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贄“以狂釋真”的文學創作觀念與實踐

于 婧

(泉州幼兒師范高等?？茖W校 學前教育學院，福建 泉州 362000)

明代中后期，中國社會開始出現早期的資本主義萌芽，生產力進一步發展，經濟貿易繁榮，同時伴隨的是政治腐敗、時局動蕩、內憂外患，僵化的儒學思想成為社會發展的桎梏。社會的變革引發了晚明士人對思想改革的關注。生于泉州府南門外的李贄，自幼受到泉州開放的商業環境及家族經商氛圍的影響，深刻感受到了假道學對政治風氣及社會發展的不利影響。他敢于直言時弊，特立獨行，形成了“以狂釋真”的文學創作觀念和創作風格。

李贄繼承了王學左派、泰州學派的狂禪思想，激烈反對“陽為道學，陰為富貴”的假道學對人性的束縛，形成了具有個人特色的狂禪主張，體現在了他對傳統的批判和對“異端”的推崇上。李贄的狂禪精神，融合了儒、釋、道不同的元素，既有反理學的精神，又受到佛家禪宗思想的影響，同時融合了道家崇尚自然、反對造作的主張。

童心說則是李贄文論的精髓。他提出回歸“童心”的文學理想，在選本標準上，李贄倡導文學的本源來自性情之真，反對矯揉造作的假文；在文學創作中，李贄倡導樸實的文學觀，重視作家的素養，主張文人勤于積累，作出發自真心的美文；他提倡文學應該因時而變，內容與形式都應當隨著時代發展而不斷變革，反對盲目擬古。

狂禪和童心的融合，是李贄“以狂釋真”的文學觀和創作實踐的特色。

一、 崇真價值觀的激烈表現

李贄一生仗義敢言，站在假道學的對立面，勇敢陳述觀點。他在《與耿司寇告別》[1]66中說道：

狂者不蹈故襲，不踐往跡，見識高矣。所謂如鳳凰翔于千仞之上，誰能當之？而不信凡鳥之平常，與己均同于物類。是以雖高而不實，不實則不中行矣。狷者行一不義，殺一不辜而得天下不為，如夷、齊之倫，其守定矣。

狂禪的精神點燃他火一樣的激情，促使其與世俗社會抗爭，激烈地表現崇尚真心的追求。

(一)堅守原則，不與假道學為伍

李贄的前半生羈絆在儒家禮教中。他生性狷介，與假道學中之人水火不容。李贄自詡“平生最不愛屬人管”的人，他在《豫約·感慨平生》中說到：“余唯以不受管束之故，受盡磨難，一生坎坷，將大地為墨，難盡寫也?！盵2]李贄不愿在官場為“犬”，唯唯諾諾，成為假道學的幫兇。他敢于提出否認社會等級制度的看法，提出了“庶人非下，侯王非高”[3]的觀點，主張平等。他敢于推翻圣人之言，否定既定標準，諷刺尊孔派以經典為教條的行為，認為不應當以孔孟的是非觀為唯一標準，而應當因人因時因事而變，因循守舊已經無法適應時代發展的新需要。他更看不慣道學家虛偽的嘴臉，揭露他們“陽為道學，陰為富貴，被服儒雅，行若狗彘”[4]，披著道學的外衣，做著欺世盜名的事情。李贄仗義執言，得罪了不少上級，令他的官場生涯極不順利。李贄始終不能迎合官場的規則，“來而迎，去而送；出分金，擺酒席；出軸金，賀壽旦。一毫不謹，失其歡心，則禍患立至”[1]144。在官場為官非但要懂得做好分內事務，還必須對上司溜須拍馬，迎來送往，賄賂金錢，才能得到升職的機會，否則便會給自己惹上禍端。青年李贄必須承擔養家糊口的重任，無奈在官場求生。而他在完成使命后，再不愿在官場為“犬”，毅然在有升職機會的時候，棄官而去了。

在世人看來，李贄追求真理，實踐狂禪的方式是近乎極端的，尤其是他在有機會升職的時刻毅然辭官。上峰拒絕批準，他就干脆不辭而別。棄官之后，李贄本可以回原籍安度晚年，但卻選擇了黃安作為他的落腳點。在客居耿家期間，李贄以時新之理教導耿家子弟，引起了維護儒家道統的耿定向的不滿。到了麻城之后，李贄更將狂禪、放浪形骸的特質發揮得淋漓盡致：落發而留須，出家卻食肉，佛堂上懸掛孔子像，掛像而批孔。他并不避諱男女之別，招收女弟子。在儒家禮教仍為社會主流思想的晚明時期，這些舉動無異于在維護道統的人心中扎下一根荊棘。他不斷地著書立說，發表“異端言論”。在《焚書自序》[1]264中李贄寫到：

自有書四種：一曰《藏書》，上下數千年是非，未易肉眼視也，故欲藏之，言當藏于山中以待后世子云也；一曰 《焚書》，則答知己書問，所言頗切近世學者膏肓，既中其痼疾，則必欲殺之，言當焚而棄之，不可留；《焚書》之后又有別錄，名為《老苦》，雖則《焚書》，而另為卷目，則欲焚者焚此矣。

李贄深知揭露統治者的“痼疾”將招致殺身之禍。危險也正如他所預料的那樣，不斷向他逼近。

(二)桀驁獨立，不畏人生坎坷崢嶸

李贄一生追求真、善、美，但他超脫世俗的行為得不到大多數人的理解，追求真的方式未得到世人的認同。反對者抓住他不拘小節的生活作風攻擊他，曲解他的原意，常使他感到憤慨與無奈。他在《答周柳塘》[1]65中辯駁耿定向指責他狎妓之事，澄清那個供養他的老婦人，只不過是一位孤苦伶仃、一心向佛的可憐之人。李贄一直在世人的誤解中桀驁獨立地生存，他明知苦難卻迎難而上，明知死路卻義無反顧。他在《答劉晉書》[1]218表明了心跡：

弟年近古稀矣，單身行游，只為死期日逼，閻君鐵棒難支，且生世之苦目擊又如此，使我學道之念轉轉急迫也。既學道不得不資先覺，資先覺不得不游四方，游四方不得不獨自而受孤苦。何者？眷屬徒有家鄉之念，童仆俱有妻兒之思，與我不同志也。志不同則難留，是以盡遣歸，非我不愿有親隨，樂于獨自孤苦也。為道日急，雖孤苦亦自甘之，蓋孤苦日短而極樂世界日長矣。

李贄悟道的道路漫長且孤寂，妻兒童仆由于思念家鄉，不能再與李贄一道過著離鄉背井的流離生活離他而去。他忍受對家鄉、親人的思念，孤單地在異地生存，生活在偉大孤寂的精神世界中，他在給朋友的信中說到：“ 近居龍湖，漸遠城市，比舊更覺寂寞，更是弟之晚年便宜處耳?！彼萑灰簧?，遺世獨立，時而覺得清冷寂寞。但談到近來所讀之書，李贄又侃侃而談，談得熱鬧，忘卻了現實生活的孤寂。李贄清醒而痛苦地生活著，塵世中的困難在他看來只是短暫的，只有追求真理的快樂是永恒的。

幸而李贄亦得同道好友的支持?！杜c焦漪園》[1]366一文于萬歷二十年(1592年)寫于武昌，記錄了萬歷十九年李贄與袁宏道同游武昌黃鵠磯，被一些人以“左道惑眾”驅逐，幸有友人劉東星保護才得以脫險之事。文中李贄說：“老人無歸，以朋友為歸?！痹谂R死之前，亦是好友馬經綸陪伴身邊。思想上產生共鳴的朋友是晚年李贄最大的安慰。

萬歷三十年二月下旬到三月間，反對李贄的勢力終于有所行動。東林黨人看不慣李贄反對儒家道德倫理而提倡“至人之治”，由沈一貫指使張問達，上書彈劾李贄。張在奏折中說：“李贄壯歲為官，晚年削發，近又刻《藏書》《焚書》《卓吾大德》等書，流行海內，惑亂人心……狂誕悖戾，不可不毀……”[5]又歷數李贄行為不檢點、男女關系混亂等事，提出“望欶禮部，檄行通州地方官，將李贄解發原籍治罪。仍檄行兩畿及各布政司將贄刊行諸書，并搜簡其家未刻者，盡行燒毀，毋令貽禍后生，世道幸甚”[5]。萬歷皇帝審閱過后，以“敢倡亂道，惑世誣民” 的罪名逮捕了李贄。李贄當時正在病榻上，見官兵來逮捕他，也不反抗，命人拿來門板一塊，躺在上面去往監獄。在審訊中李贄只言：“罪人著書多有，具在，于圣教有益無損”，并作《系中八絕》詩：

名山大壑登臨遍，獨此垣中未入門，

病間始知身在系，幾回白日幾黃昏。[6]

李贄自知病入膏肓，并未想過為自己脫罪，更愿以死明志。在仆人為他剃須的時候，他用剃刀自刎，整整兩天才結束了生命。隨后，他的著作被焚毀，追隨他的人也受到了迫害。

二、 草根文學的重新定位

晚明市民生活的繁榮使得小說、戲曲等藝術形式日臻成熟，旺盛的市民娛樂需求使“草根文學”快速成長起來，文學向市民化、大眾化方向普及。由于文人的參與，晚明戲曲、小說的創作水平達到新高度。李贄敢于站在大眾需求層面，本于真心、真情地點評文學作品，亦促進了高水平戲曲、小說作品的創作和傳播。注重“真”“情”“趣”的風潮使通俗文學煥發出新的生命力。

(一)由雅入“俗”，晚明市民文化繁榮

晚明時期文人關注小說、戲劇并參與劇本創作，原本“不入流”的通俗文學形式得到了極大發展?？逃臅挥∷⒓夹g的進步，推動了小說的繁榮?！段饔斡洝贰度龂萘x》《金瓶梅》等長篇小說代表了古典小說的極高水平，馮夢龍的“三言”與凌濛初“二拍”中集中了宋元話本與明代擬話本里的故事，加以改編潤色，形成短篇故事集。其中大多數故事以精彩的情節吸引讀者，某些故事中夾雜著穢語與低俗的內容，亦反映了晚明社會市民生活的特點。文人創作的劇本如湯顯祖的《牡丹亭》《紫釵記》《邯鄲記》《南柯記》等，不僅在故事情節上引人入勝，文本與臺詞也具有極強的文學性與藝術性。文人的整理與潤色，提升了民間藝術形式的審美水平，使流傳于民間的故事經過修飾后日益雅致。此外，文人參與點評戲曲小說亦極大地提高了通俗文學的地位，充分肯定了小說、戲曲的文學價值，并帶動了文人關注、創作通俗文學作品的風潮。晚明時人愛好戲曲，逢年過節，婚喪嫁娶，必有戲班助興，專業的演出機構也使戲曲演出水平更高。受儒家思想影響，戲曲、小說承擔教化世人的社會責任。高明在《琵琶記》中說：“不關風化體，縱好也枉然?！钡晃队先寮医袒δ?，卻使文本內涵陷入僵化。李贄敢于跳脫儒家教化，看待戲曲小說真正的文學價值，在當時是非常有先鋒意義的。

(二)文人視角，賦值民間草根文學

李贄對民間草根文學形式相當喜愛，先后批注過《西游記》《三國演義》《琵琶記》《紅拂記》《北西廂記》等小說，流傳下來的有《李卓吾先生批評忠義水滸傳》《李卓吾先生批點西廂記真本》《李卓吾批評琵琶記》《李卓吾批評玉合記》《李卓吾先生批評幽閨記》《李卓吾先生批評浣紗記》《李卓吾先生批評三國志》等。

《紅拂記》是明代張鳳翼所著的傳奇作品，后被改編為劇本，作者與李贄的好友袁宏道、湯顯祖、李惟禎等人交往頻繁，李贄便近水樓臺，先睹為快。此劇根據唐代傳奇《虬髯客傳》改編，原著以歌頌唐太宗李世民為主題，經過張鳳翼改編成戲曲后，紅拂女與李靖的愛情故事成為主要線索——紅拂女與貧窮落魄的李靖相識，女子毅然拋下豪門錦衣玉食，深夜與李靖私奔?！都t拂記》不同于傳統的才子佳人故事，以俠女和英雄愛情為主線。李靖與紅拂女一見鐘情、不顧一切的愛情故事，以及髯虬客仗義相助的豪邁情懷，給人以耳目一新的感覺。李贄對其評價頗高，對于故事情節與對白，多次在夾批“好關目”“光景好”“白好”“妙”“壯”“奇”，亦有部分不關情節發展的被其稱“俗”。對于李靖這個人物形象，李贄更不惜褒美之辭，多次用到“英雄”“潔俊”“偉”等詞贊頌之。李贄相當欣賞奇女子紅拂，開篇便評曰“妓字不可以目紅拂！”在李贄眼中，紅拂女乃是“偉婦人”，稱贊她“有主張”“有才有識有膽”，“世上有這般女子！”[1]499。李贄無論紅拂女的歌妓出身，也不管她與李靖私奔的行為是否符合禮教，只教此情源于真心，即值得肯定之、歌頌之。

李贄在讀了《紅拂記》后，從關目、曲、白、故事等全方位肯定了這出劇目，為劇中人物大膽追求愛情的行為叫好，并不吝將此劇提高到興觀群怨的高度：

此記關目好，曲好，白好，事好。樂昌破鏡重合，紅拂智眼無雙，虬髯棄家入海，越公并遣雙妓，皆可師可法、可敬可羨。孰謂傳奇不可以興，不可以觀，不可以群，不可以怨乎？飲食宴樂之間，起義動慨多矣。今之樂猶古之樂，幸無差別視之其可！[1]499

將民間文學與詩經中“風”相比擬，對于民間俗文學的重要性給予充分的肯定。這些民間文學劇本真實地反映了民風，具有真情實感，創作者從真心出發，觀賞者被真情感動，回歸到了真摯的審美，讓李贄驚喜不已。

《拜月亭》 也稱《王瑞蘭閨怨拜月亭》《蔣世隆拜月亭》，元代關漢卿作，描寫了書生蔣世隆與王瑞蘭在兵荒馬亂時候的離合故事，共四折一楔子。談到《拜月亭》時，李贄將其與《西廂記》相比，從主張戀愛自由的角度充分肯定了拜月亭。他在《雜說》中說：“《拜月》《西廂》，化工也；《琵琶》，畫工也?！盵1]499認為《拜月》在藝術高度上要更勝于《琵琶記》?！杜糜洝返闹魅斯w五娘身上集中了傳統女性的所有美德，孝順、堅忍、任勞任怨；牛小姐顧全大局，忍辱負重；男主角蔡伯喈是封建禮教的代言人，雖然許多情節上經不起推敲，但仍被冠以孝順、忠誠的美名，最后博得大團圓結局。這個故事雖然受到人們的歡迎，但是編排的痕跡太重。李贄認為《琵琶記》站在傳統思想的角度上演繹故事，故事雖好，但經過人工雕琢，已失其“真”，只是膚淺的感人，沒有真正打動人心；《拜月亭》才是一個真正意義上的好故事，主人公勇于追求、敢于反抗的精神比起一味順從的傳統女性形象來得生動鮮活。從這個角度看，《拜月》更能體現李贄反抗傳統觀念壓迫的精神。

“孰謂傳奇不可以興，不可以觀，不可以群，不可以怨乎？”[1]499戲曲和小說不僅是人們消遣的方式，也具有其文學性與藝術價值。自古以來，儒家強調正統詩文興觀群怨的社會功能，意為文學應當有引發感情、洞察世事、反映群情、諷諫政治的作用。程朱理學主張“文以載道”，從北宋古文家周敦頤傳承下來，把揀選文章的標準定為文章內容是否符合禮教，賢或者不賢，這種選文標準只看文章是否能為社會服務，如只有華麗辭藻，沒有道德標準，或者道德標準不符合儒家政教，便不能進入正統，傳奇、小說、戲曲長期以來都被排斥在“雅”文學與主流文學之外。明代晚期，由于市民意識的覺醒和文化的繁榮，戲曲小說有了長足的發展，孕育戲曲小說的土壤更加肥沃，俗文學也有了更加廣闊的市場。一大批文人投入戲曲小說的創作，使之在藝術水平上有了很大程度的提高。戲曲小說成為反映社會現實的工具，贊美歌頌美好的品質，諷刺丑惡的現象，在思想高度上也有提升。李贄等文人關注戲曲小說和傳奇故事，并且投入創作，對戲曲小說走入文學主流有很大的推動作用。

李贄出生于商人家庭，后輾轉各地為官，熟悉市井文化與市民生活。他的生活相當入世，對于世俗生活有著比較深刻的了解和體會。李贄等一批文人對小說戲曲的關注，使俗文學從邊緣地帶脫離出來，越來越走向文學的主流。小說戲曲等形式同樣具備了文學認識、教育、審美的功能，而且由于它的通俗性，更容易讓草根階層所接受與喜愛。正如李贄所言，只要是表現真實的文學作品，都是天下至文。這種觀點帶動起文人關注草根文學的風氣，金圣嘆等人的戲曲點評也受到李贄點評風格的影響。小說戲曲等藝術形式以往被道學家嗤之以鼻，認為其不入流，而文人群體的集體肯定對于小說戲曲本身的發展是具有積極意義的。更多的文人親身實踐，投入到小說戲曲的創作之中，使小說戲曲的創作質量不斷提高。同時，由于文人選本的水平較高，使草根文學更具有藝術性與審美意蘊，朝向高雅的方向發展。

三、不拘格套的創作實踐

李贄的文學主張承襲了晚明文壇主“情”之脈絡，又以其獨特的狂禪精神為外顯，形成頗具特色的個人風格。

(一)注重真情，承晚明文壇之風氣

明代文壇的風潮一直在復古與反復古之間交替進行，但主“情”是一條明確的脈絡。明代前期詩壇以復古風潮為代表，高啟率先以“格”論詩，強調“師古”與“摹擬”，后有茶陵派李東陽提出“格調”的概念，即講究聲調格律。他推崇唐詩的格調之美，尤其是杜詩，并且認同嚴羽的“詩有別裁”之說。前七子中的李夢陽發展了“格調”的觀點，他認為優秀的詩作僅僅有聲律格調是不夠的，“格調”的核心應當是“情”，而“格”亦包含了人的品格和詩的品格之意。前七子中的徐禎卿提出了“因情立格”說，說明了詩人因“情”的不同使作品各有變化。后七子中的謝榛主張從精神上效法古人，并注意到了“情”與“景”的關系。胡應麟又將“格調”擴充為“體格聲調”，并認為詩應當是“體格聲調”與“興象風神”具備，實體結構與風采神韻兼備的才為佳作，強調詩的神韻、靈魂、精神氣質。徐渭堅決反對復古派的主張，認為復古派是“鳥學人言”的行為，擬古之詩和鸚鵡學舌并無不同。徐渭的詩學觀點是以“真我”出發點，認為詩本發乎情，就必須“為情而造文”，他提出了“本色”“真我”論[7]。

李贄反對“格律說”，卻注重文章的“真情”，主張打破格律進行詩歌創作。他對復古派追求音律聲調之美的做法很不以為然，認為詩的風格應當是自然的流露：“性格清澈者音調自然宣暢，性格舒緩者音調自然舒緩，曠達者自然浩蕩，雄邁者自然壯烈，沉郁者自然悲酸，古怪者自然奇絕。有是格，便有是調，皆性情自然之謂也。莫不有情，莫不有性，而可以一律求之哉?！盵1]589在他看來，古人之作之所以呈現不同體貌特點，并不是刻意為之，而是自然而然的，是詩人性格特點的外顯，不是從形式與音律上刻意擬古就能做出好文章。晚明的文學復古，已有人為追求擬古而忽略了詩文應當反映自然心聲，做出來的盡是虛偽造作的語言，李贄提出的打破格律進行創作的想法得到了當時很多文人的響應。

(二)率性而發，情重于形之創作

李贄自身的創作也本著自然而為、率性而發的宗旨，主張打破格律，突破行文的束縛，重意而不重形。如《朔風謠》[1]615：

南來北去何時了？為利為名無了時。

為利為名滿世間，南來北去正相宜。

朔風三月衣裳單，塞上行人忍凍難。

好笑山中觀靜者，無端絕塞受風寒。

謂余為利不知余，謂渠為名豈識渠。

非名非利一事無，奔走道路胡為乎？

試問長者真良圖，我愿與世名利徒，同歌帝力樂康衢。

此詩采用歌行體的形式，非但不押韻，連句子也不對稱，表達了李贄不愿追逐名利，愿世人共享太平的理想。

小品文是晚明風行的文體?！靶∑贰币辉~來源于佛經，鳩摩羅什翻譯佛經時，將詳本稱為“大品”，簡本稱為“小品”。小品文是散文的一種，內容與題材不限，表現形式也多變。大多篇幅短小，不拘一格，內容也沒有明確的限制，很適合表達隨感，可以敘事，也可以議論、抒情，也可以用來諷刺。諷刺是小品文的一大特色，一般通過詼諧幽默的敘事，讓讀者在笑過之后，反思文章中的深意，批評某些社會現象、錯誤思想與虛偽的個人。

李贄犀利的小品文風格獨樹一幟，他利用小品文的形式諷刺時弊，如《贊劉諧》。劉諧是隆慶五年的進士，麻城人，機智的言談使得迂腐的道學捍衛者啞口無言，李贄贊他為“聰明士”。當時社會上許多專研八股文、死讀詩書、教條地維護孔教的人正如文中“道學”，平時寬袍大袖、衣冠楚楚，打著“天不生仲尼，萬古如長夜”[8]的旗號，凡事唯圣人所言為尊，沒有獨立思考的精神。劉諧只需一句玩笑話，就能噎得他說不出話來。李贄對劉諧所言大加贊賞，也借此文諷刺了道貌岸然實則草包的道學家們。

李贄將散文、雜文創作作為他對道學家宣戰的武器。如他寫給耿定向的《答耿中丞》《又答耿中丞》《答耿中丞論談》《與耿司寇告別》《又答耿司寇》《寄答耿大中丞》[9]等一系列文章，洋洋灑灑幾萬字，既自陳觀點，又在其中批駁耿定向虛偽的嘴臉。李贄從一開始對耿定向有所期待，真誠陳述自己的觀點，希望對方可以理解，到最終對耿定向失望、離開耿家的過程里，思想從未動搖。李贄本著尊重耿定向的態度，說道：“公既深信而篤行之，則雖謂公自己之學術亦可也，但不必人人皆如公耳?！盵10]然而互不妥協的兩個人最終站到了對方的對立面。

四、結束語

由于李贄的狂放與真摯，站在草根階級的立場與道學中人激烈對抗，爭取話語權，被所謂的“主流正統”視為“異端”。但在文學史中，李贄“以狂釋真”的文學實踐卻對后世文壇產生了極大的影響。

童心是狂禪的內核，狂禪是童心的外顯。在李贄“以狂釋真”的文學實踐影響下，明清之際的文學有了新變：以往為“道”服務的文學，逐漸轉向為“心”，為“人生”的道路上來，晚明的文壇更加豐富了。李贄本著“童心”論文，打破文體尊卑的界限，不以出身論英雄，使所有文章都置于“去偽存真”的標準下論優劣，不論是雅文學還是俗文學，都有可能成為天下之至文。雖然他的主張沒有挽救末世墮落的世風，但是“以狂釋真”的主張和實踐深深影響了士人心態，并且促成了后世性靈論的發展，具有啟蒙的意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