水村美苗的“越境”體驗與文學創作
——以《私小說：從左至右》為中心

柴紅梅 代 欣

（大連外國語大學 日本語學院，遼寧 大連 116044；四川外國語大學 日語學院，重慶 400031）

隨著平成時代的落幕，日本文學評論界對平成時代日本文學的討論一度成為熱議話題。其中，“越境文學作為平成時代日本文學的重要組成部分”（楊洪俊，2020:75），讓人印象深刻。早在20世紀末和21世紀初，已有學者注意到平成時期日本文學的“世界化”（魏大海，1998:8）、“越境性”（川村湊，2009），以及“跨文化”（李光華，2012:208）等特點，這也為我們思考日本平成文學的“越境性”提供了契機。近年，“越境”一詞頻繁出現在中外學者的研究視野當中。中國學者長安（2018:106）認為：“文學作品里的異邦異域書寫、文學研究中的跨域跨國探索、作家學者的跨國跨域移動以及非母語寫作、文本內部研究與文學外部研究的交錯、文學與音樂美術電影的交融等等，皆可謂文學的越境?！蓖瑫r，“進入平成年代，作家及其作品背景、內容、語言等諸要素都體現出了文學的無國界化”（吳艷，2019:30）。所以，將作家的多元化跨文化體驗與文學創作的關系作為考察對象的研究逐漸增多。對此，黑谷一夫認為“越境文學應該做出范疇更小一些的定義”（轉自楊洪俊，2020:75），這推動了學界對“越境文學”進行更具體而有針對性的研究。楊偉（2018:9）認為，“不僅人會在跨國移動過程中變成兩種或多種文化的‘混血兒’，‘越境文學’在某種程度上，也可以被理解為‘混血兒’，存在著被多種解讀、多種建構的可能性”。從作家“越境”體驗與文學創作的關系入手，在跨文化視域下進一步解讀文本的“越境性”，有助于推動日本現代文學的世界性思考。

一、《私小說：從左至右》與先行研究

水村美苗，1951年出生于日本東京，在東京度過了自己的童年時期。12歲時因父親工作的關系全家移居美國，直到動筆創作《私小說：從左至右》（以下簡稱為《私小說》），已在美國生活了二十余年。高中時代的水村美苗就通讀了母親從日本帶來的由改造社于1927年出版發行的《現代日本文學全集》，之后考入耶魯大學攻讀法國文學博士學位。博士畢業后短暫回過日本，之后又返回美國在大學教授日本近代文學。水村美苗自20世紀90年代續寫《明暗》后，推出一系列小說均獲得重要獎項，因而聲名鵲起，受到文壇的熱捧①?！端叫≌f》便是她根據自身經歷創作的一部小說。1995年，《私小說》一經出版即獲得當年日本的“野間文藝新人獎”。它從語言形式上突破了日本小說傳統豎排格式的束縛，被稱作日本文學史上第一部橫排小說。

《私小說》是一部帶有自傳體性質的小說，講述了少小離家的“我”為了用日文創作小說而下決心離開美國回到日本的故事（水村美苗，2015:2）。一個大雪紛飛的夜晚，美苗與奈苗兩姐妹正在進行日常的通話。從她們之間日英夾雜的對話中可以了解到，美苗雖然在十二歲時因父親工作關系移居美國，但她無法像姐姐奈苗那樣流利地使用英語并很好地融入美國社會，而是始終耽溺于以夏目漱石和樋口一葉等的文學作品為代表日本近代文學當中。成長中的兩姐妹雖然都有過回日本生活的念頭，但也都因無法融入現在的日本而感到苦惱和困惑，因而不得不一直在想象的“日本”與現實的“美國”的夾縫中生存。小說刻畫出她們生活在異國他鄉的孤獨感以及與周圍人的疏離感。結尾處，美苗看著窗外的大雪不禁想起日本傳說中古老的“山姥”形象，并下定決心回到名義上的“故鄉”——日本，并用日語創作小說。

與《私小說》相關的先行研究的焦點主要集中于主人公的自我身份認同的迷茫與作品的雙語混雜文體之間的關系。青柳悅子（2001:18）認為：“《私小說》通過復數語言體現的雙重自我，得以將‘自我’主體客體化地進行觀察”；溝渕園子（2006:109）認為：“雙語混雜文體則體現出主人公不同語言對應不同自我之間的割裂之痛”。誠然，小說對日語世界中的“我”與英語世界中的“我”的雙重自我糾纏不清的體驗進行了深刻描寫，以此凸顯地理“越境”帶來的異質語言的混雜性與作者身份認同的迷茫。然而水村美苗持有的如何“抹平裂痕”②的問題意識、作者的“越境”體驗與文學創作的關系，以及作品的“越境性”對日本現代文學的“解域化”等方面未能得到充分闡釋。

二、地理“越境”與文化“越境”

理解“越境文學”首先要理解“越境”?！霸骄场痹阜欠ǔ鋈雵?，也有越過禁止出入的境界的意思。我們對“越境”的首要認知包括但不限于旅行、冒險、移民、逃亡等類似的空間移動。在戰爭和冷戰時期，“越境”常被看作是違法行為，“越境者”會受到法律的制裁。直到20世紀末，隨著世界范圍內冷戰的結束，以及全球化帶來的人口大規模移動，“越境”已不再變得特殊，“越境者”自身也處在異文化與本國文化之間多重、復數的狀態。越境的“境”在以前多指代所跨越區域或國家邊境，然而全球化愈發深入的今天，“境界已不再是一條‘線’而是一個‘場域’，可以駐足在那里，生活在那里，是一個具有寬度的‘境界地帶’。（中略）多元文化只有在每個個體處于境界地帶之時才能得以實現?！保ㄇ嗔鴲傋?，2001:8）。因此，“越境可以被看作是一種多元化的跨文化體驗”（土屋勝彥，2003:254）。也就是說，“境”從一個地理概念轉向為了文化概念，地理“越境”的同時必然導致文化“越境”。

主人公美苗很小的時候就經歷了從日本到美國的地理空間的“越境”，但與此同時伴隨而來的便是難以撫平的“裂痕感”：“溝壑并不是我與美國之間的，而是‘日語中的我’與‘英語中的我’之間的溝壑?！保ㄋ迕烂?，2015:201）顯然，“英語中的我”與“日語中的我”是對立與對抗的，“日語中的我”總會被美國人當作低等的東方人種的標記而存在，而“英語中的我”和“日語中的我”的無法調和導致了“裂痕感”的產生，使得她在自我形成的過程中總帶有一種被人“連根拔起”“移植”的感覺（水村美苗，2015:61）。由于是自傳體小說，美苗與作者本人一樣，雖然不是傳統意義上的混血兒，但由于其從小的生存空間是雙重文化乃至多重文化的交匯空間，因此便早已變成了“文化越境者”的一員。

在多元化的跨文化體驗過程中，異質文化之間的差異幾乎是所有“文化越境者”都要面臨的問題。美苗的“越境”體驗逐漸讓她意識到，美國與她之間始終有一條無法填平的“鴻溝”。這體現在她不得不面對豎排語言世界與橫排語言世界之間文化傳統的差異，這種差異的存在也時不時會遭到同學們的嘲笑，“他們不是從左到右而是從上往下看書”（水村美苗，2015:125）；同時，這種差異的存在也迫使美苗不得不生活在虛幻的“日本”與現實的“美國”之間的錯位中，“我們對故鄉的思念簡直就像是活在明治時期的人所講述的故事那樣古老而遙遠”（水村美苗，2015:132），因此，美苗始終認為“自己現在的樣子并不是真實的自己”（水村美苗，2015:203）。

“裂痕”也好“鴻溝”也罷，只不過是文化差異的代名詞而已。面對橫亙在自我與美國之間的鴻溝，她不得不認識到，在這里必須依靠自己尋找到屬于自己的容身之所這一現實。由于這種“裂痕感”已和美苗的自我生長糾纏在一起不能分開，因此，“抹平裂痕”不僅是主體處于異質文化差異中的現實生存需要，更是主體“自覺”在多元文化中尋找“自我”的一種生存本能。

另一方面，從一個國家的“中心”位置到另一個國家的“邊緣”位置，地理空間上的“越境”勢必使得“越境者”其“異邦人”的身份認同得到加強，因而在“無根”的漂泊感和喪失感之下導致了心靈的“流放”狀態，轉而表達出一種強烈的“家園”追求。與慘淡的美國生活相比，兩姐妹想象中的日本生活顯得格外吸引人。然而，日本之于她們是一個想回但卻回不去的“故鄉”。

美苗對于故鄉的理解來自同居的日本男子“殿”所吟誦的《雪》③，來自在暴風雪中邊跳舞邊從深山中赤腳跑出來的太母“山姥”，來自室生犀星筆下的「ふるさとは遠きにありて思ふもの」/（故鄉啊，是遠去他鄉的思念），還來自由樋口一葉等作家書寫的“哀凄的”“仿佛彌散著濁流氣息的”（水村美苗，2015:126）文學世界——“僅僅是把它翻開，不知不覺中我就會被自己出生之前的世界所吸引”（水村美苗，2015:127）?！堆烦３霈F在日本小學乃至高中的教材中，是日本現代詩歌的代表作之一。這首詩描繪了“一位母親把太郎和次郎哄入睡，然后在他們入睡的枕頭旁邊盡心盡力做著針線活的場景”（奧村勉，2018:19）。這幅畫面不僅體現了日本母親的溫柔勤勞，還通過留白展現了日本式的余韻美。這不僅是“殿”唯一能背誦下來的一首詩，也是美苗想要回到的、充滿感情的“故鄉”。只不過殘酷的現實已注定美苗所向往的“故鄉”是她出生前的日本，是只能在書里讀到的卻永遠也到達不了的地方。

殘酷的現實讓美苗醒悟，無論日本還是美國都沒有屬于她的容身之所，只能痛感“尋根”的無力。盡管作者使用了很多帶有日本明治時期的文化符號，試圖塑造出“黑船”來臨前未受到西方文化影響的日本形象，“但文化特性不可能是被預先給予的、不可增減的、有原型可依的和非歷史性的”（任一鳴，2008:153）。美苗所向往的“故鄉”只存在于文化的差異性之中，沒有文化差異就無法產生尋覓家園與歸宿的渴求。因此，尋找“故鄉”某種意義上就是在尋求文化的多元性和混合性。小說結尾處，作者借生活在美國的以色列人“埃爾曼女士”之口說出，“故鄉本非回歸之所”（水村美苗，2015:381）表達出“尋根”的無力和面對文化差異的無奈——她依舊需要處在兩種或多種異質文化的夾縫中，一邊接受“無家可歸”的事實生存下去，一邊繼續在文化的差異性中尋找回不去的“故鄉”。

“文化越境者”常被看作是一群遠離文化中心、行走在邊緣處的“游蕩者”。美苗的問題意識正發端于兩個及多個中心文化的“邊緣”相交地區——文化差異最為明顯最為異質的空間?！澳ㄆ搅押邸北砻嫔纤坪跏菫榱宋幕耐?，實則充滿了文化上的多元性和異質性。多種文化的碰撞，往往帶來某種意義上價值多元的糾葛，但“抹平裂痕”絕不是使某種文化變得像另外一種文化，而首先是一種現實的生存需要。作者通過對“越境”體驗的書寫以及對“尋根”無力的表達，不僅表現出“文化越境者”的身份認同之痛，還體現出地理“越境”導致的文化“越境”空間的現實生存意義。這使得作者得以站在文化交接之處成為多種文化的“混血兒”，產生新的“自我”并對中心化的認識思維進行反思，試圖用跨越雙語的寫作實現文化的融合。

三、跨越異質語言的雙語寫作

文化差異幾乎是所有“文化越境者”都要面臨的問題。和戰前大多數日本知識分子的海外體驗一樣，水村美苗早期也經歷了異質文化的差異帶來的身份認同的迷茫和“尋根”的焦慮。而與近代日本知識分子的文學作品“保留了太多日本的國民性，沒有跨越兩種文化的意識”（土屋勝彥，2015:69）相比，文化多元時代的“文化越境者”或者說在多元文化環境下成長起來的“混血兒”們具有了特殊性。他們在文化“越境”過程中產生“自我”被連根拔起又被移植的感覺，《私小說》中通過“日語中的我”和“英語中的我”的糾葛體驗，得以擁有不同于以往的視野，敏銳地察覺到語言之間力量的不對稱性，站在兩種中心文化邊緣處并成長出新的“自我”。

語言并不像排列在聯合國大廈前面的萬國旗那樣既有英語又有日語。就像那一面一面的萬國旗中隱藏著各國對比一樣，語言和語言之間也隱藏著力量的較量。

（水村美苗，2015:376）

語言的不對稱性隨之帶來作品的不可譯性。由于《私小說》的文本是日英雙語混雜，這注定了作品可以被翻成中、法、德、韓等語言后也能完整保留兩種異質語言混雜的形式，而唯獨不能被譯成英文。一旦將日文的部分譯成英文或將英文的部分譯成日文，兩種語言混雜的狀態便會消失，橫亙在兩種語言之間的“界限”也將消失，站在兩種文化相交之處看向世界的“我”也將不復存在④。從“少數文學”⑤視域來看，不僅能看到小語種“日語”與具有世界霸權地位“英語”的對立，還能看到作者在異質語言與文化交織的空間中，超越個人的跨文化體驗，而對文化背后潛藏的所謂“不對稱性”構造進行了批判認識。

這樣的“不對稱性”不僅能在不同語言中得以體現，還可以在民族、人種，以及性別等方面表現出來。例如美苗、奈苗兩姐妹之所以未能成功回到日本，也脫離不了二人女性身份所帶來的窘迫。

如果在海外駐在的期限要延長的話，那么他們會在適當的時候把兒子送回日本去，哪怕是臨時寄養在親戚的家里，也要讓他們去上日本的大學。這是因為一個男人必須成為日本社會的一員?？墒?，如果是女兒的話，那么就讓她們留在身邊上外國的大學，等到將來有一天讓她們和日本的男人結婚就行了。

（水村美苗，2015:152）

美苗身邊的男性“殿”早早回到日本，成為日本社會的一員。而對于作為女性的美苗、奈苗來說，不必要回日本讀大學，只需要未來找到一位日本男性結婚生子便能融入日本社會，這就是兩姐妹父母以及彼時生活在美國的日本人所秉持的對日本女性的傳統認識和默認選擇。橫亙在男女性別之間的分界線在這個問題上變得更加凸顯，而這種從家庭關系和社會關系中遭到的區別對待反倒給作為女性的、被邊緣化的美苗提供了審視自我、審視日美社會的契機，經歷了與近代日本知識分子不同的體驗，獲得了與眾不同的自我表現空間。

美苗與眾不同的自我表現空間便是各種“不對稱性”的集合體。與從左往右閱讀的英語世界相比，習慣了日文世界從上往下閱讀的“我”是被嘲笑的；在美國，作為日本人的她屬于不被尊重的存在；在“在美日本人”群體內部，作為女性的她也屬于沒有自我、沒有價值，而是將人生價值依托在男人身上被認為是理所應當的存在。在男女被差別對待，“人種優越論”盛行的大環境下，美苗不是憑空掉進一個所謂的“邊緣”位置，而是許許多多像她一樣來到美國的日本人的現實生存空間不斷受到“擠壓”的結果，以至于似乎被擠壓到某一文化的“邊緣”位置。在被排擠的過程中，美苗其“自我”也一分為二，試圖通過二元對立的架構——語言/人種/性別的對立，以此突出英語統治地位下正在生成的“少數”地位的價值。

在小說的結尾部分，主人公美苗決定回到名義上的“故鄉”日本，想成為一名日語作家，這可以理解為奔向某一文化中心，實現“邊緣”到“中心”的逆襲。采用兩種異質語言進行創作，不僅是作者在飽受民族身份與文化身份的錯位中表達身份迷茫與故鄉喪失之痛，還是對自我生存“空間”的確認。一邊將愈漸模糊化的異質文化間的邊界線凸顯出來，一邊又作為“境界兒”使得兩種文化得到統一。表面上來看，橫亙在“日語中的我”與“英語中的我”的鴻溝依舊存在，兩者間的裂痕表現出“自我”的撕裂之痛，也違背美苗想要“抹平裂痕”的初衷，然而作者清晰地意識到“混雜語言”才是她所處“空間”最好的表達。

“混雜語言可以看成是一種反語言中心的語言”（任一鳴，2008:181）。日英雙語混雜的形式產生于英語占統治地位的語言環境中。水村美苗根據自己跨文化的體驗，利用跨越雙語的寫作在以英語為中心的文壇凸顯了“日語”的不可還原性，顛倒了一直以來英語與非英語之間的關系，挑戰了英語的中心性與霸權性。面對有人將她的這一行為看作帶有意識形態的選擇時，她回應道：“我不知道我曾有選擇?！保∕inae Mizumura，2007）這無疑是一種去中心化的書寫，同時也是一種“解域化”的創作，也避免了簡單粗暴地使某一文化徹底轉變為另一文化，而是一種全新的創造。

這一創造來自“文化越境者”獨特的表現空間?！八^空間并不是一個可以往里放東西名為‘空間’的容器，而是事物存在本身就是空間?！保ǘ嗪吞锶~子，2012:164）成長于多元文化環境但被擠壓到“邊緣”位置的“文化越境者”們自身的存在便組成了一個新的共同體的空間。無論小說文本還是作為“文化越境者”的作者本人，在文化相互依存、相互影響愈漸難分彼此的當下，某一事物越來越難以還原成某一種單獨的文化屬性，而是在相互跨文化的過程中成為事物本身。因此，“混雜語言”幾乎成為“文化越境者”的必然選擇，并且在強調不同文化之間張力關系的同時，也使得兩種文化的邊界線越來越模糊，淡化和消解了不同民族和文化間的邊界。

四、“越境文學”的價值與意義

水村美苗的《私小說》是一次跨文化寫作的嘗試，可以看成是尋找溝通不同文化之間的媒介。小說中的美苗在地理“越境”與文化“越境”的空間中掙扎，而產生了新的“自我”?，F實語境中的水村美苗通過對日語的癡迷和對英語的觀察，注意到了語言和語言之間的不對稱性和不可譯性?？缭诫p語的寫作既是水村美苗在美國充滿“違和”與“疏離”感體驗的必然結果，也是對以英語為世界語言的霸權結構進行解構的過程，可謂是其獨特的創造。

“跨文化寫作常常被描繪成一種文化間的對話?！保ㄈ我圾Q，2008:122）有的跨文化寫作旨在消除文化交流中不可避免的寂寞感與隔離感，而《私小說》卻將“流放”狀態的孤獨感與疏離感作為寫作的緣起，并帶著抹平“日本”與“美國”之間“鴻溝”的問題意識，將美苗回不去的“故鄉”與成長環境形象化為一個過去與現在、日本與美國、虛幻與真實相互交織，異質語言和文化相互影響的“空間”。水村美苗得以在語言力量的不平衡和不可譯之中獲得獨特的自我表現空間，將橫亙在兩種文化間的“境界線”清晰地表現了出來，也使得雙語混雜的寫作具有了超越語言本身的價值。

水村美苗從日本經濟黃金時期的20世紀60年代抵達美國，又在20世紀80年代后期回到經濟逐漸下滑的日本。她對于全球化中的日本，以及日語在全球范圍內的地位有更深刻的認識。水村美苗用《私小說》將個人的生活與跨國移動聯系在一起，使個人的歷史組成世界移民潮的一個部分，以此確認自己“文化越境者”身份。后殖民時期跨越國界和文化傳統的流亡作家以及全球化時期環游世界的旅行作家，其復雜身份與切身體驗是填補二元對立的文化之間縫隙的最好的寫作素材，使得原來二元對立的形式發生了變化。作為“文化越境者”，水村美苗充當了兩種及多種文化邊界地帶的“混血兒”，得以實現文化的融合。并且給人一種觀察文化差異的獨特視角——在兩種中心文化的邊緣處看向世界的目光原來是這樣的。

《私小說》不僅展現了后殖民意味的“身份認同”之痛與后現代意味的“去中心化”寫作，同時還帶有一種超越國家之間界線與異質文化的間性特征。對具有異質文化體驗的“文化越境者”來說，如何在全球化背景下的文化多元主義中尋找“自我”的身份定位，不僅是“文化越境者”的現實生存需要，也是實現“自我”認同、主體完整的精神需要。對水村美苗來講，這是經由外部深入內部的一次突破。因為地理“越境”使得本身具有排外性的“自我”不得不撕開一個裂縫，而使得“自我”更加具有包容性。同時，水村美苗還注意到國家、民族、文化和故鄉等概念所具有的本體或者說本質主義的傾向，進而發展出對這類現代概念的批判。

私小說本身作為日本現代文學的一種文體，水村美苗在20世紀末通過《私小說》的創作對其進行了發展。作為一部基于作者“越境”體驗的自傳體小說，《私小說》兼容了小說的虛擬性和自傳的真實性。小說中的“我”試圖克服英語語言文化對“自我”的束縛與影響，卻只能依賴于兩種語言文化之間的縫隙生存、生活與寫作。這不是一種對英語語言文化的克服，而是將作為觀察對象的他者轉換為自我的一部分，從而實現對異質文化的認同的“間性”思維，這也能說明為何青柳悅子（2001）會發出：“多元文化只有在每個個體處于境界地帶之時才能得以實現”的論斷。

同時，《私小說》用日常對話的敘述方式和極為細膩的心理描寫造就了獨特的自我表現空間。姐妹倆不再憧憬傳統日本女性“早苗”那樣——結婚生子淪為男性的附庸的生活，而是獨立地過著單身生活；不同于猶太人們“因流浪的傳統而培養起來的接受無家可歸的事實而生活下去”（水村美苗，2015:381）的想法，美苗對于故鄉無窮無盡的思念反而說明美國和日本之間的強烈對比，更加證明美苗只有通過文化差異來確認想要成為日語作家的“自我”，以及不再覺得“日語”和“日語中的我”就是一文不值的，而是也有其不可取代的特別之處。通過“越境”視角，不僅使得原來被掩蓋的世界得以浮出水面，還產生了更加豐富的文學形態。

“20世紀90年代，世界范圍內冷戰格局的結束和全球化帶來的人口大規模遷移的背景之下，日本經濟由于銀行急劇的貨幣緊縮政策而突然崩潰，房地產價格飆升?！保ㄈ毡疚乃嚰覅f會，2015:270）在那個動蕩的年代，日本文壇也面臨純文學危機。與此同時，關于異文化體驗的文學作品相繼出現，且包攬芥川獎在內的各大文學獎項。其中，女作家的數量迅速上升，甚至有人指出，“不遠的將來，在日本，能夠構建新小說思想或思想性小說這種文學世界的，唯有（日本的）年輕女性們……”（轉自葉琳，2020:5）。在新舊交替的平成初期，水村美苗站在文化與文化之間的相交地帶，以自身的跨文化體驗為基礎，輔以女性的視角對自身體驗進行了客觀的描述，仿佛自身成為“境界線”本身。通過對傳統固有的觀念的批判，既豐富了女性文學的自我表現方式，又拓展了日本當代文學的可能性。

在全球化的新時代，我們每個人都生活在多元文化的環境之中，隨時隨地都在進行著文化意義上的“越境”行為，文化之間的“境界線”越來越隱蔽，難以用語言表達，而孕育于后現代語境中的“越境文學”，將“越境”作為一種方法，通過遠離某一文化中心獲得重新觀察自身文化的機會，作為日本平成時期不可忽視的特點，值得更多關注。

注釋：

① 繼1995年《私小說：從左至右》發表后，水村美苗于2002年出版的《本格小說》，獲讀賣文學獎。2008年發表的《日語的衰亡》，獲小林秀雄獎。2012年出版的長篇小說《母親的遺產》，獲大佛次郎獎。

② “抹平裂痕”的說法源自小說：“日語的世界和英語的世界和諧交融，完美的二者之間不僅不存在裂痕甚至連結合縫都遍尋不到——就是這樣一部天真純潔的完美小說，這該怎么下筆才能寫成呢？”（水村美苗，2015:179）

③ 《雪》，日本詩人三好達治（1900—1964）所作，1927年發表于《青空》雜志。全文為：「太郎を眠らせ、太郎の屋根に雪ふりつむ。次郎を眠らせ、次郎の屋根に雪ふりつむ?！梗ㄞD自望月善次，1983:208）/把太郎哄睡喲，在太陽的房頂上灑下一層積雪。把次郎哄睡喲，在次郎的房頂上灑下一層積雪。（轉自水村美苗，2015:5）（望月善次.1983.「雪」（三好達治）解釈の鳥瞰図作成のためのノート[J].巖手大學教育學部研究年報，(2): 192-208.）

④ 2021年3月，美國哥倫比亞大學出版社將該作品譯成了英文。但從內容上看，小說幾乎是被重新改寫了。針對這一問題，本文不做專門探討。

⑤ 少數文學是少數族裔在多重的語言內部所建構的文學。在德勒茲看來，少數文學之所以重要，是因為它呈現了“解域化”的特點。此處是想強調這種雙語寫作的革命性意義（轉自楊偉，2015:162）。（楊偉.2015.“少數文學”視域下的黃瀛詩歌與宮澤賢治詩歌[J].外國文學評論, (1): 161-17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