關于時代與寫作的隨想

范小青

狄更斯在《雙城記》里寫道：這是一個最好的時代，這是一個最壞的時代；這是一個智慧的年代，這是一個愚蠢的年代；這是一個信仰的時期，這是一個懷疑的時期；這是一個光明的季節，這是一個黑暗的季節；這是希望之春，這是失望之冬；人們面前應有盡有，人們面前一無所有；人們正在踏上天堂之路，人們正在走向地獄之門。

來到我們今天所處的時代，我們能夠深切地感受到狄更斯在一百六十年前的描述與今天時代的驚人的相似，幾乎每一組詞匯，都是相符合相應對的。

也許我們會反問自問，對于一個時代的評價，對于一個時期的判斷，為何會出現如此之大的反差，最好和最壞，智慧和愚蠢，光明和黑暗，信仰和懷疑，希望和失望，天堂和地獄，緊緊糾纏在一起，你中有我，我中有你，形成了一個時代的整體的面貌。這個面貌是如此的紛繁復雜，是如此的令人瞠目結舌。

無疑，如同狄更斯所處的英國工業革命時代，我們今天身處的時代，是一個變革的時代，這個變革，不是一般的變革，是巨變，巨大的變化，是劇變，劇烈的變化。

我們知道，歷史波浪式前行，時快時慢，時高時低，并不是每一個歷史階段都是如此的巨變和劇變，但是我們趕上了。所以，我們今天的寫作，就是在激烈震蕩的時代潮流之中。

文學來自生活，來自時代，那么今天的文學，會是什么樣子，應該是什么樣子呢。

《雙城記》的出版，是1859年，書中的故事背景，發生在1775年到1793年，這是英國革命的時代，從農業、手工業，進入了機器生產，開始是蒸汽機，后來有了電動機，其結果就是生產力極大的提高，經濟發展，社會進步，人的變化等等。

正如馬克思的名言：人成為機器的奴隸。

文學是人學，哪怕時間過了幾千年，哪怕時代變化再怎么巨大再怎么急速，文學寫人的本質卻是不變的。

文學寫人的本質不變，但是人卻一直在變。

我們在早期的西方文藝作品中，常常能看到對于這種人的變化的描寫。比如卓別林電影中的形象；比如二戰后科技大進步，產生了人與機器互相糾纏互相掌控的變化，這類作品通常的一個主題就是：機器是人類創造的，最后它會控制人類、毀滅人類。

今天看起來，這樣的主題已經不算什么新鮮事，但是如果我們退回去四十年再看一看，就知道時代對于我們的影響。

1986年美國有一部電影《砍槌》放映，說的是一家大型超市，因為管理上的難度，失竊嚴重，于是買來兩臺看門機器人，晚上除了安排值班人員，再配備機器人看守。機器人手持砍槌，立于大廳，只要有人靠近，它就揮舞砍槌追殺，果然防賊效果很好，小偷再也不敢光顧。但是有一天打雷閃電，把機器人的線路破壞了，它失控了，在超市里追殺值班人員。

回頭看看我在1986年寫作的情形。那一年我寫過一個短篇小說《過界》，寫的是鄰里之間因為在院子里搶占地方搭建建筑而發生矛盾。在八十年代之前，中國的老百姓對住房似乎是沒有什么想法的，因為家家都一樣，一家三代四代共居一室的情形多得很。但是進入八十年代以后，一方面，孩子們都長大了，繼續混居十分難堪尷尬，同時隨著改革開放的到來，人們逐漸開始對生活有了希望，有了追求，于是，大家爭先恐后地要改變自己的住所，你占了我的地方，我搶了你的面積，互相越界，打了起來。

從這兩個例子中可以看到生活和時代對于文學藝術的影響。在1986年的那個時間節點，我只能寫出《過界》這樣的小說。那時候，我們的經濟社會的發展還剛剛起步，物質還遠遠沒有達到豐富的程度，別說超市，我們的憑票供應的歷史，從1984年深圳開始試點取消糧票，一直到1993年全國才全面取消了糧油票證，開放糧油供應。

說回《砍槌》，從1986年，一直到近兩年的美劇《西部世界》，這些作品，無論情節是很簡單，還是非常燒腦，其實都是講的同一個主題：人的變化。

再回到當下，我們身處的當下，是經歷了改革開放強力震蕩的四十年，這樣的震蕩，對于人類、對于每一個人來說，產生了什么樣的影響呢。

思想觀念的變化，生命的質量，物質豐富后的現代化生活等等。

同時，有這樣的數據：

大中學生視力不良率達86%；全國有一億多小眼睛，近視眼高發低齡——記得我們小的時候，每個班級最多有一兩個“小眼鏡”，大家視為稀罕，現在卻徹底反過來了，不戴眼鏡成為稀罕了。

日本不婚男性，25%——男大當婚，女大當嫁的人類的必然經歷，似乎已經成為歷史。

對于現代科技的過分依賴，因為過于物質化的追求而忽視精神價值等等，都會造成人和人類的改變。

比如在現代化的今天我們人人追求的一個“多”字。

多，是人類的終極目標，什么都想要多，錢要多，物質要多，現在甚至關于讀書的推廣，也多到需要令人反省了，于是有人寫了“不必讀書單”，來提醒大家關注。

多多益善。但是如果太多了呢？

我曾經創作過一個短篇小說，題目是《人群中有沒有王元木》，寫一個人早晨起來收到一個朋友發來的笑話段子，他看了以后哈哈大笑，但是笑過以后，他忽然愣住了，因為給他發段子的這個人名叫王元木，這個王元木的名字，雖然存在他的手機通訊錄里，但是他卻忘記了王元木是誰，一時間大腦短路了，怎么也想不起來王元木是誰，他問他的家人，家人不知道，說，你的朋友，我們怎么會知道是誰。他干脆打電話過去，那邊接了電話，他就問，你是誰？那邊的那個“王元木”應該是他的一個熟人，否則他怎么會把他的名字存在手機里呢。但是你沒頭沒有腦地去問一個熟人你是誰的話，人家肯定以為你在開玩笑，所以電話那頭的那個“王元木”決定不理睬他，說了一句，我是誰你不知道嗎，你不知道的話，怎么會有我的手機號，怎么還給我打電話呢。電話掛斷，偏不告訴他。我們的主人公雖然已經聽到了對方的聲音，但還是想不起來王元木是誰，他打開手機通訊錄再看了一眼，頓時大驚失色，因為他發現他的手機通訊錄里大部分的人名，他都記不起來了，看起來都像是陌生人，這下子嚇壞了，以為自己腦子出問題了，或者是什么心理問題，于是求醫問藥，多次折騰，一番檢查下來，醫生說你沒有病，生理的心理的，都沒有。這時候他的兒子來告訴他了，說，老爸你不要驚慌，不是你的人腦病了，是電腦病了，就是手機中了病毒。這款病毒叫“漢字拆解”病毒，它會將你手機里所有儲存的人名，凡是人字旁的，全部拆解掉，把上下結構，左右結構，內外結構的漢字，拆掉一個偏旁。所以這個王元木，他其實不叫王元木，他真名叫汪元林，是你的一個老朋友吧，漢字拆解病毒將他的汪字，去掉了三點水，就成了王，將他的遠字，去掉了走之旁，就成了元字，將他的林字，去掉一個木，成了木。于是汪遠林就成了王元木。兒子替他把病毒殺了，手機恢復，一切正常，所有的人名，他都記起來了。虛驚一場。

這個小說是現實主義的，但又不是現實主義的。一方面，現實生活中并沒有出現、至少到今天還沒有出現這樣的病毒，另一方面手機通訊錄（后來是微信）里存了好多人，有許多都記不得、不認得，這樣的事情生活中很多很多，我自己就碰到過，收到的笑話，不知道是誰發的，打開微信看看，至少一半以上都不知道是誰，為什么，太多了。

既然這么多人都是不認得的，不熟悉的，為什么不刪除掉一點呢，用不著，反正手機內存夠大，反正不影響我的便利使用。我還記得從前我使用過的一部手機，最多只能存二百個人名，超過二百個，它就要你刪除掉一些再存了，但是現在我們使用的手機，不知道能存入多少個名字，似乎是無極限，據說有人存一兩萬的都有。

你的手機里存了那么多的人，你還能全部都記得嗎？

當然不能。所以，說到底，真不是手機的問題，不是電腦的問題，還是人心的問題，人類的貪多和依賴的本性，在現代這個“多”的社會，發展到極致。

用一個并不存在并未出現的、也可以說是超現實的“病毒”來提醒我們，讓我們警醒，在一個“多”的時代，要學會聚會和選擇。我想，文學作品，就是寫作者對于時代改變人和人類時所提出的警醒。

除了“多”的特點，這個時代還有無數無數的全新的奇異的特征，它是如此的不同以往，它的翻轉，它的魔幻，它的真假混淆，它的瞬息萬變，讓我們產生了強烈的不真實感。

于是，寫作者受到影響，將不確定的、不可靠的信息，將魔幻的現實，以不確定的敘事來表現，告訴讀者，這個世界和從前不一樣了，這個世界，存在多種可能性，而不是只有一種解釋一個答案。

仍以我的一個短篇小說為例，這個小說叫《看見》，寫一個高度近視、幾近失明的人，當他的眼睛重新“看見”以后，他才發現，一切都和他的“看不見”時揣摩和體會的想法相去甚遠。

他一直以為辦公室某個位置上坐著一個性格溫和、聲音柔和的女同事小丁，結果發現完全是另外一個人，原來“小丁”早就調走了；因為他的“看見”，無意中戳穿了辦公室復雜的人際關系，得罪了領導；他在單位的人事部門幫助工作，“看見”了檔案里的一些差錯，這些差錯和同事的升遷、調動、退休等有著緊密的關聯，難道不應該糾正嗎，結果惹翻了許多同事；從他“看見”了以后，他看見了許多同事們都“看不見”的東西……總之，最后他終于明白了，現實早已經不是你以為的現實。

《看見》其實并不是在寫眼睛看得見看不見的問題。都知道看事物要透過表面看本質，但是如果本質太過夢幻，太過奇葩，太過復雜，又太善變，你的“看見”就要加上一個引號了。

文學寫人心寫人性，密切關注人性在日常生活中的各種表現，這是文學應該做的事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