探尋電視紀錄片對外傳播新方式
——以《西藏一年》為例

黃蕓 福建省廣播影視集團融媒體資訊中心

本文從中國傳統電視紀錄片對外傳播的困境入手，剖析電視紀錄片對外傳播的必要性和重要性，對《西藏一年》的成功經驗進行思考，試圖找出中國電視紀錄片對外傳播的具體技巧，以期更好地掌握紀錄片創作之道。

一、我國電視對外傳播的現狀

（一）電視媒體與對外傳播

所謂“對外傳播”是指“以國家為主力，以海外留學生和華人為先鋒、以西方部分學者和來華外國友人為同盟，采取單向傳播方法、雙向互動技術，綜合利用不可控媒體與可控媒體，以外國受眾為目標受眾，以尋求國際社會對中國的理解和認同為目標，從而為中國的發展創造良好國際環境為最終目的涉外傳播活動?！盵1]換言之，它就是借助一切可用的現代化傳播媒介，全面客觀地將我國的主張、意圖、觀點、事實曉之于境外的過程，目的在于說服受傳者，使之了解、理解并贊同當今中國的發展與進步，最終讓世界人民構建出關于中國形象的“共識”——和平、友好、共贏。

作為全世界人民都喜聞樂見的傳播平臺之一，電視無疑對傳播多元價值觀、共享文化信息、對不同種族、民族、宗教信仰、價值觀消除誤解、增強互信起著重要的溝通作用。在各種電視節目形態中，紀錄片又因避免了意識形態的過分宣揚和干預，這種易于接受的對外“軟性宣傳”語境優勢也使其在對外傳播效果上明顯超過新聞、綜藝、電視劇等其他類型的電視節目。

（二）中國傳統電視紀錄片對外傳播的兩個困境

改革開放以來，中國“挨打”“挨餓”的問題逐步解決了，但“挨罵”的問題仍未得到根本性解決。當前中國傳統電視紀錄片對外傳播面臨兩個困境：一是中國形象的塑造呈現出嚴重的“他塑”現象。二是在中國形象“自塑”的過程中，則存在著主體性缺失和跨文化傳播乏力甚至錯位的諸多問題。[2]

關于“他塑”現象的出現，這里面有政治、經濟等原因，更有對中西文化的誤解和傳播方式差異的因素。這導致在如今的國際傳播格局中，我們仍處在“有理說不出，說了傳不好”，明顯缺少平等話語權的尷尬境地。為突破這一困境，近年來，我國加大了頻道“走出去”并“落下去”的力度。但僅有這些是不夠的，因為“跨文化傳播中的軟實力，由傳播力和影響力兩方面構成。傳播力是指大眾傳媒將信息向全球擴散的能力。以衛星電視為例，傳播力是指有多少頻道可以上星、落地（覆蓋地球表面）的能力。影響力則指落地的信息是否能被當地的受眾接收，并對其認知、情感和態度、行為產生影響的能力?！盵3]

中國形象“自塑”過程中存在的問題，具體說來，就是我國對外傳播機構自身定位不易獲得公信力。在西方大多數媒介是民營性質的，標榜獨立自主、代表或維護民眾的利益，因而在社會中扮演著輿論監督、批評政府的角色。更有一些國際傳播機構通過對各國政府及其政府行為進行評論、批判，將這種“客觀公正”的色彩，用作于描繪“自畫像”的顏料。在中國，媒體特別是對外傳播媒體都是黨和政府的宣傳工具，負責傳遞黨和政府的聲音，因而必須按照口徑宣傳，基本上不會批評政府。這種“正面宣傳員”刻板形象一旦確立，想要高效外宣無異于天方夜譚。

二、《西藏一年》緣何獲得外國觀眾的普遍喜愛

（一）微觀取材——人物拍攝的平民視角

1.以普通藏人作為拍攝對象，平民化視角精準展現人性有學者提出，紀錄片選題的三個基礎原則第一就是“在普通人身上體現意義”，“當然，關注普通人，不是說沒有選擇，表現普通人有一個很重要的著眼點，就是普通人身上所反映出來的人類的精神價值”[5]?！段鞑匾荒辍纷裱@項原則，在拍攝對象上選取代表了今天藏族人的八個拍攝對象，他們分別是法師、農民、僧人、干部、醫生、老板、三輪車夫以及包工頭。從對外傳播的角度，這樣將鏡頭對準現實生活中的個體，通過講述普通人的命運際遇、情感歷程來反映全體中國人的生活狀況、精神追求。這種藝術形式，很好地貼近了海外觀眾的接受心理、接受習慣，它既是一種創作手法，更是一種觀察和解釋當今中國歷史性變革的敘述角度、正面塑造中國國際形象的敘事策略。

2.通過細節表現，將表達的觀點寓于紀實手法之中

《西藏一年》作為紀錄片切入點雖然細小，但視域很寬，不僅止于審美領域，同時涉及經濟、政治、文化、地理等層面，這使得其超越了一般電視節目的狹隘與局促，從而具有了更為宏觀、闊遠的社會與文化意境。在第三集中，積勞成疾的藏醫拉姆在去縣醫院接受檢查治療無效后，去面見朝拜高僧，作為一個代表科學的醫生，竟然相信自己的胃病是由于前世的孽障造成的，這種小細節，呈現出的巨大的戲劇性沖突。無須再強調什么，受眾自己就能從這些細節中，體會到傳播者對于西藏發展問題的看法：在發展的過程中，西藏在不斷吸收現代化“養分”，但這個“消化”過程也伴隨著一定程度上的“陣痛”。

可見，有效的對外傳播，必然是立足受眾的心理，以微觀取材、細節表現等他們愛聽、愛看、聽得懂、看得明白的方式、方法，找出認知的交匯點，并用符合對方語言習慣的方式來表達傳播者的意圖，讓受眾了解并接受傳播者所傳達的信息。

（二）以點帶面——不同層面的生存透視

1.以選取的人物日常生活，呈現藏區人民的生活現狀和精神景觀

紀錄片通過鏡頭記錄不同群體的生活狀態，刻畫不同層面人物的個性特征，展示他們的精神世界。在《西藏一年》里，由于高射炮的使用，身為冰雹喇嘛的次旦法師失業了，這無疑是現代科技讓古老的咒語失去了力量。但從婚喪嫁娶等活動仍要先請示一下法師，可以看出藏傳佛教對于藏民日常生活而言仍占主導地位。伴隨著現代觀念的緩慢滲透，普通藏民對科學的強烈渴望是否會削弱藏民對信仰的虔誠？《西藏一年》并未試圖給出答案，它只是細膩而準確地捕捉并呈現出藏民精神世界里的困惑景觀，通過鏡頭創作者自覺地在作品中體現一種平民化的立場和世俗的關懷。在鏡頭上也是多層次、多角度、多種拍攝方式綜合運用，深刻透視當下社會現實，全面立體地再現了藏民的精神景觀。

2.以選取人物為原點，輻射周邊人物，形成多線交織的敘事結構

《西藏一年》每集以一個人物發生的故事為原點，同時帶出多個相關人物，揭示出人物背后發生過或者正在發生的故事。例如，以秋季收割農作物為故事線索的第二集里，鏡頭始終只是誠實地記錄著從寺廟返回家中幫忙收割的小喇嘛次平與父親之間的一言一行，并未對父子關系做出任何點評，但受眾在故事的畫面陳述中體驗到一種新鮮感、好奇感，使得紀錄片貼近時代，貼近現實，讓觀眾了解到了一個寺院陳規和世俗生活相互沖撞而又并行發展的西藏。

單線敘事結構幾乎成為中國傳統紀錄片的常態，《西藏一年》采用多線交叉敘事無疑為紀錄片創作和觀眾觀賞樂趣提升等提供了有益的嘗試。它成功抓住了海外受眾想要了解經歷多年改革開放后，當下的中國人的生活質量、人際關系等具體生活狀況變化的興趣點。通過鏡頭展示了藏族特有的婚喪嫁娶、生老病死、宗教信仰等的內容，讓外國人感受到古老的中國文化如何在現代化的社會繼續繼承與發展，使外國人客觀公正地看待中國，這就達到了我們的目的。從本片在英國廣播公司（BBC）播出過三次，且均創收視佳績，之后又在40多個國家和地區熱映，可以看出這種全景式透視的結構，給了受眾一種“上帝視角”增添了其觀看的趣味，調動了其“參與”故事的積極性。

（三）客觀記錄與人文意識的深度體現

1.用鏡頭說實話，充分發揮紀實優勢

用鏡頭客觀記錄下事件的發展全貌是紀錄片的傳統?！段鞑匾荒辍返闹谱鲌F隊拒絕“獵奇”心態，忠于鏡頭，充分利用紀錄片聲畫一體的優勢，以一種不干預的態度進行創作，從細微入手，將鏡頭深入人的內心世界，對個體進行深層意義上的思考，進而獲得對整體認識。在第五集里，鏡頭沒有回避天葬，而是將過程客觀地記錄下來。一個民族的喪葬儀式深深根植于它的文化。在死亡面前，任何的語言或者是文字都是多余的，對生命的敬畏之心，對輪回的向往，用身體完整最后一次布施，藏族人對死亡特有的平靜，通過富有感染力的鏡頭語言深刻地體現了出來。

2.以完整的人文敘事還原一個真實的西藏

人文敘事方式使得紀錄片洋溢著人情味，從真情中引發人們的感動。作為一種體現人文精神和終極關懷的載體，電視紀錄片只有固守人文理念，關注人，以人為切入點，方能保持旺盛的生命力，經得起觀眾和時間的檢驗。之所以以西藏第三大城鎮、農牧業占比高達80%的江孜為《西藏一年》的拍攝地點，就是因為江孜是除了拉薩外，西藏保存最完整的古城。制片人書云帶領制作團隊扎根西藏一年，力求通過平實的記錄、樸素的旁白，盡量客觀的展現出今日藏人的生存狀態。正如楊猛所言：在這部紀錄片中，“各種原本互不相干的人事，在蒙太奇的切換與旁白的輔助下，形成了一個完整的人文敘事建構?！盵6]

三、提升我國紀錄片對外傳播能力的對策研究

（一）堅持在以中國價值觀為內核基礎上正視文化差異

海外受眾不同于國內受眾的最大特點就是存在“文化差異”，這就要求紀錄片的創作者必須在正視文化差異。構建國家形象的過程中，為了減少國際傳播的“排斥現象”，讓我們的發展模式能順利得到認同，我們需要更深入地研究海外受眾所處的不同政治制度，發展階段、文化背景、習俗習慣、生活方式和宗教信仰，在進行中國敘事時努力細分觀眾，找到共同關心點，引發同理心，例如，鏡頭使用上應以表現普通人的生活為主，這是不同國度的人們共同關注的問題，因為能夠代表一個國家民眾生存狀態的不是處于金字塔尖的精英群體，而是宛如塔底基石一般的廣大下層民眾。

（二）建立健全的國際預售制度

預售制即創作者在作品未完成階段，向投資方（如電視臺和節目發行公司）展示自己的創意或拍攝素材，爭取資金扶持，以進行后續拍攝以及制作的一種融資模式。因為是融資，資方可是多家同時共同出資，這樣不僅能保證創作者能募集到充足的資金，還能降低投資者的市場風險。同時因為合約訂立的依據是創作之前的策劃與不斷論證，這在一定程度上又能保證紀錄片在題材選擇上的獨創性和故事性。這種讓利益得到最大化的良性循環模式自20世紀80年代問世以來，迅速普及全球。但在起步較晚的中國紀錄片市場，導演或制片人依然多是“獨行俠”，自己獨當一面并承受所有風險，憑借個人化的藝術感覺隨性拍攝。雖然這種“獨立”在一定程度上，給了創作者更大的自由度，但這也使得中國紀錄片市場很難進入一種“高投入——高質量生產——高收視率——更高投資”的良性循環，更不要說在跨文化傳播上形成規模。

（三）培養儲備擁有高素質的紀錄片人才

根據傳播學的“編碼和解碼”理論，電視紀錄片的制作與傳播，其實就是制作者的編碼和受眾的解碼過程。申言之，就是李寧所說“在消費過程中，觀眾通過觀看紀錄片，對符號進行解讀，闡釋其中的意義。要讓紀錄片中的聲音、畫面符號在跨國境、跨文化的傳播過程中實現有效的‘編碼’和‘解碼’，一方面是主題的選擇，拍攝的手法和內容的表達要貼近外國受眾，另一方面是翻譯的質量要讓觀眾能夠正確理解影片?！盵7]

遺憾的是，在我國擁有專門的紀錄片創作隊伍的電視播出機構仍是鳳毛麟角，且在電視紀錄片創作這支隊伍中懂得專業知識和對外傳播業務，卻不太懂外語；或是懂外語，但專業水平、寫作能力相對較差，這樣長短腿的創作人員并不是少數。應該指出，懂外語和懂對外傳播并不完全是一回事，不能畫等號，但兩者有密切聯系是毋庸置疑的。但現實是，那些有能力的編導為了完成自己日常的工作就已疲憊不堪，更不要說為了與國際接軌特地騰出精力制作紀錄片。因此，我國的許多紀錄片根本不留國際聲，也沒有無字幕版，更無完整臺詞本。這種背景下，在海外營銷時，能做到內宣、外宣統籌兼顧，采用國際、國內兩個版本的《西藏一年》能夠走出國門并取得海內外受眾的共同喜愛就可以理解了。

紀錄片《西藏一年》里，新中國第一位藏族博士格勒為其是策劃人，而制片人書云則是師從著名藏學家邁克·阿里斯學習藏文化的旅英獨立制片人，而3人組成的攝影團隊中又有兩人是藏族人——中央新聞紀錄電影制片廠的仁多吉和扎西旺加，這是一個擁有成熟電視制紀錄片制作能力，且對被攝領域有著專家級學者的專業制作團隊。對比目前我國大多數紀錄片制作人，多是畢業于廣電傳媒等專業，只具備電視制作知識的單方面人才，我國要加強對外傳播，傳媒機構在吸收和培養復合型人才方面要有所調整，要以培養一支業務精、技術優、懂外語、有專長的對外傳播新型的隊伍為目標。

四、結語

從自滿于內部欣賞的國內視角轉換到主動邁向海外市場的國際視角，中國電視紀錄片的這種轉變蘊含著讓世界認識自己的渴望。但當下，外媒先入為主的宣傳、各種敵對勢力的干擾，使得西方觀眾難以接受一個崛起的正面中國形象。而這無疑要求中國紀錄片人，從《西藏一年》之類的成功案例中找到適合自己的傳播策略，主動切換國內國際雙視角，做中外話語體系的“翻譯官”和“轉換插頭”，讓世界了解一個真實、立體、全面的中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