積極心理學視角下教育支持對流動兒童社會融入的影響

謝文瀾，羅足佳

（1.寧波幼兒師范高等?？茖W校 兒童研究院，浙江 寧波 315336，2.臺州學院 教師教育學院，浙江 臨海 317000）

流動兒童是指“居住在本鄉鎮街道半年以上，戶口在外鄉街道”，或者“本鄉街道居住不滿半年，離開戶口登記地半年以上”的18周歲以下的人口[1]，是城鄉二元結構轉化過程中產生的人口結構變遷效應。截至2019年末，中國18歲以下流動兒童（流動人口子女）近1億，平均每3個兒童中就有1人受到人口遷移流動的影響[2]。其中，如何推動流動兒童更快融入適應新環境，是流動兒童成長過程中的一個核心問題，也是未來新型城鎮化穩定和諧發展的重要議題。對于尚未進入勞動力市場的流動兒童來說，學校是他們主要接觸的環境，他們也逐漸成為城市學校重要群體。因此，教育支持是促進流動兒童社會融入的重要支持來源之一。

積極心理學是由美國心理學家Seligman于20世紀90年代提出來的，其不同于傳統研究者“消極”的“問題取向”關注點，而是從“積極”的“發展取向”出發，探索個體內在需求[3]。對流動兒童社會融入問題探討也是一樣，過多對流動兒童負性心理和行為的關注，也會影響他們自身關注點。事實上“流動”也為兒童發展提供了有利資源。合理利用這些有利資源，可作為兒童的保護性因素，提高兒童心理適應性，促進其社會融入?；诖?，本文從積極心理學視角下探討教育支持對流動兒童社會融入的影響。

一、流動兒童社會融入現狀

我國流動兒童社會融入問題已受到許多研究者關注。以“流動兒童”和“社會融入”為主題在知網上進行搜索（時間范圍2019年1月1日—2021年12月18日），共有文獻399篇。其研究主題主要分布在流動兒童社會融入（融合），社會工作介入干預（社會支持），學校教育、心理健康及其影響因素。進一步對實證類文獻分析發現，對流動兒童社會融入分析主要從“問題”視角展開，圍繞兒童社交困境，教育困境，以及相關心理問題（低自尊、孤獨感、歧視知覺、問題行為、學業成績等）進行研究。結果表明，流動兒童在上述變量中均處于弱勢（與城市兒童比較）。而從積極心理學視角出發的相關文獻僅占4.51%，研究結果均表明，積極心理品質對流動兒童發展是具有積極意義的。此外，社會干預策略研究主要圍繞個體、家庭、學校、社會展開，強調流動兒童社會融入過程中的心理和社會支持。

國外學者也發現，以移民為中心（immigration-focused research）的研究（涉及個體遷移，類似于“流動”群體的研究）往往聚焦于負面結果[4]，遷移的兒童在成長和社會融入過程中面臨著更多的困難。如流動帶來的家庭沖突（父母可能更依附于自己的文化觀點，而兒童則傾向于采用流入地的文化習俗和價值觀）會對兒童教育和其社會融入產生負面影響。此外，流動家庭中高水平的代際沖突預測了無效育兒方式的增加，父母和孩子之間的距離增加，以及健康損害行為[5]。綜上可見，以往關于流動兒童的社會融入研究更多從“問題”角度出發，他們在流入地易處于不利地位，更易遭受負面健康風險等。

二、教育政策的積極演變促進流動兒童社會融入

教育政策的演變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不同階段流動兒童社會融入研究重點。我國流動兒童受教育問題受到了新型城鎮化政策和教育政策的雙重影響，經歷了限制—接納—公平—鼓勵四個階段。20世紀90年代，流動兒童在流入地就學處于“限制”階段，雖然提供了“在流入地公辦學校借讀為主”的政策，但昂貴的借讀費以及其他政策限制，能夠享受本地教育資源的流動兒童人數較少。隨后流動兒童數量增加，流動兒童“教育難”問題顯現，此時國家提出“兩為主”政策，開始“接納”流動兒童。接著，流動兒童的“教育公平”問題逐漸凸顯。國家政策也逐漸轉向“公平”，保障兒童能享受公平而有質量的教育[6]。隨著對準入政策、積分入學政策的積極探索，國家和地方政府逐漸將流動兒童義務教育納入城市公共事業，政策不僅僅維護流動兒童的“公平”受教育權利，還“鼓勵”兒童隨父母遷移流動。我國對于流動兒童的入學政策越來越友好，而教育政策的積極支持對流動兒童社會融入帶來積極的影響。

三、積極心理學視角下教育支持對流動兒童社會融入的影響

積極心理學認為培養個體的積極心理資本（positive psychological capital）、積極心理品質可以促進個體社會融入。而以往研究多從問題角度出發探討流動兒童社會融入，可能是由于這些研究都基于一個“缺陷模型（deficit model）[5]。人們普遍認為，流動（移民）者在他們新家園經歷的是不利的經歷，因此與土生土長的個體相比，他們患病和健康狀況不良的風險更大。但實際上，這恰恰忽視了個體在新環境中積極適應的過程，包括心理適應（對幸福感的認知，對積極情感的體驗等）和社會文化適應（是流動個體特有的一種福利形式，如在流入地形成的積極社會關系等）。

積極的教育支持就是流動兒童社會文化適應的積極因素之一。周國華認為流動兒童教育支持應該與其生活和學習環境緊密相關，集學習支持、經濟支持、情感支持和交往支持于一體的支持組合[7]。該支持組合可以提高兒童積極心理資本（自我效能感、希望、樂觀、堅韌力）和品質，即兒童的心理適應。對個體積極心理資本和品質的培育能有效提高流動兒童的學習支持、情感支持和交往支持的利用率。其中，教育支持中的學習支持可以有效提高個體自我效能感、希望、樂觀、堅韌力；情感支持和交往支持可以提高個體的希望、樂觀和堅韌力。此外，積極心理資本水平越高的兒童，越能將外在的教育支持轉換成內在的積極品質，進而加快其社會融入。積極心理資本促進了兒童對教育支持的利用率。由此可見，在積極教育支持和積極心理資本、品質的相互作用下，進一步改善了流動兒童的社會融入。

四、積極心理學視角下教育支持促進流動兒童社會融入的策略探討

（一）提供教育積極支持，構建教育公平環境

給流動兒童提供積極、公平的教育支持，即關注兒童積極面，創設公平教育環境。學校教育支持為流動兒童提供了重要的接觸社會的機會。其中對兒童來說，教師的態度很大程度就代表了社會的態度，因此流動兒童是否接受城市文化，愿意融入新環境，教師態度起關鍵性作用[8]。教師需要為兒童認知發展和知識獲得提供平等學習機會，在兒童情感和態度體驗上提供平等支持，注重培養兒童在學習過程中的自我效能感，幫助兒童體會到希望、樂觀等積極情緒體驗，鍛煉兒童心理韌性。避免因兒童“弱勢”形成“過度關注”的“平等”對待；增加因兒童“優勢”提供“發現閃光點”的“公平”支持。

（二）關注家庭積極教育，推進家校聯動合作

幫助父母充分認識積極心理品質對孩子社會融入的意義，提供積極、溫暖的家庭成長環境。除卻學校教育支持，家庭教育也越來越受到研究者關注，而家庭教育支持是流動兒童社會融入最直接的動力來源，家長對新環境、新文化的積極認知和適應是兒童積極融入社會的前提。此外，構建積極家庭氛圍、營造積極婚姻、創建積極親子教育模式是為兒童提供積極心理資源的重要手段。而學校、社會也需要為家長提供相應資源，提升家庭積極教育（可以包括如，以“技能—理念”為基石的家庭培訓、“道德—責任”為核心的系統熏染、“幸?！Ｍ睘閯恿Φ纳铙w驗），為流動家長提升自我發展提供心理供給，助推家校合作，共同幫助兒童融入社會。

（三）促進身份積極認同，利用環境優勢資源

流動兒童所處的新環境在一定程度上為他們提供了教育和經濟上的優勢資源，但新環境也給他們帶來了身份認同危機（如原種系、文化背景和因流動帶來的身份背景沖突），以至于無法充分利用這些優勢資源。在推進戶籍制度改革的基礎上，引導流動兒童和本地兒童進行良性互動，創建積極互動環境，建立積極關系網絡，幫助兒童明確自身定位，促進其進行積極身份認知，進而提高新環境資源利用率，最終幫助兒童更好融入社會。此外，流動兒童處在數字化城市，可以充分利用新媒體快速獲取資源信息，拓展社交范圍，打破傳統面對面溝通界限，從而高效融入本地兒童群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