梁溪詩派成員的心路歷程
——以嚴繩孫、顧貞觀、秦松齡為例

馬國云

（江蘇城市職業學院環境與設計學院，江蘇無錫 214011）

自“甲申之變”到“三藩之亂”平定的一段時期內，清廷雖然定鼎天下，但尚未收服士人之心。就地域角度而言，清軍破壞最嚴重的地區是江南，對清廷做出最激烈抵抗的也是江南，最難收服的士人也生活在江南。在此背景下，江南士人群體不斷分化為兩類：一類為“拒清”者，他們或遁跡山林，或髡發遁禪，或舉兵抗清；另一類為“迎清”者，他們投身新政權，為清廷的文治武功服務。當然還存在其他相對復雜的情況，如先反清后降清、先降清后反清。由此可見，江南的士人內心世界是豐富而復雜的。本文擬以清初江南梁溪詩派核心成員為例，探求明清易代之后江南士人坎坷辛酸的心路歷程。

一、梁溪詩派的“標本”意義

相較于清初其他一些詩派，如虞山詩派、婁東詩派等，梁溪詩派的影響力固然較弱，但因其成員在清初文壇的成就和頗具特征的詩學傾向而受到學界的關注。王文榮的《梁溪詩派述論》、馬國云的《顧貞觀的詩歌創作及詩風嬗變》、童岳敏等人的《明清時期無錫家族文化探論——兼論顧氏家族之文學實踐》都有所論及。梁溪詩派成員均為江南梁溪（今無錫）籍，核心成員有嚴繩孫、顧貞觀、秦松齡，另有鄒顯吉、安璇、劉雷恒、秦保寅、顧景文等。

在不同時代、不同學者看來，“江南”所指的區域或大或小，但蘇州府、常州府、嘉興府等府縣為江南之核心區域則為世人公認。這個核心區域堪稱人文淵藪、詩文高地，是菁華集萃、俊彥踔厲之地。明清以來，無錫在詩文、書畫、藏書、科舉等諸多領域取得的成就與江南其他區域毫不遜色。職是之故，就研究江南地域文化而言，學界普遍認為“無錫是一個具有標本意義的存在”[1]210。從清初詩歌來看，梁溪詩派卓犖獨群，其標本意義已為時人所認可。王士禛說：“余論詩海內四十余年，獨心折梁溪數君子，古調自愛，不為流俗轉移，中間如蓀友、留仙、梁汾，尤為超詣?！盵2]629從學識和地位來看，王士禛對順康詩壇了然于胸，對梁溪詩人“尤為超詣”的月旦評論自有道理所在。乾隆時期的顧光旭在《梁溪詩鈔》序中寫道：“國初之秦、顧、嚴三家并傳不廢，何待予言？”[3]6“何待予言”意指秦、顧、嚴三人并稱從“國初”一直持續到乾隆末年，并非是顧光旭的一時之論、一己之見。光緒年間，裘廷梁在《彈指詞》指出，“國初鄉先輩以詩名者三人……其二人曰秦對巖諭德、嚴藕漁中允”[4]550，第三個人是《彈指詞》的作者顧貞觀。民國初年，侯學愈在匯輯的《續梁溪詩鈔》中論及梁溪一地的詩風流衍時說：“繼顧、陸、嚴、秦而后，五百家蔚為大觀?！盵5]193其后有侯學愈自注云：“顧梁汾、陸鐵莊、嚴秋水、秦蒼峴四先生為清初文學四大家?！盵5]193梁溪詩派在清初江南作為“標本”的典型性由此可見一斑。

梁溪詩派的核心成員顧貞觀、嚴繩孫、秦松齡作為清初梁溪詩壇的執牛耳者，他們的人生履歷頗多相似，以下作簡略敘述。

嚴繩孫（1623—1702 年），字蓀友，號秋水，晚號藕蕩漁人。青年時期嚴繩孫曾入慎交社，結識了吳兆騫、尤侗等人，后來在無錫惠山與秦保寅、秦松齡結云門社?？滴跏荒辏?672 年），嚴繩孫進京，結識了納蘭性德?？滴跏吣辏?678 年），他應試博學鴻詞科，參編《明史》?？滴醵哪辏?685 年），嚴繩孫南歸無錫，隱居于西洋溪畔。

顧貞觀（1637—1714 年），字華封，一字梁汾。順治十八年（1661 年）之前，顧貞觀于江南一帶游歷，入慎交社，結識了吳兆騫，后來與秦保寅、姜宸英、嚴繩孫等結云門社。順治十八年，他離鄉入京，結識了龔鼎孳、魏裔介、博爾都，并扈從東巡?？滴跏迥辏?676 年），顧貞觀入明珠府中任塾師，與納蘭性德交契篤深?？滴醵哪辏?685 年），即納蘭性德病故的次年，顧貞觀歸鄉，于祖祠旁構“積書巖”，焚香誦讀，終日不輟。

秦松齡（1637—1714 年），字漢石，號留仙，又號對巖，晚號蒼峴山人，順治十二年（1655 年）進士，順治十四年（1657 年）授檢討一職，后因“奏銷案”罷歸?？滴跏吣辏?678 年）博學鴻詞科開后，秦松齡參修《明史》，于康熙二十年（1681 年）充日講起居注，后兼翰林院編修?？滴醵辏?684 年），秦松齡在順天鄉試考官任上罷歸鄉里，耽研經訓，閑暇時與故人遺老唱和于惠山之麓。

可見，嚴繩孫、顧貞觀、秦松齡具有相似的人生經歷：都在年少時居鄉結社；均有一段旅居京城的生活經歷；歸鄉后都不問世事，以誦文清談聊度余生。眾所周知，清初江南士人的生存環境不甚理想，清廷一方面借“三大案”對江南士人進行打壓，另一方面又施展拉攏手段。在清廷逐漸穩固統治地位之時，嚴、顧、秦三人走上了棲息“新枝”的人生道路，但“舊巢已覆、新枝難棲”的境況在他們身上體現得更為典型。

二、渴望事功：交游京師權貴

顧貞觀、嚴繩孫、秦松齡到達京城后，在事務閑暇之際出入達官貴要的園囿。他們與朝廷顯貴詩酒唱和，進入了京師朝廷要員、皇室權貴和各地士子組成的交游網絡。如果想理解他們在京師頻繁宴集交游和大量創作宴集詩的根由，就需要了解他們特殊的人生經歷。

顧貞觀出生于典型的遺民家族：父親顧樞在明亡后“韜行遁跡，不入城市，不赴講會”[6]36，叔父顧柄死于乙酉起義，另一叔父顧杲散盡家財召集數千人起兵抗清。顧貞觀“年少多苦心，假翼思高飛”[2]603，在渴望高飛的心理支配下，承受著“有違家門高風亮節”[7]289的指摘入京任國史院典籍，并于康熙十六年（1677年）扈從康熙帝東巡。顧貞觀與揆敘、博爾都、納蘭性德等權要多有交游唱和。嚴繩孫、秦松齡二人的情形相仿，他們在高中博學鴻詞科后，均參編了《明史》。對于他們的這段經歷，史籍載“晝夜不輟公務”[8]20，“卯入中出，監修總裁，交引相助”[9]571。嚴繩孫曾向座師吐露心聲：“雖以下鈍如某者，亦思自奮其力，稍勉學問以附于正人君子之列，以答主知而報師恩?！盵10]22秦松齡在《辛酉二月乾清門命充日講起居注官》中云：“廿載重來趨鳳詔，三年今始識龍顏……忝拜新恩參講席，纖埃何以益丘山?！盵11]113詩歌表達了他即將入值宮廷之際虔誠與惶恐雜陳的復雜心情。

顧、嚴、秦三人來到京城后，萬柳堂成為他們宴集的重要場所，該處“為國初益都相國別業?？滴鯐r大科初開，四方名士待詔金馬門者，恒燕集于此”[12]181。益都相國指康熙朝的重臣馮溥，此人被學界認為是“成為圣祖推行文治的最佳人選”[13]7。馮溥憑其高隆的地位對康熙初年的詩壇進行整飭和規范，為康熙的文治服務。秦松齡《亦園記》載：“京師崇文門外有隙地，廣三十畝，在灌莽間，據東郊之勝。今相國益都馮公見而樂之，因刜除之，為園曰‘亦園’。又種柳竟園之廣，建室五楹，其中曰萬柳堂……某居公門下辱知最久，自來都門游此者數矣。每至于公之園，則齊得喪忘物我，若窅然失其所以憂者?！盵11]23他們的唱和詩歌有秦松齡的《萬柳堂餞益都相國，和席間留別原韻》《早春游萬柳堂，呈相國益都馮公》（四首），嚴繩孫的《萬柳堂柳枝詞為馮易齋相國賦》等，共十首。今迻錄數首如下：

丹禁城南小苑開，萬株新柳拂煙栽。相公論道歸常晚，能踏沙堤幾度來。[10]574

問訊平泉金縷枝，陌頭飛絮可同時。移根獨近金莖露，不向春風管別離。[10]574

勝地經營復幾年，疏籬系馬鳳城偏。平津賓從人咸集，曲水池亭世最傳。柳帶結風初試舞，杏花成雨尚余妍。興深應覺沙堤近，攜得朝回滿袖煙。[10]583

嚴繩孫、顧貞觀、秦松齡在京師的另一重要宴集場所為淥水亭。淥水亭為納蘭性德的別業，有珊瑚閣、繡佛齋、鴛鴦社等景致。翩翩多情的納蘭性德招攬了一大批淪落京城、渴求事功的士子，淥水亭因此成為“溝通文士和朝廷關系的津梁”[14]。一段時間內，納蘭性德和眾士子在淥水亭雅集賦詩成為常態。嚴繩孫《淥水亭觀荷，次西溟韻》云：“久織林塘好，新亭愜所期?；ǖ碗S燕掠，波動見魚吹。涼氣全侵席，輕陰尚覆池。茶瓜留客慣，行坐總相宜?！盵10]578據朱彝尊《臺城路·夏日同對巖、蓀友、西溟、其年舟次見陽，飲容若淥水亭》一詞，參加宴集活動并賦詩的除了嚴繩孫，還有秦松齡、姜宸英、陳維崧、張純修等人。在納蘭性德授意下，此次淥水亭宴集所賦詩詞編纂成集，題曰《淥水亭宴集詩》。在另一首詩歌中，嚴繩孫書寫了寓居納蘭容若別業時的心境：“兩年風雨客京臺，宛轉浮生濁酒杯。畫角曉聽渾已慣，玉河秋別卻重來。朱門月色尋常好，青鏡霜華日夜催。但得新知傾蓋意，不妨雙屐臥莓苔?！盵10]564據詩意可知，嚴繩孫此時剛剛結識納蘭容若，受邀移寓淥水亭。已屆知天命之年的嚴繩孫在詩中敘述了自己客居京城兩年里苦苦求索，落得鬢發成霜卻一無所獲的遭遇。這種悲涼境況使嚴繩孫不禁長歌當哭，“一病深閨愁夜雨，十年長鋏哭秋風”[10]571。嚴繩孫以“長鋏歸來”的典故抒發北上的愁苦，可見納蘭性德的熱情接納未能撫慰他淪落京城的不安和苦楚。

除馮溥、納蘭性德之外，嚴、顧、秦還和其他權要宴飲唱和。顧貞觀有《集唐裕親王亦樂園十景》二十首，題中的裕親王為康熙帝的兄長福全，另有贈裕親王《謝宴詩》四首。詩序云：“裕親王招游亦樂園，園限于地，碧梧垂柳，疊石四圍，位置殊勝，書室數處，凡所羅列，備極清雅，王撥古琴數聲……漏下三鼓始散，翌日賦詩恭謝?！盵2]616總體來看，這些詩歌的藝術價值不高，但是深層隱含的詩人的動機耐人尋味。結交納蘭性德的士人被認為“藉君以起者甚眾”[15]412，其中朱彝尊被譏“以為梯榮之地”[16]3239，意指士人都以為納蘭性德能使“涸魚出水”[14]。有學者指出，士人與納蘭容若的交往“固然包含有真摯的情誼以及滿漢交流放松的背景，但也不能無視友情成因中的功利因素”[17]。因此，嚴繩孫、顧貞觀、秦松齡汲汲于結交京城貴要并與他們宴游唱和，既有相互間詩詞激賞的成分，也有以結交走攀附之途的成分，反映了他們內心深處對事功的渴望與努力。如果聯系顧貞觀的扈從詩、秦松齡受命入值翰林的詩歌，以及前文所言嚴繩孫給座師的書信，這樣的結論自然允洽不過。

三、看淡世事：退隱梁溪山水

經過數十年游歷京城后，秦松齡于康熙二十三年（1684 年）歸鄉，嚴繩孫、顧貞觀二人亦于次年歸鄉。他們沉醉于故鄉的山川風月，“坐擁萬卷，領袖溪山風月幾三十年”[2]599。秦松齡《和嚴蓀友山居》詩云：“多病愛山居，惟君同靜理。落梅衣上飄，積雪窗中起。掩帙且持杯，看云復臨水。日夕花信風，枝頭見新蕊?！盵11]69嚴繩孫則有《新春同秦留仙山居》詩：“為復耽幽討，因之實見聞。草生如有跡，鳥啄自為群。林氣時含霧，山煙欲作云。端居親物化，無事覓奇文?！盵10]551面對清雅幽謐的山林景象，詩人們相與觴詠，生活在澹逸之中。顧貞觀則流連于鄉野古跡。他的《石仙歌序》云：“華藏寺山東北有兩石翁仲，冠劍儼然對立路旁。庚辰秋，擬就近擇一抔置生壙，因呈絕句八首?！盵2]620《金匱無錫縣志》載：“華藏禪寺在縣西三十五里，華藏山亦名青山寺。宋紹興間，太師張俊敕葬于此，因建寺墓左，以奉歲祀……明洪武、正統、萬歷中相繼修復，崇禎中戶部侯鼎鉉新之，鼎鉉晚年屏居于此?！盵18]187顧貞觀還作有《丙戌重九前一日，游石門觀水簾洞，還至僧舍，復檢前章各次一韻》，可知他在康熙四十五年（1706 年）游歷石門，并賡和唐人絕句。秦松齡的《雨后泛舟梁溪，同金陵俞廣霞、楚黃杜茶村、從叔樂天先生分韻》一詩表明，他曾與杜濬、秦保寅等一同泛舟梁溪河。

退居林泉后，他們還致力于文獻典籍的編訂與箋注?？滴醵四?1689 年)，嚴繩孫與秦松齡共同編纂《無錫縣志》。秦松齡《新修無錫縣志序》云：“甲子罷官歸，宮允亦請假里居，會邑宰徐侯以邑志相屬，乃與宮允更取前后諸書，刪除繁芿，別立義例，其事關利病，必請于徐侯而后屬草。顧松齡多病，未獲如昔之專勤，而宮允矻矻編摩，無間寒暑，詮次剪裁，必恭必慎。蓋數易其稿?！盵11]11該縣志即為《康熙無錫縣志》，由時任無錫縣令徐永言主導修撰，嚴繩孫、秦松齡纂，顧貞觀補訂。后來的《乾隆無錫縣志》《光緒無錫縣志》均以此版本為藍本。除了編修縣志，嚴繩孫、顧貞觀、秦松齡還各有所治。據《江蘇藝文志·無錫卷》所記，秦松齡有《毛詩日箋》《書經日箋》《春秋日箋》《東林書院入祀七賢傳》等著作[19]346，嚴繩孫有《藕漁筆記》《西神脞說》《湖儒雜記評》等著作[19]315，顧貞觀有《顧端文公年譜》《康熙廬江縣志》《涇皋淵源錄》《全唐詩選》《唐五代詞刪》《宋詞刪》《古文選略》《明詩紀》《東林翰墨》《積書巖宋詩刪》等著作[19]344。

嚴繩孫、顧貞觀、秦松齡的鄉居生活還有一個共同之處，那就是雖未出世但似出世。秦松齡退居林下后“青燈一編，危坐如寒士，如枯僧”[20]77，嚴繩孫“杜門不出，筑堂曰雨青草堂……暇則掃地焚香而已”[9]571，顧貞觀“斗室焚香，時諷先儒精語，或旁及梵書”[2]598。與他們的生活情趣相關聯，他們的詩歌也呈現出相應的藝術特征。顧貞觀《夜聞梵音》云：“一燈山牖出，隔竹露光泫。坐聽香臺人，法華中夜轉。清泉漱寒玉，細入吳音軟。嚼蠟況橫陳，凡襟何待遣?！盵2]631詩中所用的“一燈”“香臺”“法華”“嚼蠟”等語，具有濃郁的禪理意味。嚴繩孫《圣恩寺》云：“津梁風定落花沾，一叩龍堂歲月淹。動地波濤開玉鏡，中天云日麗琱檐。蓮華獨俯三千界，貝葉難詮二百簽。今日伊蒲同飯去，遠公先勤讀楞嚴?！盵10]526該詩中的“津梁”“蓮華”“貝葉”“楞嚴”亦為佛家用語。而秦松齡詩集中常有“心香”“般若”“塵根”“無生”“一瓣”等佛禪之詞。

幽澹古樸的生活進而影響到三人的詩風。顧貞觀“其詩初學中晚唐，吐納風流，芳蘭競體”[2]663，他晚年手定《纑塘集》時卻把青年時所作詩歌棄置不顧，惟選清微澹遠的詩作。因此，時人評他“（晚歲）一變而清微澹遠，如清湘瑤瑟，古韻泠泠；又如天仙化人，飲露餐霞，不復思人間煙火”[2]597。秦松齡從軍荊襄時，其詩“鏗鏘雷硠，中律呂而振金石……放廢時，尤淋漓郁壯”[11]56。歸鄉后，秦松齡在《谷園詩序》中贊友人詩歌“其氣清而醇、其詞婉而麗”，然后發出了“詩必本性情而關乎民物，據忠厚和平之意，發為古雅澹蕩之音，斯可為詩”[11]16的議論，可見他對澹雅詩風的推崇。嚴繩孫早年的詩歌“出入于溫李之調，蔚茂而婉麗”[10]522，晚年詩風轉為“沖融澹易，閑雅深秀”[11]29。

總之，嚴繩孫、顧貞觀、秦松齡的人生呈現出明顯的階段性特征，具體表現為入值京城汲汲于事功、退居林之后看淡世事。其實，這樣的人生取向在古代士人中可謂常見。清朝定鼎之后的一段時間，是反清勢力最活躍的時期，也是士人采用各種手段“拒清”的時期，更是朱明舊臣逢迎新朝的高峰時期。嚴繩孫、顧貞觀、秦松齡既非“抗清”一類，又非朱明舊臣改仕新朝一類。他們起初甘冒有違家風的風險去尋求新朝官祿，后來或因“閑曹承乏小行人”[2]609的卑微地位，或因“善舞不迎人”[21]13341“恬靜不慕榮利”[20]78的個性，或因識穿清廷駕馭士人的手段，最終心灰意冷，不得已寄情山水、埋首墳典。如果說他們旅居京城的經歷是對新朝的“迎合”與認可，那么歸鄉之后的“退拒”則可以認為是“柔性”的逃避。他們的心路歷程恰恰是清廷在漢族士人中被接納、被認可過程的印證。至康熙朝末年，隨著明遺民淡出歷史舞臺，時間慢慢彌合了明代遺民的傷口，清廷終被天下士子奉為正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