之所以向城市轉移尋求工作機會，其最重要的目的是擺脫失去土地、生活艱難的悲慘境遇，獲得一份能夠為其帶來更多勞動收入和更好生活質量的工作。也正是在這一時期，農民心目中開始形成了對農業職業不認同的觀念，農業勞動開始成為“不體面”的代名詞。因此，農業勞動價值與農村體面勞動事實上存在著深刻的內在關聯——在工業生產方式之下，農業勞動價值降低和勞動的“不體面”實際上同根同源：農業勞動價值降低直接造成城市與鄉村的背離發展，而農村勞動的“不體面”是農業勞動價值降低的重要表現。

二、農業勞動價值降低在當代中國的主要表現

改革開放以后，伴隨著生產力水平提升帶來的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發展，農業農村勞動價值的降低及其相關的狀況出現在我國城鄉當中，成為制約和阻礙我國農業農村發展的重要因素。具體表現如下：

一是農村人口尤其是青壯年勞動力向經濟更為發達的城市地區流轉。農村勞動力向城市流轉是工業化生產造成的必然結果，這一點我國與西方發達資本主義國家的發展歷程相似。改革開放之初，全國大多數地區仍然按照戶籍制度的要求，一直將“農民”這一概念視為一種身份而非職業。隨著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日益完善，鄉鎮企業和第三產業的快速發展對城鄉人力資源的高效流轉提出了更高要求。不過，此時農民更多的是將自己視為“離土不離鄉”的“鄉民”，由于他們基本上只是在家鄉周邊流轉，因此“農忙務農，農閑務工”是這一時期的常態。直至20世紀90年代，鄉鎮企業的發展逐步式微，部分農村勞動力開始向城市轉移，以填補城市第二、三產業發展中巨大的用工缺口。由于這些人兼具“農民”與“工人”的雙重屬性，“農民工”一詞成為時代印記，成為進入城市各行各業尋求工作的農民群體的代名詞。

二是以老弱群體為主的農村勞動力制約了農業生產力的發展。農村人口向城市流轉產生的“人口紅利”帶來了相對低廉的勞動力成本，降低了我國工業制成品的價格，對拉動我國經濟40多年的高速發展起到了重要的作用。近年來這些城市農民群體受到了越來越多的關注，為切實維護和保障他們在城市工作生活的各項權益，國家開始加快推進城鎮化建設并對城鎮的基礎設施和公共服務逐步完善，而這些舉措恰好刺激了更多農村青壯年勞動力及其家屬進一步流轉，農村勞動力開始出現“空心化”的特征，老人、婦女、兒童成為主要群體，他們被戲稱為“993861”部隊。留守鄉村地區的老弱群體主要以維持自身簡單生活為主，很難有富余精力和資金進行農業產業生產，由此陷入收入降低的惡性循環。此外，由于人口規模的縮小，政府對農村地區的教育、醫療衛生的投入也受到限制。

三是外出務工的農村青壯年勞動力返鄉從事農業生產意愿不高。農業勞動價值減損在當代中國的重要表現之一是城鄉差距。據統計，城鎮居民2000年人均可支配收入為6280元，到2020年增長至43834元，其間增長6.97倍；我國農村居民人均純收入從2000年的2250元增長至2018年的17131元，其間增長7.6倍，農村增幅略高于城鎮。但事實上，我國城鄉在收入上一直保持著較大差距，且并無結構性調整。統計顯示，2000年我國城鄉差距為2.78倍，2007年頂峰時擴大為3.33倍，此后一直保持著2.5倍以上的高位(1)國家統計局編：《中國統計年鑒》，http://www.stats.gov.cn/tjsj/2008/indexch.htm,2021年8月29日檢索。，城鄉收入上的二元結構非常明顯，受此影響，外出務工的農村青壯年勞動力普遍不愿返回鄉村生活。另一方面，農村青壯年勞動力即使因戶籍制度限制不得不返鄉，也不愿意從事農業勞動，而是傾向于運用在城市習得的勞動技術到集鎮上再次尋求務工機會。農村“無人種地”的現象比比皆是，大量耕地被拋荒、棄耕。

三、我國農業勞動價值被低估的根本原因

按照經濟史的一般邏輯，農業勞動價值降低緣于城市和農業農村的背離發展。但我國農業勞動價值被低估在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環境中存在著區別于傳統觀點的自身獨特性，需要加以分析和辨明。

一是農業生產經營主體的單一化。為了更好地適應改革開放初期我國農業生產力的發展要求，1980年我們黨在《全國農村會議紀要》中明確指出包產到戶、包干到戶都是社會主義集體經濟的生產責任制，并將其逐步完善成為家庭聯產承包責任制，這就改變了原本集體性質的生產模式，使一家一戶成為農業農村生產經營的主體，一舉改變了農村“干與不干一個樣，干多干少一個樣”的面貌，提高了人們的勞動積極性，在當時極大地促進了農業生產力的發展。但經過40年的發展，這種單一的、一元的經營主體在農業生產中已經開始難以滿足市場經濟發展的需求。究其原因在于聯產承包責任制基本生產單位的單一化：單個家庭可用于耕種的土地較少，碎片化的土地讓生產資料無法集中，降低了單位面積資金的投入效率，進而阻礙了新的農業技術的推廣和應用，降低了農業產品的市場競爭力和附加值。經營主體無法改變農業勞動回報較低的現狀，只能不斷減少他們對農業生產經營的投入，最終轉移到擁有更高勞動報酬的部門中去。

二是農村勞動力市場存在一定的供需失衡。由于農村地區第二、三產業發展的滯后性，勞動力市場很難為農民在農閑時提供比從事農業勞動報酬更高、待遇更好的崗位；而在靠近城鎮的工廠，按照市場需求的用工導向凸顯，要求工作崗位的時間更為連續，對季節性工人需求較少，兼業農民不符合用工單位的招聘要求。這樣供求雙方矛盾發展的結果是農民無法在從事農業勞動之余提高收入、改善生活。由此可以看出，雖然不斷放松的戶籍制度給農村勞動力的流轉創造了更多條件，使其可以在勞務市場中尋求合適的工作崗位，但受制于農業季節性特征，自由流轉的權利在農村并不能為其帶來更多的工作機會。為了過上更好的生活，他們只能背井離鄉，“被迫”轉型為農民工群體。

三是農業產品的生產加工利潤空間有限。在農業產業化發展的過程中，農產品一般被視為原料和初級品，擁有較低價格彈性，這也就意味著在市場經濟的環境當中農產品價格變動對于產量變動的不敏感，甚至產量增多價格下降時的整體利潤會比產量穩定時候更少，這也就是農業區別于其他產業的“增產不增收”現象。同時，涉農加工大多都屬于初加工，對于技術、資本、人才等方面要求不高，這就造成了涉農企業的粗放式經營和同質化競爭，這些企業普遍存在產品創新度不高、企業數量較多、產品競爭壓力較大等問題，因此它們在市場交換過程中難以獲取較大的利潤回報。涉農企業出于生存競爭壓力會將其進一步傳導至農業生產領域，其結果就是農業產品收購價格被降低，農村農民的利益受損，由此構成了農業勞動價值降低的重要現實因素。

四、提升農業勞動價值與實現體面勞動的有效舉措

農業勞動價值下降作為我國農業發展問題的根源性原因，不僅會制約我國“三農”的可持續發展、鄉村振興戰略的推進，還會影響到我國農村地區實現治理能力和治理體系現代化的進程。因此，現階段必須千方百計保障農業生產勞動的價值，形成新時代農業體面勞動觀念，讓務農成為一份體面的職業。

一是深化農業農村改革，為實現體面勞動提供制度保障。農業勞動價值在流通過程中沒有優勢，其原因在于工業化生產方式下工農業勞動的背離發展，而農業勞動環境的惡化、農業產業收入的降低則直接使人們認為務農是一項不體面的勞動。西方發達資本主義國家的農業發展也曾同樣面臨類似的問題，但今天，這些國家已經依靠先進的技術、密集的資金投入和高素質的人才，提升了本國農產品的附加值、競爭力和國際占有率，一定程度上解決了上述問題。改革開放以來，我國農村經濟制度改革先后經過了家庭聯產承包責任制激勵階段、農村支持城市的城鄉聯動階段、社會主義新農村建設階段以及黨的十八大以來全面深化改革階段(2)范明英、李廣躍：《農業勞動價值萎縮與農業體面勞動困境：關聯邏輯與雙重治理》，《長白學刊》2021年第2期，第120頁。，取得了舉世矚目的成就。未來我們要立足農業農村發展的實際情況，發揮社會主義制度的優越性，深入推進農村土地所有權、承包權、經營權的“三權分置”，進一步落實集體所有權、穩定農戶承包權、放活土地經營權，全面提高農業勞動價值和農民生活質量，為實現農業體面勞動掃除制度性障礙。同時，各地方黨委和政府也應結合本地區農業發展的實際情況，有針對性和具體性地制定和落實農村農業發展的短中長期規劃，系統全面地推進鄉村振興戰略的有效實施。

二是充分依靠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發展，為實現體面勞動創造各項良好的條件。農業勞動價值的下降及其引發的農業勞動不體面問題是隨著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不斷發展暴露出來的，因此充分把握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發展規律是其中的重要一環。營造農業農村更加優質的發展環境首先要從基礎設施著手，應利用各種資源改善農村的交通、水利、衛生等基礎設施，優化農業農村生產經營的基本條件，為農業勞動價值提升和體面勞動的實現構筑良好的外在環境。其次，為了贏得更好的生存和發展空間，農業企業無疑也要按照市場經濟規則深度地參與到競爭當中。通常，農業企業一般會通過降低農產品收購價格、控制生產成本等常規經營手段提高農業產品的利潤率。但一味降低生產要素的價格，尤其是在原料收購、農村勞動力投入等環節，確實不利于農業勞動價值提升。因此未來實現農業體面勞動的經濟路徑，在于增加技術投入和創新研發力度，加大對農業初級品的精深加工，不斷“做加法”，提升農產品的附加值，以此提高農產品收購價格，保證農業生產的“增產又增收”。同時，提高農業勞動價值繼而實現體面勞動也有賴于外界對于新時代“三農”新氣象的氛圍營造。眾所周知，諸如農業產品滯銷等一系列影響農業經營的問題很大程度上在于市場上消息不對稱。而大眾傳媒作為社會公眾了解各方面資訊的重要平臺，也要加強涉農企業、大眾傳媒在農村農業的宣傳，可以有效優化農村農業生產環境，這是在市場經濟條件下提高農業體面勞動水平的重要舉措。近幾年來，對農村環境和農民工的歪曲報道不時出現在公眾面前，成為輿論關注的焦點。這樣的報道不利于農業勞動價值的提升和農業的可持續發展。大眾傳媒應客觀全面報道農業信息，正確引導社會對“三農”的認識，完善關于農業勞動價值提升的工作機制，避免以標簽化、污名化方式誤導社會對涉農問題的認識，為農業農村的生產活動爭得一個良好的口碑。

三是提升農民綜合素質，為實現體面勞動奠定人才基礎。有關部門要加強對農民的培養和教育，這對提升農民綜合素質乃至對農業生產的自我認知，都具有非常重要的作用，能夠有效解決農業勞動價值下降問題。第一，農民綜合素質不高是不可否認的事實，因此要將高質量的職業院校發展和職業培訓建設相結合，提升農民的綜合素質，提高農民參與市場競爭的能力。只有全面提高新時期農民的教育水平和綜合素質，農民才能在市場上獲得更高和更穩定的勞動報酬，真正實現農業的體面勞動。第二，在農業生產的具體過程中，要通過多種途徑和形式開展職業教育，培養職業化的農民。農民職業化是未來農業農村發展的必然趨勢，有關部門要健全農業生產保障體系，加快推進新型農民的工種認定，注重農民的技能培育。第三，通過舉辦豐收節以及種植、養殖競賽等形式，營造尊重農業、熱愛農民的社會氛圍，增加農民對自身勞動的歸屬感和認同感。第四，要全面加強新時代農村文化建設，不斷提升農民綜合文化素養。堅持以社會主義先進文化和優秀傳統文化為指引，不斷加強農村集體主義建設，為農業勞動生產營造良好的社群氛圍。

結 論

農民是推動農業農村發展的最關鍵要素，只有真正提高了農業勞動對農民的吸引力，才能為實施振興戰略打下良好的人才基礎。若想使農民群體更加認同農業勞動，則務必要提升農業勞動價值，進而讓農業生產的收入水平變得更高、農村生活的基本條件變得更好，讓務農成為一份體面的工作。在現實生活中，提升農業勞動價值不僅僅代表著農民收入的增加，更是涉及比收入更加重要的新時代我國農民勞動觀的形成。作為后發國家，我國農業勞動價值與體面勞動的形成路徑與西方國家歷史發展不盡相同，我們要掌握勞動價值提升的一般規律，與此同時結合我國經濟社會發展的具體國情，有針對性地采取各項舉措消除農村“空心化”，強化農民在鄉村振興當中的主體性地位，為農業農村的現代化奠定堅實的人力資源基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