鄉村振興背景下國內鄉村傳播研究的知識圖譜

王瑩

摘要：在鄉村振興戰略背景下，鄉村傳播研究也驟然升溫，成為新聞傳播學科重要的研究領域。本文以2015—2020年CSSCI（中文社會科學引文索引）數據庫所收錄的關于鄉村傳播的文獻為數據源，從文獻發表數量、研究熱點、研究主題等方面，對所采集的數據樣本進行發文量統計、高頻關鍵詞的詞頻統計與聚類分析，運用Citespace軟件對現有研究成果進行可視化計量分析，力求把握近幾年我國鄉村傳播研究的現狀和熱點，呈現我國鄉村傳播研究的知識圖譜，尋求研究的不足和可拓展的空間領域。

關鍵詞：鄉村傳播;知識圖譜;鄉村振興;數字傳播;公共性

一、引言

“農村在中國是一個不容忽視卻常被忽視的地域”（方曉紅，2002）。進入21世紀后，國家高度重視農業農村農民的發展，連續十二年頒布中央“一號文件”，推動“三農”問題的解決。2017年黨的十九大報告提出鄉村振興戰略，更是將“三農”問題上升為全黨工作的重中之重予以高度重視。宏觀政策的支持為鄉村的發展建構了良好的社會環境，隨之而來的是學術界的熱切回應，相關研究成果不斷積淀，鄉村傳播正日益成為顯學。

當前，國內學術界在鄉村傳播研究領域，不少學者已發表了一些富于洞察力和啟發性的綜述性的文章。沙垚（2020）[1]通過梳理鄉村傳播的方式、內容和方向，提出在重構中國傳播學之聲高漲的時代，鄉村傳播應當參與其中，借助鄉村振興的大背景以及鄉村自身的特點和優勢，成為重構中國傳播學的排頭兵、突擊隊。但總體而言，這些文獻都屬于定性分析，分析對象囿于研究者有限的閱讀，缺少對相關文獻進行系統客觀的梳理統計，很難全面概括出某一個領域的關鍵性文獻和研究熱點，研究者也很容易落入單一主觀判斷的窠臼。

二、研究方法與數據收集

本研究以2015—2020年CSSCI（中文社會科學引文索引）數據庫所收錄的關于“鄉村傳播”研究論文為數據源，以“鄉村”并含“傳播”兩組檢索詞設置為主題檢索條件，并將學科限定為新聞與傳媒，檢索得到368篇文獻，剔除新聞、會議紀要等重復或無效數據，共獲有效論文234篇，運用Citespace軟件對近五年國內鄉村傳播的研究文獻進行可視化計量分析。

三、研究發現

（一）發文量統計

學術論文的發文數量變化，對評價該領域所處的階段、預測未來發展趨勢具有重要意義，是衡量某一學術領域發展的重要指標。[2]對234篇“鄉村傳播”文獻進行年度分布統計，年度發文數量、基金項目文章數量的時間分布如圖 1 所示?？傮w而言，2015-2020年，國內有關鄉村傳播議題的研究成果呈逐年上升趨勢，尤其是2017年后，研究熱度一直高漲，發文量呈爆發式增長。2017年“鄉村振興戰略”為鄉村傳播研究提供了方向和政策支持。對于鄉村傳播研究熱度的上升，一方面得益于國內鄉村振興戰略全面實施，以實踐倒逼理論;另一方面，2018年IAMCR（國際媒介與傳播研究學會）設立鄉村傳播工作組，以國際助推國內;鄉村傳播正日益成為顯學。事實上，這也是傳播學主動參與和回應當代社會重大議題的一次生動實踐。

（二）關鍵詞共現分析

關鍵詞是所選數據文獻中核心內容的集中體現，通過關鍵詞共現圖譜可以看出相關領域的熱點和焦點。圖譜中節點和字號越大的關鍵詞出現的頻次越高，就越有可能是相關研究領域的研究熱點和重點。從圖2可以看出“鄉村振興”、“鄉村文化”、“短視頻”、“文化傳播”、“新媒介賦權”、“數字鄉村”等話題的關注度較高。

在圖2關鍵詞共現圖譜數據的基礎上，統計出各關鍵詞出現的頻次及中介中心度（表1），可以更加直觀地廓清我國鄉村傳播領域研究的熱點。經過人工篩選，剔除無意義的關鍵詞，如“鄉村”、“農村”、“文化”等，呈現出頻次排名前15位的關鍵詞。在表1中，“鄉村振興”、“短視頻”、“鄉村文化”等關鍵詞的出現頻次較高，分別為18次、12次、7次;結合時間年份，可以推測出鄉村文化傳播是過去幾年的研究重點。

關鍵詞中心性是指某一節點在某一領域中的中介作用及其影響程度。關鍵詞中心性數值越大，表明通過該點展開的研究較多，該節點的影響力越強。根據表1數據顯示，“鄉村振興”的中介中心性最大，為0.15，“短視頻”、“文化傳播”次之，分別為0.07、0.06。根據中心性強度及年份，可以推測出“數字鄉村”、“脫貧攻堅”將成為未來的研究重點。

根據關鍵詞共現圖譜，結合相關文獻，將國內鄉村傳播研究主題歸納為以下三大類：

1、鄉村振興與數字鄉村研究

該主題的代表性關鍵詞有“數字鄉村”、“數字傳播”、“媒介融合”。2019年5月出臺的《數字鄉村發展戰略綱要》中指出，數字鄉村既是鄉村振興的戰略方向，也是建設數字中國的重要內容。這方面的探討主要聚焦于新媒介與數字鄉村建設。師曾志等（2019）認為在新媒介賦權的背景下，鄉村社會結構和社會關系被顛覆、被重構，逐漸呈現出重新部落化的特征。新媒介技術的滲透給鄉村治理與鄉村振興注入新的活力。在新冠肺炎疫情健康信息傳播過程中，民間短視頻和微信公號發揮組織和宣傳作用，其影響力絲毫不遜于專業媒體;而“直播+電商”成為構建電商扶貧與鄉村社會關系網絡的中介，不僅勾連鄉村與外部市場，同時吸引外出務工青年返鄉，推動更多資本、技術、信息等要素向農村流動。

2、新媒介與鄉村文化傳播

該主題代表性關鍵詞為“鄉村文化”“文化傳播”“短視頻”“互聯網”。如果說 21 世紀初鄉村傳播研究的主流是去中西部尤其是少數民族地區觀察村民如何看電視，如何接觸與使用互聯網，那么今天，鄉村傳播應當去討論各類新的、流行的媒介形態。劉星爍（2017）以“快手”平臺的短視頻為研究樣本，認為短視頻打破了城鄉二元對立的文化傳播格局，賦予了鄉村文化更多可見性與自主表達的權利，也建構起對鄉村文化的認同;劉娜（2019）認為快手APP賦予鄉村文化自主表達的新路徑，快手不僅隱喻著鄉村人獨特的價值審美，也逐漸成為身份界定與文化認同的線上空間。楊慧等人（2018）認為賦權的、參與式的、個人化的“快手”媒介給予了鄉村景觀、民俗文化新的空間， 并且給予了城鄉文化對話的可能。新媒介促進鄉村文化的傳播，但也依然面臨內容失焦，傳播路徑受阻，傳播方式失衡等瓶頸。而如何突破現有困境，研究者認為研究者應該理論聯系實際，新舊媒體應該共同發力，政府應該發掘本土文化的內涵深意，共同助推鄉村文化傳播[3]。

3、鄉村主體的媒介實踐

該主題代表性關鍵詞為“媒介使用”“主體性”“鄉村治理”。新媒介賦權鄉村主體自主表達，并構筑起一個勾連城市與鄉村的互動關系網絡，他們通過拍攝短視頻，主動呈現與塑造積極線上的“新農人”身份，以此喚起鄉村集體記憶。不僅如此，他們還可以借助新媒介記錄日常生活，直播售賣農產品，關注村莊公共事務，成為“網絡紅人”。但也有學者認為新媒介難以實現全民賦權，甚至對某些特定對象來說，有減權的可能性。網紅與直播的互聯網表達未必是農村的真實，相反，極有可能是被異化了的互聯網文化再生產之后的呈現，掩蓋了農民真正的表達。同時，平臺的使用者將自己變成互聯網數字勞工，在沒有勞動保障的情況下進行數字生產。如何看待這種爭議，真實的情況究竟怎么樣？ 我們期待深入的民族志。

（三）關鍵詞突現分析

關鍵詞突現是指一個關鍵詞在短期內有很大變化（突增、突發、突變等）。圖3顯示的是鄉村文化傳播領域突變強度最高的3個突現詞，Strength 表示突現強度。

根據圖表可知，2018年，鄉村傳播的公共性再次走入學界的視野。由于城鄉二元結構的差距，導致“農村空心化”、“農民分散化”、“人口老齡化”趨勢日益嚴重，成為導致農村衰敗的主要機制。而微信、快手、抖音、西瓜直播等新媒介技術的發展為重建公共性，再造鄉土團結提供可能。學界紛紛聚焦如何應用新媒介技術參與鄉村重建公共性的過程，回答被置于前臺的媒介是如何被應用，如何形塑鄉村社會生活等問題。孫信茹發現村民可以在微信群討論關于本村落的發展問題，包括如何改變村落面貌，如何留住青壯年勞動力建設鄉村，以及如何實現村莊的脫貧致富等等。劉娜發現村民可以通過網絡短視頻，關注村莊公共事務，如反思鄉村教育資源失衡、關心農村公益和環境污染等問題。劉楠也提出農民的自媒體短視頻或直播已經涉及教育、衛生、養老等關乎民生的真實議題，還包括地方基層治理、土地政策、扶貧搬遷等政治民主文化層面的日常生活。牛耀紅則通過一個民族志研究，發現基于社交媒體的微信群成了社區公共空間，村民由“原子化”狀態轉變為媒介“共在”，實現鄉村公共秩序的再造。簡言之，村民們通過新媒體平臺關注公共議題，參與線上討論，并以此影響線下現實生活中的公共決策，從而推動社會組織發育成熟，再造鄉土團結的新秩序。此為新媒介介入鄉村公共性重建的重要表征之一。

四、總結

基于上文的文獻計量分析，我們可以勾勒出目前國內鄉村傳播研究的整體狀況：首先，在研究熱度上，國內鄉村傳播研究熱度高漲?！班l村振興”重新激活了富有家國情懷的中國知識分子的“百年鄉建”傳統，“鄉村傳播”研究也驟然升溫，成為學術界探索的前沿領域;其次在研究主題上，鄉村文化傳播是過去幾年的研究重點，“數字鄉村傳播”、“脫貧攻堅”將成為未來的研究重點。同時，鄉村公共性的重建重新走入學界的關注視野;最后，關于新媒介賦權還是媒介減權的爭論，真實的情況究竟怎么樣？期待更深入的民族志。

參考文獻：

[1]沙垚.鄉村傳播的范式、內容與方向[J].新聞愛好者，2020（02）：60-62.

[2]楊思洛，韓瑞珍. 知識圖譜研究現狀及趨勢的可視化分析[J]. 情報資料工作，2012（ 04） ： 22-2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