還鄉人的懷舊敘事
——評張惠雯短篇小說集《飛鳥和池魚》

曾 靜

(福建師范大學 文學院，福建 福州 350007)

自魯迅《故鄉》起，還鄉題材的創作便在現當代文學作家們的筆下歷久彌新。以魯迅等鄉土作家為一派的還鄉小說將故鄉的人事建構在國民性與啟蒙性的話語當中；以沈從文、廢名為代表的京派鄉土敘事，因對現代文明都市的厭棄從而塑造了帶有田園牧歌氣質的舊日故鄉，具有了精神還鄉的意味。進入當代文學時期，隨著尋根文學對傳統文化的發掘、知青回望鄉村敘事的興起、城市化與現代化進程的加快、農裔作家及新移民作家在他鄉書寫對原鄉的情感經驗等，還鄉故事的書寫便有了更加多樣的敘述角度和經驗立場。

作為一個旅居海外的70后作家，張惠雯的寫作有著明顯的個人風格和質感。她開墾出一片獨特的短篇小說原野，循著已出版的《兩次相遇》(2013)、《一瞬的光線、色彩和陰影》(2015)、《在南方》(2018)以及新近出版的《飛鳥和池魚》(2021)等短篇小說集的創作路徑，可以發現張惠雯延續著自己的文學初心，她將短篇小說視為小說中“短小的抒情詩”[1]，希望能抓住凡俗之人身上“一點天性美好的閃光”，始終堅持著自己對文學的信念：它的起點是現實主義，但它的目標應該是理想主義[2]。其擅長寫以移民、還鄉、鄉土題材為主的短篇小說，且小說多以簡潔且充滿詩意的筆觸書寫尋常人的日常生活萬象，從而展現出作者對女性成長、人性善美、情感倫理、今昔對比等議題的探尋與思考。特別是《飛鳥和池魚》中所收入的十篇短篇小說，大多以還鄉為主題，作為敘事者的還鄉人，他們或采用回溯式結構讓往昔記憶與此在現實進行對照(如《昨天》《良夜》《天使》等)，或運用“在地—異域”的雙重視角，客觀地于日?，嵥榈纳钪?，觀察中原大地上匍匐前進的小人物(如《尋找少紅》《街頭小景》《臨淵》等)，描繪出一幅幅在理想失落、庸俗不堪的生活泥淖中挖掘人性自省、尋求人性至善至美的靈魂肖像。

一、還鄉人與故地：灰蒙“霧靄”所籠罩的疏離之感

還鄉記內含著時光的流逝、空間的騰挪以及百感交集的情緒體驗，在某個特定的瞬間，借助主人公的行動，時間與時間交織，空間與空間碰撞，目光與目光相遇，復雜的意義得以誕生[3]。在還鄉人眼中，“記憶的故鄉”與“此刻的故鄉”給人呈現出截然不同的外在印象與情感體驗。還鄉者多為即將步入中年或已至中年的人，他們飽嘗人事滄桑，從更廣闊的現代都市回到閉塞、喧囂的故地，外在富余與精神空虛的錯位使得還鄉人無論是現實抑或精神的在場，都與故地顯得格格不入，他們在“此時此地”儼然成為了一個局外人、旁觀者，對故鄉舊人常以居高臨下的態度去俯視、審視周遭的一切。

榮格在自傳中這樣寫道：“我向來覺得，生命就像以根莖來維持住生命的植物，它真正的生命是看不見的，是深藏于根莖處的……當我們想到生命和文明那永無休止的生長和衰敗時，我們實在無法不懷有絕對的人生如夢之感。然而，我卻從來不失去在那永恒的流動中有生存著并永不消逝的某種東西的意識。我們所看見的是花，它是會消逝的。但根莖，卻仍然在?！盵4]飽經滄桑的樹跟人至中年的“我”一樣，見證了自我歲月的花開花落，樹自有它的孤獨，“我”也自有精神的空虛，生活固然是灰色的，還鄉人過往的足跡卻留在記憶中生根，在歲月的沉淀中發芽?；貞浭菗嵛孔晕倚撵`的一劑良藥，使“自我”的生命之樹常青。

“此刻的故鄉”給還鄉人的印象常是具體單一的固化形象：這是“一個生了病的城鎮，它的病是殘酷、冷漠、愚昧”(《街頭小景》)；“俗艷的裝飾彩燈”照亮了“商鋪林立的大街”和“花哨而粗糙”的建筑(《昨天》)；傍晚是一天當中最“嘈雜、混亂、污濁”的時候，“所有的人和車擁堵成無數個死結”(《飛鳥和池魚》)，故地被抹不掉的塵土所覆蓋，呈現出一派蒼茫、灰白的低沉景象?！按丝痰墓枢l”對于還鄉人而言，已經不再是熟悉、想象的故地，時過境遷，許多舊景早已不復存在，曾經的田園被新的建筑取代，對于還鄉人來說，過去的景象總是好的，“寧靜、肅穆，天空中鋪滿霞光”，現在卻是“嘈雜、混亂、污濁的”(《飛鳥和池魚》)。因此，當還鄉人重游故地，在場的景象與回憶中的故鄉的錯位使得還鄉人產生了百感交集的情緒體驗，并讓他們對故鄉產生了一種疏離感和隔膜感。還鄉人身在故地，實則也是一個無家可歸的漂泊者，往昔的住處早已不再——正如《昨天》中“我”曾經的住宅，早在十多年前就被拆毀；《天使》中的“我”放棄了父親留給“我”的房產繼承權，“我”只因父親去世而短暫地重返故鄉。在精神的層面上，他們對故人故事的懷舊也無處安放，因為想象與現實之間存在著巨大的裂隙。因此，當還鄉人重溫著舊夢的溫情，回憶對他們來說，雖然發著令人目眩的光亮，但場景和時光也被蒙上了一層灰白的霧靄。

在多篇還鄉記當中，無論是過去還是現在，張惠雯所描繪的故地總是被籠罩在繚繞的霧靄之下。無獨有偶，霧幔這一意象在林斤瀾的《矮凳橋風情》中也早有體現。矮凳橋時刻被霧?；\罩，人事模糊，虛實難辨，在混沌與迷離當中見證著矮凳橋紛繁的興衰變化。同樣，在張惠雯筆下，被灰蒙蒙的霧靄所籠罩的現實與回憶里的明媚的光熱形成了張力?；蛟S，在混沌朦朧的霧氣之中看待人事，不僅能“遮蔽、模糊一個人更真實的生活”，還能拉遠還鄉人與當下、過去的距離感，使之明白：過去的印象并不是完全真實的，記憶并不可靠，其中還摻雜了許多還鄉人的自我幻想。還鄉人在回憶中追懷著往昔歲月，帶著沉重的心事回到此地，“霧”不僅籠罩著故鄉，還同時裹挾著悵惘、憂傷的還鄉人。

值得一提的是，張惠雯筆下的故鄉故地，不像魯迅的魯鎮、蘇童的楓楊樹鄉與香椿樹街那樣有濃重的地方色彩，它并不是指一個特定的、某個還鄉人具體的故鄉。主人公返回的并不是自己的出生地，而是與他們情感經歷相關聯的某地。這不難理解，當張惠雯將筆墨充分地沉浸在記憶河流里，并用豐富的情感包裹起曾經的生命片段時，她便賦予了“故鄉”以更廣闊的意義[5]。她筆下的鄉村小鎮不再是突出當下城鎮的現實表象，而是交織于過去與現在的光影之下，對往昔生活的一種抒情式的審美觀照?，F實的此地對于還鄉人來說，如同是失落的“天堂”。故鄉，成為了還鄉人永遠無法抵達的烏托邦，它不復存在，難以慰藉心靈日漸枯萎的還鄉人。但是，曾經在故鄉發生的那些“昨日記憶”，那些與記憶有關的故人，能夠給予還鄉人哪怕離鄉萬里，也能成為支撐其面對生活繼續前行的動力。

二、還鄉人與故人：“兩次相遇”下尋覓美好人性

作為敘事者的還鄉人，他們從外國或從更發達的大城市回到故鄉，抑或是回到一個擁有過往足跡和回憶的地點。這意味著還鄉人在故鄉(故地)之外還有長期生活的“另一個世界”。由于長期在外生活，還鄉人已經很難融于故鄉的價值與思維模式。還鄉人與故人在多年后的“二次相遇”，在此時顯得并不如想象中的美好。這是因為作為一個具有理性判斷的主體的還鄉人，在與后者相遇的同時，也審視著故人的行為、思想準則及其所代表的原鄉文化價值。

循著小說敘事主體的還鄉人的內心獨白及還鄉的種種經歷，可以明顯地感受到有許多二元對立元素的呈現——現實與回憶、漂泊與固定、自由與束縛、往昔的濃烈與今日的孤獨、知識分子與庸眾、年輕的熱情和天真與中年的慣常和倦怠……在還鄉人與故人的談話當中，可以看到還鄉人流露出對縣城及縣城市民的不滿：《昨天》里的“我”和故友史濤話不投機，由此“我”便認為史濤“身上沾染了一股庸俗勢利的習氣，還有那種小地方人出于無知的心滿意足”；《良夜》里，出國歸來的“小安”點出了小地方的人沒有綁安全帶的意識，還直接在“我”面前指出“小地方的所謂高檔酒店里的東西一般都是最難吃的”這一問題，“小安”作為一個家庭美滿、事業有成的海歸，身上有著外鄉人難以掩飾的驕傲，無意中也傷害了“我”作為小地方人的自尊。

《飛鳥和池魚》《昨天》《良夜》《漣漪》《街頭小景》等短篇小說情節所處的空間場域，都發生在縣城?？h城在中國的文化空間里有著特殊的表征意義，一方面它是社會階層非常固定的環境[6]；另一方面，縣城是熟人社會，鮮有隱私空間，縣城是處于鄉村和城市之間的“第三種社會”，處于過渡的中間地帶，這決定了它對現實的折射度有一定意義上的特殊性，即兼具著傳統與現代、保守與開放、舊與新、靜與變等兼容的文化內容?！督诸^小景》這一篇小說頗有對魯迅小說“看/被看”模式的繼承：一個無家可歸、蓋著破爛棉絮的啞巴在寒冷的冬天奄奄一息，引來了一群看客，卻沒有人施予救助?！拔摇币砸粋€知識分子“歸鄉者”的立場批判了小城人心的冷漠，雖然啞巴最終在“我”的幫助下被警察帶去救助，但是“我”也感受到了一種深深的無力感，這種無力是面對故鄉人事一切陋習、自私的不滿。還鄉人與故人雖然都有著共同的縣城的成長經驗，但還鄉人一旦經歷和具備了外國的文化視野以及熏陶，無論是思想意識或行為，都會與之存在著巨大的隔膜感，呈現出明顯的對立性。還鄉人與故人“二次相遇”的過程中，始終與故人們保持著一定的心理距離，他們被分隔在兩個并行不悖的文化空間當中，兩者背后所代表的文化差異、道德判斷、情感倫理在不斷地進行相互的交織、碰撞，矛盾由此便生發出來。在這一結構中，故人成為了故鄉的代言人，呈現著故鄉的精神面貌和價值選擇?！拔摇眲t作為一個理性主體審視著“我”面前的這個故人及其背后的故鄉[7]。

小說集中的諸多主人公，他們大多人至中年，檢視自己半輩的生活便發現，自己的生活要么“乏善可陳，甚至相當可悲”(《天使》)；要么雖然處于“平靜、安定的中年”，但是卻“更專注于打撈一些往事的碎片”，回顧起年輕時犯下的錯(《關于南京的回憶》)；要么在二十年后重見少年時形影不離的兄弟和暗戀的女孩，最后卻尷尬而散(《昨天》)；抑或是發現自己的生命和家庭“永遠不可能交融”，在這里，道德感被消解了，與舊情人的不了了之成為了永恒的遺憾與秘密，只能在孤獨中獨自回味過去的記憶的碎片(《漣漪》)……當故事的主人公與故人相顧重逢的時候，二者相遇時所產生的情感體驗是多樣的：我們可以從友情、親情、愛情等關系的書寫中看到人與人之間的溫情與善意；也可以體悟到人在不同年齡階段會有不同的憧憬、失落和遺憾。張惠雯不止一次在小說中強調：“在這個小地方，到處都是熟人，誰都沒有秘密可言”[8]5。地方越小，個人的一舉一動就越容易受到他人的窺探，但是最溫情的地方仍屬于私人經驗領域，很難與公共空間共享。尤其是當一個人陷入最黯淡的生活之際，如若在不經意之間被生活、他人給予了溫柔與善意，這不僅是人性至善的表現，也將會永久地成為內心的珍寶，每當回憶起來，這些善意溫情就像一束光重燃了人們對生活的期待。

張惠雯說：“我并不想創造經歷多么奇特的人，我想做的是去發現普通人身上發光的東西。這瞬間的光芒、看似死水般的生活中的一道漣漪就具有了詩性，就構成了文學表達的意義?！盵9]于是，尋找人性中的善與美就成為了張惠雯小說中的特質之一?！讹w鳥和池魚》中，原本變成“飛鳥”在外闖蕩的“我”因母親患病重回故鄉，無奈地變成了困在故鄉與家庭中的“池魚”，“我”和母親身份對置，雖然她成為了“我”不得不承擔的重負，但是母子二人的相伴相依仍最值得珍視；《良夜》中，中學時期聚會的那個冬夜與20多年后重聚的夏夜，少女時期曾傾心過的小安帶給“我”“細致、謹慎的善意”成為了“記憶里最好、最持久而穩固的東西”；《天使》一文所講述的是“我”欲望的再現與失落，年少時愛慕的“她”在往后的一瞬又點燃了“我”茍延殘喘的生活，“讓我的身體和靈魂又燃燒了一次”。懷念與回顧青春往昔曾愛戀過、終而未得的人，能夠讓平淡的生活再次煥發光彩。張惠雯寫道：“日常生活中的人與事、人在平靜生活表面之下內心的風暴和曲折更吸引我的注意，它們對我來說更富于詩意，也更易喚醒我的聯想力?！盵10]當人生處于低谷困頓的時期，惟有過往的記憶中那些發光發熱的、哪怕是不起眼的日?，嵤禄颉耙凰病钡膱鼍?，昔日的溫馨總會將人短暫地拉出黑暗情緒的深淵，記憶總是將壞的過濾掉，留下的都是美好，這些回憶里的美好與溫情的愛意，能夠助人與過去的遺憾和解，更好地把握當下。

三、還鄉人與故我：“向內轉”的自我省察與審視

還鄉人在回望、審視故鄉和故人的同時，也在審視著自我。當他們回到故鄉，經世事變遷，故鄉恍如成為他鄉，他們以一種知識分子或是“海歸”的身份回到故鄉，心態多少是有點相似的：既不愛處理人情世故，對鄉土的一些陳規陋習抱有不滿，同時內心時常感到空虛和無力感。這種“無力感”既有對自己因為年少而無法承擔更多責任的無奈(如《尋找少紅》中的“我”無法勸說爺爺、奶奶去照顧二爺)，或在少年時期對暗戀的渴慕對象不敢行動爭取，最終愛而不得而感到懊悔(如《昨天》《天使》)；有對現實人心、道德漠然現象的無力(如《街頭小景》中“我”為流浪漢尋求幫助處處碰壁，周圍站了一群看客卻沒有任何人施加幫助)；還有對自己的現狀感到平庸而失去熱情的無力(《如《漣漪》》)。

在小說的敘事上，張惠雯的還鄉系列小說大多采用第一人稱內聚焦敘事視角。頗感新奇的是，作為一個女性海外華人作家，張惠雯還鄉小說中的還鄉人(敘事者)大多是男性，而作者并沒有受到性別差異的束縛，所采用的異性視角也把握得張弛有度。提及自己在創作過程中喜歡重復使用男性敘述視角，張惠雯說：“我覺得選擇男性視角去反觀女性，因其中混雜了男性的觀察和感覺，會產生一種類似印象主義的豐富性和多義性”[9]。如《天使》《昨天》《漣漪》這三篇小說，在一定程度上都在現實或者回憶當中重逢了自己愛而不得的心上人、心目中不會與他人訴說的“天使”，這些與心上人曾經發生過的往事以片斷的形式隱秘地存在于他們的腦海當中，過往的遺憾會使男性敘述者“陷入記憶鉤織的溫柔的、感傷的陷阱”?！短焓埂分?，“她”是“我年少時笨拙、無望的追求”，年少時期的她曾經點燃了我一次，中年重逢后她又讓“我”的身體和靈魂燃燒了一次。然而“我”終于意識到，過去的印象以及現在短暫而急促的愛其實都摻雜了太多的幻想，不夠真實，“也許我從來都覺得她和別人不一樣，仿佛她存在于另一個空間和時間的維度”[8]220-247?！蹲蛱臁防锏摹八币苍恰拔摇毙闹械奶焓?，學生時期的我們度過了一個短暫美好的初冬早晨，于“我”充滿了光芒和心意。多年重逢后，“天使”的臉上也遮掩不住歲月的痕跡，“她的神情已經沒有我過去熟悉的那股仿佛努力克制住的熱情和天真了，取代它的是一絲中年的慣常和倦怠”，“她像一朵完全干燥了的花”[8]70。張惠雯似乎在一定程度上承襲了魯迅含蓄、節制的“畫眼法”，雖然乍見之初見到心上人變化而引起失落，但是他們在與心中的天使接觸的過程中，又發現了變化之外的“不變”：《天使》和《昨天》中的“我”依然能夠觀察到“天使”們的眼神依然能夠散發出昔日般的光亮?！疤焓埂碑吘怪荒芙蹬R一瞬，不能長久駐足。在離散多年后的重逢，對于敘事者來說，重逢的空間只能是一處給人希望又令人失落的“天堂”，在喚醒了所有塵封的記憶與感覺之后，留給敘事者的便剩下甜蜜的憂傷。

少數的幾篇，例如《良夜》和《關于南京的回憶》的敘事角度均以女性作為第一人稱視角來敘述。與男性主人公在現實和回憶的來回交織敘事下對他們心中“天使”的懷念相似，這兩篇小說的女性敘事者同樣也在回憶過往的男性朋友所給予她們的無限的溫柔善意。這些男性朋友與庸眾的不同就在于，他們敏感而謹慎，“克制而堅忍”，很好地把控了異性友誼交往的限度，情感純粹而真摯。作者在小說敘事當中不堅持單一的性別視角，以中性中立的立場去描寫男女身上所共存的人性之美和溫良善意，其原因在于她在認真地關懷和審視著人性共通的情感，去發掘人性與人心中真正的真善美。正如《關于南京的回憶》中主人公最后說的那樣，這個世界上也許“并沒有所謂真正好的人，他們只是在某個時間、某個地方，發出了生命真實的光”[8]284。記憶不是對現實的簡單還原，它與虛構如影隨形，記憶并不可靠，但它的動人之處就在于：人既然無法選擇未來，就只好投身于回憶，以故人故事的光芒去驅散現實的灰暗，以發掘人性的真與善來抗衡命運的無常與無力。

四、結束語

張惠雯《飛鳥和池魚》這部短篇小說集向我們呈現了在時代變遷之下豐富多樣的還鄉故事。小說的語言舒緩流暢，敘事節奏收放自如，善于刻畫細節與心理。張惠雯用平淡細膩的筆觸對焦于生活在庸碌氛圍當中的平凡人身上，以一種冷靜、克制的悲憫情懷去關照平凡人們復雜的人際糾葛、剪不斷理還亂的家園記憶和他們各自心中放不開的執念與幻想，并對人生曲折起伏的命運報以深切的體悟與關懷。張惠雯還鄉題材式的小說擅長于通過主體的還鄉之旅表達對舊我及故人的重新審視與認識，致力于挖掘情感上的內心真實，在移民視角與個人創作理念的影響下，她的作品與宏大的政治和歷史保持距離，致力于將目光投向日常的瑣碎生活，從故地、故人、故我的三重探尋體察人心人性的變化，與此同時，又滿懷信仰地守護著嚴肅純文學的陣地。此外，她的還鄉敘事仍延續著20世紀以來魯迅“歸去來兮”的故鄉敘述傳統模式，對城鎮持以冷靜的審視與質詢，到了21世紀的今天，原鄉大地上依然響徹著罪與救贖、匱乏與追尋的遺響。張惠雯揭示了人類的普遍困境，即虛無和平庸固然存在，但人性所擁有的善意、詩性和美好，終將能渡人、渡己，從而完成主體性的超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