青少年情緒調節與抑郁、焦慮的關系

焦慮和抑郁在今天的青少年中很普遍。例如， Boyd等人做的一項研究發現13.2%的青少年參與者被認定為焦慮，14.2%的參與者有抑郁癥狀 （2000）。此外，Hesketh和Ding （2005）發現，在中國浙江省的中學生中，多達48%的參與者表現出焦慮癥狀，這可能會影響他們對生活的享受，而27%的參與者表現出的焦慮癥狀會影響他們的睡眠。同樣在這項研究中，三分之一的參與者報告有抑郁史。

焦慮和抑郁都可能與情緒失調有關。Hofmann等人（2012）提出消極情緒調節失調—即為使用不適應情緒調節策略—可能導致焦慮癥，也發現了情緒失調和抑郁之間的聯系（Abravanel & Sinha， 2015）。因此，我們認為情緒調節策略的使用習慣可能與焦慮和抑郁水平有關。

情緒調節被定義為試圖“影響我們擁有哪些情緒以及如何表達這些情緒”（Gross & Munoz， 1995）。一般有兩種類型的情緒調節策略：聚焦反應前的策略，指之前我們在情緒影響我們的生理和心理功能前做出的反應，和聚焦反應的策略，指我們在情緒反應被激活后的反應 （Gross & John， 2003）。雖然有多種具體的情緒調節策略，但在我們的研究中，我們只關注兩種：認知重評和表達抑制。根據Gross和John（2003）的研究，認知重評涉及“以改變情緒影響的方式解釋可能引發情緒的情況”，而表達抑制涉及“抑制持續的情緒表達行為”。已有研究證實了兩種情緒調節策略對心理健康的影響?？偟膩碚f，使用認知重評的人有更多的積極情緒，而使用表達抑制的人往往有更多的消極情緒體驗（Gross & John， 2003;Cutuli， 2014）。

以往的研究已經證實了情緒調節策略與青少年抑郁之間的關系。例如，Betts， Gullone & Allen（2009）發現，在大多數出生在澳大利亞的青少年（84.3%）中，抑郁水平較高的青少年也傾向于更頻繁地使用表達抑制，而不是認知重估。Larsen等人（2013）發現，在荷蘭青少年中，抑郁癥狀的出現在表達抑制使用增加的1年之前。同樣，在Afsoon， Zoellner & Vigilit（2009）的一項研究中發現，平均年齡為18.98歲的女大學生在認知重評價方面得分高，但在表達抑制方面得分低，而她們的抑郁水平一般較低。Afsoon， Zoellner & Vigilit也發現參與者的低重評價得分和高抑制得分與焦慮水平呈正相關。然而，除了本研究外，很少有研究探討情緒調節策略與西方青少年或青年人焦慮水平的關系。

上述研究主要基于西方樣本，但文化因素會影響情緒調節策略的使用傾向。例如，Kwon 等人 （2013）指出美國學生比韓國學生更傾向于使用憤怒抑制，并且在美國樣本中，憤怒抑制與抑郁之間的相關性更顯著。另一方面，在韓國的樣本中，認知重評的使用與抑郁癥狀之間的聯系更強。

國內也有多位研究者研究中國青少年的情緒調節策略與抑郁癥狀的關系。賽李陽等人（2016）研究發現，在中國的青少年中，傾向于使用表達抑制的中國青少年比使用認知重評的青少年抑郁癥狀增加。

情緒調節策略相關研究結果給青少年心理健康教育帶來的啟示和思考是，如何通過對認知重評和表達抑制進行干預或訓練，以提高青少年的消極情緒調節能力、改善抑郁狀況，促進青少年的身心健康發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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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簡介：單琪淇（2004-5），女，浙江省杭州人，學生，學校全稱：上海星河灣雙語學校，研究方向：心理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