憶老友鄒逸麟教授

劉其奎

2020年6月19日，得知老友鄒逸麟教授去世的噩耗，內心極度悲痛。記得在他去世前的一個禮拜，我和老伴去新華醫院看門診、配藥，趁機去看望他,見其臥床不起，說話有氣無力，咬字不清，但神志還算清楚。他得知我和老伴去看望他，極為感動，緊緊握住我的手不放。我痛惜地感到，老友在世的時日不會很長了,出了病房，不由自主地流下了痛心的眼淚。

我和鄒教授結緣于地方志。我從復旦畢業后留校做政工干部，和鄒教授很少交往，見面不過是點頭示意而已。1992年鄒教授任上海史志學會會長，1994年受聘為中國地方志指導小組成員。1993年我調任上海市地方志辦公室副主任，從事地方志編纂工作。在此后近30年，無論是參加方志工作會議、評審和驗收志稿、電話交流、通信往來及參加固定的醫保診療，我和鄒教授交流的話題都是有關地方志的編纂工作。

鄒教授是歷史地理學界的權威、方志學大家、學界的翹楚，在與其接觸交往中，我不僅學到某些方志學術理論的真諦，他“認真做事，老實做人”的高貴品質也深深感染了我。正如鄒教授在我出版的《史志文集》中所寫序言表達的：“在修志的許多問題上我們常有同感，相互可以坦誠交換自己的看法，無所隱匿，故私誼日深?！北疚膬H就地方志學術研究中的幾個問題，闡述我和鄒教授的一些看法，以求同仁指正。

總志和方志之爭

《中國地方志》2012年第10期發表了王暉先生《什么是地方志》一文，對“方志”和“總志”及其有關的詞義分別作了解釋。原文云：“方志又稱地方志、志書、志，是記述某一地方古今各個方面或一個方面情況的資料性文獻。記述各個方面情況的為總志，記述一個方面情況的為專志?！编u逸麟教授閱后認為此表述還可以進一步商榷，撰寫了《對〈方志百科全書〉“方志”條釋義的幾點意見》（原文刊于《浙江學刊》2013年第1期，《上海地方志》2013年第4期予以轉載）。鄒教授質疑，如果依王文的說法，記載一地“各方面情況的為總志”，那就沒有方志了。鄒教授還以地方志的演變、定型、分類、名稱等逐條加以解析總志和方志的區別。王暉先生隨后撰寫《總志是方志的一種》——答鄒教授〈對《方志百科全書》方志條釋義的幾點意見〉》，對譚其驤教授關于方志和總志的區別論述提出質疑，并突出強調“總志是方志的一種”。鄒逸麟教授后撰寫《〈對《總志是方志的一種》一文的意見〉——答王暉同志》（2014年《上海地方志》第1期），引證大量有關論述“志”的資料，反駁了王文對譚其驤教授“總志”和“方志”不可混為一談的質疑，充分證明“總志是方志的一種”的說法是錯誤的。

憶往思今，鄒教授和王暉先生的“總志”和“方志”之爭，引起了筆者對社會主義新方志編修之思。從目前我國的國情現實來看，社會主義的新方志絕不能說“總志是方志的一種”，應該厘清和糾正舊時“總志”和“方志”混淆的錯誤，依據修志大家譚其驤教授關于修志的理論為規范，各?。ㄖ陛犑?、自治區）、地（州）、縣（市）、鄉（鎮），以及政府所屬各部門編修的專業志、部門志等各類志書均屬于方志系列。待條件成熟后，應舉全國之力編纂一部高質量多卷本的《中華人民共和國總志》。

方志理論繼承和創新之見

鄒逸麟教授極為關注地方志的質量，他多次對我說：“現在很多人寫文章，研究方志理論追求創新，但創新一定要在繼承方志優良傳統的基礎上創新?！痹缭?005年，方志出版社出版了一部六十多萬字的《中國現代方志學》。該書把方志理論分割為方志政治理論、方志基礎理論、方志應用理論三個部分，三個理論形成一個系統完整的學科理論體系。同時又將學科結構體系概括為方志政治學、方志基礎學、方志應用學。該書出版后，有的專家稱贊：“方志三個理論體系是方志理論創見，三個方志學的獨特架構，是大膽創新的學科流派?！?/p>

鄒教授得知這部《中國現代方志學》出版的信息，電告我他要拜讀一下這部“大作”，我隨后郵寄其家中。一周之后，鄒電話告我：“現在很多人寫文章、出書，研究方志理論，追求創新。我個人看法，地方志其實沒有過于高深的理論。地方志歸根結底是歷史文獻工具，最強的是詳細、真實。一部方志好不好，主要是在于兩點：一是讀者需要的內容是否查得到；二是記述的內容要準確翔實。就像一部詞典，讀者需要的條目必須查得到，釋文必須科學、真實?！币粋€月之后，他將借閱的《中國現代方志學》一書郵寄奉還，書內還附有一封短信，函告：“我感到這些作者們不愿好好踏踏實實地將正在編纂的地方志修好，而總想創造出什么理論，我看我們這批人不會比章學誠高明，沒有必要多此一舉。很多作者恐怕也沒有認真讀過幾部歷史上優秀方志，大談空論，這恐怕也算是一種時尚?！?我亦有同感，曾寫了題為《編修地方志應注意的問題——兼對〈現代方志學〉若干問題的批評》（ 2007年《學術界》第3期）的文章，予以闡述。

2018年7月31日，上海市地方志辦公室在市人大會議室組織召開《上海市志·人民代表大會分志（1978—2010）》評議會，鄒逸麟先生（左一）以評議專家組組長身份出席會議

“存史 資治 教化”六字功能之說

“存史、資治、教化”六字功能，是長期以來無數方志學者在修志的實踐中經過反復錘煉而總結出來的。雖然只有六個字，但其內涵極為豐富。三者之間，存史是第一要務，只有存史才能發揮其資治、教化的功能。不同的歷史時代和不同的社會形態，對六字功能的闡釋，也會不斷地注入新的含義。

鄒逸麟教授是研究歷史地理和地方志的大家。在多次志書評審時，他一再強調：“志書具有存史、資治、教化三大功能，其主要功能是‘存史’；沒有‘存史’，‘資治’‘教化’無從談起，所以‘存史’是永恒的。存史必須是存‘真史’，否則‘資治’‘教化’便沒有意義?！?/p>

他談到用志的情況時說：“編《中國歷史地圖集》時就大量閱讀地方志，某個古地名在哪里，歷史上發生過什么事情，地方志是重要的參考資料。圖集有七萬多個古地名，大多都是靠地方志考證解決的。后來參加編《中國歷史大辭典》 《中國大百科全書》《清史·地理志》也大量查閱地方志。我這一輩子科研工作都離不開查閱地方志。我翻閱利用過的舊方志有兩千多種，新方志也有三百多種，我家里藏的嘉慶《重修大清一統志》，很多書頁都被翻爛了。哪部志好，哪部志差，我心里都有數?！彼哉f鄒教授用志的實踐，真真切切、令人信服地證明了地方志“存史”功能。

鄒教授在解說六字功能時十分強調“存史”要存“真史”。他曾舉例說：“地方志在經濟部類都要記述工業，修志的材料都是下屬工業部門提供上來的，提供上來后，修志人員有沒有去核實過，材料的出處，材料之間的矛盾，材料質量怎樣等等都要下功夫核實，準確無誤?！?/p>

鄒教授還談到，“‘存史’就是一定要記真實情況，決不能長官意志，報喜不報憂。負面的內容也要記述。例如當今社會的貧富差別，老百姓憂慮的房改、醫改、教改，干部中的貪腐等以及歷史上的一些負面現象，如三年困難時期餓死人現象等都要記。地方志記述要全面、真實，負面的內容決不能不記?！?/p>

前幾年方志界有人否定三大功能，說傳統的“存史、資治、教化功能已經不適應社會現狀”，提出“要做好創新、強化、豐富、拓展地方志全面服務的功能”，要地方志全方位、全覆蓋服務。其實這些內容受到方志界嚴肅批評。毋庸置疑，我國方志文化事業的發展充分證明：存史、資治、教化在理論上是科學的，在實踐上是適用的。

方志機構性質之議

多年來，在修志的實踐中鄒教授和我多次談到地方志機構的職能和性質問題。我們一致認為：地方志機構是具有一定行政職能的學術研究機構，它不是宣傳部、報刊社、電臺、電視臺、網站等要開展宣傳工作，修志是地方志機構的第一要務，雖具有一定的行政職能，但絕不能行政化。

我和鄒教授認為地方志機構必須強化其學術研究的功能，去除行政化：首先，要提高地方志學科在哲學和社會科學領域的地位，要強化方志學的學術理論研究。其次，要選拔精通地方志編修業務、能總覽一地區地方志編修的具有副高職稱以上的人員。再次，從事方志編修工作的年輕成員應具有一定學歷水平，熱愛地方志編纂工作。做好方志編纂人才培養工作。最后，方志系統應自主地實施職稱評定。

筆者和鄒教授還多次研討過地方志的篇目框架和體例結構等具體編寫工作。我的自選文集——《靜真齋史志文集》一書，收錄了《簡述地方志及其地方志書的編纂》一文。鄒教授在本書的序言中肯定了拙作：“他在方志辦崗位上十年里，對地方志工作發表了不少頗有見地的論文，本書中《簡述地方志及其地方志書的編纂》一文，雖名曰‘簡述’實是對地方志工作在理論和編纂實踐方面全面意見的表述，頗有指導意義?！惫P者才疏學淺，鄒教授的溢美之詞，實不敢當。

鄒逸麟教授是歷史地理權威，方志學大家，他的聰明才智，道德修養，深深感染了我，是我學習的榜樣。紙短話長，我和鄒教授志海結緣，志舟論志，言不能盡，就此止筆。

愿志友、摯友，我的好兄長鄒逸麟教授安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