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學史編纂與顧城童話詩人形象建構*

許永寧 粟 芳

內容提要 顧城是中國朦朧詩派的重要代表，被人們視為中國新詩史上唯一一位“童話詩人”，而實際上這一形象是文學史在認同、篩選和評價中有意建構出來的。在“重寫文學史”思潮的影響下，文學史家為了呈現自我歷史觀念而主動認同了舒婷提出的“童話詩人”這一說法，并把它當成顧城區別于其他朦朧詩人的獨特標識。進而，文學史在“篩選”顧城的相關史料和作品時，以“選錄”的方式強化了顧城作為“童話詩人”的一面，而用“忽略”或“否定”的方式弱化顧城的其他方面，這體現出文學史對童話詩人形象的有意識塑造。其后，文學史通過評價的文學性傾向強化了詩人層面的顧城，弱化了道德層面的顧城，使得童話詩人形象合理化而被成功建構。而事實上，“童話詩人”的形象建構過程也是對多元立體的顧城遮蔽的過程，這一形象對顧城的真實性格和詩歌全貌都產生了一定的遮蔽。

20世紀80年代，朦朧詩人顧城以一系列清新明凈、自然童趣的詩歌贏得了“童話詩人”的美稱，但是考察其一生所創作的2000余首詩歌，其中不止有“童話詩歌”，還有諸多“非童話”詩歌因素。1987—1993年顧城一直旅居海外，島居生活和歐游見聞致使他創作了大量的海外詩歌，詩歌主題涉及對自然生命的思考、對現實世界的審視、對自我精神的追問等。顧城的后期詩歌創作融入了海內外的多重地方經驗，呈現出飽滿的生命質感和深刻的人生哲理，而國內讀者卻了解甚少?！巴捲娙恕被蛟S可以概括顧城某些詩歌的特點，但如果用它涵蓋顧城的全部詩歌創作不免有簡化和片面的嫌疑，顧城的身份也不單是一個“童話詩人”。綜觀20世紀80年代到新世紀第一個十年的文學史著作，如張鐘等主編的《當代中國文學概觀》(1986)、陳其光主編的《中國當代文學史》(1992)、孔范今主編的《二十世紀中國文學史》(1997)、於可訓編的《中國當代文學概論》(1998)、陳思和主編的《中國當代文學史教程》(1999)、洪子誠著的《中國當代文學史》(1999)、吳秀明主編的《中國當代文學史寫真》(2002)、王慶生主編的《中國當代文學史》(2003)、孟繁華和程光煒編的《中國當代文學發展史》(2004)、董健等主編的《中國當代文學史新稿》(2005)、朱棟霖等主編的《中國現代文學史(1917—2000)》(2007)，它們為讀者提供歷史史料的同時，也呈現出將顧城歸納為“童話詩人”的評價。在普通讀者的認知中，文學史書寫代表著一種牢固的、無可辯駁的事實描述，“童話詩人”成為顧城不容置疑的身份標識。而事實上這種評價是對顧城及其詩歌的一種遮蔽和誤讀，既簡化了顧城的多元性格，也掩蓋了顧城詩歌的全貌?！耙磺姓鏆v史都是當代史”①，在紛繁復雜的顧城史料面前，文學史通過剪裁、編排和描述，又予以恰當的解釋和評價，最終建構起顧城“童話詩人”形象。對歷史材料的梳理和對顧城形象問題的追問理應成為“重寫文學史”的題中應有之義。

一、史的追求與童話詩人的身份認同

提起朦朧詩人顧城，人們往往會想到“童話詩人”這一稱謂。事實上這一名號的出場經過了舒婷的提出、顧城本人的默認、顧城詩集的凸顯以及評論家的歸納等幾個環節。1980年舒婷寫了一首名為《童話詩人——給G.C》的詩，她高度肯定了顧城編寫童話的能力，認為顧城不僅是童話的編寫者，還是童話中的一部分，他“集合起星星、紫云英和蟈蟈的隊伍”“自己就成了童話中幽藍的花”，隨著朦朧詩聲譽日隆、影響擴大，這一名號逐漸被更多人知曉。1981年，顧城在《希望的回歸——贈舒婷》一詩中對舒婷的看法作了回應，“最后，怕黑的孩子/為了恐怖發出一聲怪叫/他們逃回家了/把火石藏在揉皺的夢里”，他解釋寫童話是由于“怕黑的孩子”為了逃避“恐怖”；顧城還在《小詩六首》的序中寫道，“我總是長久地凝望著露滴、孩子的眼睛、安徒生和韓美林的童話世界，深深感到一種凈化的愉快?！雹诳梢婎櫝遣⒉环磳κ骀玫恼f法，他承認了自己詩歌中的童話特質，并且留給讀者一種印象，他是一位熱愛童話世界、營造童話世界、想要進入童話世界的童話詩人。其后，各種詩集開始有意放大顧城“童話詩人”形象。1985年閻月君主編的《朦朧詩選》正式出版，詩集共選錄顧城詩作33首，且有意向地將《我是一個任性的孩子》《生命幻想曲》等童話風格的詩作放在前面，以此突出“童話詩人”形象；1993年海燕出版社出版了《顧城童話寓言詩選》，詩集編選了顧城的50首童話寓言詩，這些詩歌均以小動物為主，以淺白清新的語言諷刺生活中的不良現象，直接塑造著“童話詩人”形象。再有，一些評論家也將顧城視為“童話詩人”。文學研究者陳其光指出，顧城“以‘凈化’和‘童心’標立自己是一位天真的‘童話詩人’③；評論家張捷鴻認為，“舒婷不愧為顧城的知音，‘童話詩人’是一個最恰當的稱號”④；詩友伊人也表述，顧城是“天生的‘童話詩人’”⑤，由此“童話詩人”得以順利出場。

然而，文學史對顧城“童話詩人”形象的接受卻經過了曲折的發展階段，這里既有文學史對顧城詩歌內在文學價值和思想價值的考量，又有撰史者出于展現自我歷史觀念的需要而主動認同“童話詩人”稱謂的外在原因。顧城得以順利進入中國當代文學史，源于他的詩歌創作符合文學史對“文學性”和“思想性”的價值追求。一方面，顧城的詩歌藝術新穎奇特，為其進入文學史提供了可能。他長于使用通感手法，如《安慰》一詩憑借心靈將視覺和味覺互換，使紅太陽變成為“一枚甜甜的太陽”；他具有奇特的想象和聯想，如《我是一個任性的孩子》，“畫下一只永遠不會/流淚的眼睛/一片天空/一片屬于天空的羽毛和樹葉/一個淡綠的夜晚和蘋果”。詩歌由眼睛聯想到天空，由天空聯想到天空邊緣的合歡樹和樹上的鳥巢，由鳥巢聯想到天黑后群鳥歸來時身體變綠的樣貌，再聯想到青蘋果，積極調動著讀者的審美想象。此外，顧城還采用象征、隱喻、暗示等現代主義手法，這些藝術新質形成了詩歌的魅力，也成功吸引了文學史家的注意。另一方面，顧城的詩在思想上能引起一代人的深刻共鳴。他的早期詩歌創作十分“巧合”地融進了當時盛行的人道主義思潮中，這不僅僅在于他關注現實、探索時代問題，如《一代人》《結束》，更為重要的是他對“自我”的肯定與突出，如《攝》《眨眼》《泡影》融入了詩人強烈的自我感受，《我是一個任性的孩子》《生命幻想曲》肯定了自我夢想和自我價值。當代詩歌中的“自我”很長一段時間都被放逐，詩中的“我”是一個不會思考、不會懷疑，沒有七情六欲的機器；而顧城詩歌中的“自我”卻是一個鮮活的個體，“我”會懷疑、會批判、會憧憬、會幻想，也會徘徊沉思。正是因為顧城的詩由社會主體話語轉向個人主體話語，展現出對自我價值的確認，所以更能引起讀者普遍的共情，加之彼時文學家都秉持開放的文學觀，大力扶持新生力量，因而顧城在1985年便被公仲寫進了《中國當代文學史新編》中。

文學史對顧城“童話詩人”形象的認同是因為編纂者出于展現自我歷史觀念的需要而主動接納了“童話詩人”這一稱號。20世紀80年代中后期文壇掀起了一股“重寫文學史”熱潮，學界紛紛呼吁通過對既有文學現象和作家作品進行再解讀、再評價，重新挖掘過去被掩蓋的“歷史本相”?；谶@樣的時代背景，文學史編纂也從集體寫作向個人寫作轉型，出現了洪子誠的《中國當代文學史》和陳思和的《當代文學史教程》這樣具有鮮明學者個性的文學史，并形成了新的歷史觀念：一是重新梳理文學發展的歷史脈絡，二是根據自身對歷史的理解重新確立文學史的分期和座次排位。在新思潮的影響下，編者不約而同地從“文學”的角度重新梳理文學發展的歷史脈絡，強調“把文藝思潮和作家作品自身發展演變的過程與歷史作為文學史研究的主要對象和范疇”⑥。如洪子誠的《中國當代文學史》用第二十章寫新潮詩，第一節敘述“朦朧詩”及其論爭，記述了《今天》的創刊、朦朧詩的論爭以及“三個崛起”對青年詩人的維護；第二節再介紹“朦朧詩”的主要作者——舒婷、顧城、江河和楊煉、北島。這種編排體例體現著編者對史的追求，既有利廓清朦朧詩的發展流變，又易于突出每位詩人的獨特之處，如北島的詩側重理性的懷疑和批判，舒婷的詩偏于溫婉的人性探尋，江河的詩側重渾重的民族主題，楊煉的詩偏于構筑宏大的文化史詩。但是同樣作為朦朧詩人的顧城區別于其他朦朧詩人的典型特征在哪？文學史何以彰顯顧城的獨特性？此時舒婷提出的“童話詩人”稱號進入了文學史編纂者的視野，并得到一致認同。除此之外，編者強調擺脫社會政治歷史分期，根據自己對歷史的理解重新確立文學史的分期和座次排位，重構當代文學歷史圖景。如孔范今以“新文學整體觀”打通現代和當代的時間界限，用“二十世紀中國文學”來描述中國新文學的發展；陳思和不以體裁劃分章節，而是將不同體裁的創作歸入同一思潮中，啟發學習者進一步思考各種思潮流派的特點，呈現出文學史寫作的多元局面；洪子誠強調“回到歷史語境”中探究文學產生和發展的情貌，提供相關的材料以增加讀者“靠近”“歷史”的可能性。這些個體文學史寫作不僅彰顯了學者的研究個性，也使文學史編纂的政治性淡化而文學性凸顯，此前受到政治意識形態“牽連”和“壓抑”的“歷史”漸漸浮出地表。因而朦朧詩的文學史排位被提到了更高的位置，顧城的重要程度也隨之上升，現下流傳較廣、影響較大的文學史著作都采用專章專節來論述朦朧詩潮，“童話詩人”便順勢成為顧城區別于其他朦朧詩人的獨特標識。

由此，無論是集體寫作還是個體寫作的文學史都達成了對顧城“童話詩人”形象的一致認同。最初認同這一說法的是陳其光主編的《中國當代文學史》(1992)，其后孔范今主編的《二十世紀中國文學史》(1997)、於可訓編的《中國當代文學概論》(1998)、洪子誠著的《中國當代文學史》(1999)、吳秀明主編的《中國當代文學史寫真》(2002)、王慶生主編的《中國當代文學史》(2003)、孟繁華和程光煒編的《中國當代文學發展史》(2004)等文學史都強調顧城“被稱為”“被認為”“被當作”童話詩人。文學史的認同使得顧城“童話詩人”的身份更加合理，讓讀者覺得顧城的獨特之處在于，他開辟了一個全新的不同于北島、舒婷、楊煉、江河等人的詩的氛圍和語言環境，他側重編織夢幻般的童話世界。

在“重寫文學史”思潮的影響下，文學史家呈現出新的歷史觀念，文學史編纂也從集體寫作向個人寫作轉型。在重評和再發現的過程中朦朧詩被提到了更高的位置，顧城的重要程度也隨之上升。進而，撰史者在梳理朦朧詩歷史脈絡時，為了彰顯出顧城區別于其他朦朧詩人的典型特征，認同了舒婷提出的“童話詩人”這一說法，并把它當成了顧城的獨特標識。

二、文學史之“選”與童話詩人的形象塑造

如果說文學史對顧城“童話詩人”身份的認同是出于編者歷史觀念呈現的需要，那么對顧城有關史料和作品的篩選，體現的則是文學史對“童話詩人”形象的有意識塑造。一部文學史需要論述的內容很多，篇幅有限，不可能面面俱到，也不可能每個作家的作品都般般涉獵。因而，“選”在文學史編纂過程中就成為了十分關鍵的環節，它直接影響了文學史的歷史呈現，決定了選本的目的與傾向，顧城“童話詩人”形象正是在文學史在“選”與“不選”中有意建構出來的。

對于顧城的2000多首詩歌，現下比較通行的文學史教材選錄的多是顧城早期的詩歌，而且童話詩歌居多。例如，文學史選取了顧城技法上以幻想和通感為主的《生命幻想曲》《我的幻想》，視角上以兒童視角為主的《我是一個任性的孩子》《游戲》，內容上以大自然為主的《早晨的花·四》，風格上以清新明凈風格為主的《給我的尊師安徒生》《冬日的溫情》《夢痕》。值得注意的是，《生命幻想曲》被選錄和分析的次數最多，金漢、孔范今、於可訓、田中陽、吳秀明、王慶生、朱棟霖等文學史家在編纂過程中均選錄了《生命幻想曲》，“這首詩以美妙新奇的感覺，建造了一個遠離塵囂的童話天國，表達了童話詩人對純凈的自然世界親密無間的融合與神往”⑦，最能代表顧城的童話詩風。文學史的錄詩情況直接決定著作品的地位和作家的風格，在讀者的印象中，顧城“是一個夢的詩人，一個做夢和寫夢的詩人”⑧，童話詩風是他最典型的創作風格?！斑x錄”童話詩歌是文學史有意識塑造顧城“童話詩人”形象的一種方式。

然而，顧城的詩歌中還存在一些“非童話”因素，它們與“童話詩歌”構成了兩種悖論。文學史最先面臨的是詩歌內容上的悖論，“童話詩歌”不足以概括顧城早期批判現實、反思歷史的作品，如《一代人》對不人道的年月與環境進行批判，流露出青年一代想要透過陰暗尋找光明的期望；《結束》指責“文革”把“秀美的綠樹”扭彎了身軀，宣告“一切已經結束”；《遠和近》利用“你”“我”“云”主觀距離的變換，來揭露人與人之間的隔膜與戒懼；《弧線》展現了對“鳥兒轉向”“葡藤延伸觸絲”“海浪聳起脊背”等自然現象的贊美，而表露出對“少年去撿拾分貝”的社會現象的嘲諷。對于與“童話詩歌”相矛盾的“批判之作”，文學史將其解釋為顧城創造童話世界的推動力，正是因為對現實十分失望，顧城才去構建童話世界的彼岸。程光煒認為，“那場歷史的浩劫，導致了一代人信仰的坍塌，對社會歷史的恐懼和厭倦，使他們很自然地把精神寄托轉向了自我、大自然?！雹釁切忝髡J為，“出于對幻想的耽愛，也出于對世俗生活的厭棄，顧城很快就離開了直接關照社會現實的立場……去建造一個與世俗世界對立的彼岸世界?！雹夂樽诱\認為，顧城“早期的短詩有明顯的社會批判意念。但他很快離開了直接觀照社會現實的視點，而以一個‘任性的孩子’的感受，在詩中創造一個與城市、與世俗社會對立的‘彼岸’世界”。自然和社會在顧城詩中完全是兩個對立世界，在揭露現實的過程中，顧城更加覺得，“這個世界不好，我們再造一個”。在顧城看來，現實世界的矛盾、分裂的痛苦都將在詩中得以解決，他要在布滿“齒輪”的灰色城市里執拗地講他的綠色的故事。顧城的童話世界里，不僅有魚、鳥、山、海、樹、草等明朗的意象，而且也有很多墳墓，這與曾經的壓迫是有關系的，“文革”給顧城留下了太多“冰川的擦痕”。

“非童話”詩歌因素與“童話詩歌”之間的悖論還呈現在詩歌風格中，與早期詩歌清新明凈的童話詩風不同，顧城的后期創作轉向了晦澀陰沉的風格。他后期大致創作了兩種風格的詩：第一種為批判性和諷刺性極強的詩歌，如組詩《布林的檔案》，“布林”是個任性而為、打破常規秩序、反抗世界的“壞孩子”，他代表的是一種“反文化的人”，詩人對現實的諷刺不言而喻。第二種是極具“死亡色彩”的詩作，如《頌歌世界》《水銀》《鬼進城》等?！俄灨枋澜纭访鑼懨噪x虛幻之境，涉及很多死亡；在《水銀》里人的意義則進一步消失，詩歌逐漸沉浸在無秩序、無目的的鬼蜮之中；《鬼進城》全詩則描寫了“鬼”從星期一到星期天的游歷。文學史解決悖論的一種方式是“忽略”，孔范今《二十世紀中國文學史》、陳思和《中國當代文學史教程》、王慶生《中國當代文學史》、孟繁華和程光煒《中國當代文學發展史》、朱棟霖《中國現代文學史(1917—2000)》等均沒有提及顧城后期創作，后期那些晦澀難解而又帶有神秘象征主義的詩歌熔化銷匿于各種文學史之間，它們的價值也隨之消弭。文學史解決悖論的另一種方式是“否定”，洪子誠認為顧城出國之后“詩變得越來越不自然”；於可訓指出，顧城后期“傾向于表達一些抽象的觀念，而這些觀念又大都是來源于純粹個人的生存感受，有些甚至是一些病態的、反常的心理經驗”。吳秀明也持否定態度，認為顧城“后期詩作脫離現實一味沉溺于個人感覺世界的轉變，艱難晦澀”。文學史家通過忽略后期創作或否定后期創作來弱化顧城的多元化，以突出童話詩風來塑造“童話詩人”形象。

具體而論，文學史選錄顧城早期詩歌而忽略后期創作的背后其實有更深層次的現實指向。其一，這暗示出文學史與政治的關系始終難以截斷。文學史作為大學文科教育的基礎性教材，它不僅僅要向大眾普及文學知識，更是擔負著“通過文學經典的確立，培養新人，樹立風尚，推動潮流”的重任。這一使命決定了文學史必然要在蓬勃向上的時代中宣揚正能量，而顧城后期那些彌漫著晦澀陰沉氛圍、流露出殘忍灰暗的意識的詩作顯然不適合傳播。其二，這說明顧城后期的詩歌沒有引起大眾讀者的關注。在市場經濟時代，文學早已失去轟動效應，詩歌更是走向了邊緣，緊鑼密鼓的生活節奏致使讀者不愿花更多精力去體悟的那些“費解”的詩歌，去進行“形而上”的思索，更愿意接受表現靈魂和自然美的具有創造性的抒情詩。其三，這還反映出文學史編纂的某種局限。文學史想要盡可能地還原文學歷史現場，但編者又必然會根據自身傾向性對史料進行篩選和剪輯，史料難免有所偏頗遺漏，致使20世紀80年代至今的一代代學者不斷“重寫文學史”。文學史一次又一次的“重寫”，表達的正是文學史家再現歷史的信念與沖動，但是在文學史料廣而難全、雜而難選、新而難棄的編纂困境面前，真正的歷史又很難被還原。

上述現象說明，文學史家選擇哪些入史、不選哪些入史，哪些為重點、哪些為次要，體現出了編寫者的價值評析尺度和傾向性，它“聯系著選家的認定、選擇的標準、編選意圖及其時代社會的限制等種種語境上下文”。

三、評價的文學性傾向與童話詩人的定型

文學史認同了“童話詩人”的說法，并有意建構起一個“童話詩人”形象，但有個客觀事實不容忽略。1993年，顧城殺妻自縊事件在國內外引起了軒然大波，犁青、潔民、毛時安、孫犁等人先后發文抨擊顧城的“殘忍行兇”行為，1994年《華夏詩報》還專門刊登《犁青〈論顧城〉一文的強烈反響》一文進行總結。顧城“童話詩人”形象因此受到質疑，人們無法將殘暴的“非童話行為”與一個“童話詩人”相聯系。如何解決“童話詩人”與“詩人殺人犯”之間的悖論？這成為文學史面臨的難題。

顧城以自身的反童話行為打碎了他所制造的那個“童話”，于是詩人的復雜性開始被文學史觸及。第一，文學史提到顧城并不健全的人格?？追督裨谄渌鶎懙摹抖兰o中國文學史》一書中認為，“人性和心理上的某些扭曲，最終導致了他的悲劇結局”；孟繁華和程光煒也保持這種看法，“過于對虛幻的‘純潔’的向往，恰恰反映了作者精神人格扭曲的嚴重程度”。第二，文學史對顧城脫離現實而耽于幻想的一面做了評價。張志忠認為“顧城將詩境與生活完全混淆，甚至用前者取代了后者”。董健也在《中國當代文學新稿》中提及，“顧城是喜歡走極端的夢幻型詩人……在他的夢幻王國里，這些百般呵護他的女孩子，既是‘母親’又是‘家’，當有一天，‘母親’與‘家’都欲學鳥兒展翅飛翔時，就難免會發生殺妻自戮的暴力舉動?！鳖櫝腔孟朐诖笱蟊税兜膷u嶼上營造一個童話王國，幻想一個男子擁有兩個妻子，而且她們能和睦相處。然而這種設想在現代社會中根本不可能實現，英兒的不辭而別讓他精神崩潰，謝燁的離開更是徹底地擊潰了他的全部精神自我，殺妻自縊舉動成了一個潰敗者的自我了結。

但值得注意的是，顧城之死并沒有打破人們對“童話詩人”的整體感觀，這得益于文學史評價的傾向性。在“重寫文學史”思潮的影響下，當代文學史的編纂開始從社會政治史的簡單比附中獨立出來，編者強調從“文學”的角度重新寫史，并以文學性標準來評價作家作品，為的是突出文學史的文學性意義。就顧城而言，這種評價的文學性傾向體現在兩個方面：其一，文學史從詩意追求上肯定顧城的詩歌貢獻，如金漢評價，“顧城的詩歌多用象征、隱喻和暗示，曲折隱晦而不直說，這構成了顧城詩歌的魅力”。於可訓也對顧城的詩藝表示肯定，他認為“顧城為當今詩藝革新做出了可貴的貢獻”。顧城摒棄了政治抒情詩的書寫套路，大膽移植和借用西方象征主義，采用直覺、象征、暗示等手段，為當代詩歌提供了象征主義新質。其二，文學史在具體評價中不斷強化“童話詩人”形象。王慶生認為“他的詩是夢想的世界、幻想的王國，具有鮮明的童話色彩”。張志忠將顧城的詩歌元素概括為三點，即“從兒童的視角和眼光出發去打量世界，具有孩童般的思維和異想，表現童話似的畫面和景象”。程光煒的看法也基本一致，“‘幻想’是詩人創作的主要情節”“他喜歡選取這樣一些富有童話特征的詩歌意象入詩，如月亮、土地、雪人……”評價的傾向性強化了詩人層面的顧城，道德層面的顧城相對被淡化，這使得“童話詩人”形象再次合理化而成功入史。究其根本，是因為文學史要滿足高等學校中文系教學所需，為了弘揚正確的價值觀，從而更強調對人性善的突出。同時，這種評價方式側面展現出了一種尊重事實、不“因人廢文”的文學史觀。中國讀者向來有“因人廢文”的現象，比如因周作人的叛國行為而否定他的文學創作，因郭沫若的獻媚逢迎而否認他的詩歌成就，這些都是一種道德審判。事實上，文學研究者不是道德家，文學史也不是刑事判決書，它關注的應該是文學自身的發展，而不是具體的社會事件，不能用某種道德污點來解構一個作家的全部審美創造。

由此，通行文學史教材上的顧城形象成功被建構，顧城是一個“童話詩人”，他耽于幻想，極愛創造，具有童話般的性格。他詩歌風格如童話般自然、清新、澄澈；詩歌的意象多為自然意象；詩歌語言簡潔、單純，“其詩的語言環境是童話式的，淺顯、簡單之中又透出一種機智、深沉和寧靜”；在藝術方式上往往采用幻覺、通感、超現實的夢想等方式?！巴捲娙恕钡男蜗蠼嬕布铀偻七M了顧城及其詩作的傳播范圍和影響力。2005年，北京燕山出版社聯合“新浪網·讀書頻道”推出了華文“世紀文學60家”評選活動，在此次全民網絡大評選中，顧城的讀者評分高達95分，僅次于魯迅、錢鐘書、金庸、張愛玲和沈從文，可見廣大讀者對顧城詩歌的認可與喜愛?！昂谝菇o了我黑色的眼睛/我卻用來尋找光明”(《一代人》)；“我是一個任性的孩子/我想涂去一切不幸/我想在大地上/畫滿窗子/讓所有習慣黑夜的眼睛/都習慣光明”(《我是一個任性的孩子》)；“閉上眼睛/世界就與我無關”(《生命幻想曲》)，這些都成為了廣為流傳的經典名句。

但如果僅僅只是用童話詩人、童話詩風、童話性格歸納顧城，顯然對多元立體的顧城產生了一定的遮蔽。首先，“童話詩人”簡化了顧城的多元化性格。顧城確實有“耽于幻想”的一面，但他骨子里其實有種“寧為玉碎，不為瓦全”的偏激。在鳳凰網文化頻道出品的紀錄片《流亡的顧城》中，肖全和楊煉回憶了顧城的兩件事：據肖全回憶，1987年顧城作為獲獎詩人去成都參加朗誦活動，活動結束后這些詩人仍然被熱烈的觀眾堵在后臺，顧城卻極不耐煩地帶頭沖了出去；據楊煉回憶，顧城在激流島上養雞超標而受到島民舉報，他一個晚上殺死了幾百只雞，并在第二天將200多只雞腦袋扔到地區政府的檢察官面前?？梢?，顧城的性格是比較暴烈偏激的，其中不全是“童話性格”，也有陰暗面存在。誠如顧城自己所言，他是一種“唐·吉訶德式的性格，不太合乎潮流的好心、勇敢和在根本愿望上的不屈服”。其次，“童話詩人”掩蓋了顧城詩歌的全貌。顧城早期很多作品專注于傳達自然界的美好明媚，他捧著一顆童心觀察世界、感受世界，并用“幻想”的方式來表達這些觀察和感受；但在后期，他的詩歌風格發生了巨大變化，詩歌中完全看不到澄澈透明的童心，也看不到他對自然的熱愛和對童話世界的追求，反而十分陰森恐怖。如在《鬼進城》中，顧城以一個局外人的身份講述了一個鬼的故事，中間七節按照星期一到星期天的時間進行分段，寫了“鬼”進城后七天的見聞和感受。表面上，《鬼進城》的詩歌語言零散、跳躍、拼貼，構成了一座語言的迷宮，晦澀難解，而實際上顧城關注的是人的存在問題。詩中的“城”可以代表顧城本人，“鬼進城”這一標題也可理解為“鬼已經進入顧城自身”。鬼是一個幽靈，它永遠“無信無義、無愛無恨、沒爹沒媽、沒子沒孫、不死不活、不瘋不傻”，這表現的恰恰是顧城本人的精神困境，他如同幽靈一樣孤助無援，卻沒辦法用死來解脫?！俄灨枋澜纭贰端y》以及《城》組詩等后期詩作都展示出了對自我靈魂的拷問、對人類精神困境的終極關懷，具有深刻的哲理和獨特的藝術價值。這些詩歌遠非用“童話詩風”可以概括，“‘童話詩人’的稱謂對顧城詩歌在總體上構成了某種遮蔽”。

文學史通過評價的文學性傾向，強化了詩人層面的顧城，弱化了道德層面的顧城，使得童話詩人形象合理化而成功被建構。這也說明任何文學史或文學選本，呈現的都不是“原態歷史”，而是“評價態歷史”。

四、結語

顧城進入中國當代文學史有其歷史必然性，這不僅源于他擁有朦朧詩派“代表詩人”的身份，同時也來源于他的早期詩歌創作符合文學史對“文學性”和“思想性”的價值追求。但顧城“童話詩人”形象卻是文學史在認同、篩選和評價中有意建構出來的。首先，文學史家因受到“重寫文學史”思潮的影響而試圖呈現出新的歷史觀念，他們在重新梳理朦朧詩歷史脈絡之時，為了彰顯出顧城區別于其他朦朧詩人的典型特征，主動認同了舒婷提出的“童話詩人”這一說法，并把它當成顧城的獨特標識。其次，文學史以“選錄”早期創作的方式強化了顧城的童話詩風，突出了他作為童話詩人的一面，而用“忽略”或“否定”后期創作的方式弱化掉顧城的其他方面。最后，在處理有污點的詩人如何入史問題上，文學史通過評價的文學性傾向，強化了詩人層面的顧城，弱化了道德層面的顧城，使得“童話詩人”形象合理化而被成功建構。其間對具體史料的選擇與處理，則體現出編寫者的價值評析尺度和傾向性。事實上，童話詩人的形象建構過程也是對多元立體的顧城遮蔽的過程，它在建構中簡化了顧城的多元性格，也掩蓋了顧城詩歌的全貌。其實，“童話詩人”不足以概括顧城其人其詩，顧城不止是“一個被幻想媽媽寵壞的孩子”，他既關注現實的不公正也關注人的存在問題，他既相信童話世界也擺出“我不相信”的姿態，當然他性格中也具有陰暗的一面；更為關鍵的是顧城留下的2000余首詩歌風貌各異，遠不是一個“童話”可以概括的。顧城對自然生命的思考、對現實世界的審視以及對自我精神的追問極其復雜，這些都是解讀顧城的角度和路徑。

①[意]貝奈戴托·克羅齊：《歷史學的理論和實際》，傅任敢譯，商務印書館1997年版，第13頁。

②顧城：《小詩六首》，《詩刊》1980年第10期。

③陳其光：《中國當代文學史》，廣東高等教育出版社1992年版，第480頁。

④張捷鴻：《童話的天真——論顧城的詩歌創作》，《當代作家評論》1999年第1期。

⑤伊人：《童話詩人》，載陳子善編《詩人顧城之死》，上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113頁。

⑧鐘文：《一個本真的詩人無法逃避的悲劇》，載北島編《魚樂：憶顧城》，中信出版社2015年版，第156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