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市居民洪澇災害風險感知及其影響因素研究*

王 初,殷 杰

(1.上海師范大學 環境與地理科學學院,上海 200234; 2.華東師范大學 地理科學學院,上海200062)

風險感知是人們對某個特定風險的特征和嚴重性所做出的主觀判斷，洪澇災害的風險感知代表了居民對洪災風險的感知能力[1-2]。風險感知由人的內部心理產生，經過直覺獲取、認識加工、思維應用三個步驟，形成對災害事件風險性的主觀判斷，直接或間接地影響個人(群體)面對災害風險時的適應行為，并最終影響災害的災損程度[3]。在自然災害面前，居民既是承災體，又是減災政策和措施的具體執行者，居民減災行為的積極性取決于對災害風險的感知判斷，故提高防災意識、增強風險感知是減小災害損失的重要途徑[4-6]，洪澇災害風險感知在災害風險管理中的積極作用也日益受到關注[7-8]，洪澇災害風險感知的實證研究多有展開[9-13]。上海地處北亞熱帶南緣，受臺風、冷暖空氣交替等影響，常遇暴雨等災害性天氣，城市洪澇災害的脆弱性強[14-15]，居民洪災風險感知是一個亟待研究的領域。本文以上海市居民為研究對象，在構建洪澇災害風險感知概念模型的基礎上，對所有16個市轄區居民的洪澇風險感知水平及其影響因素進行系統研究。

1 材料與方法

1.1 問卷設計

規避風險是人類的本能，由于個人社會經濟屬性、知識結構、風險本身性質、外部環境等方面的影響，個體主觀所感知的風險往往與真實風險之間存在著偏差，可能會導致個人所采取的風險應對策略失效[16]。不同個體(或群體)的風險感知也可能存在差異，這造成了不同個人(或群體)面對同樣災情時，其脆弱性也各不相同[4]。SIEGRIST等認為對風險感知產生重要影響的因素主要包括三個大類：風險感知者特征(社會經濟特征、知識經驗等)、危險的特征(憂慮度、不確定性)和風險判斷決策傾向(易得性、情感啟發式、信任感等的應用)[1]，以此為依據構建了洪澇災害風險感知及影響因素的概念模型(圖1)。

圖1 洪澇災害風險感知影響因素示意圖

根據洪澇災害風險感知影響因素概念模型，設計針對居民的洪澇災害風險感知及其影響因素調查的問卷，問卷調查內容分五個模塊：個人背景；洪澇災害屬性感知；洪澇預警響應感知；防洪適應行為；防洪責任主體。各模塊具體調查問題如表1所示?！皞€人背景信息”調查個人的社會經濟特征，問題涵蓋了年齡、性別、家庭負擔(撫養兒童和贍養老人)、從事行業、受教育狀況、經濟狀況等，用于洪澇災害風險感知影響因素的研究?！昂闈碁暮傩愿兄闭{查居民對洪澇災害可能性、洪澇成因和孕災環境變化(海平面上升)的感知，這些直接構成居民對洪澇災害風險的感知；洪災經歷和洪災危害性感知則被認為是洪澇災害屬性感知的重要影響因素[17]?！昂闈愁A警響應感知”主要調查居民對洪災預警和應急響應的滿意程度，同時也可分析災害信息溝通是否通暢?！胺篮檫m應行為”調查居民接受洪澇災害教育、掌握基本防洪救援知識和防洪關鍵區域(避難點和易澇點)認知的情況，這些是個人對洪災的適應行為的重要表現?！胺篮樨熑沃黧w”主要調查居民對防洪責任認定的態度，包括了責任主體感知、防洪亟需措施和購買保險意愿。調查問題中除洪災危害性感知調查為多選題外，基本采用單選題進行調查，題中多采用“是”“否”或“不確定”作為問題選項，減少判斷等級的劃分，以降低受訪者答卷時的難度，最大效度調查居民對問題的基本認識，這與大多數人進行風險判斷時的機理是一致的[18]。

1.2 問卷調查

以紙質問卷、電子問卷和半結構式訪談(老年群體)等形式進行數據收集，紙質、電子問卷及訪談問題內容一致，共發放問卷561份，有效回收551份，有效率98%。調查覆蓋了上海所有16個市轄區(中心城區問卷數占34%)，受調查者基本信息和調查結果統計可見表1。

表1 洪澇災害風險感知調查問題及結果統計

*為多選題

表2 居民洪澇災害危害程度感知模式描述

2 結果與討論

2.1 洪澇災害屬性感知

上海年平均暴雨日(日降水量≥50 mm)為3.2 d[19]，發生重大洪澇災害的頻率不高，居民(自認為)經歷過洪澇災害的僅16.7%，79.1%受訪者認為自己未經歷過洪澇災害(表1)。調查中將洪澇災害的危害方式設置為“生活不便”(R1)、“財產損失”(R2)和“威脅生命”(R3)三個選項，以多選題形式調查居民對洪澇災害危害的感知模式，理論上所存在的7種危害程度感知模式的描述和調查結果如表2所示。采用對應分析法對問卷中R1、R2、R3三種危害方式的調查數據進行分析，可以提取出兩個維度(圖2a)，這兩個維度表明居民對洪澇災害危害程度的基本判別，即分為“輕、重”兩種基本情況。其中維度1上R2、R3兩個因素距離很近，夾角很小，兩者關系密切，維度1代表了洪澇災害的危害方式中造成破壞較為嚴重的部分，即居民認為“財產損失”和“威脅生命”是洪災造成的嚴重危害；維度2上R1得分很高，“生活不便”代表了洪澇災害危害較輕的部分。

圖2 洪澇災害危害程度感知模式

R1模式認為上海洪澇災害只會造成生活上的不便，危害程度感知很弱，這部分居民的比例為30.1%。R1+R2+R3模式對洪澇災害危害的感知最為全面，認為上海的洪澇災害可以造成生活、財產上的危害，甚至危及生命，這部分居民達到54.8%?？梢娚虾＞用駥闉臑暮ξ：Τ潭雀兄嬖趦煞N基本模式，半數以上是對洪澇災害危害程度的“全面型”(R1+R2+R3模式)感知；另一種為危害程度感知較弱，對洪災危害感知僅停留在影響生活層面的“微弱型”(R1模式)感知。

采用多元logistic回歸對危害程度感知模式的影響因素進行分析，模型顯著性(似然比檢驗)P<0.001，擬合優度P=0.639>0.6，說明模型有效。通過顯著性檢驗(P<0.05)的自變量分別為洪災經歷、月收入(3 000～8 000元、12 000～20 000元、>20 000元)和學歷(中專及高中、研究生及以上)，各變量的優勢比(Odds Ratio，OR值)可見圖2b?！昂闉慕洑v”是顯著性最高的影響因素，輕微型(R1模型，認為洪澇僅導致生活不便)感知模式的出現與洪澇災害經歷密切相關，OR值為3.95(95%CI介于2.28～6.82)。自認為有洪澇災害經歷的居民中，出現輕微型感知模式的概率是沒有(或不確定是否有)洪災經歷者的近4倍，即模擬結果表明有洪災經歷的上海居民更容易出現“輕微型”感知模式。不少研究發現的洪災經歷會增強人們的風險感知[17,20]，但這次調查的結果卻正相反。上海發生嚴重洪澇災害的幾率較低，絕大多數居民都不認為自己經歷過洪水災害，而認為經歷過洪澇災害的居民極可能將“洪澇災害”等同于所遭遇的路面積水等問題，這種判定反而加深了對“洪澇災害危險性不大”的定性認知，從而導致以上結果的出現。個人收入方面(以月收入3 000以下為參照)，高收入者的OR值均<1，說明隨著收入增大，出現洪澇危險輕微感知的概率降低，高收入者的危害感知較為全面?！按T士及以上”學歷的居民中出現“輕微型”的概率反而更高，OR值為377。有研究發現，具有較高科學推理能力的人有可能趨向于根據科學證據來感知風險[1]，上海發生極端的、造成重大人員傷亡的洪澇災害極少，很難讓高學歷者通過相關數據提升對洪澇危害嚴重程度的感知。

調查發現居民對洪澇災害發生可能性的感知總體偏弱，僅45.7%的居民認為上海的洪澇災害在加劇，半數以上認為洪澇災害沒有加劇或不確定(見表1)。洪災災害成因的認知上，居民認為自然環境變異(48.8%)和人類活動造成(42.3%)的比例十分接近，呈現出比較明顯的對立立場。以“是否對海平面上升擔憂”來調查居民對洪澇孕災環境變化的感知，結果表明對此表示擔心的占47.4%，不擔心和不確定的在半數以上。

采用二元logistic回歸對洪災可能性感知的影響因素進行分析，因變量以“不認為/不確定洪災加劇”為參考類別，模型的Hosmer & Lemeshow檢驗P=0.189>0.05，說明模型有效。能夠通過顯著性檢驗(P<0.05)的自變量分別為“孕災環境變化感知”、“洪災加劇歸因”和“洪災保險購買意愿”，這些指標多為風險感知類指標，個人背景因素都未通過檢驗，說明居民對災害各屬性的認知和感知之間存在密切的聯系，各變量的OR值可見圖3。顯著性最高的是“孕災環境變化感知”，OR值為2.48(95%CI介于1.70～3.63)，說明擔心海平面上升的居民中認為洪災加劇的概率是不擔心者的2.48倍，能感知到孕災環境的變化，是提升居民洪災發生可能性感知的重要途徑。對洪澇災害形成有明確歸因的居民，相對于不確定成因的都更容易感知到洪澇災害加劇的可能性。認為洪災成因為人類活動加劇的OR值為2.58，大于自然環境變異的OR值2.28，說明將洪災歸因于人為造成的居民，感知到洪災加劇的可能性更大(約大30%)。此外，愿意購買洪災保險的居民感知到洪災加劇的概率是無購買意愿者的1.8倍。

圖3 洪澇災害可能性感知影響因素logistic回歸分析結果

2.2 洪災預警、響應感知

調查發現居民對政府發布的洪澇災害預警信息及采取的應急響應均較為認可，居民認為預警信息及時(67.2%)和準確(68.6%)的比例遠高于認為不及時(8.89%)和不準確的(4.36%)；居民認為洪澇災害應急響應及時(72.6%)和有效(70.4%)的比例遠高于認為不及時(5.81%)和無效的(5.26%)。預警及時性、預警準確性、響應及時性和響應有效性的多重對應分析結果如圖4a所示，有關預警和應急響應的結果在雙標圖上明顯集中分布于3個區域，預警及時、預警準確、響應及時和響應有效4個指標非?？拷?，四者關聯十分密切，居民對預警、響應的及時有效性感知十分一致。同樣的，認為預警響應及時有效性不佳的(預警不及時、預警不準確、響應不及時、響應無效)、對預警響應不確定的(不確定預警是否及時、準確，不確定響應是否及時、有效)都相對集中在一處。說明居民對預警響應的感知有三個主要的傾向，認為預警/響應都及時且有效、認為都不及時且無效、對預警/響應是否及時有效不確定。

調查發現居民對預警、應急響應方面的調查內容持“不確定”態度的比例相對較高(均>20%，見表1)，從風險感知角度看，對預警和響應持明確態度(肯定或否定)的居民往往較關注洪澇災害的相關信息，持不確定態度的居民在災害信息的傳遞溝通上存在著問題。將認為預警、響應“及時有效”和“不及時無效”合并為一個變量，代表災害信息溝通較為通暢；將“不確定”預警響應是否及時有效的歸為災害信息溝通不暢，采用二元logistic回歸對其影響因素進行分析。由于預警、響應類四個指標相關性非常強，為了避免共線性帶來的不確定性，構建模型時四個指標之間不再互為影響因素。構建預警及時性、預警準確性、響應及時性、響應有效性4個回歸模型，模型的Hosmer & Lemeshow檢驗P分別為0.531、0.828、0.253、0.545，均大于0.05，模型擬合結果見圖4b?！傲私庾跃然ゾ戎R”、“接受防洪教育培訓”在多個模型中均能通過顯著性檢驗，是提升居民災害信息溝通意識的重要因素。接受過防洪教育的居民相對于未接受過相關教育的更關注災害預警響應類信息，其OR值分別為2.41(預警準確)、2.38(預警及時)、1.93(響應有效)，即接受災害教育的人中關注災害信息的概率是未接受者的約2倍左右。

圖4 洪澇災害預警、應急響應感知

2.3 個人適應感知

防洪關鍵區域感知是反應個人對洪澇災害風險適應感知的重要指標，如避難點感知是由風險感知到產生疏散行為的中介[21]，由表1可知居民對應急避難場所和易澇點的感知水平均較低(分別為33.4%和28.5%)。采用多維交互決策樹模型(CHAID)對避難點、易澇點感知(分為“知道”、“不知道或不確定”兩類)的影響因素進行分析，為避免共線性問題，避難點和易澇點感知不作為相互的影響因素，分類顯著性水平為0.05，以拆分樣本方法進行驗證，訓練和測試樣本決策樹生長情況一致，預測準確率均>70%，結果如圖5a、圖5b所示。避難點、易澇點感知決策樹的第一層次顯著節點均為“是否接受過災害教育”，接受過災害教育的人中59.3%知道避難所位置，54.7%知道易澇點位置，明顯高于全樣本中知道避難點(33.4%)和易澇點(28.5%)位置的比例?？梢姺篮榻逃嘤柺蔷用穹篮殛P鍵區域感知的首要影響因素，普及防洪教育是提升居民防洪關鍵區域感知水平的有效手段。

圖5 居民防洪關鍵區域感知水平及影響因素

2.4 防洪責任主體感知

災害風險的社會契約指居民對政府、個人、市場和社會各部分在減災防災中應承擔責任的認定，這被認為是居民氣候變化適應、災害風險適應和適應行為選擇的重要影響因素[20]。調查發現上海居民對于防洪責任主體的認知總體是一致的，78.0%居民認為防洪是政府、企業和個人的共同責任，但也有18%左右的居民認為責任主體為政府，對個人(2.7%)、企業(0.7%)在防洪中的作用較為忽視，從而導致個人對洪災的適應較弱。以“共同責任”為因變量“防洪責任主體”的參考類別，構建多元logistic回歸模型，對認定“政府為防洪責任主體”的影響因素進行研究，模型的顯著性<0.000 1，擬合優度為1.000，模型擬合結果較好，通過顯著性檢驗的模型參數見圖6。結果表明年齡是防洪責任主體回歸模型中顯著性最高的參數，連續變量年齡的OR值為1.045(95%CI介于1.022～1.068)，說明年齡對于認定政府責任主體而言是一個正向的因素。隨著年齡增加，認為政府對防洪負主要責任的概率更大，由OR值可知年齡每增加1歲，認定政府責任主體的發生概率上升4.5%。初中學歷和認為人類活動加劇了洪災都是負向的指標(OR值<1)，“人類活動加劇”的OR值為0.384(95%CI介于0.169～0.873)，即認識到人類活動加劇了洪澇災害發生的人中，認為防洪主要責任在政府的概率僅有不確定洪澇影響因素的人38.4%，顯然認知到人類活動與洪澇災害的關系可以使居民更全面的看待防洪的責任問題。盡管差異不大，但沒有保險購買意愿的人中認定政府為責任主體的概率更大，這說明了防洪責任的社會契約關系在政府、企業、個人之間的變化，當愿意通過企業社會(購買保險)分擔風險時，對政府的責任認定就會偏弱，反之亦然。

圖6 防洪責任主體影響因素多元logistic回歸分析結果

近半數(49.4%)受調查居民認為防洪亟需開展的工作是加強工程設施的建設，對預警、應急響應、防災減災預案等措施的關注則較弱。以“工程設施”為參考類別，其它措施為因變量，構建多元logistic回歸模型，模型顯著性<0.001，擬合優度為0.134，通過顯著性檢驗的影響因素見圖7。結果表明部分從事行業對防洪措施的選擇有較明顯的影響，金融保險業和退休是“提升預警”的正向指標(OR值分別為3.27和4.38)，交通運輸業則是“完善預案”的正向指標(OR值為3.34)，金融保險業和退休人員更重視預警能力的提升，交通運輸業從業人員則更重視防災減災預案方面措施的加強。有洪災經歷同時是“提升預警”和“完善預案”的負向指標，OR值分別為0.323和0.520，自認為有洪災經歷的更加忽視預警和預案的作用，這與“有洪災經歷”是“輕微型”洪澇災害危害感知模式正向影響指標的結果相一致。

圖7 防洪亟需措施logistic回歸分析結果

3 結論

本文構建了居民洪澇災害風險感知水平、特征及影響因素的概念模型，從“洪澇災害風險屬性感知”“洪澇災害預警、響應感知”“個人適應行為”和“防洪主體責任感知”維度設計問卷并進行了調查，得到結論如下：

(1)上海居民中自認為有過洪澇災害經歷的比例很小(16.7%)，有洪災經歷者亦多將洪澇災害危害性定性為輕微，導致居民中出現“輕微型”(僅造成生活不便)洪災危害感知的比例較大(30.1%)，并對加強預警和完善防災減災預案的認識造成負向效果，不利于洪澇災害風險感知水平的提高和風險意識的建立。

(2)上海居民的洪澇災害可能性和孕災環境變化感知總體偏弱。洪澇災害的可能性、孕災環境變化和洪災影響因素三者的感知之間存在明顯的關聯性，擔心海平面上升、認為洪災主要因素是人為造成的和具有洪災保險購買意愿的居民都更傾向認識到洪澇災害的加劇發生。居民十分認可洪澇災害預警、應急響應的及時性和有效性，但仍有約20%部分居民不關注洪澇災害相關信息。接受過防洪教育培訓和知道防洪施救知識的居民更關注災害預警、響應類防洪信息。

(3)居民防洪關鍵區域的感知水平較低，防洪教育培訓對避難點、易澇點感知有著極顯著的正向影響。居民普遍認同降低洪澇災害風險是各利益相關方的共同責任(78.0%)，但部分居民的洪澇災害適應觀表現為對政府的依賴。居民最希望加強城市中工程設施類防洪設施的建設(49.4%)，對洪澇災害的預警、響應、預案等方面較為忽視。金融保險業和退休人員認為“提升預警能力”最為重要的概率較高，從事“交通運輸業”的居民更看重完善防災減災預案規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