炳靈寺第70窟南壁所見番僧身份考

趙 媛

炳靈寺第70窟坐西朝東，窟室進深約3.75米、寬度3.52米、高3.02米，①據筆者實地測量數據。略呈穹隆頂。洞窟主壁繪縱三世佛，南壁繪阿彌陀西方凈土經變，北壁為格魯派師徒三尊與宗喀巴傳記壁畫，東壁窟門南北兩側分別繪六臂怙主、閻摩法王②此二尊在格魯派祖庭甘丹寺護法殿中即作為主尊九面四臂十六足大威德金剛的左右脅侍出現。參見普喬·阿旺強巴:《四大寺及上下密院史》(藏文)，拉薩:西藏人民出版社，1989年，第18—19頁。?？唔斨行臑闊o量壽九尊曼荼羅，外圈環繞十六羅漢，窟室中央位置處存一身明塑十一面八臂觀音立像。整窟結構為小型殿堂窟，窟室布局體現以縱三世佛信仰為主題的大乘顯宗思想。此窟將宗喀巴作為北壁主尊，與南壁阿彌陀相對，是將宗喀巴視同于彌勒③賀世哲先生詳述了唐以后敦煌三世佛造像出現的轉變，即隨著凈土信仰的盛行，由釋迦、彌勒與阿彌陀組成的三佛造像急劇增加。炳靈寺第70窟遵從敦煌傳統，其西壁主尊為釋迦，南壁繪阿彌陀，北壁繪宗喀巴，空間上亦是釋迦、阿彌陀與彌勒三佛組合。詳見賀世哲:《關于敦煌莫高窟的三世佛與三佛造像》，《敦煌研究》1994年第2期，第84—87頁。。該窟南壁阿彌陀西方凈土經變圖下方繪制有弘化寺番僧像，意在宣揚格魯派宗喀巴大師創宗立派事跡，標榜格魯派正統傳承，兼有希望除障凈罪、往生凈土的意涵。

一、第70窟南壁番僧身份考

此窟南壁阿彌陀經變東側最下方位置處，共繪制有三身番僧供養人形象。人物上方墨書其姓名，但因洞窟遭受了較為嚴重的煙熏變色、片狀脫落等壁畫病害，加之年久褪色等原因，致使個別字跡缺失或難以辨認。目前能看到的字跡從左至右 (觀者視角)依次為:竹巴□□、鎖南藏卜、忍巴□節 (圖1、線圖1)，藏文可還原為①竹巴，意為能立，證成；修行，修習佛法等。見張怡蓀主編:《藏漢大辭典》，北京:民族出版社，1985年，第616—617頁?！酢?、②藏卜，常見人名，又作桑波、桑布、藏布。見陳觀勝、安才旦主編:《常見藏語人名地名詞典 (漢英藏對照)》，北京:外文出版社，2004年，第274頁。此處“鎖南”意為福澤、善報，“藏卜”意為善良、美好。見張怡蓀主編:《藏漢大辭典》，第3050、2511頁。、③忍巴，常見人名，也作日巴、柔巴。前揭《常見藏語人名地名詞典 (漢英藏對照)》，第259頁。此處 “忍巴”意為意識、智慧、理智，“□節”即為后文所見 “星吉”“星節”，意為獅子 。見張怡蓀主編:《藏漢大辭典》，第2682、2933頁。另，以上幾處人名翻譯原則參考仁增、傅利平、桑杰:《藏語人名漢譯規范化研究》，《青海社會科學》2018年第1期，第31—40頁。，從名字來看當為番僧無疑。3人中最右側趺坐者 “忍巴□節”，身形較大，坐在穹帳下，繪頭光，左手禪定印，面前擺放案桌，桌上放置燭臺等供品?！版i南藏卜”位置稍低，雙手合十侍立其后，“竹巴□□”側立鎖南藏卜身后。

圖1

線圖1

按“鎖南藏卜”在《明實錄》中共有23條同名記載，考慮到此窟壁畫重繪年代當在宗喀巴大師(1357—1419)之后，即15世紀中晚期或16世紀，剔除時間與空間上不甚相干者，還余如下幾位:洮州衛喇嘛、西寧衛禪師、河州衛白塔寺喇嘛、弘慈廣善國師、靈藏禪師、臨洮府番僧、妙勝禪師、岷州衛大崇教寺國師、朝定寺番僧、大慈恩寺國師、弘化寺番僧都綱、靜覺寺國師和董卜韓胡進貢番僧等。通過梳理發現，這些“鎖南藏卜”可分為兩類:一類如西寧衛禪師鎖南藏卜、河州衛白塔寺喇嘛鎖南藏卜等，均是以個人或寺院名義遠道來朝，目的是得到朝廷豐厚賞賜；另一類如弘慈廣善國師鎖南藏卜、靈藏禪師鎖南藏卜等，屬入朝納貢并由朝廷賜給誥命，返回后繼續守土一方，代朝廷“撫治番人”。

以上兩類禪師或國師的出現年代多集中于明宣德至景泰時期，從屬地、身份等信息中尚不能明確看出這些僧人與河州或炳靈寺之間發生聯系的動因。相對而言，其中的岷州衛大崇教寺國師“鎖南藏卜”的身份與第70窟所見番僧較為接近?！睹鲗嶄洝肪疤┪迥?(1454)三月丙寅條記:“……陜西岷州大崇教寺國師鎖南藏卜等各遣人來朝，貢馬及方物。賜彩幣等物有差?！本疤┪迥晁脑录壮綏l記:“陜西岷州大崇教寺國師鎖南藏卜遣番僧領占班丹……來朝，貢馬。賜彩鈔錠有差?！本疤┢吣?(1456)三月甲戌條記:“……陜西岷州衛大崇教寺弘慈廣善國師鎖南藏卜各遣人來朝，貢馬。賜宴及鈔、帛 (幣)?！雹兕欁娉?、王觀容等編:《明實錄藏族史料》，西藏人民出版社，1985年，第557—569頁?？梢姶酸褐菪l大崇教寺國師鎖南藏卜在短短3年間3次遣人入朝，且岷州距炳靈寺所在地河州相去不遠，因此不排除此大崇教寺國師即為第70窟鎖南藏卜的可能性。但疑點在于，大崇教寺乃大智法王班丹扎釋 (1377—?)創建之寺院，②大崇教寺，甘肅岷州稱其為“東寺”，今已不存。永樂十六年 (1414)班丹扎釋40歲時回到故鄉岷州修行，41歲在岷州開山造寺?！凹八聦⒊?，太宗文皇帝遣使馳驛，詔至大京，擢僧錄司右闡教，及賜國師冠帽、袈裟、鈔貫，仍命隨駕京師，大興國寺住坐?！币姀垵櫰?、羅炤、蘇航編著:《西天佛子源流錄——文獻與初步研究》，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2012年，第257頁。系薩迦派傳承，③見賈維維:《大智法王班丹扎釋北京活動及相關史事再考——以 〈西天佛子源流錄〉為據》，載沈衛榮主編:《文本中的歷史——藏傳佛教在西域和中原的傳播》，北京:中國藏學出版社，2012年，第591—594頁。另見安海燕:《明代漢譯藏傳密教文獻研究》，中國藏學出版社，2019年，第25頁。而第70窟中北壁滿屏繪制巨幅宗喀巴師徒三尊和宗喀巴傳記主題壁畫，說明重繪該窟的舉動很可能是格魯派弟子所為。

現藏炳靈寺明正德十二年 (1517)重修靈巖寺碑④靈巖寺即炳靈寺。此碑最初由馮國瑞先生 (1901—1963)發現于20世紀50年代，后由張思溫先生 (1913—1996)將較為全面的錄文收于其著作《積石錄》，并作了初步考辨。其后的研究成果有吳景山、石勁松:《〈重修古剎靈巖寺碑記〉校讀記》，《敦煌學輯刊》2010年第3期，第158—170頁；曹學文、黃兆宏:《炳靈寺大明碑若干問題研究》，《敦煌研究》2021年第1期，第37—46頁；曹學文、黃兆宏:《炳靈寺石窟大明碑注釋》，《絲綢之路》2021年第3期，第55—61頁。本文涉及碑文內容僅在碑陰人名部分，此部分在眾學者錄文中均無甚出入。，也透露出一條重要信息。該碑碑文記載了明正德年間炳靈寺的一次重修活動，這是該寺繼成化乙酉 (1465)、成化壬辰 (1472)和弘治庚戌(1490)年之后第四次較大規模的修造，其中碑陰所列重修靈巖寺功德主中有都指揮僉事、奉訓大夫等地方官員，敕賜寶覺寺、欽差大能仁寺、欽差大護國保安寺、岷州法藏寺、弘化顯慶二寺、金剛寺、法藏寺、澄陽庵等多地名寺名僧，⑤曹學文對碑文中提到的9處寺院進行過考證，見前揭曹學文、黃兆宏:《炳靈寺大明碑若干問題研究》。透露出明代中期以降此地崇佛活動日盛的情景。炳靈寺不僅吸引著來自河、洮、岷等地政教人士頻繁往來，其影響力甚至遠播京畿，可見藏傳佛教在以炳靈寺為中心的河西走廊一帶的影響力與輻射力，在當時不容小覷。上述碑文功德主名單中所錄“弘化、顯慶⑥“顯慶寺，在河州城中，以其為弘化寺之下院也?！币?[明]龔景瀚編，李本源校:《循化廳志》，西寧:青海人民出版社，2016年，第216頁。二寺，灌頂大國師鎖南藏卜”，基本能確定此“鎖南藏卜”的身份，且其直接參與了炳靈寺的重修活動，則此人與第70窟內所見番僧鎖南藏卜最有可能是同一人。

弘化、顯慶二寺在明嘉靖本《河州志》中有載:“弘化寺，州西北百二十里，正統六年 (1441)奉敕建，規模壯麗、金碧交輝，有僧世襲，佛子常住。地百余頃，官軍五十名守之，內有欽賜鑾駕”，“顯慶寺在州西南，舊系酥油廠，今屬弘化寺下院”。⑦[明]吳禎著，馬志勇校:《河州志?？?，蘭州:甘肅文化出版社，2004年，第55頁。

另外，碑文中“弘化、顯慶二寺灌頂大國師鎖南藏卜”之蹤跡亦與《明實錄》載“弘化寺番僧都綱”條目吻合?！睹鲗嶄洝氛滤哪?(1509)九月庚子條記:“弘化等寺番僧都綱鎖南藏卜等來朝，貢佛像、馬、駝等方物。賜彩緞、鈔錠有差?！闭率?(1515)五月己丑條記:“陜西弘化顯慶寺灌頂大國師鎖南藏卜，以其師星吉藏卜舊賜山場地畝奏乞護敕。禮部駁奏，且請繩以法。特命給之，不為例?！雹兕欁娉?、王觀容等編:《明實錄藏族史料》，第904、926頁。由此可確定碑文中“鎖南藏卜”與《明實錄》中“鎖南藏卜”二者確為一人。

但關于鎖南藏卜的身份確認，還有另外一人可為佐證，此人就是壁畫中坐在案桌旁的“忍巴□節”。翻找“忍巴”條目，《明實錄》正統十三年十二月戊辰條赫然記:“岷州等府衛大崇教等寺番僧公葛堅參、剌麻速南藏卜②壁畫中二人名字 “鎖南藏卜”即對應 “速南藏卜”，藏文均可還原為。、忍巴星吉等……來朝，貢馬及降香、佛像、舍利等物。賜彩幣表里、鈔錠有差?！雹垲欁娉?、王觀容等編:《明實錄藏族史料》，第509頁。至此，可確認壁畫中出現的“鎖南藏卜”正是《明實錄》中記載的弘化寺番僧，而坐在案桌旁的僧人即為忍巴星吉 (忍巴□節)④忍巴星吉與忍巴星節藏文均可還原為前述。。

綜上，我們可大致勾勒出這位弘化寺番僧鎖南藏卜的一生:一、他于正統十三年與忍巴星吉首次向朝廷貢物，此時史料稱其為番僧；二、于正德四年 (1509)再次向朝廷貢物，此時被稱為“番僧都綱”；三、正德十年 (1515)他向朝廷“奏乞護敕”時，史料已呼其為“弘化顯慶寺灌頂大國師”，及至正德十二年 (1517)他出現在《重修靈巖寺碑記》中依然沿用此稱呼。

另在弘化寺舊址所出的一處殘碑⑤該碑現藏于青海民和縣轉導鄉弘化寺遺址。碑文為“□□□□□民諸色人等:□□□□已久，其教以空寂為本，以慈悲為心，化導眾生，覺悟迷群。上以陰翊皇度，下以世之崇奉之者，亦豈有遠邇之間哉。弘化、顯慶二寺，乃至尊大慈法王塔院所在，地連河州、西寧兩界，朝廷給□看守□□□□地畝，為香火之需。東至沙子口溝，南至川城，西至黑石山林，北至買的山止。乃拔軍余民夫，□□□□□□□□□授妙善廣濟灌頂大國師，頒降□□，令其在寺提督官寺僧人，領眾焚修，毋得怠忽。畀□□□□□□□□人耕占侵用，原撥看守人數與僧□□□照例應給。凡彼處官員軍民諸色人等，不許□□□□□□□□□其教者，必罪不宥。欽哉。故諭?！逼渎淇钣卸t，首則為皇帝頒賜敕諭日期，即嘉靖七年；第二則為弘化顯慶二寺事妙善廣濟灌頂大國師藏卜洛竹勒石日期，即嘉靖叁拾伍年。詳見狄呈麟主編，民和回族土族自治縣志編纂委員會編:《民和縣志》，西安:陜西人民出版社，1993年，第731頁。上，留有“嘉靖柒年拾貳月初四日、大明嘉靖叁拾伍年歲次丙辰柒月□日，欽差掌管弘化顯慶二寺事妙善廣濟灌頂大國師藏卜洛竹建立”的落款，說明嘉靖七年(1528)，弘化寺灌頂大國師之職已另易其主，可見鎖南藏卜的大致活躍年代為1449—1517年，即15世紀中期至16世紀初。由此推論，炳靈寺第70窟的重繪年代大致也應在此時間范圍內。

二、鎖南藏卜與大慈法王關系稽考

炳靈寺第70窟所見鎖南藏卜的身份既是弘化、顯慶寺灌頂大國師，而弘化寺又是大慈法王圓寂后明廷為紀念他而敕建的寺院，因此大慈法王與鎖南藏卜二者之間可能存在的師承關系，值得我們關注。

弘化寺所在地距炳靈寺僅50多公里，兩地隔河相望。根據《明實錄》記載，正統七年 (1442)八月辛亥敕諭河州、西寧等處官員軍民等的詔書中，如是強調了弘化寺的特殊地位:“朕惟佛氏之道以空寂為 (宗)，以普度為用，西土之人久事崇信。今以黑城子廠房地⑥黑城子廠房之地即藏文史傳中所謂佐莫喀 地方，意為犏牛城，在今青海民和縣轉導鄉紅花村。賜大慈法王釋迦也失造佛寺，賜名弘化，頒敕護持。本寺田地、山場、園林、財產、孳畜之類，所在官軍人等不許侵占騷擾侮慢。若非本寺原有田地、山場等項，亦不許因而侵占擾害。軍民敢有不遵命者，必論之以法?！雹兕欁娉?、王觀容等編:《明實錄藏族史料》，第422頁?？梢姾牖轮苓吥顺⒆o敕之大慈法王領地，大慈法王圓寂后，弘化寺及其轄屬田園寺產得到明廷的敕諭保護。

另在《重修顯慶寺碑記》中載:“明初永樂中，尊崇釋典，敕詔烏思藏大慈法王入講。旋朝時，仍令住持奉命修理，太監侯顯董其事，特造金粟迦葉十六像，金篦、上乘經二藏。宣德二年工竣，道場中有甘露隆松，祥光照水之瑞。督工者上其事，因賜名 ‘顯慶’焉?！雹赱清]龔景瀚編，李本源校:《循化廳志》，第217頁?？梢娤扔酗@慶寺，后有弘化寺。顯慶寺的創建亦和大慈法王有著密切聯系。

前引正德十年五月己丑條載:“陜西③即陜西行都司。洪武七年 (1374)，明廷在河州衛設立了西安行都司，次年改為陜西行都司，洪武十二年將治所遷于莊浪衛，洪武二十六年又西遷至甘州 (今甘肅張掖)?？蓞⒘褐緞?《洪武二十六年以前的陜西行都司》，《中國歷史地理論叢》1999年第3期，第168頁。弘化顯慶寺灌頂大國師鎖南藏卜，以其師星吉藏卜舊賜山場地畝奏乞護敕。禮部駁奏，且請繩以法。特命給之，不為例?！闭f的正是鎖南藏卜因寺產事宜曾向朝廷“奏乞護敕”，意圖讓自己從“其師星吉藏卜”處得到的繼承合法化，但遭到禮部駁奏，險些獲罪，好在皇帝仁慈，“特命給之”，告誡下不為例。這條史料闡明了星吉藏卜與鎖南藏卜二者的師徒關系，而星吉藏卜的身份在《循化志:卷四·族寨工屯》中非常明確:“明永樂十二年，差太監侯顯詣烏思藏請大慈法王，路由河州，其從張星吉藏卜④陳楠教授考大慈法王第一次入朝時，路經河州，張星吉藏卜作為隨從就一直跟隨入京。此人出生于河州藏漢雜居地區，因隨漢人習俗，也有漢姓，也不排除藏化漢人的可能。釋迦也失在內地需要一位藏漢兼通的隨從，而張星吉藏卜之徒裔后人也被封國師、禪師，并且住持弘化寺及其屬寺顯慶寺。見陳楠:《明代大慈法王釋迦也失在北京活動考述》，《中央民族大學學報》2004年第4期，第96—97頁。跟隨入京。正統四年法王圓寂，敕建滲金銅塔，藏其佛骨，七年奉敕河州建寺賜名弘化，隨給附近之高山窮谷永作香火之需，該管寺僧五十五名，誦經祝圣。其星吉藏卜之徒裔世給國師、禪師之職，世給山場以中茶馬而供僧食?！雹輀清]龔景瀚:《循化志》，青海人民出版社，1981年，第142頁。

上述兩條史料勾勒出清晰的人物師承關系，即大慈法王釋迦也失是張星吉藏卜師，(張)星吉藏卜是鎖南藏卜師。很多傳記說大慈法王圓寂后，由此森格桑布等人負責把靈骨運回“佐莫喀”，此森格桑布指的就是星吉藏卜。⑥拉巴平措:《大慈法王釋迦也失》，中國藏學出版社，2012年，第43頁。至此，我們可以確認，炳靈寺第70窟南壁中出現的番僧鎖南藏卜等人，正是大慈法王的后輩徒人。大慈法王作為宗喀巴大師的親傳弟子，多年服侍宗喀巴大師，并在大師近前聽聞格魯派顯密教法，后受宗喀巴大師囑托，奉召代師前往內地，可謂對漢藏民族關系的鞏固和發展厥功至偉。以宗喀巴大師與大慈法王的師徒關系來看，炳靈寺第70窟北壁繪制巨幅宗喀巴大師生平傳記也就不難理解了。在某種意義上，此舉亦透露出功德主想要彰顯自身為格魯派正統傳承的強烈意味。

三、由“鎖南藏卜”看漢藏文化交融

事實上，以炳靈寺為中心進而輻射整個河西走廊的甘青涉藏地區，是15—16世紀以來溝通中央與西藏，聯通漢藏交流的核心區域。謝繼勝教授考證了京師大慈法王徒裔——番僧桑迦班丹于明正統己未年 (1439)在甘肅靖遠法泉禪寺“始創大佛殿、次葺天王殿”等相關史實，指出這在藏傳佛教格魯派的發展史上具有異乎尋常的意義，作為非常古老的漢傳寺院的景云寺與法泉禪寺由番僧接管，這一事實也說明明代藏傳佛教勢力向內地的發展。①謝繼勝:《寧夏固原須彌山圓光寺及相關番僧考》，《西夏研究》2013年第1期，第85頁。另在成書于17世紀中葉，由夏爾·噶丹嘉措(1607—1677)所著的《安多地區佛法傳播史略》中，也詳細記錄了近百年間格魯派教法向甘青地區傳播過程中創建的寺院。②達瓦拉措、拉先加:《〈安多地區佛法傳播史略〉譯考》，《中國藏學》2017年第4期，第185頁。不難想象，從大慈法王進京③大慈法王76歲即宣德四年 (1429)由宣宗皇帝邀請到內地。此行是大慈法王第二次奉旨入京，隨同金字使者一道，并在弟子阿木葛和索南西饒的陪同下，途徑青海湖、宗喀、西寧、佐莫喀、瓜州、帕巴新股、洮州、岷州、西安、寶山 (河北)、山西、五臺山，直至京城。由于這一原因，在很多地方出現了大批三寶俱全的佛殿、金殿、大喇嘛倉、禪院等。見拉巴平措:《大慈法王釋迦也失》，第36、112頁。時在沿途大力弘傳格魯派，到其后眾多甘青地區格魯派高僧從拉薩學成后，返鄉弘法建寺，④如《安多政教史》中記載卻吉嘉措 (1571—1636)生于赤嘎地方 (今青海貴德縣)，14歲時在三世達賴喇嘛座前出家，后前往衛藏甘丹寺求學，34歲返回，47歲時出任塔爾寺法臺。見智貢巴·貢去乎丹巴繞布杰:《安多政教史》(藏文)，蘭州:甘肅民族出版社，1982年，第292頁。使得甘青地區的寺院數量和發展規模至三世達賴喇嘛時期已蔚成大觀。⑤明代藏彝走廊北部地區創建寺院共計95座，建寺數量超過前兩個時期總和的近一倍。從寺院創建的時間上看，洪武、永樂、萬歷三個時期寺院創建相對集中。若以有確切創建年代的寺院統計，這三個時期共創建寺院28座，占整個明代寺院的近31%。從創建寺院的教派上看，創建的格魯派寺院數量最多，有46座，占整個明代寺院的44%；寧瑪派寺院有33座，覺囊派寺院13座，薩迦派寺院2座，噶舉派寺院1座。見李順慶、卿希泰、吉宏忠、王聯章、羅中樞編:《藏彝走廊北部地區藏傳佛教寺院研究》，成都:巴蜀書社，2016年，第161—162頁。弘化寺、顯慶寺、法泉禪寺及炳靈寺第70窟等一批寺院、石窟遺跡，皆是這一時期藏傳佛教格魯派在當地初興的生動寫照。

不僅如此，通過明廷設置的朝貢制度，大量番僧如“鎖南藏卜”等以朝貢之名，經由河西走廊絡繹往來于藏地與朝廷之間。明廷對前來朝貢者回賜大量財物，優予市貢之利，以經濟手段加強了西藏各實力派首領的政治凝聚，也直接促進了藏地寺院的發展。⑥石碩:《明朝西藏政策的內涵與西藏經濟的東向性發展》，《西藏研究》1993年第2期，第70—73頁。另通過護持頒賜制度以及僧號承襲制度等，使得大量賞賜用以興建寺院，從而在制度上保障了寺院的利益。⑦胡簫白:《明朝政策與15世紀中期藏傳佛教在漢藏走廊的傳播機制述論》，《中國藏學》2021年第3期，第50—51頁。反觀上述番僧鎖南藏卜，可以說他就是明廷諸多施政策略受益者的一個縮影，他的身份也絕不僅僅是宗教意義上的“灌頂大國師”，更是溝通邊疆地區與中央的文化交流使者。

簡言之，本文通過梳理《明實錄》《重修靈巖寺碑記》等史料中出現的番僧“鎖南藏卜”的相關記載，發現炳靈寺第70窟南壁所繪僧人鎖南藏卜和忍巴星吉二者與史料記載弘化寺番僧身份吻合，由此明確鎖南藏卜的上師為大慈法王進京途中在河州所收弟子張星吉藏卜。繼張星吉藏卜后，鎖南藏卜成為弘化、顯慶二寺灌頂大國師。以大慈法王第二次進京途徑甘青各地傳法作為契機，格魯派教法在其后該派諸多弟子的推動下，在甘青地區形成規模拓展態勢，炳靈寺第70窟即是在此機緣下由鎖南藏卜等人于嘉靖年間重新主持繪制。此窟中所見相關弘化寺番僧，對我們理解明代治藏施政策略、漢藏民族文化交流、藏傳佛教在甘青地區及炳靈寺一帶的傳播發展等都具有重要價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