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蘇省域經濟地區協調發展研究

王現林 孫筱

[摘要]協調發展和共同富裕目標，為新階段省域協調發展提出了方向和要求。作為經濟強省的江蘇，對省域經濟協調發展的訴求更為強烈?；隈R克思關于經濟活動4個環節和社會總產品再生產理論，利用國內主要統計年鑒，對江蘇省域經濟發展中的地區差異及其內在影響進行比較分析，發現地區之間的經濟結構差異性與其總量和質量存在內在必然性。進一步研究發現，非公經濟因素、不完全競爭以及公共性不足等因素制約了地區經濟協調發展、整體質量及競爭力的提升。應對之策主要有推進結構優化升級，暢通省域經濟體系通道，強化公共財政統籌協調能效，構建協調發展、高質量發展與共同富裕相互促進的制度與環境。

[關鍵詞]江蘇；地區差距；馬克思；協調發展

解決發展不平衡不充分的問題，是當前和今后一個時期重要的發展任務，在全體人民共同富裕上要取得更為明顯的實質性進展。習近平總書記指出，結構性失衡會影響社會和諧安定，“到‘十四五末，全體人民共同富裕邁出堅實步伐，居民收入和實際消費水平差距逐步縮小”[1]。對于經濟發達省份江蘇，實現省域經濟協調發展、高質量發展及其與共同富裕相輔相成，具有突出的重要性和緊迫性。

一、 經濟發展的系統動態性和整體協調性

隨著新時代的經濟社會發展，市場擺脫了自由競爭，進而轉入壟斷不時嚴重干擾效率公平的時期。過剩與壟斷的交互作用，超出自由競爭的邏輯和西方主流理論的范式框架，正深刻影響著生產、分配、交換、消費的結構、質量及速度、數量等各個方面，制約著后工業化的進程和協調發展、共同富裕的整體推進。推動結構匹配和動態平衡，實現地區協調發展，是當下理論與實踐中緊迫且重要的課題。馬克思在《1844年經濟學哲學手稿》和《1857—1858年經濟學手稿》中的《導言》部分對生產、分配、交換及消費的重要論述和研究，在《資本論》中的運用，至今仍然具有理論、方法及實踐上的啟發乃至指導意義。

1. 經濟活動的系統動態性

辯證唯物論拒絕割裂，總是要在事物的系統動態性中把握內在規律性。體現在政治經濟學批判的研究中，可以探究不同層面經濟活動的內在關聯，發現生產、分配、交換及消費的系統動態性特征與規律[2]。

在短缺時代，生產決定分配、交換、消費?！吧a是實際的起點，因而也是居于支配地位的要素”[3]，消費是終點，分配與交換是中間環節，且“交換依照個人需要把已經分配的東西再分配”，交換位于分配環節之后。生產決定分配、交換、消費的對象，沒有生產，另外3個環節就無法進行。生產的方式決定分配的形式，人們在分配中所處的地位和關系也取決于其在生產中的地位與關系。此外，生產決定交換的規模和程度，生產越發展，交換規模就越大，程度也就越深。生產對消費的決定作用則表現在生產創造了消費的方式、質量、性質和動力。商品經濟取代自然經濟，實現整個經濟活動的社會化，也將生產、分配、交換、消費4個根本環節的相互聯系、相互制約關系進行社會化分權、分利乃至分化，這也即所謂的分工。這種分的格局也需要合來加以社會性回歸，達到分而不同、合則共贏的辯證統一關系。然而，私有制的統治地位決定著在該制度之下分而不合的態勢，最終必然深刻且根本性地影響著經濟社會的可持續發展和人的全面發展及共同富裕。特別是在4個環節中的任何環節，在面對整個社會經濟活動相對過剩的總量問題時，這種總產品的“節余”，形成壟斷勢力的資質基礎，并能通過資本及其市場的杠桿，形成市場勢力和權柄。這意味著過剩的生產力與壟斷的生產關系已經結成互動同盟，形成交互利用的利益共同體。這種基于生產的失衡，再將失衡擴散至其余環節，加劇分配、交換、消費的失衡及其對再生產的制約。

在相對過剩時代，分配、交換、消費反作用于生產。特別是在普遍相對過剩滋生壟斷以來，分配、交換、消費對生產的反作用，不僅表現在產品分配的合理與否、交換的速度快慢會促進或延緩生產的發展，甚至起著決定增長動力與發展潛力、經濟活力及競爭力的作用。過剩時代，消費問題本質上還是分配與供給的前提條件，為生產和交換提供動力、拓展空間領域，推動生產的縱深和廣度的發展，促使各行業、各地區保持同步性、協同性發展。整體經濟行為的一體化、同種商品的一價性，均有其形成的可能與必要性。消費作為生產的目的，生產出來的產品只有經歷了消費環節才成為真正意義上的商品，同時消費又為再生產創造出勞動力。消費過程中創造出新的生產需求，為生產提供了內生動力。當今時代與社會的生產背景是普遍的相對過剩與壟斷的盛行，結構性失衡，生產供給的動力和潛力越來越受到分配、交換、消費的制約。分配差距不斷擴大導致人們的消費傾向普遍降低，交換環節的壟斷性等。生產結構失衡導致分配結構失衡，分配結構失衡引發需求結構失衡[4]，而分配與消費又反作用于生產環節，加劇生產環節的失衡，直接制約生產的可及性、發展的全面性和富裕的共同性。

2. 地區發展的整體協調性

馬克思科學深刻地揭示了資本制度驅動之下的工業化及其矛盾運動的客觀規律。這些研究成果及研究方法，對于21世紀仍然要面對資本制度深度影響之下工業化、后工業化進程中結構失衡難題的世界，特別是對于追求協調發展、共同富裕的當代中國，具有普遍科學性和指導意義。

例如，馬克思關于生產、分配、交換、消費的論述還可以運用到宏觀整體的層面，如根據社會總資本再生產理論框架，社會總產品的生產、分割（分配）為兩大部類的C、V和m，以及3次交換乃至4類群體的消費，這些相互緊密關聯著的基本環節是經濟分析的主要內容。其中的任何一個因素出現供求方面的不匹配，無論是總量還是結構性的，都將造成失衡和混亂。實現結構匹配與總量平衡是馬克思主義經濟學研究的重點；但是僅在市場自發作用下，社會生產和消費之間無法自覺實現平衡。資本主義制度下，生產社會化與生產資料私人占有之間的矛盾必然導致結構失衡、生產過剩。馬克思社會再生產理論分析兩大部類之間的平衡[5]，即商品生產與消費活動之間形成平衡性結構關系，社會再生產才得以實現。

重要的問題還在于，結構失衡的外向擴展性。在當今普遍相對過剩的時代背景下，有效需求根源于消費者整體的支付能力及支付意愿。從事實性結果和可持續性發展勢態來看，制約支付能力的是最廣泛的中低收入群體，而制約支付意愿的則是高收入群體?，F實性的問題在于，分配差距在群體上的分布，最終根源分布在不同地區的不同行業；因此需求上的差距，還可以內在地表現在地區性差距上。這就迫使經濟發展的地區差距與居民收入的地區性差距形成了交互作用機制，地區差距、城鄉差距及居民收入差距構成結構性矛盾3個最主要的層面，它們共同構成省域協調發展、高質量發展、共同富裕的掣肘。

貫通生產、分配、交換、消費這4個環節，協調地區發展將有利于擴大內需，拉動增長，助力解決發展不平衡不充分的主要矛盾。

二、 江蘇經濟地區差距的表現

從“強富美高”向協調發展、高質量發展和共同富裕躍升，這深刻體現出理論和實踐層面對江蘇省域經濟發展中結構性問題的關切，而多維度地認清地區性差距尤為緊迫。

1. 生產層面的地區差異

生產環節中，江蘇省三地區的差距主要體現在地區生產總值、人均地區生產總值與產業結構1。

其一，經濟總量差異。通常而言，衡量經濟發展的程度與速度，首選指標是經濟總量及其人均水平以及相應的增長速度。由圖1可知，三地區生產總值總體呈上升態勢，但無論從絕對數值還是增長速度來看，蘇南均優于蘇中、蘇北，差距明顯且有進一步擴大之勢。蘇南地區生產總值占全省比重持續保持在50%以上，總體呈現“強者愈強，弱者趨弱”的態勢。2020年，蘇南人均生產總值達到156393元，相比2000年增長了7.01倍，比2020年蘇中、蘇北人均生產總值超出22.8%和96.6%。由于蘇南地區發展基礎相對堅實，能夠保持強勁增長的勢頭，與蘇中、蘇北地區的差距很難出現縮小的趨勢。

省內三地的經濟總量差距不斷擴大，固然有歷史、政治、區位等外在性因素，但不可以忽視省域內部系統內生的成因，包括地區間的生產效率、社會性財產權利分配、人與資源等要素的流動、人民發展的程度以及與這4個方面構成契合的制度及政策驅動。這些方面的聯合作用機理，需要通過下面的分析來進一步探析。

其二，產業結構差別。產業發展的高級化和產業體系的完整性、韌性及可持續性，均能體現出產業結構的質量水平。這既依賴于拉動產業升級優化的生產、分配、交換的制度體制機制，也有賴于資本、人力等要素現代化發展的程度及其能效。三地區作為相對獨立的體系，在產業發展階段和產業結構布局上以及城鄉土地的跨地區置換中，均存在著顯著的擴大差距的驅動力。

由圖2可知，2020年蘇北第一產業占比仍高達10.56%，遠高于蘇中和蘇南的5.01%和1.57%。蘇南第三產業占比最高且上升勢頭較好，2014年起蘇南第三產業逐漸占據主導地位，貢獻率超過50%。直到2018年，蘇中、蘇北的第三產業占比才首次超過第二產業。蘇中、蘇北第三產業占比較低，發展相對滯后，服務業發展較為緩慢，這是其經濟落后于蘇南的一個重要原因。

顯然，產業發展質量的地區差異性與地區研發與創新能力的提升存在高度相關性。生產要素自主流向勞動生產率較高的部門，促使蘇南地區的產業結構不斷高級化，從而創造出新的消費需求、帶動生產環節資源供給變化；最終，供需端的結構變化也會帶動該地區的產業結構升級。相比之下，蘇中、蘇北兩地區則相對較弱一些。

2. 分配層面的差距

從物質的基礎性來看，生產決定分配，生產結構失衡內在地決定了分配結構失衡。生產對分配的決定性，不僅僅體現在所有制層面，還體現在對分配原則和格局的決定性作用。按勞分配并不會拉大勞動者之間的收入分配差距，而市場化的體制機制，按要素、按貢獻的壟斷，以壟斷的方式進行分配，差距的形成和不斷拉大具有體制性和必然性。工商優先發展和土地財政的交互作用，擠壓農業、農村發展空間，農民變市民，加劇城鄉差距的同時，也拉大了地區之間的落差。主要表現在：

一是居民收入的地區性差距突出。2020年蘇南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達到5.8萬元，同2014年相比，整體增長了58.9%，是2020年蘇中、蘇北地區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的1.42倍和1.88倍。三地區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均處于上升階段，但由于蘇南地區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基數較高，因此與蘇中、蘇北的收入差距在絕對數值上進一步拉大。另外，蘇南在保持較高富裕程度的同時，增長勢頭依然強勁，收入差距呈現出明顯的持續性。

二是城鄉收入的地區間差距不斷擴大。城鄉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同步增長（圖3）。從相對比值來看，城鎮居民的人均可支配收入達到農村居民的兩倍以上。但差距逐漸縮小，2011—2020年，農村居民人均純收入年均增速為9.4%，高出城鎮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10.6個百分點。2020年江蘇城鎮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為5.31萬元，同期農村居民人均純收入為2.42萬元，城鄉收入比降至2.191。

3. 市場交換層面的差異

勞動力及其他資源流向的地區差異，主要體現為人力和資本、資源的非對稱性流動加劇區域發展差距。對于特定地區來說，資源的稀缺性是共性，而能否從地區之外獲取人力、資本、資源的輸入，就決定了能否獲得競爭性優先發展權，這也是獲得地區性收入的重要基礎。就此而論，這種以交換的方式形成的跨地區流動性，最終形成了地區之間在增長與發展的基礎、權益上的再分配關系。由于歷史、區位及政策的影響，各種資源向蘇南地區流入，而反饋機制并無對稱性流量。因此，地區差距不斷拉大，表現在以下兩個層面：

一是勞動力的非對稱流動。全國范圍內江蘇省屬于人口流入地區，但由于省域經濟發展不均衡，人口在省內存在不同程度的流動性：蘇南為人口凈流入地區，2011—2020年人口凈流入193.73萬1；蘇中、蘇北為人口凈流出地區，2011—2020年蘇中地區人口流出11.05萬，蘇北的人口流出規模遠大于蘇中，達到74.12萬。人口的流動規模與經濟發展狀況高度相關。

二是資源流動的虹吸效應明顯。市場驅動下，資源流動的自發性具有虹吸效應：優質生產要素必然會向發達地區集聚。三地區的固定資產投資金額都在穩步上升，但從總量上看，蘇南具有絕對優勢。2010年至2017年，蘇中地區固定資產投資金額由2865.08億元增長至12258.76億元，蘇北地區由5018.89億元增長至17192.93億元，蘇南地區則由9532.5億元增長至23548.52億元，比蘇中、蘇北地區固定資產投資金額超出92%和37%。同時2000—2020年蘇南的外商直接投資金額達到3133.44億美元，分別是蘇中的3.75倍、蘇北的4.38倍2。

綜之，三地之間的勞動生產率存在顯著差異，引致人力、資本等生產要素單向流動。蘇中、蘇北的資源不斷流失，蘇南地區的要素不斷集聚。不加以調控，會產生“窮者愈窮，富者愈富”的馬太效應，地區發展差距不斷擴大。同時要注意資源配置，落后地區要把資源投入到與新產業相關的物質資本上，并注重人力資本投資，提升地區創新能力。

4. 消費層面的差距

地區性消費能力對增長與發展的制約程度，也體現出差異化。分配影響著消費，刺激和擴大消費有助于提高經濟增長的動力，而難題是，財產和收入的差距不斷拉大，無以建構生產、分配及消費的良序互動體系，難以實現辯證性和協調性的可持續發展目標。為了深入考察江蘇省域經濟發展差距態勢，下面著重從消費能力層面進行研究。

居民消費結構呈現出地區性差距。如圖4所示，自2014年起，三地區的恩格爾系數均有了較大幅度的下降，但地區間仍存在一定的差距。一直以來，蘇南地區恩格爾系數明顯低于蘇中和蘇北，且降速最快。在需求結構與供給結構的作用下形成了一定的消費結構，同時消費結構也會反作用于需求與供給結構。蘇南地區食品支出在消費支出中的比重逐步下降，消費結構合理，也會在一定程度上促進需求與供給的發展。

城鄉居民消費支出的地區性差距。居民消費水平出現差距，除了地區間的居民收入水平不同外，根本原因在于不合理的居民收入分配結構和地區間供應水平的差距。生產的持續性擴張與收入分配不斷拉大的差距，導致了普遍的相對過剩。面對這種矛盾，必須整體性優化扭曲的分配體制、激發消費需求，使消費需求增長適應生產發展，同時提高地區供給能力，發展高質量大眾消費市場。由圖5可知：一方面，三地區城鄉居民人均生活消費支出差距有待縮小，地區性差距較為明顯；另一方面，地區間的消費支出差距雖有縮小之勢，但仍較為緩慢。這種結構落差與生產、分配層面的失衡具有內在一致性。

消費強度也存在地區差異性。在過剩制約增長的時代背景下，消費問題的癥結在于分配。提高供給質量與效率，推進供給側結構性改革，以此提高整體收入水平，完善社會保障制度和社會公共服務體系，最終才能真正創造可靠和可持續的居民消費需求進而拉動經濟增長。

依據圖6所示，三地區的消費與對應的經濟總量高度正相關，進而即強勢的消費能力對當地經濟增長有極大的拉動作用。過去經濟主要依靠投資拉動，而投資拉動的實質是為了生產而生產，只能帶來名義上GDP的增長。在普遍過剩和壟斷并行的時代，社會再生產的4個環節中，消費是終點也是起點，是“驚險的跳躍”的關鍵。馬克思將消費與生產放在同等重要的位置，將消費力的發展看作是生產力的發展[6]。

三、 省域經濟地區協調發展中的體制機制障礙

解決資本與市場聯動之下的增長波動與發展動力減弱問題，實現協調發展、高質量發展目標，則需要探究制度及體制機制方面的成因，更需要在社會擴大再生產中實現結構性優化，特別是共同富裕目標的實質性推進。

1. 非公經濟的差距拉大效應

在私有制占統治地位的國家，收入分配不公是必然的結果。中國作為社會主義國家，實行公有制為主體、多種所有制經濟共同發展的基本經濟制度，之所以會出現分配不均，是因為非公經濟實行按要素分配，靠市場驅動，追求利益最大化。20世紀80年代，蘇南地區充分發揮自身優勢，大力發展工業化，利用集體資本重點發展鄉鎮企業，通過鄉鎮企業推動市場化和城鎮化的發展，形成了獨特的“蘇南模式”，并在體制與機制上不斷改革創新?！澳戏秸勗挕焙?，鄉鎮集體經濟改制，民營經濟迅猛發展。在蘇南經濟輻射帶動下，一江之隔的蘇中地區經濟也得到發展。當時位于省際邊緣的蘇北，長期以勞動密集型產業為主，加之市場化改制的政策供給相對較弱，錯失改革大潮中的發展機遇，與蘇南、蘇中逐漸拉開了差距[7]。

產業結構升級優化是推動地區經濟動能轉換的關鍵因素?；谏鲜霎a生的發展差距，蘇北、蘇中地區更加不易獲得優質生產要素。由于新產業培育開發動力不足，為保持發展速度，對落后產業的依賴性強，舊產能轉型升級進展緩慢、難度大，發展差距進一步放大。蘇南地區較早發展了勞動密集型產業，積累了產業資本的同時，還為產業結構的升級優化打下了堅實的基礎。江蘇省內南北差距在蘇中、蘇北地區因為生產結構與動能轉換接續不佳而經濟發展增速減緩的同時，蘇南地區仍保持著在發展環境和產業結構上的優勢。

2. 不完全競爭的再分配效應

非公經濟之下的不完全競爭，迫使結構失衡效應被進一步放大。不完全競爭既可以源于自然，也可以根植于差距。在過剩與壟斷并行的后工業化時代，不完全競爭造成了經濟活動4個環節大循環的堵點，其結果不僅僅是再生產條件遭到破壞，更是經濟整體的有效市場和有效需求的削弱。江蘇作為經濟大省，生產過剩與壟斷現象同樣存在，是造成地區差距的重要原因。江蘇省民營企業五十強中從事市場集中度較低行業的企業占22%，而從事市場集中度較高行業的企業達到78%1。這些行業的生產需要投入大量固定資產與資金，規模經濟效應較強，容易滋生壟斷行為，降低人力與資源流動的地區均等性。正如2021年底中央經濟工作會議所指出，我國經濟發展目前正面臨著“需求收縮、供給沖擊、預期轉弱”的三重壓力2。面對這樣的態勢，必須大力持續推進擴大內需舉措，不斷釋放消費潛力，積極化解生產過剩，多措并舉促進消費持續恢復。由此可見消費在經濟活動4個環節中，已經作為起點決定著生產，唯有擴大消費才能帶動生產的擴大，消費層次提升帶動生產層次的提升。

3. 公共財政的公共性不足效應

市場化改革固然需要效率優先，但是公共財政在很大程度很長時期內未能實踐公共性職能。非公經濟的日益發展、壯大甚至占據絕對的比重優勢，是市場化、快速工業化、城市化最突出的推動力量和貢獻者群體，但也是不斷拉大收入差距的核心力量。政府作為公共權力的象征，其在財政方面的相關舉措是干預市場分配不公的工具，但這些舉措是否有效，是否具有戰略高度和長遠眼光，主要取決于其所掌握的資源、對社會資源的動員調控愿意、能力，以及這些戰略選擇的公共性能否得到保障。對于省域經濟發展的整體性而言，局部地區的過度市場化和城市化可以被相對滯后的地區在數量上“攤平”，但是對于省域內部，地區之間的差距，則不能被無視。

財政分權以來，地方政府在財權與事權上擁有更大自由度，政府在教育、農村與社會保障等方面的保障性支出越多，對縮小該地區差距的效用就越大[8]。加強政府再分配調節職能對縮小差距十分關鍵。在中國，大量地方政府存在地方競爭的現象。部分政府官員為追求政績，不顧一切發展經濟，盡管這種行為客觀上推動了地方經濟發展，但是在這種唯GDP的考核機制和財政分權地方政府競爭的雙重影響下，地方政府更傾向于增加投資性支出，減少對地區長遠發展有利的保障性支出。

事實上，政府應積極通過調節再分配縮小收入差距并制定相應政策讓企業知道不能僅僅以獲取經濟利益為目的，同時也要積極履行社會責任。例如當高科技公司在落后地區進行投資時，它們履行社會責任的形式就超越了慈善捐贈的形式，而是以資金、技術、企業管理制度，以市場主體的身份幫助落后地區發展高新技術產業，推動產業結構優化，通過推動包容性發展為地區間協調發展與共同富裕做貢獻[9]。

匯總并對比江浙兩省在教育、農林水事務、社會保障與就業3個方面的支出，計算出3項支出占當年地區生產總值的比重，可以發現，作為東南沿海地區發展最均衡的省份，近年來浙江在公共性社會保障方面的財政支出比例均超過江蘇且保持穩步上升。自2015年起，江蘇省在教育、農林水事務方面的支出比例呈現下降趨勢，社會保障與就業方面雖有一定幅度上升，但仍低于浙江（圖7）。

4. 地區差距對省域經濟協調發展的制約

社會化大生產需要建立在長期持續的擴大再生產之上，這需要經濟行動4個環節各因素保持動態匹配和不斷協調的關系。由此，在新發展階段，省域經濟協調發展和共同富裕是大局所需和必要之選，而生產與消費之間的平衡是社會總資本再生產得以實現的條件，同時也決定了科學技術的發展與經濟的長期穩定增長，這兩者構成經濟結構調整的基礎。

實踐中的省域經濟結構失衡，則會對增長與發展質量產生不良影響。實體經濟的供給質量及其效率持續降低，虛擬經濟的過度自我循環與膨脹，會引發社會再生產4個環節統一性的周期性分裂[10]，具體表現為4個方面。其一，地區之間的勞動生產率差距明顯，促使生產要素與產品向蘇南集聚，蘇中、蘇北缺乏新的增長動能，地區發展整體實力呈相對較低水平。其二，在分配環節，分配結構的扭曲導致收入差距擴大，引發消費需求不足，內需驅動進一步下降，不利于擴大再生產。其三，在交換環節中，市場自發作用下，資源配置必然不利于縮小地區差距，出于國家政策、區位等優勢，大量優質資源流向蘇南，形成價值逆向流動的差距放大效應。其四，消費與生產匹配度不足，會引致社會化大生產結構失衡和地區差距擴大。

就實踐中的比較而言，浙江省在區域協調發展方面，更好推動富民與增長的協同性，其經濟增長的益貧性比江蘇更顯著[11]，發展成果能更好地惠及人民群眾，真正做到了藏富于民。同時浙江近幾年經濟發展增速與質量也在總體上優于江蘇。2016—2020年，浙江省GDP與第三產業產值平均增速達到6.58%和7.58%，超出江蘇省6.3%和7.14%。2020年浙江省第三產業占比達到55.8%，同期江蘇省第三產業占比僅為52.5%1。合理的經濟結構推動高質量發展，妥善處理好地區差距問題，對區域發展有正向作用。

四、 對策建議

在提高供給側質量和效率的同時，“加大對高收入的規范和調節”[1]，對發展不平衡不充分地區和領域補短板，實質性推動共同富裕，是省域經濟協調發展、高質量發展的必要選項，具體對策建議包括但不限于以下4點。

1. 持續推進省域產業結構優化升級進程

實體經濟供給側結構性改革，不僅體現在產業之間，而且還體現在地區之間的產業同構和趨同性。依據三地區差異性而增進各地產業的互補性和協調性，增強省域經濟結構的合理性和可持續性，才能更好地激發市場主體活力，擴大有效供給，推動新舊發展動能的接續與轉換，優化升級供給結構[12]。把社會剩余轉變成進一步發展的物質基礎，而不是淪為資本壟斷的工具。這就是將人力和資源聚集到產業轉型升級優化和高質量可持續發展的通道，將生產與分配的動態關系提升到助力民生福祉、全體人民共同富裕的價值指向。

2. 暢通省域經濟體系循環通道

地區協調發展依賴各地的整體協調性，這需要暢通經濟體系的循環通道。發揮高效便捷的交通通信網絡體系對縮小地區差距的正向作用，加強基礎設施建設，加大省級政府財政在交通基礎設施建設方面的投入；構建緊密高效的交通運輸網絡體系，促進人口、資源等要素雙向對稱性流通，保障和激勵發達地區向落后地區投資和發展；加大對落后地區的幫扶力度，鼓勵人力、資本、技術向落后地區流動，為縮小地區發展差距提供基礎設施和新機制，實現跨地區產業分工和協同，提高省域經濟社會協調發展的速度與質量。

3. 構建有效有序競爭體制機制

化解過剩反壟斷，需要規范政府作為，規制市場不法行為。有力有效解決資本壟斷，讓人民得到發展的權利與機會，共享發展成果，才能使發展的維度和程度得到無限放大。把過剩的資本轉變成惠及民生的資源，實現共建共治共享，警惕壟斷企業與地方政府形成利益同盟。高壓反腐與反壟斷，懲治權錢交易，全面深化改革永遠在路上，以約束公權力。不讓政府公權力被既得利益群體所綁架[13]，力促經濟運行的效率性、民生性和公平性。

4. 構建和完善省域共同富裕的保障體系

地區差異性不能成為地區差距的原因和持續推動力，而應是區域合作和協調發展的契機。但這需要強化省級財政統籌協調補短板的公共職能，重構旨在協調發展、高質量發展、共同富裕的價值評價依據。省級財政在保障性公共支出方面，糾正資本流向、市場失靈和分配不公的體制機制問題，促進三地區協調發展，應有更多更大作為；以有效市場為前提，促進三地區人口及資源的流動與合作，督促其互動發展，塑造三地聯動創新協調發展的新局面，著力實現協調發展、高質量發展和共同富裕的目標。

參考文獻：

[1] 習近平.扎實推動共同富裕[J].求是，2021（20）：4-8.

[2] 卡爾·馬克思.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0卷）[M].中共中央馬克思恩格思列寧斯大林作編譯局，譯.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

[3] 卡爾·馬克思，弗里德里?！ざ鞲袼?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8卷）[M].中共中央馬克思恩格思列寧斯大林作編譯局，譯.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

[4] 徐長生.中國宏觀經濟的結構失衡與系統調整[J].人民論壇，2010（35）：252-253.

[5] 卡爾·馬克思，弗里德里?！ざ鞲袼?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6卷）[M].中共中央馬克思恩格思列寧斯大林作編譯局，譯.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

[6] 卡爾·馬克思.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6卷）[M].中共中央馬克思恩格思列寧斯大林作編譯局，譯.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

[7] 簡曉彬，沈正平，劉寧寧.蘇北與蘇中、蘇南經濟發展差異的演變及成因探析[J].經濟問題探索，2007（2）：53-59.

[8] 陳安平，杜金沛.中國的財政支出與城鄉收入差距[J].統計研究，2010，27（11）：34-39．

[9] 高柏.建設經濟特區振興東北：以共同富裕應對五大挑戰[J].文化縱橫，2021（6）：22-31.

[10] 劉曉欣，田恒.虛擬經濟與實體經濟的關聯性——主要資本主義國家比較研究[J].中國社會科學， 2021（10）：61-82.

[11] 謝超峰，范從來.富民與增長的統一：基于江蘇和浙江的比較研究[J].江海學刊，2017（5）：84-90.

[12] 陳濤.供給側結構性改革著力點在于實體經濟[N].經濟參考報，2018-03-09（001）.

[13] 褚敏，靳濤.政府悖論、國有企業壟斷與收入差距——基于中國轉型特征的一個實證檢驗[J].中國工業經濟，2013（2）：18-30.

基金項目：國家社會科學基金一般項目“新發展階段解決相對貧困的長效機制研究”（項目編號：21BKS086）。

作者簡介：王現林（1978-），男，博士，江南大學馬克思主義學院副教授，研究方向為政治經濟學；孫筱（1998-），女，江南大學馬克思主義學院碩士研究生，研究方向為政治經濟學。

（收稿日期：2022-03-19? 責任編輯：殷 ?。?/p>