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越境”體驗與“里日本”視域下的都市空間敘事
——以水上勉的沈陽書寫為例

劉楚婷

（北京師范大學 外國語言文學學院，北京 100875）

21世紀，人文社科領域發生了深刻的空間轉向，極大地推動了敘事理論在空間維度上的變革?？臻g敘事理論的研究以其兼具廣度和深度、跨越時間和空間的特性，開辟了文學認識的嶄新領域。在這一視域下重新審視日本的近現代文學，被學界長期忽視的以“里日本”地理空間為舞臺創作的“里日本”文學的研究價值和現實意義便會凸顯出來。

在日本的近現代發展中，“里日本”不僅是指本州島環日本海沿岸的自然地理空間，也是聚焦深刻社會問題，承載著日本近代化發展的“內殖民”和海外擴張的批判與反思的政治地理空間。明治維新以后的太平洋沿岸即“表日本”的迅猛發展，一定程度上是以犧牲和壓榨“里日本”為代價換來的。日本學者古廄忠夫（1997:6）指出：“‘表’與‘里’合為一體，沒有‘里’便沒有‘表’?！怼陌l展不可缺少‘里’?！锶毡尽┞读巳毡窘l展的問題所在?！倍氨怼薄袄铩滨r明的經濟落差、“里日本”長久被社會歧視的遭遇、“里日本”人的劣等意識，以及為了擺脫貧困而積極參與日本對外侵略擴張與殖民統治等一系列歷史問題與社會問題，都在日本文學中留下了不可磨滅的印記，從不同的側面揭示了日本近代化發展的曲折艱難與矛盾 糾葛。

在日本文壇上，“里日本”出身的作家占有相當比重，如德田秋聲、泉鏡花、室生犀星、坂口安吾、中野重治、水上勉等，他們都創作了眾多具有濃厚的“里日本”地域特色、反映“里日本”社會現實問題的文學作品。而這其中，“里日本”出身的日本著名作家水上勉創作的大量“里日本”題材的文學作品尤為突出，不僅以悲切動人的哀調傾訴了“里日本”窮苦人的悲慘命運，也從“里日本”視角構筑了獨具特色的跨越“里”“表”日本，以及縱貫日本與中國的敘事空間。因此，若想探明水上勉的“里日本”文學世界，不具備“越境”的視野，不考察水上勉基于“越境”中國的體驗而創作的文學作品，便難以彰顯其復雜性和多元性，也會使水上勉文學缺失重要的組成部分。正如柴紅梅和劉楚婷（2021:64）指出的那樣：“欲要挖掘隱藏在歷史褶皺中的事實與真相，很大程度上，不是考察日本的內部，抑或說，視域如果只局限于狹窄的日本島國地理空間當中，或者只圍繞日本國內的政治、歷史、文化等思考問題，而不突破國境進行‘越境’的思考，便會遭遇根本無法解決的困境?！北疚谋銖乃厦愕摹霸骄场斌w驗視角，深入挖掘水上勉的沈陽題材的文學創作與其“里日本”書寫之間的內在邏輯，把握水上勉文學創作的廣度和深度，對日本近現代文學以及日本近代化進程中存在的問題進行反思和批判。

一、“里日本”—“表日本”與“里亞洲”—“表亞洲”的空間格局構圖

古廄忠夫（1997:11）指出，“里日本”是體現日本20世紀發展動向的重要空間概念。正因為在20世紀日本的歷史進程中，處于前所未有的生產力主義時代，以及中央集權的經濟效率主義的時代，才產生了這樣的空間表現概念。誠然，在日本本國的空間視域下，古廄忠夫對“里日本”的解析切中肯綮。但是，20世紀的日本近代發展，從來都不是囿于本土的簡單問題。如若脫離日本近代以來對海外的軍事擴張和殖民統治的歷史背景和特定語境，就無法客觀地、全面地解析20世紀日本近代史，也無法立體全面地闡釋“里日本”的問題。因此，只有將“里日本”和日本近代史進行緊密的結合，還原其完整的歷史全貌，打破孤立的“里”與“表”的簡單二元對立，拓寬視野，跨越國境，從日本內部的“里日本”與“表日本”，擴展、延伸至日本與亞洲的外部的、宏大的地理空間，在多維立體的視野和框架中重新審視日本的近代化發展路線才能得到較為全面的解釋。

20世紀二三十年代，隨著日本對外殖民擴張愈演愈烈，“里日本”地方政府試圖通過發揮“里日本”臨近海外殖民地的自身地理優勢，極力宣揚“日本海湖水化”，并大力宣傳“里日本才是表日本”等言論，爭先搶奪通往符拉迪沃斯托克、朝鮮的航路渡口，搶占國內外先機。1931年9月，長達9702米的“清水隧道”開通，上越線中的上野——新潟路段全線通車，極大縮短了“表”“里”之間的行程距離。1932年，偽滿洲國成立之時，日本迅速以上越線為基礎建立了連接東京—新潟—清津（朝鮮地名）—“新京”（中國長春）的全長1891千米、時長50小時的路線。這是當時連接日本與中國東北的最短路線，也成為了“里日本”人前往中國東北，夢想脫離貧困與饑餓的“生命線”。正如古廄忠夫（1997:56-57）所述：“日本進入大陸侵略時代，逐漸建立了 <表日本—里日本=表亞洲>—<大陸·朝鮮半島=里亞洲>的亞洲‘里’‘表’構圖?！倍袄锶毡尽痹谶@一過程中則主張“將里日本定義為日本=‘表亞洲’的里玄關，隨著日本對日本海對岸=‘里亞洲’的侵略，即東亞共榮圈的逐漸形成，里日本人踏上了脫離里日本并向對岸邁進的道路?！保ü艓曳?，1997:151）在日本對外殖民侵略時期，“里日本”出身的政治家成為推進“滿洲移民政策”的中堅力量，例如，1932年，擔任作為推行“滿洲移民政策”骨干的拓務大臣永井柳太郎、推進“滿洲移民教育”的加藤完治的“左膀右臂”杉野忠夫、之后實施東亞聯盟構想的宮崎正義都是“里日本”的石川縣出身。而參與移民的民眾團體中，“里日本”人同樣占有著相當比重。受到日本政府“王道樂土”“五族共和”等宣傳的蠱惑，越來越多的“里日本”人將海外的日本殖民地看作是擺脫困境、開拓新生活的“希望之地”，紛紛踏上移民船向中國大陸進發。然而，隨著日本戰敗，“日本海湖水化”等夢想隨之化為泡影，“里日本”也未能扭轉被差別對待的困境。

水上勉也是懷揣對“新天地”的無限向往，離開家鄉乘坐渡船駛向未知的彼岸，成為奔赴中國大陸的眾多“里日本”人中的一員。1938年8月，水上勉乘坐渡船來到中國，在沈陽的奉天北市場擔任“苦力監督見習工”，后因咯血于次年2月被遣返回國。這段跨越國境的生活雖不足半年，在沈陽驅使中國勞動者做苦工的加害體驗卻成了水上勉難以磨滅的傷痛記憶，也給水上勉的文學創作以很大影響。

二、水上勉的“里日本”書寫及“越境”視野的必要性

水上勉（1919—2004）是日本現代著名的小說家、劇作家，因《霧與影》（1959年）、《海牙》（1960年）、《耳》（1960年）、《巢之繪》（1960年）等推理小說聞名于世，與松本清張并稱“日本社會派推理小說的開創者”。1961年憑借《雁寺》轉向純文學創作，并斬獲第四十五屆直木獎。1962年推出長篇巨著《饑餓海峽》，由此確立了文壇不可撼動的重要地位。水上勉在其將近六十年的文學生涯中筆耕不輟，創作了諸多“里日本”題材的文學作品，其中既包括《雁寺》四部曲（1961—1962年）、《饑餓海峽》（1962年）、《五番町夕霧樓》（1962年）、《湖底琴音》（1968年）、《孤獨的盲歌女》（1974年）等代表作，也包括私小說《我的六道暗夜》（1973年）、隨筆《若狹海邊散步》（1989年）、《日本海的人與自然》（1977年）、文集《負籠的細道》（1965年）、《記錄被消逝的事物》（1969年）、《我的山河巡禮》（1971年）等，構筑了龐大的“里日本”文學世界。這些作品以底層庶民生活為題材，以悲切動人的哀婉訴說“在地上爬著生活的人們”的憂愁和悲傷，充滿著對窮苦人民的深切同情。水上勉這一獨特的創作風格被學界稱作“水上調”，因而風靡了日本文壇。

不僅如此，由于水上勉九歲時就被家人送到京都的寺院做小僧，從此便踏上了背井離鄉、流浪漂泊的坎坷人生道路，一生中頻繁輾轉于“里日本”與“表日本”之間，并多次往返于日本與中國。這些大跨度的空間移動，多次身份的差別體驗與反轉體驗，培育并增強了水上勉敏銳的空間感知，并在他的文學創作中得以充分的體現。

在水上勉的文學創作中，“里日本”地理空間始終是其思考人生與社會的重要原點。并以“里日本”為切入點，從聚焦本土的定居與移動、遷徙與“越境”，將“里日本”與“表日本”在進行空間上相互映照之外，進一步打破“里日本”與“表日本”的空間局限，跨越國家疆域，以“越境”的視野，將“里日本”置于更廣闊的亞洲政治地理空間當中，借以重新審視日本近現代發展的道路及存在的問題。

其中，水上勉以沈陽的“越境”體驗為基礎創作的《青春放浪》（1963年）、《我的六道暗夜》（1972年）、《沈陽的天空》（1981年）、《黃色照片》（1981年）、《奉天北市場》（1985年）、《沈陽的半月》（1986年）、《閑話一滴》（1986年）、《在沈陽（一）》（1987年）、《在沈陽（二）》（1987年）等文學作品便是“越境”體驗在文學創作中的具體體現，也蘊含著水上勉對近代日本與亞洲關系的長期思索。因此，水上勉作品中的“越境”并不僅僅體現在某個人物的移動路線上，還反映在作品中由近至遠、由日本到中國，乃至整個亞洲的微觀和宏觀并置的空間視域上，內含有待發掘的諸多再生性和多元可能性，而這正是水上勉“里日本”文學空間敘事研究的重要價值所在。

米歇爾·?？略f：“當今時代或許首先是一個空間的時代。我們生活在一個同時性的時代……我們對世界的經驗更像是對一個連接起各點且其脈絡互相交叉的網絡的經驗，而非對一個時間中的漫長發展的經驗?！保ㄞD自杰里米·克萊普頓 斯圖亞特·埃爾頓，2007:4）因此，本文的研究便是在全球化時代，人文社會科學的空間轉向的理論大潮下，打破單一時間線和靜態空間的傳統模式，結合水上勉戰前、戰后的中國體驗以及時代背景，以“越境”的視野，深度審視“里日本”人的“越境”體驗，挖掘水上勉的沈陽題材創作與其“里日本”書寫之間的內在關聯，回望和反思日本近代化發展道路上存在的問題。

現階段，中日兩國學界關于水上勉的中國題材文學研究都集中在中國體驗對水上勉文學創作影響的單一視角，而忽略了水上勉由于“里日本”的出身及其曲折苦難的人生經歷對他文學創作的影響，遮蔽了水上勉的中國題材作品中一直潛藏的“里”的無意識在場。尤其需要思考的是，長期在國內遭受差別待遇的“里日本”人跨越國界來到中國，卻獲得了隨意驅使和奴役中國人的特權。這種“里”的反轉體驗，以及加害相同命運的底層人的感受對水上勉產生了怎樣的影響？這是一個十分重要的課題，卻一直未引起學界的關注。這些都為本研究提供了深入思考的契機和進一步探討的可能性。

三、沈陽都市空間中的“里日本”的反轉與他者視域的空間發現

日本海沿岸的“里日本”與太平洋沿岸的“表日本”之間由連綿不斷的山脈相隔。產業革命以來，“與太平洋沿岸工業帶隔著脊梁山脈的里日本被看作是絕好的后背地，隨著表和里的差異越來越明顯，逐漸形成了人力、物資、資金的移動系統?！保ü艓曳?，1997:34）以山脈為界，“表日本”與“里日本”地區的空間構圖形成了鮮明的對比，相比于迅速都市化的“表日本”，隔絕于近代化進程之外的，沒有電路、鐵路的“里日本”則被排擠到了邊緣的位置，逐漸淪為了“表日本”的人力、物資、資金供給基地。隨著大量的人口流出，原本處于遲滯狀態的“里日本”進一步衰頹，“里日本”一詞也就被賦予了輕蔑、歧視的含義，而“里日本”人也逐漸產生了低人一等的劣等意識。而位于北陸地區西端的水上勉的故鄉若狹更與其他地域由崇山峻嶺阻隔，即便在“里日本”當中也是備受孤立的存在。水上勉（1968:44-45）在傳記《若狹路》中就曾寫道：“若狹曾被稱作‘わかされ’。應該是‘分か去れ（被分離）’的意思吧。去越前的人，都是從敦賀出發，拋下身后的若狹不管的。這里是被孤立的地方。（中略）遠走他鄉的人中，幾乎沒有度過美好幸福一生的人。誰都是背負著‘被分離’的悲傷，在腦海中描摹著故鄉的風景客死異鄉”。日本政府偏重“表日本”的發展策略使得“里日本”人為了擺脫貧困與饑餓的漩渦，只得少小離家，去到遙遠的“表日本”都市謀生，不僅只能在底層承擔繁重的粗活，還要遭受他人的蔑視與粗暴的對待。而出生在偏僻山谷中，九歲就被家人送到京都做小僧的水上勉對于“里日本”村落與“表日本”都市之間的巨大差異深有體會，這也成為其日后文學創作的重要源泉。正如酒井順子（2014:36）在文章中所說，前往京都奉公對水上勉的文學創作產生了深刻的影響，“如果看到了京都的‘表’的部分，便會更加深刻意識到自己作為‘里’的存在。這一意識也會不斷積蓄在內心之中?！?/p>

因此，水上文學扎根于“里日本”與“表日本”的地理空間體驗，構筑了帶有濃厚地域特色的敘事空間。在這些作品中，主人公的故鄉大多被設置為與近代日本極不相符的被群山隔離的“里日本”偏僻山村，并多次書寫了“表”“里”日本之間的隔閡與差異，以及對人物穿梭于其間的移動路線的細致入微的描寫，通過空間的對比、人物行進路線的艱難凸顯了“里日本”農村與“表日本”都市兩大空間之間的距離感和隔閡感。淺井清（1996:12-13）指出：“水上勉將目光聚焦于現實的表里之中的差異。這種視線的延長線上，是明治以后作為近代化中心的表中央和陰影之中的里地方的對比。這種寫作意識是水上文學豐富的抒情性和故事性的根底?！?/p>

然而，1938年，水上勉跨越國境來到了當時的沈陽“奉天北市場”擔任了“苦力監督見習工”，住進了位于城市中心的新興都市化建筑區，生活環境和經濟條件不僅發生了大反轉，作為所謂的“一等國民”，身份地位也直線上升。對于“里日本”出身的嘗盡人間酸苦、窮困潦倒的水上勉來說，身份、心態、生活環境都一改往昔。在沈陽都市空間中感受到的這些特殊體驗，帶來的震撼和“不適感”是可想而知的。也正因為“里日本”出身的漂泊放浪的經歷，使得水上勉同夏目漱石、與謝野晶子、青木實等原本就是“表日本”人的心態有所不同，也與生活在沈陽的其他日本人時常以傲慢的眼光蔑視被城墻包裹的貧窮、落后的中國人居住區的心態不同，水上勉帶著在日本國內積累的“里日本”經驗“越境”到中國沈陽，更多地關注與自己命運相似的、生活窘迫的中國人的生活狀態。

在沈陽題材的作品中，不同于水上勉以往的描寫從“里日本”大山里走出，來到“表日本”都市摸爬滾打的窮苦人故事，水上勉通過作品中身居殖民者的主人公“我”的視線，從文明先進的新城區“外城”出發，去探尋貧窮落后的被城墻包裹著的舊城區“內城”，通過描寫華麗壯觀的日本人居住區，與破爛不堪的中國人居住區的強烈反差，展現了“表”—上層—中心地域與“里”—底層—邊緣空間的對立。

那時候我經常會去中國人街散步。沈陽的貨物站叫作北市場，大致位于中國人街的東北部。臨近去往清朝皇帝故宮的鐵路線。傍晚結束了搬運的工作后，我與同事分開，向著當時被稱作“內城”的方向，穿過高高的城門走到中國人街。這里也有理發店、鐵匠鋪、餐廳等等。包子擺在支向過道的木板上售賣，到了飯點兒人頭攢動。我也加入人群之中，吮吸著包子里的汁水。吃飽了飯，就朝向故宮，在石頭鋪就的古道上漫無目的地散步。倒塌的土墻、塌陷的屋頂下方是像洞穴一般土制的房屋。不知道在賣著什么的門戶緊閉的商店旁邊緊挨著的是三層樓高的木制住宅。這之間老人、孩子往來眾多。騎自行車的人很少見，都是行人、開車的人。服裝、發髻都很奇特的異國人，他們之間的談話我自然是不懂，但是擦肩而過的女人、孩子的眼中都不由得透著緊張感，身上飄蕩著酸澀的汗臭味。我看到什么都很稀奇，直到天黑，一直這么閑逛著。

（水上勉，1978:348）

石子路面、洞穴一般的家宅和土質的房屋，與日本人居住的“新城區”的高樓大廈、柏油路形成鮮明對比。這種內城與外城空間的差異，與日本國內“里日本”與“表日本”的空間差異十分相似，水上勉在日本國內看到的“表”“里”之間的山的阻隔，在沈陽則演變為城墻的隔斷，兩者同樣具有強制性的地域空間特征，這是一種中心—邊緣關系對抗的標志。然而，兩者之間又存在著本質的差異，“里日本”社會的貧窮、落后與遲滯歸根結底是日本近代化發展中資源分配不平衡造成的內政問題。而沈陽的空間落差卻是日本對外殖民侵略造成的惡果，是日本為加強殖民統治和彰顯自我霸權而生產構筑出來的政治地理空間。中國人在日本殖民統治下，被困在清朝時期的城池中，過著與近代化格格不入的生活。日本通過制造和維護這種社會及空間的差異，以到達“長久維護和鞏固自己的權力控制和統治地位的目的”（包亞明，2005:103）。因而，正如大衛·哈維所說：“空間的生產就是階級的生產，城市物質基礎設施的空間一旦被生產出來，就立即投入到強化階級關系的活動之中?！保ㄞD自張佳，2014:112）因此，不同于橫亙在“里日本”與“表日本”之間的山脈，反映了兩大空間既對立又統一，既隔閡又互相依附的矛盾關系，而橫亙在沈陽內城與外城之間的城墻則揭示了殖民者與被殖民者、加害者與被害者之間不可調和的矛盾。

而在這樣的背景下，彼時居住于沈陽的大部分日本人把“游覽”中國人居住區視為一種獵奇，并在《旅行滿洲》等雜志上宣傳去內城故宮的旅游路線。而日本作家對沈陽中國人居住區的書寫也同樣建立在游歷、觀賞異域風情的體驗之上，同樣隱含著將中國與日本作對比，用以確認自身的殖民者身份的潛在意識，如安部公房（1998:91）在《奉天十七年》等作品中就曾稱“中國人街”為“被逼到走投無路的敗者的城鎮”。李雁南（2005:28）也曾指出：“現實中的精彩的異國體驗加強了對觀念上的‘異國’的熱切向往，中國從而成為一個美妙的所在。這種充滿優越感的中國經歷使日本作家看待中國的視角逐步固定為帶有殖民主義歧視與偏見的殖民者的視角。他們在描述中國、同時也描述自身的過程中完成了殖民書寫?！?/p>

而同一時期在日本國內，“表日本”都市同樣流行著去到“里日本”鄉村觀光旅游的潮流。對“表日本”人來說，相對開發遲滯的“里日本”卻因為保存著近代以前的風景和習俗，因而帶有著浪漫的、虛幻的異域魅力。來自“表日本”的作家川端康成就有意選取“里日本”的雪國為小說舞臺。以一句著名的“穿過縣界長長的隧道，便是雪國。夜空下一片白茫茫?！保ùǘ丝党?，2010:3）為開頭的經典名作《雪國》，通過塑造夢幻般的想象的烏托邦——“里日本”的敘事空間，凸顯了白雪、青春、戀愛等美好之物的轉瞬即逝。川端等“表日本”作家通過與都市形成強烈反差的異質空間書寫，以緩解現實生活中的精神苦痛，或在異域的“冒險”中尋找自我的方向?？梢哉f，眾多“表日本”作家對“里日本”的空間書寫，無論是在《雪國》中生動地描寫夢幻雪景的川端康成，或在《金閣寺》中大書特書“里日本”出身的主人公、卻從未實地考察過的三島由紀夫，這些充滿想象與幻影的“里日本”敘事空間不過是滿足作家個人思想表達欲望的借鏡，都帶有消費“里日本”的人與事物的獵奇心理，以及歧視與偏見的視角。

而水上勉對中國人居住空間的書寫雖然也潛藏著殖民者的優越感，與此同時又蘊含著對于中國窮苦大眾的強烈共情。不同于在國內遭受壓迫的處境，水上勉雖為“里日本”人，卻在沈陽與來到這里的“表日本”人一同作為殖民者，享受著都市的種種特權，他不再是走入中心都市的邊緣人，而是成了懷著好奇心、漫步于邊緣地帶的觀光客。在水上勉的眼中，中國人居住區同樣成了他可以暫時逃離現實生活的異界。這不僅由于初來乍到被日本同僚排擠而苦悶，更是因為厭倦了日本人在沈陽的橫行霸道，對同胞虐待中國勞動者的殘忍與冷酷感到悲哀。在患上肺病后，水上變得更加孤獨、抑郁，使得他眼中的中國人居住區也是一片陰暗、沉郁的色彩?！拔以谕瓿闪艘惶斓墓ぷ髦?，就會刻意回避與日本人的接觸，而喜歡去中國人街散步，也是由于無法忍受與摸不清脾性的同事們一同擠在狹窄的宿舍房間里，我不想讓同事察覺到自己得了病。因為我已經有了一點結核病的征兆，因此在沒有日本人的內城一帶散步心情會更加輕松，更能讓身心平靜下來?！保ㄋ厦?，1978:349）

然而，另一方面，水上勉在中國人居住區漫步時又獲得了某種親近感，它成了水上寄托思鄉之情的異域空間。也正因為這樣，水上時常想要融入其中，自然而然地加入中國人的隊伍之中。在《沈陽之月》《黃色相片》等眾多沈陽題材的文學作品中，每當描寫中國人，水上勉又時常將自己故鄉“里日本”的鄰里鄉親與之相互對比，衣著破敗、滿身污垢的中國人身上總能看到親人的面影，勾起他無盡的鄉愁。這種獨特的視角源自水上生長于“里日本”貧窮村落的出身，家鄉的風景雖然與中國迥然不同，但是貧窮、饑餓的苦痛，邊緣與底層的社會地位卻讓兩個空間產生了緊密的聯系，這成了水上勉看向中國人時內在隱含的對于“里日本”生活體驗的重新思考，正如孫旸（2011:76）所說，水上勉的中國之旅也是一段“故鄉的發現”的過程。這種“故鄉的發現”也促使水上勉開啟了“自我的發現”。在小說《小孩》中，水上勉就在開篇描寫了自己與中國少年外貌的相似之處。

頭蓋骨寬闊，后腦勺突出的大頭，總讓人覺得里邊裝滿了腦漿。在我們村子里，有很多這樣的大頭孩子，常被人稱作軍艦頭，不說別人，其實我自己后腦勺就很突出。雖然很少有機會仔細看頭的后面，但是當我走在街上，偶爾透過店面的玻璃觀察自己的側臉時，也總會不禁感嘆這軍艦大頭。不過，每當想起那位少年，首先映入眼簾的便是他鐵錘一般的大頭，深陷的眼眶里嵌著病人一樣澄澈的雙眸，上面掛著一抹淺淺的眉毛。這已經是四十多年前的事了。當時中國東北部還被叫作滿洲，我在沈陽一個貨物站工作，這位少年也在這里干活。名字好像是“liu”，記不請是寫作劉還是別的什么字了。我們都叫這個少年為“小孩”。

（水上勉，1979a:10-11）

水上離開了熟悉的日本，越境來到了異邦的“滿洲”，卻在以他者的視點觀察“小孩”等生活在底層的中國人時，通過身份與視點的反轉重新發現了自我，這種體驗不僅加深了“里日本”的劣等意識，促使水上勉對日本國內“里”與“表”的社會問題的深入思考，更催發了對殖民侵略的深刻反思。因為在沈陽，水上勉并不是單純置身事外的歷史見證者，更是積極響應日本侵略政策的“里日本”人之一。

“里日本”人在燈紅酒綠的“表日本”大都市只能從事最底層的工作，永遠無法擺脫自己的出身和由此帶來的悲慘命運?！罢纭栋?，野麥嶺》中描述的那樣，被送去做紡織女工，被迫從事過重的勞動，最終因患上職業病而不得不歸鄉的少女也同樣不在少數。不只是紡織女工，也有次男、三男在京都、大阪做傭人時被虐待，因而患上當時傳染最嚴重的結核病，不得不回到故鄉療養身體?！保ㄋ厦?，1979b:36）水上勉多次在作品或訪談錄中強調，見證包括自己在內的“里日本”人的悲劇成為其人生的“原體驗”。然而，在日本國內過著悲苦生活的“里日本”人卻在跨越海洋來到中國之后，成了凌駕于中國勞動者之上的殖民者。作為“苦力監督見習工”，水上勉在欺壓奴役和自己身世相近的人時，這種由受壓迫者轉變為壓迫者，由受害者轉變為加害者的身份反轉體驗令他體會到了無法言說的苦澀之感，這使他產生了“加害者”意識，也成了他一生揮之不去的傷痛。

在完好的建筑物地下的某個地方有一根蟲蛀的柱子。所謂地基，如果沒有五十根左右的話房子就站不起來，但是在廁所附近即便有仿佛淋上碳酸一般腐蝕了的地基，建筑依然能夠屹立不倒?，F如今的水上勉雖然還活著，但是如果看向地基，那么最脆弱的部分就是滿洲的三個月。在蟲蛀的柱子之上構筑起我的人生。（中略）如果疼的是自己的腳，可以說我感到很“疼”。我拖著它茍活到了人生末年，不得不說我的腿上某處已經腐爛了。

（水上勉 木村光一，1995:124）

作為在日本國內受到“表日本”人欺辱壓榨的“里日本”人的水上勉，因為在異域他鄉壓迫了同樣處于社會底層的中國苦力而痛苦萬分，直言異化為加害者的自己是一個背負著罪孽，在罪惡感的折磨中茍活至今的人。水上并沒有極力掩飾自我的罪孽，而是直面“人生地基”中的這處腐朽，通過中國書寫揭露自我的卑劣以及日本對外殖民侵略的罪行，用創作贖罪、重構自我。

水上勉（1996:165）揭示與批判了戰爭的丑惡，決心與挑起戰爭之人斗爭到底：“雖然我對父母生前艱辛的生活同樣感慨萬千，但是更加使我難以釋懷的是在戰爭時代的大部分時光中，我都沒有做過任何抵抗，就這樣承載著欺瞞他人的罪責，摸爬滾打地茍活了下來。（中略）即使更改年號為平成，我也只能拖著罪孽纏身的軀體茍延殘喘。雖然已近末年，但是我一定會同企圖發起戰爭的人斗爭到底，這便是我自1月7日起的8天里一個人反思得來的結果?！?/p>

柴紅梅（2015:327）指出：“中國東北地區的日本文學除了一些特殊的批判現實的作品之外，存在著一個通病的問題：就是幾乎所有的作品都是展現‘異國的情調’或書寫無盡的‘鄉愁’。比如在眾多的‘滿洲游記’、見聞記、采訪記或導游記當中表現最多的是‘充滿異國情調的滿洲’。而大量的返遷記錄、體驗記和再訪記當中又不約而同地抒發了一種割舍不斷的‘鄉愁’。但是，很少有人能夠清醒地認識到帶給他們這些感受和體驗的殖民地本質問題的存在，很少有人能夠站在歷史的角度對自我進行戰爭責任的拷問?！币虼?，川村湊（1990:96-97）犀利地指出：“他們并沒有看到，比如作為苦力的滿人，他們擁有牢固的文化和風俗，是并沒有被同化的中國人；他們也不想去看在身邊的中國人街的露天市場和鴉片窯的頹廢和黑暗。因此，總是缺失一些要素?？梢哉f他們只看到了兩種事物的對立，屬于‘自我’的日本，以及與其對峙的‘他者’的‘西歐’或‘中國’或‘近代’，最終無法看清殖民地的本質，逃脫不掉偏執的自我感動與陶醉?！?/p>

然而，水上勉并未如此。因為作為在日本國內飽受壓迫的“里日本”人，在沈陽的“里”的反轉體驗，以及加害相同命運的底層人民的體驗，暗含著與普通意義上的“罪意識”所不同的“里日本”人特有的痛苦糾結的復雜情感，也使水上勉獲得了從他者視點反觀自我、重審過往、發現自我的體驗。因此，水上勉的沈陽題材的文學創作相比于其他作家對日本殖民統治的反思則更為深刻。如五味川純平（1971:192）所說的“滿洲鄉愁文學”及根據返遷體驗創作的“受害者”文學成為風潮的時代，很多日本人在內心深處都隱藏著在戰爭中壓迫、殺害中國人的卑劣的過去，但也決心直到生命結束也不會吐露秘密。但是，水上勉卻在小說和自傳中寫下了日本人如何殘酷驅使中國人的事實，也描寫了中國人以德報怨的胸懷照顧養育曾經欺辱壓榨他們的日本人遺棄的殘留孤兒的故事，借以反觀審視自我曾經的真實面貌。正如巖波剛在小說《沈陽之月》的解說中指出的那樣：“昭和時代雖然結束了，但‘國家犯罪’的傷疤卻并未消逝。從苦力、妓女和小孩的角度來揭示真實情況，在十九歲‘孤獨至極’的人生的延長線上，將有關‘中國殘留孤兒’問題的思考與之相互交疊。之所以稱這部作品是一部徹底超越個體的偉大作品，意義就在于此?！保ㄞD自水上勉，1986:179）不僅是《沈陽之月》，水上勉的沈陽題材的作品皆是如此。

可以說，水上勉作為“里日本”人，是日本近代化發展以及日本殖民侵略的見證者和親歷者，在他的“里日本”文學世界中，打破了“里日本”與“表日本”的二元對立的窠臼，跨越國界，將“越境”的中國沈陽都市空間體驗與“里日本”的“原體驗”建立鏈接，重新審視日本近代發展史的問題所在。水上勉以“里日本”人的經歷和視角看到了一般日本人不易看到的歷史的真實，從而使他的反省與懺悔變得更加深厚與痛切。因此，從“越境”的視角，將日本近代化發展道路中出現的“里日本”問題與日本的侵略戰爭和殖民統治問題緊密相連，深度思考水上勉的“越境”體驗與異域都市空間的書寫與“里日本”的內在邏輯，有助于對水上勉的“里日本”文學世界進行更加全面和立體的審視和再認識，把握水上勉文學創作的廣度和深度，具有較為重要的學術價值和現實意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