彼岸與地上的越境：《D市七月敘景（一）》的空間表象

郭 勇

（上海師范大學 外國語學院，上海 200234）

大連作為一個城市的歷史很淺近。甲午戰爭后，由于俄羅斯、德國、法國的“干涉”，日本未能如愿占領遼東半島。俄羅斯以此居功，于1898年強行向清政府租借包括大連灣在內的旅大地區，成立“關東州”。1899年8月，沙皇尼古拉二世發布敕令，將“青泥洼”改稱“達里尼”，由薩哈羅夫負責城市建設。及至1903年，已先后建成市長官邸、市政廳、莫斯科旅館、工人俱樂部等（嵇汝廣，2012:6-7），初具現代城市規模。1904年2月，日俄戰爭爆發。同年5月，日軍占領了“達里尼”。1905年1月，日本遼東守備軍司令部宣稱自1905年2月11日起將“達里尼”改名為“大連”，設置“關東廳”民政署，揭開了日據時代的序幕。

日本現代作家中島敦與大連有著極深的緣分。中島敦第一次到中國是在1924年的夏天，那時他還是朝鮮京城中學三年級的學生。同年夏天，中島敦與其兩位堂兄一道在叔父中島比多吉旅順的家里待了一個月左右，參觀了水師營、二零三高地、旅順港、東雞冠山等日俄戰爭遺跡（中島敦，2001b:236）。1925年5月，因為朝鮮京城中學修學旅游，中島敦再次來到中國，此次主要是在大連、沈陽一帶活動（中島敦，2001b:497）。中島敦的父親中島田人于1925年10月從朝鮮龍山中學轉職至“關東廳”立大連第二中學校，任該校教師，一直到1931年春天才返回日本，前后在大連居住了將近6年之久。其間，中島敦在寒暑假時多次從朝鮮或日本回到大連的家里（中島敦，2001b:214）。1932年8月，中島敦最后一次到大連，住在叔叔中島比多吉位于南山腳下當時被稱為“楓町”的住處（中島敦，2001b:236）。像這樣，大連這座城市在中島敦短暫的人生中占據著重要的位置。

1930年3月，中島敦從東京第一高等學校畢業，同年4月考入東京帝國大學文學部國文學科。在高中畢業前夕的1930年1月，中島敦在“一高”的《校友會雜志》第325號上發表了小說《D市七月敘景（一）》，“D”就是大連的代稱。中島敦早年的這部習作，長期以來不太為學界所重視，鮮有研究。但是，在日本軍國主義氛圍日漸濃厚、“以關東軍的參謀們為首，軍部急于開始侵略中國東北”的1930年（井上清，2004:249），“從被統治者的視點和立場創作的作品幾乎接近零”（鷺只雄，1990:65）。也就是說，在昭和初期，此作就把殖民者和被殖民者置于共時性的空間中，作為階層來把握殖民地都市的狀況。這在評價中島敦文學或昭和文學時，都值得再三強調（川村湊，1990:78）。從這個意義上說，《D市七月敘景（一）》是一部具有現實批判意義的先鋒之作，顯示了其作為經典的意義。換言之，其創作生涯幾乎與“昭和”戰爭相重疊的小說家中島敦，把書寫“殖民地亞洲的心像風景”作為其創作的起點（川村湊，1988:15）。

一、摩登幻影中的空間倒錯

據說，薩哈羅夫是以巴黎為樣本，并參照俄國的奧薩德港來建造當時的大連的。當時的大連主要由行政街區、歐羅巴街區和中國街區三大部分組成。尼古拉耶夫廣場（日據時代改稱“大廣場”——筆者注）位于市區的最中心，直徑長達七百英尺?！耙鼓唤蹬R時，廣場四周的瓦斯燈發出雪白的光芒，籠罩著神秘的氛圍”（松原一枝，2008:5）。從這個圓形廣場向四周延伸出十條呈放射狀的大馬路。在這個圓形廣場的四周，依次排列著民政署、市政府、地方法院、警察署、朝鮮銀行支店、橫濱正金銀行支店、中國銀行支店、郵局、英國領事館、大和賓館等風格各異的歐洲風格的建筑。廣場的中心是歐洲風格的庭園，栽種了灌木、草坪，配置了石頭椅子和非常精致的煤氣街燈（鈴木正次，1985:94-95）。大廣場的東邊就是“滿鐵”的總部大樓。通往大連港方向的“山縣町”，是最寬廣的一條大道，在這條路上集中了三井物產、三菱商事、大阪商船等各大公司的總部或分店，是一條名副其實的金融街。大廣場邊上的大和賓館始建于1909年，1914年建成，是鋼混結構的巴洛克式建筑，屬于歐洲文藝復興后期的建筑風格（大連晚報社棒棰島周刊，2013:216），“豪華古雅”“最完整地保留了興盛時期氛圍的一幢建筑物”（清岡卓行，1983:56）。大連的大街小巷遍植槐樹，有槐花城的美譽。一到五月中旬，整個城市都被一種“令人煩惱而又甘美”的槐花的香氣所包圍（清岡卓行，1971:143）。關于大連的市政建設，一位在該地土生土長的日本人評價 說：“在街區、道路、上下水道鋪設完畢之后再給街道命名，然后才開始修建房屋，栽種道旁樹。所以街道很舒適恬靜，馬路也很寬，暗渠式的下水道很完備，人行道和車行道都鋪設得很好”（鈴木正次，1985:93-94）。一位在大連度過少女時代的作家，曾這樣滿懷深情地回憶在大連度過的幸福時光：

馬車拉著頭戴帽子身著正裝的美婦人，穿過雪白的槐樹花蔭，留下馬蹄聲，消失在了浪速町或伊勢町。在那里出售在日本根本見不到的“科蒂”“Mitsouko”“喜登路”“浪琴”等商品，應有盡有。她會去擺有白色大鋼琴的豪華茶館或維多利亞餐廳消遣，有時候她還會去大和賓館，在穿著白色制服的侍者的伺候下享用午餐?；丶視r，順道去賣進口食品的“宅之店”或拜基思商會。在大連的日本人的生活水平比日本要高得多，也更舒心。上下水道都很完善，住宅都是磚瓦鋼筋結構的洋式建筑，房間里有取暖設備。甚至有些家庭已有洗衣機、攝影機和電影放映機。

（富永孝子，1986:34）

以聲光電為介質構筑起來的這座城市的繁華光景，折射出來的是高度發達的西方的現代性，這些鱗次櫛比的西式建筑，無不“ 標志著西方霸權”（李歐梵，2001:6）。在這座殖民地城市璀璨的外表之后掩藏著深深的暗影。與這個“日本的殖民地中最美的都市”（清岡卓行，1971:87）相鄰的是另外一個暗淡的被殖民者居住的世界，這種地方的“慘淡光景”，“幾乎讓人覺得恐怖”（清岡卓行，1971:139）。

1927年8月，在東京“一高”讀書的中島敦回大連省親時患上濕性肋膜炎，在號稱“滿洲第一位，即便是在當今的日本也沒有如此寬大明凈”（鈴木正次，1985:96）的“滿鐵醫院”住院治療。其創作的短篇《生病時候的事情》就取材于這段經歷，文中將“擁擠不堪的中國人的街道”與“四周高聳的西洋式樓房”（中島敦，2001b:310）這兩種截然不同的城市光景并置了起來。顯然，青年中島敦已經用身體感受到了殖民地空間的錯位及悖論。這也是“作為殖民地之子的中島敦通過其特殊的成長體驗所捕捉到的吊詭的光景”（勝又浩 木村一信，1992:29）。也正是從這樣的錯位的罅隙中滋生出他對這一同樣是悖論式的空間的抵抗意識。

二、 反烏托邦的病理空間

《D市七月敘景（一）》的故事發生在1929年7月末。據說中島敦在創作這部小說時，主要參照了“滿鐵”公司發行的《滿洲日報》上的相關內容（安福智行，2001:83）。

在這部虛構的作品中，中島敦采用了類似電影蒙太奇的手法，用三個獨立的片段，分別展示了“M”公司的總裁“Y”氏、“M”公司的職員，以及兩名中國苦力在某個夏日的不同遭遇。表面上看，這三種人物分別屬于不同的階層，其生活軌跡原本沒有太多的關聯性，但各自在接受主體性存在的拷問時，三者被放在了同一水平線上。作者通過戲劇化的手法，不但消解了作為“滿洲王”的“Y”總裁的優越性，還巧妙地抹去了三種人物間的階級落差。更為重要的是，在殖民地空間中，原本作為被奴役對象，處在社會最底層的苦力卻最大限度地獲得了精神上的安定性和滿足感，而作為殖民者的“M”公司的總裁及其職員卻遭遇到了極大的精神脅迫和不安。在他們那里，“雖然有作為日本人的繁榮和安逸，有幸福的家庭團圓和小小的快樂，但是在那里總會悄悄地潛入不吉利的陰影以及本質性地潛在于殖民地生活本身的那種悲傷、害怕、恐怖、不安（川村湊，1990:78）。在人物命運的如是反轉中，恰恰凸顯出了這篇小說的意識形態性。這是一篇將日本殖民主義統治者相對化，否定日本對中國殖民統治的正當性的批判性作品。也正因為如此，這篇作品常常會與中島敦的另一篇取材于其殖民地生活體驗的《有巡查的風景》相提并論，被認為是最具社會性及社會主義思想意識形態濃厚的作品（川村湊，2009:83）。

在《D市七月敘景（一）》第一個片段里登場的主人公是“M”公司的總裁“Y”氏?！癕”公司是指成立于1906年的作為日本“國家政策在滿洲的代行機構”（松本豊三，1937:2）的“南滿洲鐵道公司”（簡稱“滿鐵”）?！癥”則是指時任“滿鐵”總裁山本條太郎，其人于1927年7月至1929年8月擔任“滿鐵”第十任總裁?！癥”總裁從“前天”開始，每隔數十秒鐘就會打嗝，尤其是在“昨天晚上”達到高峰，讓他不得安寧。打嗝，其實是一種常見的生理現象，是因為橫膈肌痙攣引起的一種不適癥?？墒?，對“Y”總裁來說，打嗝這一病癥的最大威脅在于不知道下一次發作會在什么時候。也就是說，發作時間的不可預測性，使得他在精神上遭受到了極大的不安和恐懼。這個小小的疾病不僅讓作為“滿洲王”的“Y”總裁斯文掃地，還徹底解除了他作為“王”的特權。在作家不動聲色、近乎夸張的戲劇化手法中，“打嗝”獲得了嶄新的寓意，是帶有顛覆性力量的外在表象。

重要的是，這種寓意的獲得是在20世紀20年代的國際政治關系視野的觀照下實現的。在《D市七月敘景（一）》的開頭部分有如下內容：

當他上樓正要走進總裁室時，S理事從前面的房間里沖了出來，恭恭敬敬地點了點頭，急忙對他說道：“我看K時報真不是東西??！”

“什么？”

“又在炒作某重大事件呢！”

據這位S理事所言，那家報社用顯赫的標題報道了去年某著名的事件，而且還在旁邊附加了打倒日本帝國主義的字樣。

（中島敦，2001a:84）

從這篇小說的上下文可以推知，所謂“某重大事件”，是指1928年6月4日關東軍策劃炸死張作霖一事。若從小說的故事時間推算，這件大事已過去一年了。舊事重提，意味著作家在當時就敏銳地意識到了這起“作為九一八事變的一次預演”（高書全等，2006:170）的謀殺案的重大性。從炸死張作霖的“皇姑屯事件”發生后直到戰后東京審判的相當長時間內，由于日本軍部的刻意隱瞞，其真相不為日本普通民眾所知。當時，田中義一內閣在提及此改變了東亞政治格局的事件時，只是含糊其詞地稱之為“某重大事件”（松原一枝，2008:41）。毫無疑問，中島敦完全是用揶揄的口氣提及此事。如果結合1929年日趨險惡的軍國主義高壓氛圍，不能不說此舉極具勇氣。更為重要的是，構成《D市七月敘景（一）》背景的歷史敘事，其原點都可以追溯到這一事件，也是作家精心布局的一個時間節點。鶴見俊輔（1982:240）曾在1956年率先提出“十五年戰爭”這一史觀，主張將“滿洲事變”“上海事變”“大東亞戰爭”“作為一個整體來加以把握才符合事實”。鶴見俊輔的這一主張也得到歷史學家江口圭一的支持，江口圭一（1996:12）也同樣認定“滿洲事變和亞洲太平洋戰爭之間也有著直接的關聯”。當然，這些事件的源頭都在“皇姑屯事件”。

緊接著上述引文，小說中還有如下內容：

他把椅子朝著放在屋子正中的冰柱和電風扇之間挪了挪。然后，把放在桌子上疊得很整齊的早報攤開在膝蓋上：

“俄支①兩國在鮑庫拉尼奇那亞（綏芬河——筆者注）附近發生沖突”“王正廷對日本的申明”“北滿地區邦人撤退”“支那計劃鋪設與M公司鐵道線并行的鐵路”等。最后一條消息是關于備受各方詬病的T內閣——也正是這個內閣將他推到了現在這個位置上的——瓦解之后迅速成立繼任內閣的消息。

（中島敦，2001a:85）

毫無疑問，“M”公司總裁“Y”所閱讀的當天報紙上的這些消息，貌似毫無關系，其實是經過作者精心選擇之后的重新組合，它們構成互文關系，較為集中地折射出了20世紀20年代后期日本與中國乃至與世界的關系，也較為清晰地勾勒出這一時期日本逐漸確立起法西斯軍國主義的國家體制，以進一步奪取地區霸權的對外擴張軌跡（趙京華，2019:9）。

早在1924年5月，中蘇兩國簽訂了一系列協定，從法律上確定了蘇聯對中東鐵路的占有權。但“皇姑屯事件”之后，張學良“易幟”，表示歸順國民政府。實現了國內統一的國民政府，對蘇態度日益強硬。1929年5月27日，“中華民國”東三省北部特警管理局突然搜查了駐哈爾濱的蘇聯領事館，理由是蘇聯領事館內正在召開共產國際的秘密會議，并在現場逮捕了中國及蘇聯的共產黨員39人。從同年7月7日開始，蔣介石、張學良，以及外交部長王正廷就此問題進行商量，于7月10日達成一致意見，立即著手收回中東鐵路并驅逐蘇聯人和共產黨員。7月13日，蘇聯政府要求國民政府取消這一決定，但遭到拒絕。7月19日，國民政府決定召回駐蘇聯大使館的大使及全體館員，發布“國際宣言”，向世人公布搜查哈爾濱俄領事館的結果。同年7月下旬，圍繞中東鐵路的所有權問題，中蘇兩國在綏芬河邊界發生了激烈的沖突，史稱“中東路事件”。這場持續了五個多月的戰爭，最后以中國東北軍的失敗而告終。

從表面上看，“中東路事件”只是中蘇兩國之間爆發的一場邊界沖突，是“中國近代以來第一個以民族主義為號召的統一政府建立之后，中國民族主義浪潮普遍高漲的一種相當激進的表現形式”（楊奎松，2005:138）。但是，在事件的背后，隱藏著帝國主義勢力的角力，所謂“蔣介石在帝國主義的支持下，指使東北當局發動武裝強行接管中東鐵路”（徐龍建，2014:50）這一說法，也正是基于這一事實的判斷。對于中蘇之間的紛爭，日本表面上保持中立態度。但是，日本非常關注中蘇之間的這場戰爭。戰端剛起，日本就暗中派出了軍事觀察員。這是因為中國實現了統一后，對以“經營滿蒙”為國策的日本來說，張學良在東北的一舉一動都牽扯著神經。事實上，“日本政府所標榜的‘中立不介入’政策，并非是不偏不倚，實際上它帶有歐戰前日本‘聯俄拒美’政策的印記，其出發點和歸宿點都是維護日本在滿洲的利益”（劉顯忠，2009:100）。日本通過對中蘇對抗實力對比的分析，得出的結論是蘇軍集結速度快，戰斗能力強，而中國東北軍軍紀渙散，戰斗能力低下，是烏合之眾。這一結論就為日本關東軍制定避開蘇聯，武力攻占“滿洲”的方針找到了依據?？傊?，“中東路事件”以國民政府的失敗而告終，使中東鐵路又回到中蘇共管的局面。然而，“卻使東北地區的局勢發生了變化，加速了日本發動‘九一八事變’，進攻東北的速度”（高珊，2016:50）。

當然，在《D市七月敘景（一）》執筆的1929年7月，盡管作者還無法對“中東路事件”的走向做出清晰的判斷，但作者預感到日本已然坐在了火山口上，危機一觸即發。事實上，早在“中東路事件”爆發之前，為了抵制“滿鐵”在中國東北地區的侵略活動，中國已決定自籌資金，修筑五條鐵道，以達到對“滿鐵”的包圍目的。但是，日本政府出于保護其在“滿蒙”的利益，極力破壞中國在東北的鐵路建設。身為“滿鐵”總裁的山本條太郎，在田中義一內閣和張作霖之間穿梭來往，“用軟硬兼施的手段進行所謂解決東北一切懸案的交涉”（高書全等，2006:159），表現極為活躍。日本在中國東北地區所采取的強硬的侵略政策，激起了中國人民的強烈反對，各地紛紛集會游行，東北的反日斗爭擴展到各個階層。1927年8月，僅“奉天”（今沈陽）一地就有10萬人舉行了游行示威活動（高書全等，2006:162）。于1927年4月組閣的田中內閣可謂臭名昭著，在其存在的兩年多時間里，曾在日本實施白色高壓恐怖政策，策動了鎮壓日本共產黨活動的“三一五事件”和“四一六事件”，對外則三次策劃出兵中國山東，并暗中指使關東軍謀殺張作霖。日本出兵山東遭到中國人民的強烈反對，而且國際社會也反對日本占領山東，迫使該內閣于1929年5月從山東撤兵。在日本國內，圍繞張作霖被炸事件，在野黨追究田中內閣的責任，他也受到天皇的斥責（王新生，2005:150），在內外交困的情勢下，田中內閣于1929年7月倒臺。而就在同年，源于美國的世界性大蕭條也波及日本，大量企業倒閉，失業人數劇增，日本國內各類矛盾激化。為了及時轉移國內的諸多矛盾，“滿鐵”這一海外殖民地的壟斷企業，自然是被日本政府寄以“厚望”。作為“滿鐵中興之祖”的“Y”氏（山本條太郎），被認為“在歷代滿鐵總裁中，具有如此素質的人在山本條太郎之前自不待言，在山本條太郎之后也沒有出現過”（加藤聖文，2006:91）。作為肩負起國家命脈的“國策”公司總裁的“Y”氏，是貫徹日本在中國東北實施“大陸政策”的靈魂人物，是日本帝國主義殖民侵略的急先鋒。事實上，作為“Y”氏原型的山本條太郎極力贊同田中義一所主導的對華侵略擴張政策，受到田中內閣的“青睞”，并被推上“滿鐵”總裁位置。

但是，在小說故事時間1929年夏日這個時間點上，這位“滿洲王”的地位搖搖欲墜，岌岌可危。正如在小說中“Y”氏在離職演講時所聲稱的那樣：“如今，中國正在進行國民革命，而蘇維埃俄國的國情也不能說非常穩定。介于這不安定的兩國之間的滿蒙地區，猶如大戰前的巴爾干半島，是威脅國際和平的中心地帶，這并非危言聳聽”（中島敦，2001a:88）。坐在東方“巴爾干半島”火藥桶上的“Y”氏，無法判斷這火藥桶會在何時爆炸。這一危急時刻的不可預知性，加深了他內心的不安和恐懼感。作家中島敦用了“打嗝”這一間歇性疾病做隱喻，在充滿諷刺、戲謔的筆調中將其形象化，影射了日本所推行的“大陸經略政策”所蘊含的深刻危機。

三、“越境”的迷路與自我的缺失

在小說《D市七月敘景（一）》中，有如下內容，截取了“M”公司一位普通日本職工家庭在某個夏日的生活場景。

這是一個大晴天。天空、大海都沐浴著萬道金光。天空令人炫目。在遙遠處的水平線上，有一團水蒸氣云層，就像是高高聳立的玻璃。在它的下面，正午的大海波光閃閃，刺得讓人眼睛發疼，海浪搖曳著，激起了一片片漣漪。因為午飯時間剛過不久，在海里游泳的人很少。三四個俄羅斯姑娘，身披鮮艷的翠綠色或紅黑色的外套，手撐遮陽傘正在沙灘上漫步。她們的腳后跟很飽滿，雪白而光滑。當她們那濡濕了的雙腳踩在發光的沙灘上，那被踩踏過的細沙會擠成一團，里面的水氣急忙四處逃竄，馬上就形成一塊沒有光澤的小小的沙洲。

（中島敦，2001a:90-91）

這段引文描寫了這個職員與家人在“星之浦海濱浴場”游樂時的光景，那里的海濱浴場從20世紀10年代起就很有名氣了，其名據說源于“海上吹來的風很舒適，夜里的海洋星光燦爛”這一說法（井上ひさし こまつ座，2002:54）。有研究者認為，在這樣的描寫中其實暗含著“中島敦的理想的家庭生活狀態”（藤村猛，2006:7）。但是，如果僅止于如是理解，顯然矮化了《D市七月敘景（一）》的批判意識。

值得注意的是，這個“M”公司的普通職工能享受如此奢侈的生活，并非是他有多大的能耐或高貴的出身。恰恰相反，他出生寒門。在這十五年前，其父去世，家計難以為繼，依靠未婚妻家的接濟，好不容易上了一個高等專門學校。畢業后成了一家公司的下級職員，過著非常窘迫的日子。后來，他通過熟人的介紹就職于“M”公司，做了該公司職工俱樂部的書記長，由此過上了穩定幸福的生活。

如果以小說的故事時間1929年為基準來推算的話，十五年前就應該是1914年。是年6月，第一次世界大戰爆發，同年8月日本對德宣戰。第一次世界大戰為日本資本主義經濟帶來絕佳的發展機會。當時歐洲多數國家都忙于戰爭，其商品不得不退出亞洲市場，而且歐洲的大批軍需訂貨及生活用品需求，使日本出口總額得到迅速增加。第一次世界大戰后，日本由此前的債務國一躍成為債權國。但是，在第一次世界大戰期間，由于工業部門的迅速發展以及城市人口的急劇增加，農產品的價格飛速上漲，出現了1918年波及全日本四十二個府縣的“米騷動”。盡管大戰刺激了日本經濟的高速增長，但通貨膨脹帶來的物價上漲未能改善民眾的生活水準，城市里頻頻出現工人罷工運動。此外，日本政府在1918年全面改革學校教育體制，制定了《大學令》，允許成立?？拼髮W、公立及私立大學。同時修改《高等中學校令》，允許成立公立、私立高等中學以及兼有初中的七年制高等中學。這一措施的出臺，極大地推動了日本的中高等教育。隨著教育規模的擴大，中學生、大學生畢業后就業困難的現象愈演愈烈。對于“M”公司的這個職員來說，畢業后能謀到一份職業已屬不易。在國內人才過剩、就業困難的現實面前，不少人開始到朝鮮、“滿洲”尋找機會。

到“滿洲”工作，這對于普通日本民眾來說，最主要的動機還是因為高薪的誘惑，因為在殖民地工作的日本人可以拿到一筆海外工作補貼。正如小說中這位職員所表白的那樣，他的“收入是內地的一倍”。中島敦的父親中島田人1920年9月在朝鮮龍山中學任教，五年后的1925年3月，他從龍山中學離職，離職金為4168日元，此外每年還能得到養老金1026日元（中島敦，2001b:497）。這樣優厚的待遇在日本國內是不能想象的。但在同年10月，中島田人又轉至“關東廳”立大連第二中學校任教，一直到1929年12月離職。他之所以選擇從朝鮮去大連，固然有很多原因，其中一個重要的原因乃是在“滿洲”的工作待遇遠比在“日韓合并”后的朝鮮優厚。

如是說來，這個日本的下級職員，僅僅因為偶然的空間移動，就獲得了意想不到的幸福生活，成了“人上人”。作為一個外來的殖民者，他擁有一個這樣的家庭空間：

從浴室外面傳來孩子們的笑聲，他們正在和隔壁的俄羅斯男子一道踢小石子玩耍。在廚房，妻子正忙著使喚中國男孩準備做晚飯。他很喜歡這種傍晚時分充滿了家庭氛圍的喧鬧聲。他泡在浴缸里，一動不動地豎起耳朵聽了一陣子外面的動靜。

（中島敦，2001a:94）

毫無疑問，這是一個充滿了和平與幸福的空間。但需要注意的是，在這個空間中還隱藏著殖民者與被殖民者之間沉默而緊張的力量關系。換言之，殖民者的幸福生活是依靠對以“中國男孩”為代表的被殖民者的盤剝而成立的。這里所謂的“中國男孩”，其實就是在日本人家庭里做傭人的中國少年。據一位早年曾在大連生活過的日本人回憶：

在日常生活的各個方面，我們與中國人之間都有緊密的關系。最貼近的例子乃是“傭人”。在當時，在大連的很多日本人家庭都雇傭中國少年做傭人，他們被叫作“男孩”，年齡從十五六歲到二十歲左右。有時也會使用女孩子，但不多見……

（鈴木正次，1985:134-135）

值得注意的是，日本人的孩子和俄羅斯男子很友好地在一起玩耍，而“中國男孩”則扮演著侍候日本人的角色。上述描寫，從一個側面在無意中凸顯了當時中、日、俄三國的國際地位。連同前面的引文，在《D市七月敘景（一）》中多有俄羅斯人的身影，他們與日本人相處友好，一團和氣。這一現象值得玩味。

20世紀20年代在華俄僑來源主要分為兩部分：一是中東鐵路興建和運營初期有組織、有計劃來華的移民，即俄國殖民者，他們構成歐戰前中東鐵路俄國員工及其家屬的主體；另外是俄國十月革命及內戰時期涌入中國的政治流亡者和普通難民，主要分布在蒙古國、中國的新疆和東北三省北部及中東鐵路沿線，哈爾濱是其主要聚居地。1924年5月中蘇建交，中東鐵路俄籍員工約1900名加入蘇聯國籍，改稱蘇僑；約2000人拒絕申請，內約半數取得中國籍，改稱“歸化族”或“入籍者”，其余一半為無國籍俄僑，即通常所說的“白俄”。白俄建立了許多社會團體，其最終目標是推翻蘇維埃政權。在日本的支持下，20世紀20年代初，涌入東北的大批白俄與當地白俄合流，中東鐵路路區迅即淪為白俄的反蘇基地（劉顯忠，2009:90-91）。

日俄戰爭后，日本搶占了中國東北的長春以南地區作為它的勢力范圍。但日本并不以此為滿足，不斷伺機擴大它在遠東的侵略范圍，與沙俄在朝鮮和中國東三省的侵略勢力相沖突。1918年，日本出兵干涉新生的蘇維埃政權?？傊?，這些流亡到中國的“白俄”既然是新生的蘇維埃共和國的敵人，如今與昔日的敵國日本站在同一個立場也就沒有什么奇怪的了，也不難理解在大連這個虛幻的空間里，日本人與俄羅斯人惺惺相惜，“友好”相處的原因了。誠然，20世紀20年代，作為在東北亞地區國際化程度最高的殖民地城市，在大連聚集了各色人種。但是，在《D市七月敘景（一）》里出現俄羅斯人的身影，恐怕并非是作家中島敦要“最大幅度地把握”大連這一異質空間（川村湊，1990:78），而是要喚起對一場歷史夢魘的記憶?？梢哉f，俄羅斯人在這部小說中的出場，扮演著某種裝置的作用。這些昔日的俄羅斯帝國的后裔們，作為大連的第一代殖民者，在20世紀20年代波詭云譎的中國東北地區依舊享受著昔日的“榮光”，和作為帝國主義新貴的日本人一道君臨“滿洲”大地。換言之，“滿洲”這塊土地上，除了日本人之外，還棲息著別的覬覦者。在日本和俄羅斯之間所暫時達成的“友好”關系，隨時都有破裂的可能性，眼下的這份幸福感也不過是過眼浮云。

像這樣，這位“M”公司的職員，對眼前幸福生活的正當性和未來感到了極大的不安。很顯然，他無法真實地把握這種缺少根據的虛幻的幸福，在自我與現實之間橫亙著難以消弭的違和感。而這種主體和世界之間的隔膜也正是中島敦文學中一以貫之的主題（山下真史，2009:10）。在現實與幻境持續的反轉中，這位“M”公司的職員陷入到了一種觀念性的強迫狀態中，飽受自我懷疑的折磨。

四、反轉的空間與自我的在場

在《D市七月敘景（一）》中最后出場的是兩個中國苦力。這兩位苦力在走投無路的情況下，貿然闖進一家餐館里吃白食，最后被店主一頓痛毆。盡管挨了打，但酒足飯飽的二人躺在烈日下的馬路上，心里感到十分滿足、安穩。與第一、二章中采取的戲謔、諷刺等手法完全不一樣，敘事者對被殖民者的辛酸生活滿懷同情。在這一章里有如下一段內容：

其中的一位一邊走路，一邊很擔心地問道：

“你究竟是怎么想的？”

“我哪知道??？總會有辦法吧！”

“要不，咱們去營口，走路去！那里說不定情況還好些?！?/p>

另外一位沒有吱聲，只顧默默地走路。他滿臉的不悅。

作為本地主要工業產品的豆餅、豆油等，最近受到國外產品的排擠。尤其是德國來的船只，直接從這里的港口把大豆運回本國的工廠。而且，重要的是用作肥料的豆餅，最近已經被硫酸銨代替了。這些事情，他們這些苦力自然是無法知道的。進入七月份以來，在D市，油坊陸續倒閉，堅持到最后的S油坊也終于在昨天關門，他們是徹底地走投無路了。兩人立即趕到沙河口的鐵路工廠和玻璃工廠，但已是人滿為患。于是，他們又趕到碼頭找工作。但是，碼頭正是一年中最清閑的時期，從六月到十月正是這個碼頭的淡季。

（中島敦，2001a:99-100）

如果回到1929年的歷史現場就不難明白，在全球經濟蕭條的大背景下，兩個身處殖民地空間最底層的苦力的失業，不過是這場經濟大蕭條風暴所激起的一個小小的漣漪。值得注意的是，在上述引文中出現的“大豆”“豆餅”“營口”等關鍵詞里，隱含了近代以降中國東北地區的經濟生態。

高粱、大豆、小米號稱是東北的三大農作物，尤其以高粱的產量為最。高粱不僅是人畜的主食，也是東北重要的物產“燒酒”的原材料。其中，大豆是與高粱相提并論的東北地區代表性的農作物。從19世紀90年代后半期開始，日本市場對東北大豆的需求陡然增加起來。1908年前后，通過日本三井物產，東北大豆遠銷至歐洲市場，一躍成為國際性的貿易商品。在日俄戰爭之前，年產不過300萬石左右的東北大豆，到了1910年左右，年產量已達到1400萬石（駒井徳三，1912:49）。

在20世紀初，生產高粱酒的釀酒業和制作大豆油的榨油業，已成為東北地區的兩大經濟來源。根據駒井德三的研究，東北地區的油坊最初是以芝麻和麻籽為原料的。但是，大約在1850年至1860年之間，有人開始把大豆作為榨油的原材料。從此，大豆油作為食用油開始在中國國內普及開來。而且，榨油后所剩下的殘渣用作家畜的飼料。后來，山東的農民發現大豆渣可以用作肥料。于是，大豆渣被制作成豆餅，作為肥料逐漸流通起來（駒井徳三，1912:64）。

為東北地區大豆業帶來革命性轉機的，是1861年的營口開港。開港不久后的1868年，營口出現了東北地區最早的以蒸汽為動力的榨油坊（石田興平，1964:294）。而直接對東北大豆業的發展注入生機的，是日本市場對于大豆及豆渣的大量需求。從19世紀80年代后半期開始，伴隨著農業的商品化發展，日本對肥料的需求供不應求（小峰和夫，1992:203）。大豆渣對日本市場的出口正式化之后，在東北地區的大豆榨油業，就逐漸以港口城市營口為中心發展起來。甲午戰爭之后，大量的日本商人來到營口，從事大豆及豆餅的商貿活動。據三井物產在1907年的統計，營口的豆餅年生產能力達到了650萬~750萬枚（小峰和夫，1992:206）?？傊?，從營口開港到日俄戰爭結束的四十年間，中國東北地區的貿易大多是以營口為中心來展開的。日俄戰爭之后，隨著日本殖民勢力入侵旅順、大連地區，大連代替營口成為中國東北地區新興的貿易中心。

由此不難看出，《D市七月敘景（一）》中兩個苦力出現在大連港碼頭上并非偶然。顯然，他們之前一直是在碼頭做搬運工，所搬運的物品主要就是大豆和豆餅。他們之所以想要徒步去營口找工作，是因為營口盡管繁華不再，但它依然是東北南部地區的一個商貿重鎮。

苦力作為一個特殊階層的出現，是在19世紀中葉左右。隨著英國在海外殖民地的擴大以及美洲大陸的開發，英美等國從包括中國在內的亞洲各地輸入了大量勞動力。這些亞裔勞動者被苛酷役使，且薪金低廉。日本入侵中國東北后，把在當地從事重體力活的底層勞動者也稱作“苦力”。自日本明治時期以來，在日本人所撰寫的中國游記中不乏苦力的形象，屬于被極度蔑視的階層。他們是“不潔的化身”（芥川龍之介，2018:6），“像沒有舌頭的人一樣”（夏目漱石，2007:185）默默地工作。在大連港的“搬運工人均是來自中國的苦力”（加藤聖文，2012:146）。

但是，在中島敦的《D市七月敘景（一）》中，與其說完全看不到對于苦力的歧視性描寫，毋寧說作家從他們身上看到了巨大的社會變革力量，他們勢必會成為殖民統治者的掘墓人。這篇小說是以這樣一句話結尾的：“兩人呼吸著發白的灰塵味兒以及從他們自己的臉上流出來的鮮血的腥味兒，倒在了一起，心滿意足地進入了夢鄉”（中島敦，2001a:104）。這一幕與前面所提到的“M”公司的總裁及職員那種惶惶不安的精神狀態相比，是一種腳踏實地的安心感，因為腳下這片土地原本就是屬于他們的。這在日本帝國主義加緊侵略中國東北的步伐、法西斯主義日漸猖獗的1929年，這篇極具批判意識的小說的問世是難能可貴的。也正因為如此，《D市七月敘景（一）》被認為是一篇無產階級小說（鷺只雄，1990:74），或是“社會主義意識形態濃厚的作品”（川村湊，2009:83）。

五、“普羅文學”的先鋒——代結語

從《D市七月敘景（一）》這一標題來看，作者原計劃是要創作一個系列作品集的，但只留下這第一部就沒有下文了。關于個中原因，眾說紛紜。中島敦文學研究家藤村猛認為是因為中島敦對該作品中的出場人物沒有好感，于是放棄了當初的打算。盡管如此，藤村猛（2006:9）還是認為中島敦創作此作的動機是基于“對無產階級文學的憧憬和敬畏”之情。

1926年4月中島敦從朝鮮京城中學畢業后考入第一高等學校。中島敦在第一高等學校讀書期間，正值日本無產階級運動蓬勃發展。而作為東京帝國大學預科的“一高”，始終是站在了思想斗爭的前列。對于身處“一高”這種思想自由的學府，并在日本殖民地朝鮮度過青少年時光的中島敦來說，受到左翼思想的影響是極其自然的事情。從一些資料能看出，“一高”時期的中島敦比較活躍，顯示了一個青年才俊卓爾不群的思辨力和行動力，這與他后來在東京帝國大學默默無聞的狀態形成了鮮明的對比。關于中島敦在“一高”時期的文學活動，著名的文藝評論家吉田精一曾這樣回憶道：

中島無論是在“一高”還是在東大都比我低一個年級。所以，不能說有很深的交情，但是在左翼之風盛行的“一高”學生之中，他留著河童式的發型，頭發剪得整整齊齊的，一直垂到額頭，其風貌放射出異樣的光彩。（中略）大學時，我和中島敦、冰上英廣、釘本（久春）等人一道出版了幾集名為《しむぽしおん》的同仁雜志。

（轉自中島敦，2001b:212）

吉田精一的回憶，盡管不能充分證明中島敦在“一高”讀書期間究竟在多大程度上受到了左翼思想的影響，但至少透露了中島敦當時所在的“一高”的精神風氣，并生動地勾勒出了他作為一個文學青年的肖像。也有論者極力為中島敦文學的政治性祛魅，將其早期取材于殖民地的作品群與無產階級文學做出區隔。認為中島敦在朝鮮以及“滿洲”等殖民地的生活體驗，與其說被他當作了政治批判的材料，毋寧說他的這一經驗是作為異國情趣和浪漫主義在其文學中被發酵的（轉自中島敦，2001b:208-209）。持類似觀點的還有著名的文學評論家中村光夫（轉自中島敦，2001b:269-270）。

這些評論者，作為中島敦在東京“一高”或東京帝國大學時期的友人，他們的用意或許是善意的，就是不希望用諸如無產階級文學這種泛意識形態的標簽來矮化中島敦文學的魅力。事實上，通觀中島敦文學也不難發現，中島敦自始至終都是在追問人及世界的存在這一極具形而上學性的問題。如果說，在《D市七月敘景（一）》這類作品中包含了對日本的殖民統治的批判意識的話，這或許不過是他哲學思想的一個附屬品，不必夸大。但是，結合小說問世的1930年1月這一時間點來看，不得不說中島敦的《D市七月敘景（一）》以及之前在“一高”的《校友會雜志》上發表的幾篇取材于殖民地的小說，開創了同類小說的先河，具有先驅意義。在這些作品中，中島敦所著力批判的殖民地空間中的黑暗現實，客觀上也呼應了在20世紀20年代后期如火如荼地發展起來的無產階級文學的訴求。

注釋：

① 本文為重現史料的真實性，這里采取了直譯的方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