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于技術接受模型的肝癌篩查技術擴散利用影響因素研究

曾志超，鄧清文，劉文彬

肝癌是我國第六大常見癌癥，并且是導致癌癥相關死亡第二大病因[1]。利用腫瘤標志物對肝癌患者進行早期診斷和篩查，可以有效降低肝癌的死亡率，提高肝癌患者的五年生存率[2]。與傳統的甲胎蛋白腫瘤標志物相比，異常凝血酶原(des-γ-carboxy prothrombin，DCP)具有更高的特異度和靈敏度[3]，但目前其臨床運用仍較為有限，對肝癌的防控效果還未充分發揮作用。因此，該研究擬借鑒在計算機、管理學、經濟學等領域廣泛運用的技術接受模型(technology acceptance model，TAM)[4-5]，以DCP檢測技術為例，通過構建結構方程模型，系統分析相應技術擴散利用的影響因素及其相互作用機制，為促進DCP檢測技術等肝癌篩查技術的擴散利用提供理論支持。

1 材料與方法

1.1 研究假設TAM在預測醫師對特定技術的使用行為方面具有良好的解釋力[6]。該模型包含感知易用性、感知有用性、使用態度、行為意向、行為等要素，其中感知易用性指學習和使用特定技術的難易程度，感知有用性指特定技術相對于傳統技術的優勢，使用態度指對特定技術正面或負面的評價，行為意向指使用特定技術的主觀意愿程度，行為指采納使用特定技術。

TAM認為實際使用的行為由行為意向所決定，感知有用性和使用態度共同決定了行為意向，使用態度又是由感知有用性和感知易用性共同決定，而感知易用性在一定程度上能夠影響感知有用性。本研究基于TAM，建立圖1所示的各變量關系的概念模型，并提出以下研究假設：臨床醫師對DCP檢測技術的感知易用性正向影響其感知有用性和使用態度，感知有用性正向影響臨床醫師的技術使用態度和行為意向，使用態度正向影響其行為意向，而行為意向正向影響其行為。

圖1 各變量關系的概念模型

1.2 研究對象于2019年2月至8月，采用多階段抽樣的方法，首先，從肝癌高、低發區域中分別選擇福建和江西兩??；其次，每個省抽取2家醫聯體集團，對醫聯體內部醫療機構中與肝病診療相關科室(如肝內科、肝外科、腫瘤內科、消化科、感染科等)的臨床醫師開展問卷調查。共計發放問卷246份，回收有效問卷230份，有效回收率94%。

1.3 調查工具調查工具采用自行設計的結構化問卷，調查內容包括三部分：其一為臨床醫師的人口學特征，包括性別、年齡、學歷等信息；其二為DCP檢測技術的技術層面特征，包括感知易用性和感知有用性兩個維度；其三為臨床醫師對DCP檢測技術的態度、意向及使用情況(表1)。感知有用性、感知易用性、使用態度和行為意向4個維度采用Likert五分法，從“1”到“5”表示從“非常不同意”到“非常同意”；行為維度使用5個等級劃分，從“1”到“5”表示從“0～20%”到“81%～100%”

表1 調查工具涉及變量及具體內容

1.4 統計學處理對調查對象人口社會學特征和各條目選擇情況進行描述性分析；采用AMOS17.0軟件建立結構方程模型，通過路徑分析確定DCP檢測技術擴散利用的影響因素及作用機制，并對感知有用性在感知易用性和使用態度之間、使用態度在感知有用性和行為意向之間的中介效應進行檢驗。以P<0.05為差異有統計學意義。

2 結果

2.1 調查對象基本情況納入研究的230名臨床醫師中，男性占66.1%，福建省和孟超醫聯體的臨床醫師較多，分別占63.9%和49.1%；所在科室主要為感染科、消化科和肝內科，分別占19.6%、16.1%和11.3%；學歷為本科及以上占90.9%；21.7%的人擔任行政職務；工作年限多為1～10年，占54.8%。見表2。

表2 調查對象基本情況

2.2 調查對象各條目選擇情況在感知易用性、感知有用性、使用態度和行為意向維度中，調查對象選擇“5”(表示“非常同意”)的比例最高，選擇“1”(表示“非常不同意”)的比例最低；而在行為維度中，選擇“1”(表示概率為0～20% )的比例最高，選擇“5”(表示概率為81%～100%)的比例最低。詳見表3。

表3 調查對象各條目選擇情況

2.3 路徑分析和中介效應分析DCP檢測技術接受模型的擬合指標顯示模型擬合良好：χ2/df=1.916, GFI=0.881, AGFI= 0.832, RMSEA=0.061, NFI=0.937, IFI=0.960, CFI=0.960。路徑分析結果顯示研究提出的6個假設均被證實：臨床醫師對DCP檢測技術的感知易用性正向影響其感知有用性(β=0.889,P<0.001)和使用態度(β=0.223,P<0.05)；臨床醫師對DCP檢測技術的感知有用性正向影響其技術使用態度(β=0.652,P<0.001)和行為意向(β=0.413,P<0.001)，臨床醫師對DCP檢測技術的使用態度正向影響其行為意向(β=0.511,P<0.001)，行為意向正向影響其技術使用行為(β=0.237,P<0.01)。見圖2。

圖2 各變量關系的路徑模型

運用Bootstrap進行中介效應檢驗。結果顯示：感知易用性對使用態度的直接效應值為0.223(P<0.05)，中介效應值為0.579(P<0.05)，95%CI為[0.331, 0.889]，不包括0，表明存在部分中介效應，中介效應占總效應的72.19%；感知有用性對行為意向的直接效應值為0.413(P<0.001)，中介效應值為0.333(P<0.05)，95%CI為[0.190, 0.520]，不包括0，表明存在部分中介效應，中介效應占總效應的44.64%。

3 討論

本研究通過我國肝癌高發、低發區域醫聯體集團的臨床醫師樣本，以DCP檢測技術為例，基于技術接受模型，構建結構方程模型研究肝癌篩查技術擴散利用影響因素及其作用機制。研究結果將對促進肝癌早期篩查技術擴散利用、改善患者預后及整體健康狀況提供重要理論支持和實踐依據。

技術接受模型中的主要理論假設在本研究中得到了驗證，如“臨床醫師對DCP檢測技術的使用態度顯著正向影響其行為意向，而臨床醫師對DCP檢測技術的感知有用性和感知易用性共同決定其使用態度、且感知有用性在感知易用性和使用態度之間發揮中介作用”。

與大量前期研究[7-8]的結果一致，使用態度不僅能正向預測行為意向，且在感知有用性至行為意向的路徑中發揮中介作用，這也證實了使用態度對行為意向的關鍵性作用[9-10]。鑒于高行為意向能直接促進使用行為的發生，應著力明確相應技術使用態度的影響因素，以制定針對性措施促進技術擴散利用。

其中，感知有用性和感知易用性對技術使用態度的正向影響，已在眾多前期研究[11-12]中報道。這提示當特定肝癌篩查技術(如DCP檢測技術等)與傳統同類技術相比具有診療效力、成本等方面優勢或者更易于操作運用時，將有助于推動臨床醫師形成對技術使用的積極態度。同時，與既往技術接受模型的相關實證研究[13-14]結果類似，本研究中感知易用性和感知有用性對使用態度的標準路徑系數分別為0.223和0.652，提示前者對技術使用態度的直接效應低于后者。但是，此結果并不能說明感知易用性對使用態度的影響明顯低于感知有用性，根據中介效應檢驗結果，感知易用性還可通過感知有用性間接影響使用態度，且感知易用性和感知有用性之間具有較高的相關性。這提示當DCP檢測等特定肝癌篩查技術被認為更容易掌握或操作時，相應技術也更可能被認為優于傳統技術。因此，在相應技術擴散利用實踐中，應同時重視提高臨床醫師等技術運用群體對特定技術的感知可用性和感知易用性，不可偏廢。

綜上所述，使用態度是影響DCP檢測技術擴散利用的重要因素，而使用態度由感知有用性和感知易用性共同決定。建議在技術擴散過程中，技術開發組織和技術利用組織(包括醫聯體或特定醫療機構)應更關注產品性能，尤其是新引入技術相對傳統技術在提高診療效力、方便操作使用、降低經濟成本等方面的優勢。同時，可通過設置技術顧問、舉辦培訓講座、學術沙龍等，減少臨床醫師在使用新技術時的障礙或學習成本。此外，還應積極與已配置使用相應技術的上級醫療機構和權威專家進行合作，發揮其示范作用，以改善臨床醫師對新技術的使用態度，進一步深化相應技術的擴散利用實踐。

本研究也存在一定局限性，如技術接受模型側重于個人和技術兩層面的技術利用影響因素分析，而相對忽視了組織和社會層面的潛在影響因素；另外，由于時間和經費的限制，本研究的樣本量有待提高。后續研究將擴大調查范圍、優化樣本代表性，并納入更多組織或社會層面的潛在影響因素進行分析，以增強研究結論的穩健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