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國時期的中國人口研究
——基于《東方雜志》學界同仁論說的考察

岳靖芝

(北京大學 歷史系， 北京 100871)

《東方雜志》從1904年3月創刊至1948年12月?？?，歷時近45年，其間因辛亥革命、一·二八事變、淞滬抗戰、太平洋戰爭爆發曾四度?？?，而經同仁努力4次復刊。作為當時中國影響力最大的綜合期刊之一，所發3萬余篇文章多具突出的時代性、史料性和學術性特征，為近代中國研究累積了豐富多彩的資料。

中國是一個傳統人口大國，眾多學人在民眾貧病困苦和西方人口思想輸入的情勢下，懷抱救國富民之心，投身人口學研究，出現一批頗有見地的論作?！稏|方雜志》從創刊初即刊登人口研究文章，著名學者竺可楨、陳長蘅、潘光旦、周建人、陳方之、孫本文、董時進、彭家元、許仕廉、張蔭麟、喬啟明、蕭錚等均著文闡說。學界先前專門對其所載文章梳理者無幾，本文主要從人口理論、人口品質、人口調控及調查統計等方面予以整理分析。

一、 人口理論

早在19世紀80年代，馬爾薩斯人口觀點就被譯介到中國，到《東方雜志》創刊時已廣泛流播。該刊初創時登載的《論中國治亂由于人口之眾寡》首次提到馬氏人口論，作者認為“中國之治，非真有求治之道也，徒以人口之寡少耳。中國之亂，亦非真有致亂之道也，徒以人口之增加耳”[1]。民國之后，對馬氏理論不再囿于簡單介紹而據自身認知予以述評，同時亦發表了不少涉及中國傳統人口思想的文章。

(一)馬爾薩斯人口論

1918年，高元針對馬氏“人口增長呈幾何級數，食物增長呈算術級數”論斷，從兩個層面批駁。首先認為“人類之生殖力與生殖欲皆視文明進步而減退”，人口增長將趨緩且“恒有減退之憂”。再者，“食物之生產力視文明進步而增進”，現不能生產的土地會變成可耕耕地，新型作物產生又可增加產量，另外，人類飲食尚有大量浪費，若以節約，食物總量增多，故“食物恒有過?；肌?。又進一步指出，“今世食物不足之過，乃在于分配不均”，而非人口過多和總量不足[2]。1923年，田中義夫又對馬氏人口原理做了詳盡介紹并提出自己的看法。其在正文第一部分指出，馬氏通過前人資料測算國人在康熙即位時約3.33億，并解釋了記載中成丁數遠大于戶數在于同族同居制度和家內奴隸甚多。第二部分指出，馬氏認為國人眾多的主因在于：“第一，土地肥沃，處于溫帶中最暖的部分，于土地的生產力上，實為最適合有利的位置”；“第二，從建國之始，曾大獎勵農業，將人民的勞力傾注于此，使竭力多量生產生活資料”。第四部分指出，馬氏將中國人口限制分為預防性與積極性兩部分，在前者層面，有百萬以上的不婚僧侶和奴隸；在后者層面，有傳染病流行、殺子棄子風氣盛行、水旱蝗災所致饑荒。結語認為，“中國自古以來實行‘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的政策”，在此之下，無產階級同時是無識階級，階級意識不發達，階級斗爭不顯著，這是中華民族數千年存續和保持文明的一個要因。同時，廣袤的領土、繁多的人口、高級文明的同化力亦是民族永續之因。又認為，“在舊制下的中國，人口對食物的均衡，現已失至極度，差不多可以說舉國無產階級化了”；欲使人民富裕須取新的食物增加政策，包括“一須輸入進步的農業技術，二須盛行農業教育，同時三須轉用農民于生產力較大的商工業”。還須創設經濟設施、普及教育、輸入自由思想。不過，“根本的改造或救濟的途徑在于中國人的精神生活的刷新和經濟生活的更新”[3]。該項結論對于國人了解馬氏人口理論并研究中國人口具有啟蒙意義。

(二)傳統人口思想

中國學者還注意發掘國人傳統人口思想，發表于1926年的《洪亮吉及其人口論》即是代表。作者張蔭麟鑒于漢學家洪亮吉人口學說長久“湮沒不彰”，梁啟超《清代學術概論》《近三百年中國學術史》又只字未提洪氏，乃本著誠懇學習的態度，指出洪氏人口論包括下列觀點：“一、生產之增加不能與人口之增加成正比例，人口于百數十年間可增至十倍至二十倍，物產則只能增加一倍至五倍。二、天災盡不能消滅過剩之人口。三、全人口中未必盡皆從事生產。四、財力之分配未必平均?！倍鴮θ丝谶^剩所提補救之術則包括以下論點：“一、發展生產事業。二、使富力之分配平均，即所謂‘抑其兼并’是也。三、由政府出力救濟，即上所謂‘遇有水旱疾疫，則開倉廩以賑之’是也。四、節省消費，即上所謂‘禁其浮靡’是也?！睔w納洪氏補救之術后指出：“然斯四者，不過無法中之法而已，終不能徹底解決人口問題，此稚存所以始終抱悲觀態度?！庇滞ㄟ^對洪氏與馬爾薩斯人口論比較，認為雖“以言精密詳盡洪說自不逮馬說”，但馬氏是在繼承前人學說基礎上形成的系統理論，而洪則“蹊徑獨開，一空依傍者也”，有這樣的認識實屬不易[4]。作者雖謙稱“非敢云發前人未發之秘，亦無資格以表彰先賢”，但引起了學界對洪亮吉及古代人口思想的關切。

二、 人口數量及其調控

民國時期戰亂不斷、災疫頻仍，人民生活困苦。此情之下，接受西方思想的諸多學人投入人口學研究，試圖找出個中緣由及其相應解決路徑?！稏|方雜志》由此刊登了大量涉及人口數量與品質、節育、移民等方面的文章。

(一)人口數量與品質

人口數量與質量問題受到廣泛關注，《東方雜志》先后刊登陳長蘅、許仕廉、潘光旦、周建人、孫本文等人及一些國外學者的文章。在數量方面，1927年，陳長蘅據乾隆六年(1741年)至1923年官方記載指出，182年間人口增加分為三期：乾隆六年(1741年)至乾隆五十八年(1793年)系快速期，由1.4341億增至3.1328億；乾隆五十八年(1793年)至道光二十九年(1849年)系減緩期，由3.1328億增至4.1298億；道光二十九年(1849年)至1923年系更緩期，由4.1298億增至4.8337億；三期平均增速15.14‰、4.95‰、0.81‰，而期內平均增長率6.15‰。乾隆六年(1741年)至乾隆五十八年(1793年)國勢強盛、多年太平、物阜民康，不到50年時間，人口增加一倍；嘉慶道光兩朝政治不良、措置乖謬、禁止百姓移民邊疆致人口增加減緩；咸豐同治以來內地人滿為患愈烈，政府羸弱難以激發民眾向外發展，加之戰亂災荒頻仍和列強入侵，生育雖未減而死亡日增，人口增加愈緩。因此，主張移民邊疆與節制生育[5]。次年，桑原騭藏據宣統二年(1910年)3.16271億推算，本部人口密度為每平方英里210人，“人口雖多，尚不到過剩的地步”。而且，中國是遭遇疾疫、災荒、戰亂最頻的國家，人口死于災荒者眾，增長嚴重受阻。不過，如衛生防災等事業獲得進步、戰亂減少，“人口的增加率必定一日千里”[6]。這種看法被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初期人口快速增加證實。

專門討論人口品質者不多，但分量甚足。如1924年潘光旦刊文認為，中國自古“雖不明生物遺傳為何物，但亦向不信環境萬能或教育萬能”，有注重先天遺傳的樸素觀念；家族主義益于種族競存，國人宗教信仰和婚育觀念與西方不同，對于種族利多弊少，適于優生；父母做主、門當戶對的婚姻原則較西方個人自由選擇，更合優生婚姻要求；不論貴賤貧富，都遵守多男子宜子孫古訓，盡量多生，致各階層生育率大致相同。對于現代醫學衛生事業，認為醫學衛生越發達，孱弱者得以生存并繁衍后代的越多，進而對強健優秀分子婚姻和生育產生不良影響，不利于種族優生。因此，主張在發展醫療衛生事業時須有與之并進的社會組織來“補償糾正其失者”。對于新婚姻觀則認為，存在五大不利優生觀念，即浪漫成分太大、遲婚傾向、獨身傾向、遺傳觀念認識有誤、婚后女子經濟須獨立?；楹髬D女全職做好撫育子女是為“種族生存計”，較經濟獨立重要數倍。對于生育后的趨勢，認為在限制生育的理論宣傳影響下，中國將步西方后塵，出現“才智不及平庸者子孫繩繩，聰明強干者終于淪喪”的結果。對于城市化運動，認為中國不可避免，而西方出現的各種城市病亦會重演[7]。周建人對潘氏家族主義利于優生的觀點專門予以批駁，指出其只會導致人口盲目增加，無法改善質量。同時，對其諸如父母包辦的門第婚姻等符合優生的觀點提出批評，指出門第高低并非判定品質優劣標準，“許多天才一生時感到生活的艱難，而許多極平庸的人卻占著社會上極高的地位”。門第相當的配偶能夠相安的原因是雙方性情相投，與性質優良無關；父母為子女選擇配偶“并不注意心身的優良，而注重社會地位和選取適合于家族主義下的個人，則是不可諱飾的事實”，故門第婚姻只能選出符合社會習慣和家族主義，而選不出符合優生觀念的配偶，反是個人選擇者更合優生學。進而指出優生學研究包括兩個方面，“一是研究遺傳要素的組合情形，即何種疾病是遺傳的、何種系后天獲得，又一方面是研究須在何種環境之下，機能使優良分子盡興發展”[8]。許仕廉則認為，討論人口不能限于數目，須加上“人口的集中，民族的品質，生產的效率與分配的平均”。中國人口存在五大問題：一、分布嚴重不均；二、舊式農業無法供給不斷增加的人口；三、單純消費的城市人口集中、生產的人太少；四、新生兒夭亡率過高、平均壽命過低；五、體質差、“上智下愚多而中等少”，體育與衛生水平低，加上不良社會政治制度，兒童無充分發展機會。救急措施有“提倡殖邊，發達交通，改良農業，振興工商，使人口漸就平均，增加生產效率”。從本質上看，人口并非數量而是品質問題，提高人口品質“須節制生產，以減少生存競爭，使已生育的幼孩有較好的發展機會”。針對論述人口只談數量不及其他的情形，強調須特別注意品質問題[9]。其對人口的分析基本符合國情，提出的救急措施與節育提高人口品質的觀點深中肯綮。

1940—1941年，孫本文連續刊文對中國人口品質即體質、知能、品行三大問題進行研究。關于體質問題，他認為主要集中于體力與生命力兩方面。就體力言之，從發病率與體格缺陷兩點闡釋，首先以上海賴士德醫學研究院對28家大醫院和中華醫學會對20省大醫院調查數字為據，發現每77人中有1名住院治療病人，患病種類中，流行性感冒多發于長江流域，腸蟲病和濕癥多發于珠江流域，癆病多發于黃河流域；繼之，根據中小學生和?？埔陨蠈W生、北平地氈工人體格檢查結果，發現全體學生中患各種疾病者達39%，加上近視聽力障礙者，全體學生中80%以上身體存在缺陷，而工人階層體格缺點并不比學生多。就生命力言之，從死亡率與平均壽命兩點論述，首先根據戰前南京、威海市死亡率報告和喬啟明調查數據，通過求取各地人口死亡率平均數，發現農村人口死亡率約29.17‰，每年在生命力上的損失甚大；又據蕭孚徳、袁貽瑾等人統計數字，發現國人平均預期壽命35歲，生命力薄弱?；诖?，須從三方面改善國人體質：實行家庭健康教育，傳授一般衛生知識與方法；厲行學校健康教育，養成兒童健康習慣與態度并授以健康知識；提倡社會健康教育，推廣醫藥及公共衛生設施，發展體育，改良食品。關于知能問題，認為包括知識與能力兩部分，即“知識是指對于事物的認識，能力是指對于事物的適應”。對于知識程度，據教育部數據分析，截至1938年，每10萬人中有大學畢業程度者102人、大學程度者26人，總計每10萬人中受教育者2.7121萬人，即每百人有受教育者27人強，未受教育者占全部人口73%左右。雖受教育人口比例小、程度不高，但從光緒二十四年(1898年)初辦新式教育以來，40余年取得如此成績則可自慰。如本成績在戰時加緊推進，教育前途樂觀，人民知識程度將會提高。對于能力程度，則通過中美多名學者關于兒童智力測驗結果的分析指出：“我國兒童或學生的智力，大體看來絕不致低于美國或他國兒童與學生”；又通過分析中國固有工藝技術發展與現代技術采用及國人養成特殊能力的精神指出：“我國人的特殊能力絕不遜于歐美各國”。然知能問題歸根結底是教育問題，通過教育普及與提高，人口知能必將提高。關于品行問題，認為分屬風俗、道德、法律三類，風俗問題不是人們遵守與否，而是本身適當與否問題；人口道德品質提高有賴于新生活運動發展；犯罪人口中大多數是未受教育及略識文字和無正當職業者，年齡在20—50歲，故減少犯罪現象以提高人口品質須“從學校教育與民眾教育方面下手”[10]。

(二)節育

1922年4月，美國節育運動倡導者桑格夫人訪華，在京滬進行多場演講，宣傳節育思想。節育問題遂成為知識界談論的熱題，此后討論文章大量涌現，支持與反對者均有之。

1926年，羅宏順刊文指出，中國人口問題在于高生殖率，這對社會造成四方面危害：第一，優生問題。過多生育不僅使父母健康受損，亦因兒女先天遺傳貧乏、后天養護難而導致夭亡和體質虛弱者多。第二，經濟問題。生殖率與生活資料增長成反比，大量新生兒會增加社會消耗。第三，社會穩定問題。高生殖率直接或間接導致犯罪、戰爭、貧困、疾病現象，造成社會動蕩不安。第四，社會進步問題。低生殖率是社會進步的必要條件，高生殖率是社會停滯的證據，實現低生殖率的路徑即生育限制。該文對高生殖率危害的分析與前人相比并無新意，反倒存在明顯缺陷。如認為通過生育限制就可使“勞心焦慮的問題不難無條件而解決，民族前途無疆的進步，亦可翹足以待了”[11]。實際上，近代中國各種問題是多種因素合力的結果，而非只用一種措施便可迎刃而解。這種缺乏整體觀照、夸大節育作用的觀點被眾多學者批評。劉王立明亦認為“節制生育對人類幸福的各方面均有較大的利益”，如在增進社會福利、保障人民食物充足、改善人口品質、減少私生子、促進婦幼保健等方面表現尤甚。節育亦是一個婦女問題，惟每個婦女接受并實踐才有效；每對夫婦無特殊情形至少生兩孩，否則即不負責任；每個醫學院應將節育理論方法編為教材并列為必修課；所有醫院應設節育指導部，有錢者收費、貧窮者免費；設立全國節育研究機關，定期公布研究成果并積極聯絡國外節育領袖參與全球節育運動[12]。其將節育與婦女解放聯系起來，代表了一批主張婦女權利的知識分子對節育的看法。周建人則發文指出，節育思想源于兩大因素：一是婦女解放，一是馬爾薩斯人口論。若從婦女生理解放角度談節育是合理的，但難以解決貧困問題。況且，“生育節制……只是一個小問題，在婦女解放上也只占一個極小的部分”，不應以為節育就可解決各種社會問題[13]。與當時一味夸大節育效用的觀點相比，該看法較為理性。

1936年，董時進就中國何以須節育發文指出，中國地大而物不博，且西部地區“是沒有多大出息的”，內地各省剩余荒地貧瘠則開發得不償失。對于改良農業增加生產，認為人口眾多、人均耕地很少，不可能發展大規模機械農業以增產；農民過于貧窮，買不起肥料，增加單產困難?！爸袊醪⒉皇怯甑娜藬挡粔?，乃是因太窮、太弱、太愚，窮弱愚的最大原因便是人太多，必須將數減少，質量容易提高”，故節育十分必要[14]。由于時代局限，作者對于中國土地與資源利用潛力及農業發展前景估計保守。同時，將節育目標直接定位為絕對地減少人口數量，主張政府制定節育政策由行政直接介入進行干預。這種觀點代表了節育支持者中較激進一派，與溫和派主張保持人口不再增加并通過宣傳實行自愿節育的觀點差異明顯，可以說是國家主導的計劃生育政策的早期倡導者。與此同時，董平美認為，中國人口增長非呈幾何級數，而現代科技下糧食生產可通過各種方法提高。對于人口過剩導致戰爭的說法，指出“人口過剩的學說只不過是被帝國主義者用來做向外發展的借口，以掩飾其侵略的行為罷了”，故不改變導致侵略的經濟組織形式，國際間沖突難以避免，節育促進世界和平的說法不合事實。對于節育改良人種說法，認為與先天遺傳有關，但后天給予貧苦者子女以適當教養，其體質與智力發展不一定亞于優良父母所生子女?？傊?，“生育節制是不應該反對的，但亦不值得大吹大擂”，對于個人生活改善與母親身體健康，節育是重要的，但試圖解決一切社會問題包括消除戰爭則不切實際[15]。

楊效春的觀點則與前述觀點針鋒相對，認為中國人口密度與歐美日本諸國相較屬中間水平，數量因連年戰亂應大量減少而非增加，貧窮、失業等另有他因，所謂人口過剩觀點是錯的；又認為人口是國力本源，人口多國力強、生產消費大并可助成實業發達，國家文化容易進步，利于鞏固國防，生產能力強并可避免人口銳減、國力虛弱而為他國侵凌掠奪，從而保障個人幸福，故主張生育限制以減少人口之說是謬論。既然節育不可行，而要解決此問題須注意八大事項：“一、改進農業，所以加大食料的生產力。二、振興工商，所以換取食料。三、發展交通，使人口與食料易于遷徙或轉運并減殺饑饉之患。四、獎勵移民以調劑內地與邊疆分配不均之人口，并杜絕強鄰覬覦吾國領土之心。五、保護僑胞使已往者不致流落異域，未往者樂于遠征。六、挽回利權以抗拒外國的經濟侵略。七、社會立法以調劑國內的貧富懸殊。八、澄清政治以謀國家事業的進步，人民生計的安全?！笨傊?，中國一系列問題包括生產力落后、社會政治不良、外國侵略等均可通過發展生產和變革社會政治解決[16]。這種全盤否定與夸大節育作用的萬能論相比，是從一個極端走向另一個極端。

蕭錚持折中立場，認為人類有創造生活資料能力，依靠科學改良土地利用程度的可能性很大；人類生活水平高下不賴于耕地分配多寡，國力增強不系于人民生育率減少，人地矛盾并未尖銳到非實行節育不可[17]。

(三)移民

對于內地人口過多問題，除主張節育控制外，一些學者提出移民實邊與移民海外。清季《東方雜志》就刊登過此類文章，如1907年第4卷第7號《論移民實邊之不可緩》、1908年第5卷第1號《徙民實邊私議》等。進入民國后，與前相比不僅內容深廣，且提出移民海外主張。

1925年刊發的彭家元《中國邊地之現狀與移民》指出，本部18省96%的人口僅占全國面積1/3，而占2/3面積的東北和西部廣大地區只有4%的人口，“移民邊地，實為當今急務，不但可以救濟生計問題，弭患無形；而逐漸發展實業，增進國富，保守疆域，杜絕外人覬覦，皆在此舉”。東三省氣候適宜、土壤肥沃，農林牧均適宜發展，是“邊地之冠”，適合大規模移民；蒙古雖多沙漠，但溫度與降水量不算低，振興原有畜牧將使農工商各得其利，如移內地善于耕種的農民，加上政府扶持，有望成為重要產糧區；新疆水草豐美，有常年積雪作為農業灌溉水源，石油、煤、鐵、林等資源豐富，移民發展農牧工礦業均無問題；西藏、青海雖氣候寒冷干燥，適宜發展畜牧，藏南降水較多可發展農業?？傊?，內地人口眾多，無地可納，西北沃野萬里卻無人過問，而在日、俄等強鄰又虎視邊疆的情況下，“為杜絕外人覬覦邊境計，為華族久遠計，我國不能不停止內爭，用兵西北，作移民拓疆之事”[18]。次年刊發的張水淇《開墾邊荒與國家之關系》指出，當時匪患嚴重的主因在于內地人口過多、謀生艱難，通過開墾邊荒，“目下人口過多之患即可解決，人口過多之患解決，則匪患之清，固可操券以待也”。墾荒亦可使內地千百萬無業游民擁有維持生計的田地，對于內地邊疆治安關系重大。移民墾荒還可使邊疆無空荒之地，起到鞏固邊防作用，杜絕外國覬覦念頭。又指出邊地有牧羊、開礦、植林、務農四大事業可興，國家通過發展四大事業可得巨大收益，對實現國家富強意義深遠。此外，私人從事墾荒所獲利潤巨大，內地人士投資邊疆墾荒有利可圖。該文在《東方雜志》同類主題文章中頗具代表性，從移民必要性和可行性上進行了論證，指出移民開發邊疆除能解決內地人口過剩外，還可使國家和個人獲得巨大利益，倡導上到國家、下到有財力的個人都應投入邊疆開發[19]。與其他主張移民于邊疆的人士一樣，作者對邊疆可容人口數的看法過于樂觀，論證缺乏數字支撐，在當時即被斥為空談。

此外，《東方雜志》還刊登了一些主張移民海外以解決人口過剩問題的文章。如1918年的《論移民海外之利害》稱，“人口過剩而生之經濟的及社會的弊害，惟移住足以救濟之”[20]；1931年的《移民問題與中國》亦稱，“極可發展之地，因人力少而不得如愿；極多人口之地，因無操作而人口過剩。移民可使此種現象趨之于平”[21]。諸如此類，均從解決人口過剩角度，主張移民海外。

三、 人口調查統計

人口調查統計是學界關注的另一熱點，下面對中國古代和近代人口調查統計分別予以敘述。

(一)古代人口統計

在刊發的古代人口統計文論中，國內外學者幾乎各占一半。1924年次行刊文認為，中國自古以家族制度為立國基礎，歷朝歷代重視戶口調查，每朝均有多次調查報告，但因調查范圍非全部人口，加之調查時存在種種問題和外國研究者隨意增減，故“欲知我國人口之確數，誠屬難事”。所以，要想得到接近實際的人口數，需先究歷代戶口調查。中國最早人口調查“在禹平九州以后”，計13553923口；周成王時有13704923口，周室東遷后歷經戰亂，至漢武帝時恢復繁榮，至漢平帝時極盛，有12233062戶59594970口。隋唐最盛時人口遠不及漢代，主因在于調查以賦稅為目的，戶賦比漢代沉重，隱瞞戶籍情形嚴重。這種情形到明代愈演愈烈，調查數據變動范圍過大，“戶籍之價值為之掃地已盡”。清代以順治元年(1644年)為始，以后每五年各省報告各屬丁數，后改年報一次。在大量隱瞞丁數以避稅情況下，每戶所報丁數均以一人為限，戶數大致與丁數相當。以戶均5人計，順治十八年(1661年)人口1.05億，咸豐元年(1851年)達4.3億余。到咸豐十年(1860年)統計僅2.609億，減少驚人，內中原因并非國人強調的殺傷過多的“洪楊之亂”，而是連年戰亂導致各省人口報告多未向上呈遞。至于庚子之亂后，對各國賠償報告上所載4.399億，不過是據道光咸豐年間人口數推斷。宣統年間，民政部兩次調查計得3.206億，此不足憑據，“但在今日無可信據時代該調查亦可認為比較的最確實之數了”。關于人口密度，本部18省以魯、蘇、浙最高，陜、云、甘最低。造成分布不均的因素有：第一，氣候是否適宜。蒙藏等內陸地區不適于棲息耕作，人口稀少。第二，特殊習慣。蒙藏等喇嘛教盛行之處出家者多，而內地信奉不孝有三、無后為大古訓，生育多。第三，戰亂及其他災害。戰亂與災害使得人口遷徙他處。第四，政府法令的結果。政府屯墾遷民政策引起人口密度變化。第五，地勢交通與物產。這一點是決定人口分布不均的最大原因。各省繁盛都會多因此造成，人口密度局部偏高。最后指出，中國學者發表的人口論文多據1920年郵政局報告等不實資源，“憑空描摹，實屬不悉底蘊”。作者認為歷經數十年混戰、水旱饑荒疫病殘害，“近數年來之人口，有減無增，實可確定”。至于勞力低賤、失業眾多現象，則因戰亂災害、資本缺乏與生產薄弱而非人口過剩造成[22]。該文內容豐富，數據翔實，對于研究人口變化歷程和人口調查史具有參考價值。

1928年刊發英國漢學家齋爾士《千五百年前之敦煌戶口冊與中國史籍上戶口數之比率》，該文前半部分列出不列顛博物館藏斯坦因敦煌寫本第922號即公元416年敦煌城戶口冊斷篇，據此指出其中人口數完整的9戶家庭計36口，戶口比1∶4；次之列出公元2—755年一些年份戶口表并計算出其間戶口比，認為從公元2年1∶4.87戶口比升到公元755年1∶5.93，是人口增長的表征；再次列舉宋代一些年份戶口數，得出戶口比在1∶1.45—1∶2.23之間。對于宋代與前代差異巨大的戶口比，又據《文獻通考》“女口不預”記載指出，宋代統計口與前代不同，即并非全國人口而僅指男子言之，這樣就推翻了李心傳關于百姓避賦、漏口眾多所致及俄人薩查洛夫所言官吏舞弊、多報戶數顯示政績以求升遷與賞賜的論點[23]。該文是較早用敦煌文獻從事人口研究之作，尤以“女口不預”為據，最早提出宋代口數統計只記男不記女的觀點，產生了很大的學術反響。

(二)近代人口調查

討論近代人口調查統計的文章分為兩類，一是基于調查資料的人口現狀研究，一是調查統計的理論方法研究。民國時期因可靠的官方統計缺失，人口各方面的準確狀況無法獲取。學者不甘于只對人口現狀進行估計，有的運用部分地區較可靠的材料，對局部地區展開分析，有的通過小規模抽樣調查，獲取較準確的數據開展研究。

1926年刊發的竺可楨《論江浙兩省人口之密度》認為，中國已呈人滿為患之狀，內亂、饑饉、乞丐、盜賊等問題均系人口過多引起，“人口之調查研究實為我國不容緩之事也”。鑒于此，據1919年郵政局與近來外國教會對城鄉人口統計，以較可靠的江浙兩省為例，展開人口密度研究。通過對比發現，中國人口總體密度在東亞各國最小，但因有大量不毛之地，實則已超印度，人口問題嚴重；“世界人口之密稱我國，而我國人口之密首推江浙兩省……長江與錢塘江下游，實為兩省人口匯聚之處……蘇杭一帶人口之密，不特冠江浙而亦甲全國”。在專論人口密度后進一步指出,“人口之問題，不視乎一地之絕對人口密度，而視乎其比較密度而定”。比較密度是指“一地現有之人口，與其充量能供給之人口(飽和點)之比也”。一地人口之飽和點則視四種原因而定，即供給食物地畝之多寡、每畝生產量、工業化程度、生活程度高下。若將江浙與其他主要國家相較，“江浙兩省以農業之區，而人口密度乃反超出于工業化之英荷比諸國。茍不設法以謀補救之方，則一般人民之生活程度，永無提高之希望……江浙兩省富庶甲于我國尚如此，則他省更可知。然則人口問題之研究，誠為目前不可緩之舉也”[24]。該文對江浙人口密度論述均有數據圖表支撐，結論經得起推敲。

1928年，喬啟明根據其1924—1925年關于晉、豫、皖、蘇4省11處4216家農戶22169人調查，從同居家屬關系、人口增加徐速與年齡分配，對11處人口狀況進行了詳細論述，結合圖表與他國比較，認為“現在的人口問題不在鼓勵多生，確在設施教養”。隨即提出解決人口問題治標與治本方法：治標方法第一為移民，將人口移往東北、內蒙古、新疆等人口較疏、田地較廣地區；第二為提倡實業，通過發展實業，吸收過剩農民，以解決失業問題；第三為增加生產，通過改良農具、發展水利和交通設施、改良肥料等措施，實現生產增加，以提高農民生活水平。治本方法只有遲婚與節育一種，而遲婚應通過政府立法規定男女最低結婚年齡來實現，節育則通過宣傳教育來引導人們理性生育，富裕者酌量多生，貧窮者酌量少生，以避免貧窮者生計困難[25]。其調查分析盡管限于4省部分地區，但反映出來的一系列問題代表了整個中國人口情形。1935年又根據1929—1931年中國南北11省12456戶農家調查，從家庭組織、年齡性別、婚姻狀況、生育率、死亡率、自然增加率與將來人口趨勢方面，對調查地區人口結構進行了分析，指出農村存在納妾、童養媳、性別比失調、早婚、高出生與高死亡率、重男輕女等系列問題[26]。不久，王賀宸據1939年農村建設協進會鄉政學院貴州定番調查，認為男女性別比為95.98∶100，而華北、華東、華南等地平均為109.09∶100，相差13.11個百分點，這種女多于男的狀況少見；在人口年齡方面，嬰兒死亡率高于全國10余省平均水平，顯示出嚴重的健康問題；在婚姻方面，男女結婚年齡較遲，早婚風氣不若華北[27]。此論對了解當時西南地區人口結構具有參考價值。

民國時期，中國未曾有過真正的全國人口統計，而一些局部統計又因政府缺乏對現代統計理論方法的認識，在方案制定與執行時多有違原則，導致效果不佳。鑒于此，一些學者發表了眾多討論人口統計調查理論方法的文章，希望改進政府人口統計工作。如1931年刊發的陳方之《我國人口統計數字之商榷》，將近代人口統計分為三個時期，即清順治五年(1648年)至道光二十九年(1849年)由保甲編查戶口而來，咸豐至民國十五年(1926年)由民政部、海關、郵局估計而來，國民政府成立后由各省民政廳各市公安局調查而來。對于保甲法，分析了《清會典》對人口統計制度記載，以及康熙五十一年(1712年)與乾隆四十年(1775年)上諭對人口數的不實記載，指出其“在窺測中國的人口，或者可作參考，在討論統計的方法，毫無價值可言。反之統計的不實，隨處可以證明”。對于估計法，分別分析了海關、郵局、民政部方法，認為其“已是統計中不得已而用之下乘方法。估計人口數，更是繁難。以毫無統計的現狀，難得精當的材料，以作標準”。至于國民政府的人口統計，因各省市調查均有問題，精確度不高[28]。1934年所刊發王仲武《我國戶口調查方案之商榷》，分八部分對戶口調查論述，第一部分為調查意義，即“戶口調查為一切庶政之母”，國家政治、經濟、教育、兵役、稅收、衛生、賑濟等一系列政策制定實施均以此為據，是國家須認真施行的基礎性工作。第二部分為調查客體范圍，按對象分本籍、常住、現在人口三種，在此時以調查現在人口易行，而為行政與學術需要，在表中加入臨時他往和旅居者可兼獲常住人口情況。第三部分為調查日期與時間，須規定一致日期與時間，每十年一次較適合國情，調查定在公歷末尾為6的年份為宜；因中國是一個農業國家，調查應在農閑冬季，最好農歷正月初十午夜12時，此時人民在家安居少流動，結果接近實際。第四部分為調查方法，在參考埃及與印度做法的基礎上，提出中國人口調查方法：在調查前十日，由經短期培訓的調查員將表格發本區各戶自填。在調查前五日，調查員收回表格并檢查錯漏之處一一更正。然后將表格匯呈調查主任核閱，遇不妥處須重復查明。到調查日，由調查員攜帶所得表格赴各戶復查，遇變化而與所填表格不符之處，按瞬間實際情況更正。作者認為此種調查法兼具自填法與他填法長處，既省費用又合國情。第五部分為調查項目，厘定需符四項原則：多寡適當、選擇得當、淺顯明了、全國一致。具體包括與戶主關系、男女性別、年齡、婚姻狀況、職業、識字與否、教育程度、宗教等8項。至于出生年月、子女、出生地、殘廢疾名等內容，以緩列為宜。第六部分為調查表式，從減少手續、節省費用角度出發，應取列記式表。調查表種類不應過多，分類過多將致百姓填寫不便且調查員攜帶困難，還可能造成浪費，應盡量取同一表格，只在填寫時區分。接著列出自己設計的樣式并在表后附上填表須知，對如何填寫做出說明。第七部分為組織與經費，在中央臨時設置直屬于國民政府的戶口調查委員會，下設設計委員會與執行部，設計委員會負責人口調查設計、培訓、指導責任，執行部負責對調查報表收發、審核、分類、整理、出版等工作。在省一級由民政廳兼理，實施以縣為單位，每縣設戶口調查委員會，組織調查隊與調查員調查。對于費用，作者列出詳表，進行各項費用的全面計算，據估算結果，需費約1200萬，人均大洋3分。第八部分為材料整理與其他事項，因經費緊張，對于調查結果統計只能取人工統計法，在調查前為解除百姓疑慮并明白調查意義與方法，應大規模宣傳[29]。該文從調查原則到表格設計再到組織與經費，規劃了一套完整的調查方案，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當時學者對現代人口統計思想方法的認知。

結 語

通過對《東方雜志》于民國年間所刊人口研究代表性文章的整理分析，得出三點認識：

第一，研究領域廣泛且內容豐富，呈現出百花齊放的局面。據統計，其間涉及人口各個層面的文章多達111篇，事關人口理論者9篇、人口量包括生育控制者41篇、人口調查統計者15篇，既有理論闡釋又有實證分析，既有宏觀考察又有個案解剖，既有縱向梳理又有橫向比較，既有不同觀點的激烈論辯，又有相同主張的反復呼吁。表明人口問題的眾多領域在此時已得到充分關切。

第二，研究得到跨學科學者觀照，彰顯出普遍參與的景象。著文討論者構成多元，既有專門的人口或社會學家陳長蘅、許仕廉、潘光旦、孫本文、喬啟明等，又有氣象學家竺可楨、農業學家彭家元和董時進、歷史學家張蔭麟、地政學家蕭錚、衛生學家陳方之、地理學家褚紹唐等。如此龐大的研究群體，一方面有益于不同背景學者交流，另一方面，某些非專業學者往往從主觀感知出發，提出一些不切實際的看法。

第三，研究成果凸顯了救國色彩，展示出書生“忍不住的‘關懷’”①。與當時盛行的“實業救國”“科學救國”“教育救國”等主張一樣，實行節育被一些學者提升到“節育救國”的高度，即使反對者亦以救國的角度來否定節育。研究中國人口品質的學者與研究節育的學者不同，其關注脈點則在于人口品質提高，試圖通過優生、教育等手段實現進而達成從民富到國強的目標?？傊?，強勁的救國色彩覆蓋人口研究各領域，在中國內憂外患的危機時代，構成了學者的自覺目標追求和共同價值選擇。

注 釋：

① 關于這一表述的具體論述，參見楊奎松《忍不住的“關懷”：1949年前后的書生與政治》，廣西師范大學出版社，2013年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