習近平知行觀探析

[摘要]習近平立足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自覺運用馬克思主義立場觀點方法，形成了具有鮮明實踐特征和辯證色彩的知行觀。習近平堅持實踐第一的觀點，強調實踐出真知，突出知與行、內化于心與外化為行、思想自覺與行動自覺的辯證統一。習近平知行觀豐富了知行概念的涵義，強調知源于行，將知、行以及知行合一視為動態發展過程，促進了傳統知行觀的創造性轉化和創新性發展，進一步豐富和發展了毛澤東知行觀。

[關鍵詞]知行合一；辯證統一；實踐；創造性轉化

[中圖分類號]D64? ? ? ? ? ? ? [文獻標識碼]A? [文章編號]1009—0274（2022）06—0015—07

[作者簡介]崔治忠，男，青海師范大學馬克思主義學院教授，哲學博士，研究方向：馬克思主義中國化。

知行關系問題是中國傳統哲學特有的研究對象，許多思想家對這一問題進行了思考和解答，形成了富有中國特色的知行觀。習近平深受中華優秀傳統文化的熏陶，指出要推進傳統文化的創造性轉化和創新性發展。他不僅這樣要求大家，而且帶頭這樣做。以知行觀為例，他積極傳承和弘揚傳統知行觀，要求廣大黨員干部和青年學子把認識與實踐、理論與現實結合起來，推動各項工作向前發展。同時，他又立足馬克思主義理論和治國理政偉大實踐，推動傳統知行觀的創造性轉化和創新性發展，進一步豐富與發展了毛澤東知行觀。

一、中國傳統知行觀

習近平指出，中華優秀傳統文化是凝聚人心、匯聚民力的強大力量，要“善于把弘揚優秀傳統文化和發展現實文化有機統一起來，緊密結合起來，在繼承中發展，在發展中繼承” [1]313。在中華優秀傳統文化當中，哲學思想是最深層和最本質的組成部分。不同于西方哲學，中國傳統哲學非常重視知行及其關系，形成了獨具特色的知行觀。

（一）傳統知行觀的基本內容

知行關系問題真正成為中國哲學的核心論題是在宋明時期，但早在先秦時期就已經出現關于知行問題的零星論述。例如，《尚書·說命中》講：“非知之艱，行之惟艱”。這是最早對知行難易問題的論述，指出知易行難?？鬃訃@道德踐履對言行關系作了論述。例如，君子應“敏于事而慎于言”（《學而》），“君子欲訥于言而敏于行”（《里仁》），“君子恥其言而過其行”（《憲問》）。如果把言語行為理解為對認識內容的表達，那么，言行關系可以近似為知行關系。相對于知，孔子更看重行，他把勇于踐行仁和禮而不是夸夸其談作為君子的重要特征。他指出：“知及之，仁不能守之；雖得之，必失之?！保ā缎l靈公》）如果不能在行動上堅守，對仁和禮的認識必然會流于空疏?！吨杏埂穼⒅毞譃椴W、審問、慎思、明辨四個環節，將篤行置于明辨之后，從而彰顯了行是知的目的，知是行的必要前提。荀子進一步指出：“知之不若行之，學至于行而止矣?！保ā盾髯印と逍А罚?/p>

朱熹接續二程（程顥和程頤）的知行觀并對知行關系做了系統論述。他指出：“知行常相須，如目無足不行，足無目不見?！保ā吨熳诱Z類》卷九）朱熹認為，知行不能分離，行要以知作為指導，知要以行來鞏固。知行雖然不能分，但知不等于行?！罢撓群?，知為先。論輕重，行為重?！保ā吨熳诱Z類》卷九）從邏輯上講，知在先，行在后；從價值層面來說，行是知的目的，行更為重要。為了避免人們把知行分開，忽視行而一味追求知，朱熹認為：“方其知之而行未及之，則知尚淺。既親歷其域，則知之益明，非前日之意味?！保ā吨熳诱Z類》卷九）如果沒有行作為基礎，知就是膚淺的。只有將所知付諸實踐，知才能更加確定。從理論上來說，朱熹對知行關系的分析是合乎情理的。但正如朱熹所擔心的，許多宋明后學將知行分為兩截，把主要精力用在致知上，從而荒廢了行的工夫。對此，王陽明批評道：“知識愈廣，而人欲愈滋；人力愈多，而天理愈蔽?！保ā秱髁曚洝飞希榱思m偏補正，王陽明提出“知行合一”的觀點。他講：“知是行的主意，行是知的功夫。知是行之始，行是知之成?！保ā秱髁曚洝飞希╇x開知，行就是漫無目的任意去做的冥行妄作；離開行，知就是脫離實際的主觀思索。因此，知離不開行，行離不開知，知行必須合一。為了進一步密切知行之間的關系，王陽明指出：“知之真切篤實處便是行，行之明覺精察處便是知?！保ā锻跷某晒珪肪砹┱媲泻V實是形容行的，明覺精察是形容知的。王陽明認為，對倫理道德的知要達到明覺精察就必須以真切篤實的踐履工夫為基礎。同樣，對倫理道德的行要達到真切篤實就必須以明覺精察的認識活動為基礎。因此，真正的知就具有真切篤實的特點，真正的行也就具有明覺精察的特征。為了徹底鏟除人們內心的私心妄念，防不善于未萌之先，而克不善于方萌之際，王陽明把欲念的產生視為行，認為“一念發動處，便即是行了”（《傳習錄》下）。

對于這種講法，王夫之進行了批評。他認為王陽明以知統行，消行歸知。同時，他也批評朱熹割裂知行之間的聯系，“先知以廢行”。王夫之認為，知行各不相同，各有其功效，正因為相互區別，就可以“相資以為用”“并進而有功”，做到以知促行，以行促知。相對于知，行更為重要。這是因為“知也者，固以行為功也；行也者，不以知為功者也”，“行可兼知，知不可兼行”（《尚書引義》卷三）。相比于朱熹和王陽明，王夫之對知行關系做了更為全面深刻的分析?？梢哉f，王夫之對知行關系的理解達到中國哲學史上的一個高峰。后來，孫中山在革命屢次失敗后提出“知難行易”說，認為革命為什么不能成功，中國為什么落后挨打，原因在于人們對革命理論和科學知識理解不透、掌握不深。相對于行動，對革命理論和科學知識的掌握更為困難。因此，不是知易行難，而是知難行易。為了實現知行功效的最大化，孫中山提出了分知分行的觀點。他講：“以科學愈明，即一人之知行相去愈遠，不獨知者不必自行，行者不必自知，即同為一知一行，而以經濟學分工專職之理施之，亦有分知分行者也?！盵2]159筆者認為，雖然知有深淺精粗之別，行有體力腦力之分，但不能人為割裂知行關系，將知行作為兩類工作分派給不同的人。

（二）傳統知行觀的基本特點

一是重視對倫理道德的體認和踐行。除孫中山外，其他思想家都把對倫理道德的認識作為知的內容，把在日常生活當中踐行傳統倫理道德作為行的具體表現[3]。之所以如此，是因為中國傳統哲學的核心是對倫理道德問題進行思考和解答，其他諸如本體論、認識論觀點基本上都是為論證倫理道德主張服務的。眾所周知，在現實生活當中如何做一個道德高尚的正人君子是傳統倫理道德關注的重要問題。然而，如何做正人君子與什么是正人君子密切相關，這就是行和知密不可分的原因之所在。需要說明的是，作為一個受西學影響頗深的職業革命家，孫中山對知和行的理解已經擺脫了傳統倫理道德的限制。他認為知是對宇宙萬物的科學認識和哲學思考，行包括革命活動、科學實驗和各種建設活動。顯然，相比于之前的思想家，孫中山對知行概念的理解更為深刻。

二是主張行重于知。不管是先秦時期的孔子、荀子，還是宋明時期的朱熹、王陽明，明清之際的王夫之以及后來的孫中山，都強調行是知的目的。朱熹指出知先行后，一方面從邏輯上區分知行的先后關系，另一方強調知要服務于行，脫離行的知不是真正的知。王夫之把王陽明“知行合一”的主張視為“消行以歸知”，但在筆者看來，王陽明化知以為行，把內心欲念的產生等同于外在行動，這恰恰體現了他對道德踐履的重視。孫中山強調“知難行易”，似乎認為知重于行。實際上恰好相反，正是由于他看到革命失敗后同志們灰心喪氣的表現和國家落后的狀況，才強調學習革命理論和科學知識的重要性。對孫中山而言，學習知識不是目的，學習的根本目的是讓革命同志堅定理想信念，不怕犧牲，勇往直前，爭取革命勝利。因此，知的目的還是行。

三是具有強烈的現實針對性。[4]由于歷史久遠和記述簡單，先秦思想家闡述知行觀時的具體歷史背景現在已經無法詳細考證，但可以肯定其知行觀都是針對現實問題而言的。朱熹的知行觀就是為了給當時的學子指明為學修身之道，而王陽明針對朱熹“知先行后”觀點造成的弊病，提出了知行合一的主張。王夫之將宋明以來“空談”“蹈虛”的腐朽學風視為程朱理學和陸王心學提倡“浮游之說”的結果，他明確區分了知和行，并把行作為知的現實表現。孫中山提倡“知難行易”和“分知分行”，是為了解決革命同志意志不堅定和革命隊伍不團結的現實問題。

二、習近平知行觀

無論是在地方擔任領導職務，還是擔任黨的總書記，習近平始終圍繞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建設實踐，提出依靠學習掌握干好工作的本領，強調通過“知行合一”扎實開展各項工作，要求堅持實事求是不斷發展真理，凝練形成富有實踐特征和辯證色彩的知行觀。作為我們黨的偉大理論家和政治家，習近平知行觀不是表現在大部頭的學術著作當中，而是浸透在我們黨帶領人民創業干事的偉大實踐當中，蘊含在關于治國理政的系列重要論述當中。概括起來講，習近平知行觀主要表現在以下三個方面。

（一）堅持實踐第一的觀點

習近平認為，實踐（行）不只是對倫理道德的踐行，更是人民群眾運用勞動工具和手段改造客觀世界的物質實踐活動。從內容來分，實踐表現為物質生產實踐、社會政治實踐、科學文化實踐、人自身的生產實踐和社會交往實踐等。其中，物質生產實踐是最根本最基礎的實踐活動。堅持實踐第一的觀點就要求我們必須貫徹落實黨和國家的發展戰略，推動各方面工作順利開展。早在福建工作期間，他就明確指出：“我是崇尚行動的?！?[5]160為了改進福州市委的工作作風，他提出了“馬上就辦”和“真抓實干”的工作要求。擔任黨的總書記之后，他反復強調“空談誤國，實干興邦”。他要求廣大黨員干部立足我國長期處于社會主義初級階段這一最大實際，深入把握基本國情不變的本質和我國經濟社會發展當中出現的新特點新問題新挑戰，既要堅持黨的路線方針政策，保持戰略定力，又要解放思想、開拓創新，不斷提高分析和解決突出問題的能力。[6]他指出，學習知識的目的全在于運用。他要求青年學子既要掌握理論知識，又要培育與時代發展和事業要求相適應的素質與技能，立足本職，苦干實干，用一流業績書寫人生輝煌。他要求領導干部聚焦工作當中的突出問題，帶著問題學，不斷提高化解問題的能力，增強干事創業的本領。[7]406

實踐是不斷發展的。因此，堅持實踐第一的觀點，就要求運用發展的眼光推進實踐創新。習近平指出，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必將隨著實踐和科技的發展而不斷前進。他要求全黨同志要以正在開展的現代化建設為中心任務，以改革發展穩定當中的實際問題為重要突破口，不斷推進新的實踐和新的發展，通過理論創新和實踐創新更好地堅持和發展馬克思主義、中國特色社會主義。[8]114堅持實踐第一的觀點，還要突出實踐的系統性、復雜性和長期性，彰顯人民群眾的實踐主體性。對黨和國家來說，領導人民建設社會主義是一項系統而偉大的實踐活動。其中，任何一個方面沒有做好，都會制約其他方面建設的順利開展。實踐的復雜性、系統性和長期性要求我們黨必須堅持問題導向和目標導向、統籌謀劃和重點突破、頂層設計和實踐探索相結合。此外，貫徹落實黨和國家重大戰略部署必須堅持以人民為中心的原則。習近平指出，人民是推動發展的根本力量，我們要堅持人民主體地位，通過體制機制改革，激發人民創業積極性；要始終堅持群眾觀點和群眾路線，密切黨同人民的血肉聯系；要問需于民和問計于民，緊緊依靠人民創造歷史偉業。[7]27

（二）強調實踐出真知

面對復雜多變的世情國情黨情和黨肩負的偉大歷史任務，黨內一些同志出現了“本領恐慌”。為了化解“本領恐慌”，提高廣大黨員干部應對風險挑戰的能力，習近平指出要通過學習走向未來。但是，要干好各方面工作，僅僅依靠理論學習是不夠的，還要抓好調查研究，堅持實事求是，依靠實踐出真知。習近平指出，調查研究是各級領導干部的謀事之道、成事之基，也是獲得真知的重要途徑。黨的路線方針政策是管全局、管長遠的戰略決策。各地區各部門各單位要貫徹落實好黨的路線方針政策和中央的重大決策部署，就必須深入基層、深入實際、深入群眾，徹底掌握各自的實際情況，制定適合各自特點和需要的實施方案。習近平指出，調查研究包括調查和研究兩個部分。調查研究的質量和效果既取決于能不能通過調查掌握實際情況，又取決于能不能通過分析調查結果把握事情的本質并提出科學有效的解決辦法。要想得到事情的真相和全貌就必須開展多層次、多方位、經常性的調查研究。習近平要求領導干部既要到機關開展調查研究，又要到基層一線開展調查研究；既要到工作局面比較好的地方調查研究，又要到困難比較多、問題比較突出的地方調查研究；既要調查干部，又要調查群眾。調查研究不能浮在表面，要堅持問題導向，圍繞人民群眾最關心最直接最現實的突出問題進行。而且，要開展經常性的調查研究，確保查到實情、獲得真知。調查不是最終目的，而是為決策提供依據。要想從調查結果獲得可靠依據，還需要進行一番分析、比較、歸納的工作，把零散的知識系統化，把具體的知識抽象化，把粗淺的知識深刻化，直至找到問題發生的根本原因、主要特征、發展趨勢，提出解決問題的正確方法。[9]291至此，調查研究還沒有結束，還要深入實際調查研究問題解決得徹底不徹底，有沒有次生問題產生，有哪些好的經驗和做法值得推廣，等等?？梢哉f，實踐發展不止，調查研究就一刻不能停歇。

依靠實踐出真知的另一個重要途徑就是堅持實事求是。習近平指出，堅持實事求是就要透過現象看本質，從諸多現象當中探究事物的內在聯系和發展規律。實踐在不斷發展，要通過實踐獲得真知，就必須始終堅持實事求是，深入把握事物的內在本質。堅持實事求是，堅持實踐是檢驗真理的唯一標準。習近平強調，調查研究的質量高不高，有沒有準確掌握事物的真相和全貌，形成的意見正確與否，最終只能靠人民的實踐來檢驗。同樣，總結實踐經驗得到的結論準確與否，雖然可以通過邏輯推理和理論論證來驗證，但最終還是要由實踐來檢驗。此外，堅持實事求是，不斷推進實踐基礎上的理論創新，進一步豐富和發展馬克思主義。習近平指出，馬克思主義經典作家沒有終結真理，相反，他們為尋求真理和發展真理開辟了道路、提供了思路。[8]696馬克思主義是指導人們開展實踐的強大思想武器，因此，馬克思主義的發展只能通過立足實踐的理論創新來實現。

（三）強調“知行合一”

如果說堅持實踐第一的觀點和實事求是原則，是為了強調實踐（行）的重要性，那么，突出“知行合一”是為了處理認識和實踐、知與行之間的辯證統一關系。針對如何開展黨的群眾路線教育實踐活動，習近平指出：“‘知是基礎、是前提，‘行是重點、是關鍵，必須以‘知促‘行，以‘行促‘知，做到知行合一，既解決認識提高問題，又解決行動自覺問題?！盵10]39實際上，習近平關于知行合一的論述不只適用于黨的建設，開展黨和國家各方面工作都需要堅持知行合一。習近平對廣大青年寄予厚望，要求廣大青年“堅持知行合一，注重在實踐中學真知、悟真諦，加強磨煉、增長本領?！盵11]12在紀念劉少奇同志誕辰120周年座談會上，他指出，領導干部不僅要把學習本領作為第一位本領，而且“要善于把學到的本領運用到實際工作中去，努力做到知行合一、以知促行、以行求知”[12]。除了加強理論學習和實踐調查，領導干部還要對黨忠誠。習近平認為，共產黨人的首要政治品質是對黨忠誠，對黨忠誠不能掛在嘴上，“必須一心一意、一以貫之，必須表里如一、知行合一?！盵13]

概言之，習近平知行合一觀主要表現為對以下三種辯證統一關系的堅持。首先，堅持知與行的辯證統一。知不同于行，但知行不能分開。離開行，知就沒有普遍的現實意義，充其量只有滿足好奇心的價值。同樣，離開知，行只能是簡單重復的活動，甚至是危害甚大的盲干蠻干。[14]只有借助于行，對所行之事的認識才會更深入、更全面；只有借助于知，對所知之事的行動才會更自覺、更持久。習近平指出，面對時代變化和實踐發展，既要不斷推進實踐基礎上的理論創新，又要不斷借助理論創新推進實踐創新。與此同時，要“實現理論創新和實踐創新良性互動，在這種統一和互動中發展21世紀中國的馬克思主義”[15]65。其次，堅持內化于心與外化為行的辯證統一。習近平在同北京大學師生座談時指出，廣大青年要深知“道不可坐論，德不能空談。于實處用力，從知行合一上下功夫，核心價值觀才能內化為人們的精神追求，外化為人們的自覺行動” [7]173。不管是培育和踐行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還是落實黨的路線方針政策，堅持知行合一必然要求把需要知道的內容內化于心、外化為行。準確理解要知道的內容是內化于心的重要前提，但只有理解是不夠的，還需要與我們對黨和人民的真摯情感、與我們的本職工作以及工作當中存在的突出問題結合起來。由此可見，內化于心的認知過程離不開實踐。同樣，外化為行的過程不只是運用所知內容指導我們的實踐活動，更是通過實踐活動深化我們的認識。[16]最后，堅持思想自覺與行動自覺的辯證統一。思想自覺是理解并真心接受所知內容，行動自覺是把某一行動或行為視為理所當然。思想自覺不會必然導致行動自覺，但行動自覺離不開思想自覺。堅持知行合一就要求我們把思想自覺和行動自覺有機統一起來，一方面用行動自覺進一步鞏固和深化思想自覺，另一方面將思想自覺轉化為行動自覺。習近平要求廣大黨員干部既要學習馬克思主義、黨的路線方針政策和各方面知識，增強干好工作的思想自覺，又要以高度的工作責任感和“功成不必在我”的精神，切實增強行動自覺，用苦干實干和釘釘子的精神把一張張美好藍圖變為現實。

三、習近平對傳統知行觀和毛澤東知行觀的豐富與發展

習近平經常講，對于老祖宗傳承下來的思想觀念和價值規范，要有鑒別地加以對待，有批判地加以繼承，有創新地加以發展。他是這么說的，也是帶頭這么做的。習近平不是簡單繼承中國傳統哲學中的知行觀，而是基于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建設實踐，運用馬克思主義立場觀點方法，推動了傳統知行觀的創造性轉化和創新性發展。此外，作為當代中國的馬克思主義知行觀，習近平知行觀直接繼承和發展了毛澤東知行觀。

（一）豐富了知行概念的涵義

在中國傳統哲學當中，知雖然包含人們通過感性認識和理性認識活動對外在事物和主體自我的認知，但主要指的是對以三綱五常為核心的傳統道德觀念的理解和掌握。與之類似，行包含人的一切行為活動，但在知行關系當中，行主要指對傳統道德理念的踐行。例如，孝是傳統道德中的一個核心理念，其涵義是晚輩要敬重關心感恩長輩，對長輩要溫順恭從、盡心奉養。對孝的認識就是要明白孝的涵義，知道在不同場合怎樣行孝。對孝的行就是在實際生活中維護長輩的權威、遵循長輩的教導、關心長輩的生活。對其他道德觀念和道德規范的知與行亦是如此。后來，孫中山在舊民主主義革命實踐的基礎上將革命理論和科學知識作為知的對象，將革命實踐和科學實驗納入行的范圍之中，這就進一步豐富了知行的涵義。毛澤東自覺堅持馬克思主義，將人民群眾的一切物質性改造活動視為實踐，把對自然界和人類社會的認識作為知的基本內容，從而將知行涵義拓展到一個新的高度。具體來說，毛澤東將知解釋為在科學的社會實踐基礎之上所得到的可變的認識，將行表述為“根據一定的思想、理論、計劃、方案以從事于變革客觀現實的實踐” [17]295。在他看來，實踐就是“主觀見之于客觀的東西”。相比于傳統思想家，毛澤東從哲學層面揭示了知行的根本內涵，提出了具有中國特色的馬克思主義知行觀。

習近平非常重視對傳統知行觀的弘揚和對毛澤東知行觀的繼承。例如，他在倡導培育和踐行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時自覺運用了傳統知行觀。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是我們黨堅持運用馬克思主義，在批判繼承包括中華傳統價值觀在內的人類一切優秀價值思想的基礎上提出的，是融科學性和價值性于一體的先進價值觀。核心價值觀的培育和踐行需要將知與行內化于心與外化為行、思想自覺與行動自覺有機結合起來。此外，習近平圍繞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建設實踐，對知行概念的所指對象做了進一步細化和豐富。對廣大黨員干部來說，馬克思主義及其中國化理論成果、國史黨史、黨的路線方針政策以及中央的重大決策部署是知的重要對象，在日常工作和生活當中自覺運用馬克思主義立場觀點方法指導實際行動、認真貫徹落實黨的路線方針政策和重大戰略部署是行的主要內容。對廣大學生來說，學習馬克思主義和各種專門知識是知的主要內容，通過勤奮努力學好這些知識、提高自身的思維能力和認識水平是行的主要內容。對廣大群眾來說，了解黨的路線方針政策和掌握干好具體工作的專門知識就是知的主要內容，在現實生活當中遵紀守法、干好本職工作、自覺參與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是行的主要內容。

（二）強調知源于行

對知行關系，思想家們提出了“知易行難”“知難行易”“知先行后”“知行合一”“行可兼知”“行重于知”等觀點?！爸仔须y”“知難行易”都有很強的現實針對性，相對于簡單的實踐活動來說，要搞明白該實踐活動包含的科學道理就顯得比較困難。例如，就烤面包而言，要搞清楚面包烤制過程中發生的物理化學反應就困難得多；相對于復雜的實踐活動，對開展該實踐活動的認識就相對簡單一些。例如，對原子能的認識要比實際利用原子能簡單得多。當然，對不同主體而言，知行的難易程度是不同的。對科學家來說，掌握科學知識并不比烤好面包困難。因此，脫離具體言說環境，把“知難行易”或“知易行難”絕對化就必然導致謬誤。傳統知行觀就是如此，它們機械教條地解釋知與行的關系，熱衷于爭論知行二者孰先孰后、誰決定誰這樣的抽象問題。與之不同，毛澤東一方面肯定“行先知后”，認為人的正確思想只能從社會實踐中來；另一方面又主張知行之間的關系是相互聯系、相互影響的辯證統一關系。

習近平沒有區分知行的難易關系，而是將行作為知的根本目的，突出行的重要性。他經常講，一分部署，九分落實；承諾一千，不如實干一件；一個行動勝于一打綱領。朱熹講知先行后，這在邏輯層面是沒有問題的。但是在現實層面，知不在行先，而是在行后。這就是習近平講的實踐出真知。正是在漫長的改造客觀世界的實踐活動中，人類對外在事物和主體自我的認識由無知到知、由知之不多到知之較多、由知之較淺到知之較深。也就是說，沒有脫離實踐的知識。隨著知識的不斷積累和豐富，人們既可以通過書本學習和接受教育獲得間接知識，也可以通過實地觀察和分析獲得直接知識。但是，從書本和他人那里獲得的知識仍然源自實踐。隨著自然界和人類社會的不斷發展，這些學習得來的知識還符不符合客觀實際，仍然需要依靠不斷發展的實踐來檢驗。習近平堅持實踐出真知，同時也沒有忽視邏輯上的知先行后。他指出，領導干部要貫徹落實好黨的路線方針政策，首先要準確理解黨的路線方針政策。如果理解不透、把握不準，貫徹落實的時候就必然會走偏。

（三）突顯知與行的辯證統一關系

關于知行之間的相互關系，朱熹提出了知行相須的主張，認為：“知、行常相須，如目無足不行，足無目不見”“致知力行，用功不可偏，偏過一邊，則一邊受病?！盵18]148王陽明反對朱熹將知行分割開來的做法，主張知行本來就是一回事。王夫之批評王陽明的知行合一說必然導致“以知為行”和“銷行以歸知”，提出知行相資以為用的觀點。毛澤東把知行關系納入馬克思主義認識論，指出知行之間的統一是一個由行到知，再由知到行，循環往復不斷發展的辯證過程。在這里，知行之間的統一主要表現為所知內容與特定歷史發展階段的實踐活動相符合。在認識論層面，獲得關于客觀世界的正確認識是重點、是目的，行（實踐活動）產生了認識的需要，為認識活動提供條件，并最終檢驗認識結果的真假。在傳統哲學中，知行范疇雖然與認識論相關，但不完全屬于認識論，而是介于認識論和倫理學之間。因此，毛澤東對傳統知行觀的認識論詮釋拓展了知行范疇運用的空間。

習近平一方面繼承毛澤東對知行關系的現代詮釋，另一方面圍繞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建設實踐，運用馬克思主義尤其是唯物辯證法思想進一步詮釋了知行關系。首先，習近平認為知和行都是不斷深入發展的過程。在黨的群眾路線教育實踐活動總結大會上，習近平指出，要全面推進從嚴治黨，就必須深入研究從嚴管黨治黨實踐，通過由表及里、去偽存真的分析，深化對從嚴治黨規律的把握，運用規律和制度來管黨治黨。而且，要面對深刻變化的世情國情黨情，在實踐中不斷推進對從嚴治黨規律的認識。在習近平那里，知不僅僅是對從嚴治黨規律的認識，還包括對社會主義建設規律和人類社會發展規律的認識。同樣，習近平認為行（實踐）也是不斷發展的過程。其次，知行合一本身也是一個從較低層次到較高層次不斷發展的過程。習近平指出，知行合一就是以知促行、以行促知，循環往復螺旋上升的過程。[19]在現實層面，知行合一就是不斷“以新的思想認識推動實踐，又以新的實踐深化思想認識”[20]8。實踐發展不止，認識發展不止，知行合一也就發展不止。

綜上所述，知行是中國傳統哲學的一對重要范疇。諸多思想家對其進行了論述，提出了“知易行難”“知先行后”“知行合一”“知行相資以為用”等觀點。習近平運用馬克思主義唯物辯證法，立足新時代治國理政這一偉大實踐，一方面從知行概念的涵義、實踐出真知、知行辯證統一關系等方面促進了傳統知行觀的創造性轉化和創新性發展，另一方面又結合時代發展需要，豐富和發展了毛澤東知行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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責任編輯：楊建平

基金項目：本文系青海省社科規劃重點項目“習近平哲學思想研究”（項目編號：19005）階段性研究成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