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國魯迅研究的思路與方法(2009-2021)

李 松 錢雅露

內容提要 隨著文化全球化浪潮的推進和中西方學術交流的不斷深入，美國學界的魯迅研究歷經三個階段的嬗變后，進入20世紀90年代眾聲喧嘩的多元化時代。梳理2009—2021年期間5個有代表性的學者個案，即張旭東、鄭愛玲、柯德席、布朗、羅鵬，可以發現這些學者采用文本細讀、視覺文化、精神分析以及跨學科研究等多種分析方法，拓展了魯迅研究的新視野。他們從現代性、性別、心理等不同層面、不同角度對魯迅及其作品進行開創性的解讀，展現了復雜、多元的魯迅精神世界，其研究思路與方法是美國魯迅研究的縮影。

引 言

時至今日，盡管世界范圍內關于魯迅的研究著述已汗牛充棟，魯迅仍然值得學界不斷進行挖掘和解讀，其作品與思想猶如鏡像折射出社會變革中的時代命題，持續性地激發不同時代、不同文化背景的研究者進行探索①。魯迅精神遺產中跨時代、跨學科、跨文化的豐富內涵，也給后人提供了廣闊的解讀空間。除中國大陸的研究者以外，港臺地區以及日韓、歐美的學者也取得了頗有特色的研究成果。其中，美國魯迅研究因其起步早、方法多樣、成果豐碩等原因，已成為魯迅研究的重鎮之一②。

根據“二戰”和“中美建交”兩個時間節點，我們認為可以將美國魯迅研究劃分為三個階段：第一階段是指20世紀20年代至二戰，第二階段是指二戰后至尼克松訪華，第三階段是指尼克松訪華至20世紀80年代。據張杰分析，在魯迅第一次登上美國刊物至1986年這一漫長的歷史時期，美國魯迅研究取得了長足的進步。由于彼時的研究仍深受中美國際關系和意識形態的影響，因而這一階段內美國魯迅研究的成果起伏不定、思想傾向變動不居，與政治背景有著較為密切的關聯③。王家平認為，1990年前后是美國魯迅研究的轉折時期，這一時間前后作為資本主義和社會主義兩大陣營對峙之象征的柏林墻轟然倒塌、國際冷戰格局結束、華沙條約組織正式解散、蘇聯解體，總體國際局勢的緩和使魯迅研究中的東西對立思維逐漸淡化，研究思路和方法也出現了新的氣象，呈現“眾聲喧嘩”的態勢，從藝術本體、審美特性、文化心理等層面研究魯迅的文本和精神結構成為基本的學術趨向④。此后，吳玥瑤用定量分析的方法對1990年以來美國魯迅研究的成果進行分析，從中發現了兩個發展高峰：第一個小高峰是1990年初期(1993—1995)，國際政治格局的改變對文學研究的影響從數據得以反映；第二個高峰始于2009年，也出現了顯著高于同時期平均值的情況⑤。綜合文獻統計的數據、關鍵詞和文本內容，可以看出自2009年以來美國魯迅研究出現了新的特點和態勢，數量和質量飛躍發展，多本魯迅研究專著和一批論文紛紛涌現⑥。同時，這一時期新出版的文學史教材和譯介作品不斷擴大魯迅作品的影響力，尤其是以2010年出版的《劍橋中國文學史》為代表，該書在《哥倫比亞中國文學史》的基礎上更為深入細致地介紹了魯迅與時代的關系，不僅闡述了魯迅的作品，更是談到了魯迅與革命、文學社團、文學遺產的復雜關系?？傊?，這一時期學界的魯迅研究熱情再度激發，其成果主要體現在對其文學貢獻的發掘、文化人格的探索以及思想空間的開拓等方面。這些成果不僅展示了魯迅研究中的西方視角，也透露出西方學界對中國近現代歷史、思想和精神內核的關注。吳玥瑤主要考察了1990—2019年期間美國魯迅研究取得的成就和面臨的挑戰，分析了安德魯·瓊斯(Andrew Jones)、安敏成(Marston Anderson)、梅儀慈(Yi-tsi Mei Feuerwerker)、王德威(DavidDer-weiWang)等學者的觀點和角度。本文則承續這一時段的研究進展，繼續聚焦2009—2021年期間美國的魯迅研究成果，選取代表性的學者進行個案分析，展現其研究路徑和方法的創新。

一、張旭東：內外融合的批評實踐

張旭東在美國杜克大學文學系獲得博士學位，目前系紐約大學比較文學和東亞研究教授，他長期致力于文化政治、文藝理論的研究，其專著《批判的文學史——現代性與形式自覺》⑦集中反映了他對文學史批判性問題的思考。在文學批評與文學研究逐漸分離的歷史語境下，聚焦于“文學史”理論和實踐難以保持文學作品的審美張力，認為審美和認知范疇與社會歷史、道德、價值等議題的互動也變得困難。為此，他試圖通過“批判的文學史”建立一種更為開放包容的文學史寫作，魯迅作品成為他反思中國文學批評的重要材料之一。該著包含多篇專論魯迅的文章，有些關于方法、理論或文學批評現象的討論也涉及魯迅的分析。

(一)激活文學文本

魯迅和我們的時代之間存在著時間與空間、文化與觀念的距離。在當下如何閱讀魯迅，如何發揮其文本的效用并在“重讀”中讀出新意，是當今魯迅研究必須回答的問題。2008年張旭東在演講中提出如下問題：為什么要“重讀”魯迅？如何“重讀”？魯迅的作品對文學批評理論的改革有什么意義？新時代的文學批評理論是否能幫助我們對魯迅進行更加多維的解讀？魯迅文體內在的含混性、作品蘊含的顛覆性、“新”與“舊”的辯證關系等話題在這一時段被提出⑧。

梳理張旭東十多年的探索，可以總結其觀點。首先，置身作家的年代和背景去理解魯迅，不能簡單地把魯迅的時代同研究者的時代比較，更不能照搬魯迅的話語來解決當下的問題。其次，不要被中國現代文學史和思想史的框架限制思考。魯迅不是能被文學史框定的物件，而是能反過來可以激活文學史思路的文本。因此，要重視魯迅的創作，尤其是那些乍一看不太像文學作品或者文體不太分明而被主流文學史忽略的散文、雜文。通過品鑒這種文章來拓展文學性的邊界，反思書寫本體論、語言政治、文學批評等問題。最后，要做到“知識學上的懸置”和“打開文本”的結合。不要畏懼魯迅，或是用仰視將其塑造成絕對可靠的形象，而是要積極了解他的相關歷史語境，在閱讀中與魯迅進行對話，在文本感受中接受魯迅對自我的影響和改造。

(二)發掘現代性內涵

對魯迅文本的利用，張旭東是富有創造力的。他將魯迅的雜文、散文等作為素材，借助魯迅文本內在含混性的特點，反思現有的純文學和文學性等概念，并對現行的文學史觀進行批判。他認為，魯迅作品具有對既定文學形式的有意顛覆。如《野草》既是占據了第三空間的作品，又是一種在散文和詩歌的夾縫中誕生的新文學樣式。而魯迅后期作品中的大量雜文，更是對文學的界限進行了大膽的挑戰。

張旭東首先從魯迅的“過渡期”文集出發，剖析其雜文創作的探索歷程。雜文的“自覺”暴露了文學寫作中的兩組悖論關系：第一，“寫作”與“自覺”之間存在著相互否定的關系，而雜文這種放棄了美和“文學體裁”的積極實踐，通過否定和斗爭延展了文學寫作的邊界。第二，“現代性”和“歷史”之間的否定沖突關系，同樣可以用雜文來進行解決。他進一步廓清魯迅對“革命時代”與文學關系的認識，除了用政治問題的視野來處理這一組關系外，“文學與‘革命時代’的關系，是文學現代性核心問題的一個特殊形式”⑨。張旭東從語言生成與編制機制、語言實踐和語言倫理等方面，論述了魯迅雜文將審美與現代性的內在對立轉換為生產力與內在力量的方法以及過程。他沿著雜文的“自覺”問題繼續前進，探索以《朝花夕拾》為代表的風格擴張期的創作對魯迅文學“第二次誕生”的影響，考察“雜文”如何在吸收、容納其他文學因素的基礎上達成自身的演進和成熟。他并未簡單地進行傳記資料的實證分析，而是將魯迅的生平事跡和創作結合，分析魯迅寫作動機和創作心理的變化。同時，通過比較《朝花夕拾》與《華蓋集》《華蓋集續編》等文本，研究《朝花夕拾》中的雜文要素與雜文文本的遙相呼應，為雜文文學本體論一說增添有力的論證材料。

值得注意的是，張旭東沒有用二元對立的方法處理魯迅作品中的矛盾，而是看到了潛藏在作品中的辯證甚至是顛覆關系——“小”里有“大”，“新”里有“舊”?！斑z忘”可變為“記憶”，“傳統”可成就“現代”。在《中國現代主義起源的“名”“言”之辯：重讀〈阿Q正傳〉》⑩中，他從《阿Q正傳》的行文結構、風格等著手，剖析《阿Q正傳》的現代性，讀出了小說中關于中國文明整體意義和價值表述系統失序的大寓言?！栋正傳》看上去是一本滑稽的“小”寓言，但也是最“大”的作品。在阿Q這個滑稽而無處安放的小人物身上，暗指了現代中國的命名、身份、價值困境。本來應當在變革中獨立的中國，卻在沖擊中變得不確定、曖昧，失去了在系統中“名正言順”的定位。同樣，遺忘與記憶這一組主題也被他巧妙地捕捉到，并進行反復、多角度、多層次的分析。他發現在“記憶”與“遺忘”的辯證關系中“遺忘”的重要地位，以及魯迅在這組關系中創造的文學作品的一般形式空間。在《魯迅小說中的情感記憶、復合時間性與文學空間的拓展》一文中，張旭東指出《朝花夕拾》《野草》等一系列作品中蘊含的顛覆性?！冻ㄏκ啊愤@本看似是懷舊散文的小書，蘊藏著魯迅創作的根本欲望動機——記憶。記憶對于魯迅來說既是關乎生存的斗爭，又是一種與空虛相關的創傷，更是對某個前歷史的類似拉康意義的“真實世界”的追尋。

從整體上看，張旭東的魯迅研究具有充分的自覺性、反思性。他有意使自己的研究與當代社會、時代緊密關聯，其問題意識具有當代性、在場感。魯迅生活的時代與當代社會有著不同的思想潮流和社會問題，但他并未機械地挪用魯迅的歷史觀照和解決路徑，而是以其生存策略和生命意識作為方法，為社會和自我提供問題解決之道。除此之外，張旭東還有意識地在魯迅的作品中提取超越個別文學研究的普遍價值，發掘突破文學性框架和重寫文學史的可能性，實現對固有范式的超越。

二、鄭愛玲：以文化研究作為方法

鄭愛玲(Cheng, Eileen J.)是美國波莫納大學的中文系教授，她專注于魯迅研究、中國現代文學文化中的性別與民族主義研究，除發表、出版了一系列魯迅研究的論文、專著外，近年來她還從事魯迅文集的編纂、翻譯工作，與鄧騰克(Kirk.Denton)等人一同翻譯、編纂了魯迅雜文集《燈下的魯迅》(Jottings under Lamplight: Lu Xun)，翻譯了《自序》《華蓋集·題記》等經典文章。保羅·福斯特(Paul B. Foster)在評價她的翻譯作品時指出，與楊憲益、戴乃迭的譯本相比，鄭愛玲的翻譯使用了一種不帶感情的語調來描述魯迅難以逃避的感受，強化了魯迅諷刺筆法的生命力。這種翻譯風格和處理方法，或許也和鄭愛玲的魯迅研究有關。她將研究重點放在魯迅對西方理論的接受、反思以及對引進西方思想理論后的中國文化的態度上，充分利用相關歷史、視覺材料和文學資源，從性別與民族主義的角度去理解魯迅。

(一)性與性別問題

文化研究(Cultural studies)作為一種兼跨人文學科與社會科學的研究方法，與社會、經濟、政治、歷史和思想等領域都有著密切的聯系，性別、種族、文化等因素是這一領域關注的重要議題。鄭愛玲的魯迅研究并未局限在文學文本解讀的專業范疇內，而是積極地運用文化研究的方法，例如性與性別問題在鄭愛玲的多篇論述中均有提及。鄭愛玲指出，魯迅對當時的“新女性”進行了批判，看到了其現代化、進步主義表面下遮蔽的實質——新女性仍是男性欲望客體化的產物。她不斷地深入、發展這一話題，除了更細致地論述魯迅對傳統性別觀念和“新女性”觀的批判外，還分析魯迅性別批判中的盲點。在論著《文學遺存：死亡、創傷和魯迅拒絕哀悼》的第四章中，她探究了魯迅復雜的性別觀。她巧妙地將“圍觀”與“被看”這一研究中的常見議題與女性結合，并得出結論：盡管魯迅的性別批判十分深刻，但他在無意中契合了所反對的一些傳統性別觀。鄭愛玲在周杉的觀點上進一步發揮，她分析了魯迅的《藥》《新的女將》等文，結合許廣平《談論未來》的評價，將魯迅對女性的關懷總結為“家長式的關懷”，在魯迅的關懷中似乎隱含了這樣一種態度：女性最好不要將自己有意暴露在(本屬于男性的)公共領域。鄭愛玲還通過魯迅對異域新聲的找尋，探究了他與西方話語、技術和理論的關系。她考察了魯迅與“雪萊熱”“泰戈爾熱”和日本老師藤野先生相遇的不同態度。對于前二者，魯迅的態度是批評、控訴，認為對外國風俗的膚淺模仿只會強化西方對中國的殖民與壓迫，而與“藤野先生”的對話則超越了民族和殖民話語限制，是一種真正的“異域新聲”。通過比較歷史上的魯迅留學故事與《藤野先生》轉寫的異同，鄭愛玲意識到魯迅出于“立人”的使命，神話化了與藤野先生的關系，而這種挑戰現代性的目的論的敘事，也寄托了他對文化交流的期待。

(二)視覺文本新解讀

鄭愛玲重視魯迅生平的闡釋，尤其關注與他同時代的人物，如章太炎、徐志摩、藤野先生等。魯迅和章太炎這一對關系微妙的師生引發了她的興趣。魯迅“紀念章太炎的散文有意忽視了他的學術貢獻，而著重關注他革命者的身份”，據此，鄭愛玲認為：魯迅并不贊同當時將章太炎視為典型的保守派與儒學家的評價，他特意撰文闡釋其身上的多重性——章太炎既是古典傳統中古怪天才，又是革命進程中的精神斗士，更是中國革命進程中的重要紐帶。對于魯迅本人來說，當他在為老師作傳時，這種著傳立言的傳統精神與革命進步理念之間的張力也在他身上凸顯出來。鄭愛玲的專著以傳記與文本結合的方式，揭示魯迅對傳統文化、歷史的斗爭與妥協。該書第一部分通過解讀魯迅的序言、雜文來考察他對歷史的反思和對文人傳統的重建，第二部分探究魯迅對新文化運動或顯或隱的批評，第三部分呈現魯迅的《故事新編》等故事暗含與傳統的重逢和對傳統的顛覆。魯迅作品內部存在著過去與現在、希望與絕望等矛盾關系，但鄭愛玲獨具識見地發現了“拒絕哀悼”這一特征?！熬芙^哀悼”并非指不為過去的逝去而悲傷，而是指魯迅堅持在作品中保留“過去”的生命，堅持延續、重復歷史創傷的行為。這是魯迅對歷史暴力和創傷的處理方式，也是他得以顛覆創傷、找到希望和出路的方法之一。此外，鄭愛玲擅長將視覺材料與學術研究結合起來。例如，在上文提到的性別研究中，秋瑾的男裝照片就是她論證的素材之一，這種方式加強了論證的直觀性。首先，視覺資源作為歷史材料能夠跨越時空傳遞當時的信息?！稄漠愑驅ふ倚侣曇簦呼斞?、文化交流與中日友好神話》等文章中，她選用了《晨報副刊》《小說月刊》《新青年》等報刊的圖片來佐證當時風靡的“雪萊熱”“泰戈爾熱”“易卜生熱”等文學潮流。其次，視覺資源記錄了魯迅成長、生活的歷史背景，一些魯迅本人的照片直觀地展示其個人形象，用非文字的形式暗示其個人思想、自我認識與理論追求。鄭愛玲在分析魯迅與男性氣質的關系時，“通過互文式閱讀的方法處理與魯迅創作相關的歷史、視覺和文學材料”。她選擇了各種圖像和照片，包括相關的歷史圖片和魯迅自己的照片，從精英、革命詩人、明治男子與柔弱中國人、反對革命潮流的學者、靈魂戰士來論述魯迅個人形象的不同側面和變化過程。魯迅的形象一開始是精英、現代革命詩人，又因為他曾在中國、日本均有活動，因而兼具明治男子和柔弱中國男人的雙重可能，最終他選擇超越殖民和暴力革命的議題，用身著長衫的學者和靈魂戰士的形象代表自我。最后，作為史料的照片和圖像能揭示文本中被魯迅刻意改寫和遮蔽的部分。一張魯迅與日本留學生施霖的照片說明他并非是東京當時唯一的留日學生，那么他在《藤野先生》中所刻畫的“獨自一人”的“我”的形象極有可能是一種有意為之的曲筆。

利用新材料完成了對魯迅本體的建構，鄭愛玲呈現了魯迅更為立體和豐富的形象，深化了其對于中國社會發展中新舊、東西思想的碰撞、交織、發展的思考。她沒有將魯迅視為不可質疑的神圣之人，而是客觀地剖析其優缺點，探索其內在的矛盾、焦慮和失落感，從而使其形象呈現出正統文學史之外的豐富面目。例如，“拒絕哀悼”的矛盾心態看似是懷疑主義的重燃，但也意味著一種深化思考之后的辯證認識。鄭愛玲認為魯迅和阿多諾的文化觀有共通之處，即一個人必須有自己的傳統，并且應當對傳統實施“恰當”而非“徹底”的憎恨，這也顯示出從魯迅身上發現建設者一面的可能性，如果將其定義為徹底的批判者，反而是對其形象的片面化認知。

三、尼古拉斯·柯德席：《野草》的文本細讀

尼古拉斯·柯德席(Nicholas A. Kaldis)是美國賓漢姆頓大學亞洲與亞裔研究系(AAAS)副教授，曾譯過《野草·題辭》和《求乞者》等作品。

(一)《野草》作為審美認知的散文詩

《野草》鮮明地體現了魯迅的現代主義思想，兼具強烈的心理主義和個人色彩，因而吸引了不少對現代主義有興趣的學者的注意力。自夏濟安在《黑暗的閘門——中國左翼文學運動研究》中指出《野草》蘊藏的自我剖析性質后，陸續有不少學者對其解讀，華裔學者李歐梵、王斑、鄭愛玲、周杉等人均有相關討論，但至今在英語世界以專著形式來研究《野草》的學者不多：一方面，由于大多學者對魯迅的研究重心仍然放在小說；另一方面，《野草》的文體復雜性阻礙了讀者的進入?！兑安荨返慕Y構與語言十分復雜、模糊而晦澀。因此，如何有效解讀《野草》就成為了一個問題。2000年柯德席提出采用文本細讀(close reading)的方法來分析《野草》，以免抽象的理論遮蔽了真正的作品意蘊。在他看來，細讀和歷史性是可以兼顧的，“也許把握野草詩歌中現代主義表現形式的最好方法之一是牢記魯迅在創作這些作品時所經歷的歷史事件、以及與詩歌密不可分的情感和思想”，這種思路為后續研究者提供了引導。

柯德席的《中國散文詩：魯迅〈野草〉研究》是一項重要成果。該書的結構延續了他此前的方法論。前三章是序幕，用以鋪陳對解讀《野草》有用的材料和羅列與《野草》有關的背景信息，從魯迅投身文學的緣由、尼采世界觀對魯迅的影響、散文詩的文學歷史背景三個方面解讀魯迅審美實踐中的動力和影響因素。在他看來，魯迅不斷將個人經歷和歷史意識匯通綜合后融入創作實踐中，而《野草》正是審美實踐、個人經驗、哲學觀、世界觀和歷史意識綜合的結果。讀者了解了這些基礎信息后，得以帶著歷史的視野進入最后一章的細讀部分?？碌孪@本書不僅填補了英語世界的《野草》研究專著的空白，而且有意識地和其他研究成果進行對話。例如，他在首章利用精神分析框架對《吶喊·自序》的分析就受到李歐梵的啟發。在第三章在討論中外散文史時，則批判了孫玉石所持的屠格涅夫影響了魯迅的觀點，而是著眼于《楚辭》等中國散文對魯迅的影響。

(二)《野草》與“參與的解釋學”

柯德席之所以能夠推出這種具有創新意識的論述方式，主要是由于他有意識地探索與《野草》相適應的文學研究路徑，他希望找到一種巧妙而全面的批評方法，將當時社會歷史與魯迅個人生活背景進行有機融合。此外，他也贊同沃爾特·戴維斯(Walter Davis)的“參與的解釋學”的方法，認為《野草》研究需要的不僅僅是客觀的評論，也應當利用讀者的主體性，喚起讀者與自我、文本的豐富關系?？碌孪谄鋵Ｖ牡诙轮?，分析了魯迅在《野草》等作品之創作時期的書信、雜文，探討這些作品中的尼采—存在主義世界觀。受錢理群的啟發，他并沒有用一一對應的方式處理詩歌與歷史事件的關系，而是旨在探索歷史背景在文本中的表現方式。在第四章的細讀部分，柯德席將主體性進一步發揮，在解讀中采取沃爾特·戴維斯所強調的“參與的解釋學”路徑。在他看來，詩歌是創作者在與外部世界互動的過程中把自己的心理具象化為語言和意象，而讀者和文本也應該是相互合作的關系。正如對《野草》前言的分析，他并未將這首小詩視為魯迅政治覺醒或轉變的象征，而是從魯迅對某種意識形態的回避出發，解讀出魯迅對語言表達的不信任和困惑，以及其中包含的哲學思考成分?？碌孪M一步解讀《野草》后續篇目，他將《影的告別》《過客》視作本我與超我之間的沖突，而在《復仇》中則讀出了性別對抗的成分。他的《死火》解釋尤其有新意——猶豫的敘事者的結局是被戰車碾碎，決定為自己做主的火焰則能逃離地獄與毀滅。然而，有人認為這種過于重視細讀的分析方式似乎會導致解讀的零散化。法國社會科學高等研究院中國思想史教授魏簡(Sebastian Veg)指出，該書中“有時有太多的離題往往淹沒了主要論點……作者沒有花時間將近距離閱讀中討論的各種線索聯系起來——結論只有半頁長”，這一點令人遺憾?？碌孪瘜Α兑安荨返募氈路治?，以及提出將嚴謹的學術研究、全面的背景了解和創造性的閱讀相結合的方法論，是他對魯迅研究的貢獻之一。當然，這些新的解讀觀點離不開研究者方法論的創新，而這種路徑的創新又離不開《野草》文本本身豐富的內涵。

四、卡羅琳·布朗：結構主義敘事與精神分析

卡羅琳·布朗(Carolyn T. Brown)曾任美國國會圖書館學術項目辦公室和約翰·W.克魯格中心主任，她在康奈爾大學分別取得亞洲研究和中國文學的學士和碩士學位，在美利堅大學(American University)取得文學博士學位。其專著《從卡爾·榮格看魯迅》開創性地將榮格主義、心理學與文學相結合，而非裔美國知識分子的視角為她的研究視域增添了多元族裔的色彩。

(一)以敘事結構為中心

布朗對魯迅作品的分析采用以結構為中心的解讀方式。她注重對魯迅文本形式要素的研究，包括基本結構、敘事模型和應用框架。由于魯迅作品的形式格外多樣，布朗的研究方法是有挑戰性的，但從實踐結果來看，她的確較為成功地總結出了魯迅作品中常見的敘事結構。

在對《吶喊》和《彷徨》的分析中，布朗總結出一個由四類人——受害者、迫害者、圍觀者和觀看以上三類人的外部觀看者——組成的互動結構，她將這一結構命名為“從外視點觀看的封閉兩級系統”(the bipoplar closed system viewed from an external point)。故事內部是循環的、封閉的，而諷刺的語調和敘事者的聲音則提醒著我們外部觀察者的存在。這一模型不僅適用于小說，也適用于《吶喊》序言中的四個場景——“幻燈片”事件、無人回應的荒原、縊死在槐樹上的女人和著名的“鐵屋”譬喻。這四個場景層層推進，由外轉內，從國家、社會轉向家庭、自我。魯迅圍繞著“自我”和“影子”的二元關系編織著故事，傳統/現代、精英/農民、城市/農村，而這其中總有一種缺席的或沉默的“影子”力量阻礙融合與改變，讓系統陷入僵局。對此，梅勒妮·斯塔爾·科斯特洛(Melanie Starr Costello)評論道：“布朗以‘深層結構’作為出發點，展示了敘事結構和敘事內容是如何整合并產生影響的……紛爭的消除或精神上的勝利能引發讀者的反思，而解決的缺席卻可能會激發讀者自身的轉變，激活文明與社會中潛在的精神能量?！毙枰f明的是，盡管布朗總結了這一適用度廣泛的結構，但她并未武斷地將這種結構視為魯迅創作的唯一或核心的框架，而只是將其視為解讀魯迅部分作品的新途徑，這顯示出她開放兼容的研究態度。

(二)以敘事內容為內涵

在敘事內容上，布朗對魯迅小說進行治療性分析。盡管并沒有魯迅讀過榮格理論的直接證據，但榮格的無意識理論仍然為布朗提供了解讀的線索。在她看來，如果說榮格從理論上指明了心靈將意識與無意識彼此整合的治愈沖動，那么魯迅的創作就是在用文學為讀者提供類似的療傷敘事。盡管魯迅選擇“棄醫從文”，但他的“文”也可以被視作另一種精神與靈魂上的“醫”。她進而分析了魯迅作為醫生的幾個階段：診斷、分析病因、開藥、治愈。醫生需要回答究竟是什么導致了精神疾病，它的癥狀是什么，此外，還需給出藥方、判斷什么方法可以治愈疾病，一個健康的痊愈的靈魂又是什么樣的，等等。魯迅醫治的對象是人心與社會，患病的表現是既想吃人又害怕被吃掉，惶惶不可終日，而治愈后的人則能擺脫執念，走出鐵屋子，過一種兼具道德、理性和幸福的生活。

卡羅琳·布朗對《阿Q正傳》的分析，體現了以敘事結構為中心和以敘事內容為內涵的融合與統一。她利用榮格自我投射理論梳理《阿Q正傳》中的自我與替罪羊結構。榮格的理論認為精神中自我否定的一面可能會以投射的形式出現，自我會在這種分裂中把自身的負面形象投身于自身之外的個體或群體之上；那些沒有足夠力量進行反擊或辨別的群體，極容易成為自我的“替罪羊”。阿Q用打耳光來懲罰因賭博而損失了財產的自己時，就體現了這種自我心靈的分裂。在自我(打耳光的人)和陰影(被打耳光的人)的關系中，前者通過否認后者來擺脫屈辱的感受。而阿Q不允許他人提起光頭、癩疤的行為，也是試圖否認自身陰影，想將其從自己精神上移除的體現。

在個人層面上阿Q的心理是分裂的，而社會層面上他又是另一個社會群體的陰影或“替罪羊”。布朗看到了村中掌權者和阿Q行為邏輯的共通點：掌權者也有他們自己的“精神勝利法”，他們試圖通過自稱為革命者的方式牢牢掌控權力，通過處罰阿Q這一替罪羊的方式化自己的失敗為勝利。而真正想要顛覆原有勢力的革命戰士，卻如影子一樣消失在了文本背后。如果遵循榮格將治愈視為分裂部分再融合的定義，那么戰士的消失就似乎表明，社會層面上的壓制、處決不足以形成對立力量的融合，舊有的秩序仍然盛行，革命者的改造也并未成功。

(三)以個體境遇為導向

不同于同時代用歷史、社會或政治的眼光來審視魯迅并且重在探索魯迅對“大問題”的貢獻的學者，布朗的出發點在于用魯迅回應自我的生命問題。她坦言自己的探索始于和魯迅文本的深度共鳴，因而開始利用魯迅探索自我的精神世界，用魯迅回答自己的生命問題，解讀成長生涯中的痛苦遭遇，升華自我的精神世界。在她看來，只要一種批評方法滿足有效性、趣味性和實用性，那么這種研究就足以具備相應的價值。這種不用望遠鏡而用顯微鏡、以小見大的研究出發點和榮格的無意識理論也的確有一定的適配性，能夠比較好地發揮魯迅文本對個體生命境遇的治療和救贖作用?？_琳的魯迅研究說明，在海外魯迅研究的主流問題如20世紀現實主義的發展問題、中國和海外華人身份的演變問題等之外，也存在用魯迅回答個體精神問題的可能性。魯迅文本的復雜性和普遍性也體現在這里，他不僅表現出中國人或中華民族的精神特質，也包納了能讓其他種族和文化心靈獲得共鳴的普遍內涵。

五、羅鵬：跨學科的批評策略

羅鵬(Carlos Rojas)任教于杜克大學亞洲與中東研究系。他關注文本中的視覺隱喻模式，將視覺形象與文化內核進行結合、分析，從對鏡子、攝影、繪畫、地圖等視覺分析出發，探討視覺話語與性別話語的關系以及文學表現與視覺技術之間的關系。

(一)跨學科的批評實踐

伴隨著學科的現代化進程，學術研究正逐漸往建制化、精細化的方向發展。那種執著于某個單一領域的思路能夠增強學科的專業化程度，但也造成了不少問題。在人文學者的反思和批判中，出現了跨學科甚至反學科的研究實踐。為了對另一種文化形成深刻的理解，與異域展開有效的對話，就必須摒棄單一狹隘的學科視野和方法論，海外漢學本身就是一個帶有跨學科色彩的新領域。羅鵬的文學研究是跨學科研究的典型演繹，他的一系列專著和論文巧妙地將文學研究與視覺、人類學的方法相結合，拓展了文學研究的路徑，形成了開闊的學術視野。

羅鵬研究《狂人日記》是跨學科批評實踐的范例，他在20世紀世界諸多文本材料的基礎上，采用微生物學與醫學相結合的方式完成論述。首先，抓住學科之間問題結構的相似性：20世紀初期的中國“病”了。它感染了什么病菌，又該用什么方法醫治？免疫模型和社會改革、文學創作之間是否存在著一定的相似性？據此出發，他考察了魯迅與同時代知識分子的創作，尤其是陳獨秀、胡適、魯迅等人在《新青年》上發表的與醫學相關的文段。另外，他也注意到，“盡管細菌理論和精神分析理論看似大為不同，但他們都致力于解釋可見的癥狀，以便得出關于不可見因素的結論，找到疾病的真正原因”。因此，他引入拉康來解讀魯迅在幻燈片事件中形成的自我身份認同過程，并提出要以“反自傳”的視角來看待魯迅的作品。由此可見，其理論的選取和解讀風格兼具科學和人文學科的色彩。

其次，羅鵬引入跨學科視角，穿透學科研究固有的認知方法所帶來的思維定勢，得到有創造性的新解讀。他指出，盡管讀者習慣性地將《狂人日記》視為文學作品，但根據序言的暗示，日記應當被視為醫學資料。從醫學和文學的間隙中，羅鵬剖析了“狂人”的病理表現，認為作者有意使用“狂”而非“瘋”“癲”等字的行為，隱藏著一層性別意義。另外，他將“吞噬細胞”的“吞噬”和狂人的“吃人”這兩組行動邏輯進行對比，獲得了對“吃人”行動的再認識：“從免疫系統‘吞噬’作用看小說所描寫的‘吃人’行為可以發現后者也許不一定是完全有害的(或者不一定一直是有害的)?！倍凑胀瑯拥倪壿?，讀者也可以從大環境的思想傾向出發，重新思考狂人的批判和新青年憂慮的“病”，從而得出不同的結論。

(二)反學科的思想實驗

任一學科在構建自身時便為一定領域的知識劃定了類別和界限，一門學科要研究什么，用什么方法和視角來進行研究，都預先有一定的客觀規定。但近年來，學者逐漸意識到這種所謂的“客觀”背后隱藏的權力乃至符號暴力，因此反學科的實驗也就相應而生。羅鵬的魯迅研究具有理論的“多重奏”，論述中牽涉的理論多元豐富，但他并不會陷入某種教條的規定，而是灑脫自如，信手拈來。如引入精神分析學模型時，他重視的是魯迅與拉康的區別。在這一過程中，他意識到魯迅的自我認同建立在他對幻燈片立場的否認上，同時也反思了拉康等人自我形成理論中對“誤認”的忽視。在進行醫學模型與魯迅《十四年的“讀經”》的對照思考時，他并未局限于文本內部的探索，而是進一步追問這種思考能否為文學研究方法論的創新或反思帶來啟迪。

此外，文化和話語環境或現實世界的辯證關系問題也是羅鵬思考的對象。他的解讀并不以二元對立的方式處理純文學與非純文學的關系，正如并沒有僅僅用作家的身份或純文學的概念限制對魯迅及其作品的思考。他不僅關注文學的細節，也關注背后的客觀現實，以及這種現實與構建話語之間的關系。因此他才能看到魯迅與歷史、人民、共同體的深刻聯系，得出對“免疫”模型的新解。羅鵬的研究不乏中西方理論與文本的“混響”，對于那些用西方理論解讀中國文本時可能會形成的不適配的問題，他認為理論背后的“共性”可予以解決。在“文學是人學”的框架下，學者可以在看似隔絕的領域里尋找共同的心理圖式和精神模型，實現真正意義上的跨文化交流。如果不是有意識地進行這種追求，反而可能會在對“中國特點”的分析中忽略議題具有的更大范圍的普遍性，他的解讀使得《狂人日記》的隱喻超越了20世紀初的中國社會這一背景。但是，這種對共性的追求既成就了他研究的趣味，也存在著一定的問題。對于可否用大環境的內在傾向作為解讀作品意義的線索等問題，他指出這需要進一步的實踐來檢驗。這種文化研究是否會導致對本土文化氣象特點的抹殺？這種價值判斷是否會導向價值相對主義？這些問題是其反學科研究實驗需要進一步解決和說明的問題。

六、結語

通過對2009—2021年期間美國魯迅研究代表性個案的梳理，可以總結出十余年來美國魯迅研究的三個特點：第一，在研究思路上，美國魯迅研究界延續了1990年以來的思路，盡量避免意識形態的干擾，主要從文學性、藝術性、哲理性的角度對魯迅進行切入和分析。在研究文本中，或避而不談意識形態，或有意識地把此前的解讀作為攻擊的靶子，試圖通過破舊來立新。因此，讀者也得以看到了和傳統意義上大相徑庭的魯迅形象。魯迅不再僅僅是那個想要引進西方理論來擊敗腐朽傳統的戰士，一個光輝不朽的道德楷模，而是一個地位平等的作家，一個開放的文本，當然，研究者也正是于此態度里發現魯迅文本中暗藏的對傳統、現代、新青年等事物的復雜態度。第二，在對歷史材料的處理上，研究者都傾向于使用“文學文化史”的態度，重視重大政治事件、人際關系、物質文明發展等敘述線索的作用。研究者并不會強行從文本中找尋與歷史事件一一對應的文字，而是把背景作為可供觀察的資料和理解文本心理的素材，并有意關注魯迅將外部影響轉變為文本的處理過程。第三，在理論與文本如何有機結合的方法論上，研究者都有意識地進行了反思。身處這個“理論爆炸”的時代，逃避理論對文本的引導是不切實際的，也是沒有必要的。因此無論他們的具體成果如何，至少在出發點上幾乎都聲稱自己在努力追求理論與文本的和諧關系。除此之外，“以魯迅作為方法”也成為了近年的研究方向。魯迅雜文的文類創新可為文學批評和文學史的研究提供思路，而魯迅思想中“新”與“舊”的辯證關系，也可為“現代性”的問題和人的靈魂去向提出新釋。有論者提及，有的海外漢學家對中國文學的解讀存在理論與文本的割裂或者理論運用生硬的瑕疵，某些研究結論懸空于中國社會的文化與歷史。的確，這種批判應該使我們警醒：反思如何理解理論，如何將理論與文本分析有機結合，如何評價突破性解讀可能存在的歷史感懸空的危機?？傊?，各種魯迅研究的思路與方法有待時間的檢驗與實踐的證明，而放寬歷史的眼界、拓展對話的空間、尋找參照的坐標應該是海內外學者繼續努力的方向。

①李松、姚純：《美國本土漢學家的魯迅研究》，《湖北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2018年第4期。

②李松、姚純：《交叉的視野與異域的返觀：美國華裔漢學家的魯迅研究》，《長江學術》2018年第3期。

③張杰：《美國的魯迅研究》(上)，《魯迅研究動態》1986年第5期。

④王家平：《世紀之交西方魯迅研究的新趨勢》(上)，《魯迅研究月刊》2008年第11期。

⑤吳玥瑤：《美國魯迅研究的思路與方法(1990—2019)》，武漢大學碩士學位論文，2020年，第41頁。

⑥聶士聰、王樹槐：《新世紀以來魯迅研究的國際趨勢與譯學啟示——基于Web of Science的計量分析》，《外國語文研究》2021年第5期。

⑦張旭東：《批判的文學史——現代性與形式自覺》，上海人民出版社2020年版，第11頁。

⑧張旭東：《重讀魯迅與中國文學批評的反思——在復旦大學中文系的演講》，《文藝理論與批評》2008年第6期。

⑨張旭東：《中國現代主義起源的“名”“言”之辯:重讀〈阿Q正傳〉》，《魯迅研究月刊》2009年第1期。

⑩張旭東：《雜文的“自覺”——魯迅“過渡期”寫作的現代性與語言政治》(上)，《魯迅研究》2009年第1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