廚川白村文藝思想在臺灣的傳播與影響

劉利娟

內容提要 廚川白村的文藝思想曾對中國大陸的新文學產生過深遠的影響，在臺灣地區也不例外。但作為具有特定歷史背景的臺灣文壇，其對廚川白村文藝思想的接受與轉化卻有著較為特殊的歷程。從縱向上看，這一過程大體可分為日據時期的初步引介、戰后臺灣的深入解讀，以及“解嚴”以后的重新反思三個總體的階段。臺灣文壇在接受廚川白村文藝思想過程中所呈現出來的有別于大陸新文學的諸多特殊現象，都需要給予更為深入的探究和剖析。其對于建構整體的漢語文學理論系統同樣有著明顯的積極意義與多向路的啟發。

作為日本大正時期具有原創意義的理論家，廚川白村的文藝思想有著極為獨特的魅力。早期在經由魯迅和豐子愷等人的譯介之后，廚川白村的文藝思想在中國大陸形成了廣泛的影響，相關的研究也取得了諸多豐碩的成果。但相比之下，廚川白村在臺灣地區的接受和傳播卻一直未能引起足夠的關注。就目前研究所見，僅有工藤貴正的《廚川白村現象在中國大陸與臺灣》一書，對廚川白村的著述在臺灣的譯介做了簡要的梳理，但也主要限于廚川著作的譯介、刊行及出版狀況的一般性羅列，其中所包含的諸多核心問題都需要進一步深入的探討。廚川白村(1880—1923)是日本大正年間極為重要的理論家和批評家，其著述既有從文藝思潮角度引介歐美文學的《近代文學十講》《文藝思潮論》和《小泉八云及其他》，也有針對日本社會走向“現代”的實際狀況來展開思考的《印象記》《出了象牙之塔》《近代的戀愛觀》《走向十字街頭》，更有專門的文學理論著作《苦悶的象征》及《最近英詩概論》等。

基于特定的歷史原因，臺灣現代文學的發展有其不同于中國大陸的諸多層面。但自20世紀20年代以降，廚川白村著述的引介在臺灣卻一直未曾中斷，臺灣學界對廚川白村文學思想的研究也在不斷深化，這一現象本身就值得關注。廚川白村文藝思想在臺灣的傳播與影響從總體上可以分為三個大的階段：第一階段是日據時代臺灣的新文學運動時期(1920—1945)，主要是借助廚川白村的文學思想來確立和建構臺灣文學的“現代”意識；第二階段是戰后臺灣光復至戒嚴體制終結時期(1945—1987)，基于國民黨政權在臺灣的軍事獨裁統治，臺灣文壇借對外來思想的“橫的移植”，以“迂回”的方式嘗試擺脫政治對文藝的操控，廚川白村的文藝思想作為西方現代文學的理論資源，得到了進一步的深入解讀；第三階段是臺灣“解嚴”以后(1987— )，文學的發展空間趨于更為開闊的自由、寬容和多元，以本間久雄的《文學概論》和廚川白村文藝思想為基本框架的文藝理論逐步顯示出了其“固化”和“保守”的特質，面向世界范圍內普遍的對于“文學”理論的重新定位與探索，臺灣學者也開始對廚川白村文藝思想給予了反思與新的發掘，以更為開放的態度為重建漢語文學的現代理論系統做出了富有啟發性的貢獻。

一、初識“廚川”：日據時代的譯介與借用

如同中國大陸新文學早期積極接納域外資源的情形一樣，臺灣地區文壇對廚川白村的接受也經歷了一種由“拿來”到“借用”再到創造的過程。臺灣新文學運動受“五四”新文化運動的影響而興起，雖然自《馬關條約》以后，臺灣就受日本殖民式統治，但早期的臺灣知識分子接觸廚川白村的著作卻并不是通過日語，而是通過從北京傳到臺灣的中文譯本，且借助《臺灣民報》的介紹，將日本“大正文學”的諸多“現代”理念初步傳到臺灣的。

20世紀20年代到30年代，臺灣文壇對廚川白村的接受處于“開拓期”。臺灣新文學運動開拓者之一的張我軍不僅將“大正生命主義”引進了臺灣，而且最早引介了廚川白村的著述，并在其論述中開始借用廚川的相關概念。1925年，他在《臺灣民報》(第3卷第7號)發表了《研究新文學應讀什么書》，將廚川白村的《文藝思潮論》《近代文學十講》《苦悶的象征》三本書推薦為必讀書。同年10月18日發表在《臺灣民報》中的《至上最高道德——戀愛》一文，從“戀愛的本質”“戀愛觀的變遷”“兩性間的戀愛是發源于性欲”“戀愛的神圣”①四個層面，對《近代戀愛觀》中“戀愛至上”的觀點展開了說明。比如在“戀愛的神圣”一節中，他就明確指出，廚川的“在自我放棄中的自我主張”②，是通過宗教式的絕對精神凸顯出“戀愛至上”的本質，情感因“戀愛”而純凈，成為“至高的道德性”，所以戀愛是不受說教形式的約束、自然而崇高的真情實感。張我軍的新詩創作中也能屢見“苦悶”的字樣，其所表達的正是因壓抑而迸發的生命的張力。1925年12月4日，他在《〈亂都之戀〉詩集序文》一文中，認為“熱烈的戀愛”③是解脫人生無聊、苦悶的良藥，鼓勵當時熱戀中的青年男女掙脫封建禮教的羅網，爭取戀愛自由和婚姻自主權。早期張我軍的個案可以看作是廚川白村在臺灣的最早的身影。

不僅如此，張我軍吸納廚川的西方近代文藝思潮之觀點，實際正是在為臺灣文壇了解西方文藝思潮的變遷提供理論依據。1925年11月到1926年1月，他在《臺灣民報》連續登載了長文《文藝上的緒主義》，對廚川的《近代文學十講》《文藝思潮論》等思想給予了更為詳盡的介紹；以廚川的《近代文學十講》作為基本參照，“查起于近二百年間的歐洲文藝思潮變遷之跡，大約可分為四個時期”④，即古典主義、浪漫主義、現實主義和自然主義的全盛時代、新浪漫主義的時代。其論述無疑為早期的臺灣文壇提供了一條更為清晰的域外文學演進變化的線索和理論框架。

繼張我軍之后，1926年，陳虛谷以五四新文化運動的“個性解放”訴求為切入點，在《臺灣民報》上發表《駁北報的無腔笛》一文，特別強調了廚川白村的文藝觀對漢語新詩的影響?！皬N川白村有批評文藝幾句很好的話說，‘文藝純然是生命的表現，是完全脫離外界的抑壓，強制，立在絕對的自由的心境，表現個性的唯一世界。忘卻了名利，丟掉了奴隸根性，擺脫了一切的羈絆，制縛，文藝上的創作，才能成立’?！雹萁璐伺険魧⒃娮鳛檎~媚權貴的工具而忽略真情實感和自由心靈的行徑。與之呼應，1929年1月8日，葉榮鐘在《臺灣民報》上發表《墮落的詩人》一文，提倡“有個性”“有生命”“須有真的靈感”的詩學觀念，批判“言之無物”毫無生氣的詩文，其間也明顯透露出廚川白村的“生命主義”的詩學意味。

20世紀30年代，在臺灣新文學運動的發展時期，黃得時在《“科學上的真”與“藝術上的真”》和《小說的人物描寫》中開始直接借助廚川白村的文藝思想來展開臺灣文學的理論建構。1933年10月，黃得時在《先發部隊》發表《“科學上的真”與“藝術上的真”》一文，將“白發三千丈”中的“表現上的真”視為“藝術上的真”，一方面援引廚川白村《出了象牙之塔》中的“藝術的表現”的論斷，闡述文藝需從“藝術至上主義”的“象牙之塔”里走出來；另一方面，他又以廚川“文藝是用以表現生命力絕對自由的境地”⑥為依據，進一步闡發“生命力”，即“個性”的“絕對的自由”之于文學創作的核心地位，主張有“創作力”和“個性”的作品。1935年1月，黃得時又在《第一線》發表《小說的人物描寫》一文，將廚川白村《苦悶的象征》中的“鑒賞論”用于剖析小說人物的塑造。以廚川“文藝鑒賞的四個階段”為據，黃得時分別辨析了人物“外面描寫”方面中“人物”“事件”“背景”等概念的具體蘊涵，以及人物“內面描寫”中“情緒”“思想”“性格”等要素的深層意旨。值得注意的是，該文批評當時臺灣文壇的小說“大體是以‘事件’為中心……表面上弄得五花十色，鮮艷奪目，事實上卻沒有什么藝術價值”，并以《阿Q正傳》為例，揭示魯迅的小說在人物的“內面(心理)描寫”方面的探索與啟發，呼吁“今后望諸作家，對于人物描寫方面，盡點功夫去研究，以完成我們貴臺灣的藝術殿堂吧！”⑦其中明確透露出了早期臺灣文學在理論建設層面上的自覺意識。

在日據時期臺灣新文學運動階段，臺灣文學受五四新文化運動的影響，主要以《臺灣民報》《臺灣新民報》《先發部隊》等期刊為陣地，譯介并借用了廚川白村的“戀愛至上”“生命主義”“苦悶的象征”等相關概念。應當說，臺灣早期對于廚川白村的譯介還確實僅限于零散挪用，而且多半與其他的思想混雜在一起。而在中國大陸，廚川白村的著作因魯迅、豐子愷、夏丏尊等人的翻譯而受到了足夠的重視，用以批判國民性，達到思想解放的目的。因此，從中國大陸傳來的“大正文學”恰恰成為了日本“高壓”之下臺灣文壇窺視域外現代思想的一個窗口。一方面，對于臺灣新文學的理論建設而言，廚川白村的“生命力”“內面審視”“文藝鑒賞”等諸多思想觀念都為臺灣的現代文學理論系統的逐步形成奠定了基石；另一方面，就臺灣的婦女地位、婚戀自由、個體意識的彰顯等社會改革來看，廚川白村實際也起到了關鍵性的思想啟蒙作用。

二、深入解讀：戰后臺灣的系統引介與研究

1945年，日本戰敗投降，臺灣回歸，但不久又被納入到了國民政府的戒嚴體制之下。戰后初期的臺灣，“反共”文學與“鄉愁”文學成為一時的潮流，苦悶、焦慮、孤獨的情緒在封閉的臺灣文壇持續蔓延。20世紀60年代，就讀于臺灣大學外文系的白先勇、王文興、陳若曦、歐陽子等人共同創辦了《現代文學》雜志，迎來了作為現代想象模式的西洋近代文學接受時代。以此為契機，廚川白村的著作便作為介紹“歐美文藝思潮”的指南式圖書，開始系統性地進入了臺灣文壇的視野。

廚川白村的著作在戰后臺灣不斷有新的翻譯和解讀。從1957年12月到2002年12月之間至少有12本圖書被反復譯介和出版，其中7本在20世紀60—80年代左右集中出版。據工藤貴正統計包括，“徐云濤譯《苦悶的象征》(1957)、金溟若譯《出了象牙之塔》(1967)、琥珀出版部編輯部編譯(實質上為魯迅所譯)《苦悶的象征》(1972)、德華出版社編輯部編譯(實質上為豐子愷所譯)《苦悶的象征》(1975)、陳曉南譯《西洋近代文藝思潮》(其實為《近代文學十講》全譯本1975)、林文瑞譯《苦悶的象征》(1979)、青欣譯《走向十字街頭》(1980)等譯著”⑧。譯本在臺灣的廣為流傳，本身就意味著對于廚川白村的重新發現。

事實上，這股“翻譯熱潮”并不是偶然的。究其主要原因：其一，1949年大陸的多家大型出版社遷至臺灣繼續運營，并設立分支機構，如開明書店、正中書局、中華書局、商務印書館等，從而推進了臺灣出版業的發展，同時也為日據時期用日語進行創作的臺灣作家提供了中文創作出版的平臺；另一方面，為了彌補日據時期被嚴禁的“五四”文學作品的出版空白，重新整理與出版大陸20世紀二三十年代的書籍成為臺灣學者了解大陸現代化變遷的迫切要求。其二，從現實層面上來說，冷戰格局形成之后，相對親西方陣營的臺灣文壇一直把西方現代文學視為“一種可提供想象的新標識”⑨，而廚川著作本身就具有強烈的西方現代文學理論的色彩，正可作為理解“西洋近代”的啟蒙書籍，得以集中出版。

在再版的大陸書籍中，作為大陸版“文學概論”類的教材，馬宗霍的《文學概說》和夏丏尊的《文藝ABC》都曾對廚川白村的文藝思想做過具體的介紹。作為教材性質的著述，這類論述雖然移植的是本間久雄《新文學概論》的體例結構，但其中所援引的卻又主要是廚川白村的《苦悶的象征》和《近代文學十講》中的文藝觀念，其對臺灣現代文學理論系統的建構實際起到了一種潛在的導向功能。

馬宗霍的《文學概說》(1925)采用的是平行比較的方法，是較為典型的“西論中據”式的文論案例。比如，馬宗霍考察文學與時代的關系，援引的即是廚川白村《近代文學十講》中的四分法，“近日本廚川白村又尋索歐洲最近二世紀間，文藝思潮暗遷默移之痕跡，亦分四期：以18世紀為冷淡主智傾向之啟蒙期，亦稱偏理主義(rationalism)、古典主義(classicism)之期，19世紀前半為浪漫派(romanticism)占全勝之期，19世紀中葉為現實主義(realism)、自然主義(naturalism)全盛之期，最近為新主觀主義(new subjectivism)之文學，即新浪漫派(new romanticsm)之期，此雖非精致嚴密之區分，大致可謂無遺矣”⑩。以西式觀念重新觀照中國文學，雖然未必恰當，卻也是全面了解域外文學的一個門徑。夏丏尊在《文藝論ABC》(1928)一書中對廚川《苦悶的象征》里的“精神分析學”做了介紹：“近代很有些學者正在應用了勿洛伊特(Freud)派的精神分析學，研究作家與作品的關系。據他們的研究，所謂文藝作品者，都是作家無意識地自己個人的叫聲，這叫聲的出發處也許往往連作家自己也不知道，但確是發于作家的內心的?！毡緩N川白村著作的《苦悶的象征》(有魯迅氏與豐子愷氏的譯本)，也就是從精神分析學出發的文藝論，可以參考?！逼鋵τ诜忾]狀態下的臺灣文壇能夠深入理解廚川白村文藝思想的來源無疑是一種啟發。

廚川白村在《苦悶的象征》中所作出的開拓性的闡述，其目的主要在于借鑒西方科學的方法，從文學自身的內部挖掘文藝思潮和文學創作過程中的核心元素。林文瑞在《苦悶的象征》(1979)的開篇《關于廚川白村其人及其作品/代譯序》中即明確指出：“廚川先就作家的立場，詳述創作的過程，或以譬喻，或以舉例，并引用精神分析學的例子，闡述文藝是人類苦悶的象征?！睆N川視“苦悶”為作家創作的動力，并在批判性地援引弗洛伊德理論思想的基礎上，對其精神分析學進行了創造性的改造。陳曉南重新完整翻譯的《西洋近代文藝思潮》邏輯架構嚴謹、條理清晰，他在《關于廚川白村及其作品》一文中，認為《西洋近代文藝思潮》(原書名《近代文學十講》)“書中介紹了歐洲近五六十年來(自19世紀中葉到20世紀初)的文藝思潮；評論了自然科學、物質文明、個人主義等發展到19世紀中葉以后，因利弊互見，遂引起各種紛爭，產生各式各樣的新理論，而形成文藝上各種流派的變遷過程，或詳述其產生背景、來龍去脈，或分析其文學理論主張，或強調人物的生涯與作品，作者除對歐洲文藝的新思潮，忠實地加以介紹說明外，并提出極持平的看法。在閱讀全書后，可使讀者對于各種派別的文藝，獲得客觀而深入的看法”。廚川文藝思想的獨創之處正在于，既剔除了柏格森生命哲學的不可知論和神秘主義，又摒棄了弗洛伊德的泛性論，從而在因社會與生存的壓抑所導致的普遍的“苦悶”與“自我表現”沖動的交匯點上，將“現實”與“內在”統合起來。在廚川看來，“苦悶”及其宣泄，既是個體自身本能欲求被壓抑的誘因，也是社會壓迫的結果?！皬奈覀凅w內所涌出來的個性欲求，亦即創造的欲望，無可避免，必須不斷地接受各種強迫和強制”，而這“強迫和強制”也正來源于現代社會機制對于人的全面鉗制，如制度、法律、軍事等，所以他強調用“象征”來表現內心的“苦悶”與社會的現實，其正與現代主義對于現代世界的質疑與抵抗恰相吻合。以此而論，廚川白村的文藝思想能夠成為20世紀60年代臺灣現代主義文藝的重要理論依據之一，是有其深層的原因的。臺灣現代主義所要抵抗的正是嚴密的戒嚴體制對于“人性”的極度壓抑，這一時期夏濟安、白先勇、王文興、王尚義等人作品中所透露出來的“無根與放逐”的主調，即是一種高壓之下最為真切的內心體驗，廚川白村的闡述為這種特定的體驗提供了切實的理論依據。

與早期的零散接受不同，戰后至戒嚴時期的臺灣對廚川白村文藝思想的接受開始趨于系統化。就這個時期的文藝理論建設而言，廚川白村的著述為文藝理論的體系化確立了初步的知識基礎，臺灣這個階段所出現的諸種理論著述幾乎都能夠尋找到廚川白村思想的影子，已足見廚川影響的廣泛。除此以外，廚川的論述在創作層面上也激發了臺灣“現代主義”的深層拓展，也算得是廚川白村富有原創色彩的文藝思想在臺灣接受過程中的意外收獲。

三、反思與展望：“解嚴”之后“重新建構”

自20世紀80年代中后期開始，臺灣文學逐步趨于更為自由、寬容和多元的向路，文學理論的發展也出現了“多元”并置的局面，且建構漢語文學自身的理論系統的自覺意識也日益凸顯。不過，廚川白村的《苦悶的象征》連同本間久雄的《文學概論》等著作仍是被作為臺灣“文學概論”課程的基本參考書來看待的。

初步統計，20世紀70年代末期以降，臺灣已出版的被冠以《文學概論》《文學原理》之名的教材不下8種，其編撰體例大致可劃分為三種類型：一是借鑒、效仿韋勒克和沃倫的《文學理論》“內部要素/外部要素”的一般結構的編纂，如王夢鷗編著的《文學理論》(1964)；二是沿襲本間久雄《新文學概論》的章節體例同時援引廚川白村基本思想的論述方式，如涂公遂的《文學概論》(1978)、張健的《文學概論》(1983)、沈謙的《文學概論》(2002)、徐志平和黃錦珠合著的《文學概論》(2009)等，均屬于在章節形式上以本間久雄的結構為框架，而內容上以廚川《苦悶的象征》中的文藝論為切入點，對文學本身進行界定和辨析；三是“中國文學概論”的類型，該類著作更多立足本土，運用比較研究的方法，試圖將中西文藝理論結合在一起，如朱國能的《文學概論》(2003)等。作為臺灣文學類課程的基礎教材，這些著作所涉及的文學定義、本質、特性、起源、類型，以及文學與社會、時代的關系等文學理論批評的基本問題，已經逐步建構起了有關“文學”的“原理/概論”形式的基本“知識”框架。

但在另一方面，也正是由于模式的套用和觀點的羅列，導致了“文學概論”在理論論述層面上的刻板化和公式化，進而忽視了文學自身的問題意識和獨立性。換言之，這種模式化及陳列式的教材寫作只能提供知識性的引導，無法推進學術思想的更新。本間久雄的章節構造加之以廚川理論作填充的理論模式，雖然便于展示文學的核心要素及不同文學流派的思想趨向，其中卻缺少對于不斷創新的新型文學創作的解釋有效性，使得教材缺乏可供更新與完善的機制，因此，這類寫作模式對解決文學自身問題的創新性不強。比如在探討文學的要素問題上，本間久雄以情緒、想象、思想、形式為核心，這些與其說是文學的本質，不如說是藝術審美活動的共通之處。而廚川白村的《苦悶的象征》《近代文學十講》中的章節內容被部分挪用或未經深究地直接引證，在相當程度上，文學理論成為了自洽的、封閉的理論演繹，文學內在的規律和方法等核心問題反而被丟棄了。

出于學者們對這類文學概論的不滿，很多研究者開始嘗試擺脫既往理論思想的束縛，重新反思文學理論的諸多問題。龔鵬程的《文學概論》從問題入手，獨辟蹊徑，打破以往“概論”式的藩籬。他認為：“以我們現在所見到的文學概論書籍來說，不僅其架構大致相同，討論的問題大體也是陳陳相因的。像王夢鷗的書寫于1964年，本間久雄的書約寫于八十年前，現在我們若再拿來當成教科書或做研究，事實上也沒什么不可以，仍可以照樣來陳述。這現象表示：因為我們習慣以為它是一門現成的學科，所以它無法給予讀者反省的思考，提供學習者重建其文學認知及進行文學研究的根據?！薄啊段膶W概論》這本書，是以挖掘‘文學研究’‘文學’這門學科為企圖”，由此引發了對“文學是什么”“文學是否可以被定義”“文學研究又何以可能”等的反思。以一種更為開放的態度來重新探尋“文學知識”的理論構成問題，正說明了文學研究者對于廚川白村等既有文藝思想的重新審視和超越。

周慶華的《文學概論》立足于從“文學是什么”到“文學可以成為什么”的思路轉換，進而預估“文學成為什么后的展開”方向，試圖重構一套別樣的文學理論。在他看來，“文學已經不是一種先驗的存在，它是源于現實的需要而被后驗設定的”，“這是說要認定一件作品是否歸屬于文學范疇，背后是有理論在支持著；而該理論就是人為的創設，它無從自我矯說成具有絕對性或普遍性”。因此，“文學是什么”的限定在于“權力主體”，即人的權力欲望；一個人若要有權力欲求，那么他就有可能去論述“文學是什么”。如果說“文學是什么”是人為限定的假性斷言，那么“文學可以成為什么”就是為了擺脫文學的假性斷言，進一步自我追問，從而擺脫“文學是什么”的“必然性”。而“文學成為什么后的展開”以全新角度拓展文學的多元向度或動態伸展的力度，從學科的立場來區分文學，把文學和哲學、科學等在界定上區分開來。由此出發，“文學”就變成了一個動態演化的過程，從而可以擺脫已有模式的束縛，使文學理論學科真正獲得獨特的話語系統。

盡管這些學者以開放的態度構建異于模型的文學概論，但任何理論的創新都需要扎根于本土文學的切實境況。身處異質文論的交匯處，怎樣面對異質資源和本土傳統，是臺灣學者仍需面對的問題?；仡櫯_灣現代的文學概論的知識來源，主要有西方文論、經由日本轉譯的西方文論、中國古代文論這三大類，其中，亟待解決的一個關鍵問題仍舊是：“本土化”與“世界化”如何積極有效地對話。

融合古今中外文學是文學理論革新的需要。中國在改革開放的現代化路線下，以“走向世界”為關鍵詞，“文藝是苦悶的象征”與中國自古以來的創作論緊密相連。一方面，廚川白村的構想，即“試將平日所想的文藝觀——即生命力受了壓抑而生的苦悶懊惱乃是文藝的根柢，而其表現法乃是廣義的象征這一節，現在就借了這新的學說，發表出來”，與中國古代文論中的“發憤著書”“窮而后工”“詩可以怨”的理論命題，以及“香草美人”“河清”“方舟”等古典意象所蘊涵的“廣義的象征”等，確有著深層的可資呼應的理論關系。另一方面，廚川白村的《苦悶的象征》所堅持的“文藝是純然的生命的表現”的“生命觀”與中國古典文學悠久的“言志”傳統也不乏“經驗”層面的“契合”。諸如此類的切合點，實際上也正有效地連接“古典—現代—域外”，以真正推動和實現中國文論的現代轉換的根本之所在。

如果說廚川白村文藝思想對融合古今中外文論具有積極意義，那么，它對文學的未來發展也仍舊是具有啟發性意義的。面對網絡時代的多方面沖擊，文學已經不可避免地出現了“邊緣化”的危機。當文學日漸被新的媒介，特別是影像化介質取代后，作家的現實焦慮也隨之而來：文學是否會日漸消亡？如何保持文學的獨立性？人的內在的生命力還能否借助文學而得以呈現？這些問題的凸顯，也在不斷地促使人們將目光返回到廚川文藝思想的視域之中?！拔乃囀峭耆珨[脫外界的壓抑強制，唯一立于絕對自由的心境而表現個性的世界。拋棄名利，脫離奴隸根性，從一切羈絆束縛上解放出來，然后成為文藝上的創作?！蔽膶W是人類生命力的體現，它同樣也能夠成為人類抵抗“技術異化”和“生命無意義化”的有效途徑。

日本和中國臺灣地區都曾歷經過“西化”和“本土化”的痛苦選擇，廚川白村的文藝思想恰恰在兩種選擇之外，提供了一種“創造—轉化”的可能路徑，與此同時，由于魯迅的關系，廚川白村的理論著作在中國大陸被廣泛普及。無論是“啟蒙”還是“解嚴”之后的“重新建構”，大陸和臺灣的文學始終保持著連帶感，以此而論，廚川白村在臺灣的傳播與接受確實有著某種特定的啟發價值。不只是在臺灣地區，實際上對于中國大陸的文藝理論的重新建構同樣具有深遠的意義。

①張我軍：《至上最高道德——戀愛》，《臺灣民報》第75號，1925年10月18日。

②[日]廚川白村：《近代的戀愛觀》，夏丏尊譯，開明書店1928年版，第30頁。

③張我軍：《〈亂都之戀〉詩集序文》，《臺灣民報》第85號，1925年12月14日。

④張我軍：《文藝上的緒主義》，《臺灣民報》第77、78、81、83、87、89號，1925年11月—1926年1月。

⑤陳虛谷：《駁北報的無腔笛》，《臺灣民報》第132號，1926年11月21日。

⑥[日]廚川白村：《苦悶的象征》，林文瑞譯，(臺北)志文出版1979年版，第13頁。

⑦黃得時：《小說人物的描寫》，轉自《第一線》第2號，1935年1月。

⑧[日]工藤貴正：《廚川白村現象在中國大陸與臺灣》，范紫江、張靜、吉田陽子譯，(臺北)秀威經典2017年版，第234頁。

⑨[日]山口守：《〈臺北人〉解說》，白先勇：《臺北人》，山口守譯，國書刊行會2008年版，第263頁。

⑩馬宗霍：《文學概論》，商務印書館1925年版，第87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