當代新疆文學：民族和諧與天人合一的有機融合

陳一軍

（西北民族大學中國語言文學學部 甘肅 蘭州 730000）

一

當代新疆文學有一個突出特點，就是凸顯不同民族人物之間的相濡以沫、和諧共生。這自然是當代新疆文學創作著意追求和展現民族平等、團結、各民族共同繁榮等系列國家民族政策得到貫徹實施的結果，由此使得民族關系和諧之美成為當代新疆文學創作的中心審美品格。

當代新疆文學民族間的和諧既表現為漢族對少數民族的深情厚誼，又表現為少數民族對漢族的親善和睦，當然還包括各少數民族相互之間的友善關愛，實際構成友好的多維立體交互網絡。在表現漢族對少數民族的深情厚誼方面，有一個醒目的點就是對進疆干部的書寫。王蒙《這邊風景》中的尹中信是進疆干部的典型。他在新疆“以一種罕見的熱情學習維吾爾語”“衷心地迷戀，執著地追求的是對于維吾爾人民的更多的了解以及贏得信任與友誼”，一心謀求“為維吾爾人民做更多的事”“為民族團結與祖國的統一添磚加瓦”。有了這樣純粹與高尚的情懷，“他的心就像海綿一樣，時時吸收維吾爾人的意見、愿望、生活以至語言”，即使工作出現曲折，最終總能克服困難，贏得維吾爾族群眾的信任與擁護。［1］同為《這邊風景》中的人物，技術員楊輝在伊犁主動接觸少數民族，熱情而無私地為他們服務。阿拉提·阿斯木《生活萬歲》中的中學老師陶家元與上述兩位人物相似。從南方來到邊疆教書育人的他，既有淵博的知識，又有慈父般的愛心，令少數民族學生從他眼睛深處總能感受到“一種溫暖的光澤”，以至于多年以后仍然難以忘懷這位“真正能稱得上是老師的老師”。［2］5-6艾克拜爾·米吉提和葉爾克西的散文也記述了這樣的人物，某種程度可以看作是上述小說作品人物的“原形”。1972年，艾克拜爾·米吉提剛剛從插隊的生產隊走上公社機關干部崗位，遇到了公社書記吳元生同志，他“人非常好……是浙江人，二十世紀五十年代初就來到伊犁，學會了維吾爾語，雖然開口說起來，他的維吾爾語頗帶浙江口音，但聽讀方面他的維吾爾語水平幾乎無可挑剔。他隨時隨地都可以和維吾爾族社員進行溝通，打成一片?！保?］葉爾克西散文《北塔山的記憶》中的馬尚志，在邊疆“講得一口流利的哈薩克語……穿一身哈薩克男人的衣褲……經常和哈薩克牧人一起住在山里，與他們一起轉場”。［4］205馬尚志還幫助“我”父親在北塔山牧場建立起了第一所正規的哈薩克族學校。經歷種種事件，馬尚志成為北塔山的一位傳奇人物，深得當地哈薩克人的敬重，為此他們編了好多故事傳頌他。

新中國成立以后，許多漢族干部進疆投身邊疆各項事業的發展。富于現實主義精神的當代新疆文學自然要著力描寫這類人物。文學作品中的他們，視野開闊，胸懷博大，境界高遠，總是設身處地，以心換心，視邊疆少數民族為親人，展現出無私的高尚人格和寬厚的仁愛情懷。這其實體現了他們所代表的政黨——中國共產黨——真正的先進性與人民性。這乃是當代新疆文學能夠實現民族和諧書寫、彰顯和諧倫理精神的首要原因。

當然，進疆干部出色的工作也要有群眾基礎，這實際指向歷史鑄就的邊疆少數民族與漢族之間的深厚情誼。這在艾克拜爾·米吉提的小說《在草原的蒙蒙雨夜里》得到了異常動人的藝術呈現。當部隊嚴守紀律在草原上宿營時，快活清朗的哈森老爹不干了。他對戰士說：“我說孩子們，難道你們能擱著自己的溫暖家室不去，非要像個沒爹沒娘的孤兒，蜷曲在冰冷的庫房里過夜嗎？”當連長向老人解釋時，老人固執地搖搖頭，提高嗓門說：“喂，孩子們，你們聽見沒有，這位同志在說些什么呀，難道這像是一家人所說出來的話嗎？難道世界上還有誰家的孩子到了自家門口，卻還要呆在外面挨凍的道理么？走吧，孩子們！到家里去?！边€說：“哈薩克人的家里沒有容納不了的客人?！保?］370這感人肺腑的場景，實際是少數民族對漢族友善親和的寫照，也是中華民族親如一家的生動寫照。

因此，在當代新疆文學作品中，漢族與少數民族之間、少數民族與少數民族之間的友善親和往往是相互的。葉爾克西的散文《老梁》講述北塔山牧場職工食堂當廚師的河南人老梁及他的家人與“我們”一家人的交往。顯示了在共同生活場域中具有不同地緣情感和民族習俗的兩家人由矛盾對立走向互相幫助、容讓、理解、接納的過程。這分明是兩家人超越各自民族界限的“共同體”建構過程?！独蠅灥亍返墓适屡c此有些相似。和“我們”一家同喝小水泉里的水的鄰居皮匠老唐，在“我們”的幫助和照應下，和“我們”一樣在充滿死亡氣息的墳地面前一天也沒有放棄自己的生活。由此“我”對老唐建立了深切的同情，“我們”一家和他的家庭也成為沒有隔閡的真正好鄰居，從而成就了心連心的“我們”。這里還包括“長眠在老墳地里的人，無論他們是被時光老死的，還是為了一口水死于戰火，他們和我們一樣也生活過，愛過，恨過”。［4］87這是漢族和新疆少數民族在共享區域生活中達成的彼此深切的認同，時間在這里成為締結中華民族共同體的牢固紐帶。艾克拜爾·米吉提的著名小說《哦，十五歲的哈麗黛喲……》則典型體現了新疆少數民族之間的融通與交好。具體來講，這篇小說展示了維吾爾人對哈薩克青年的親愛友善，也在顯示一位哈薩克青年作家對維吾爾兄弟民族“真摯的同情和愛心”［6］。于是我們看到，在當代新疆文學作品中，由于有黨和國家制定的民族政策的指引，又基于各族人民共同締造、發展、鞏固了偉大祖國的歷史，共同開發建設了美麗邊疆，藝術地表現充滿了和諧精神的邊疆美好生活世界便煥然可觀了。

二

當代新疆文學創作不僅突出民族與民族之間的和諧，還突出表現人與自然的和諧，即天人合一，這顯示了當代新疆多元民族文化與自然的深度交融，這種關系反過來又促進了新疆當代民族間的和諧相融。當代新疆文學創作中這種突出的天人合一表達與深刻影響了新疆眾多民族的自然崇拜文化有關。

作為遠古的自然崇拜的高級形式，薩滿教遵循萬物有靈論，而萬物有靈論屬于人類遠古時期的普遍認知。它將人是有靈魂的觀念推向一切事物，認為植物、動物、棍棒、石頭、武器、船、食物、服裝、裝飾品以及河流、山峰、大地等等事物都具有特殊的靈魂，都有“個性和生命”。［7］389-390薩滿教曾經長期興盛于新疆及北方草原多個民族，在各種外來宗教先后傳入之前幾乎獨占了它們的古老祭壇。具體來講，蒙古族、維吾爾族、哈薩克族、錫伯族、撒拉族、烏孜別克族、塔塔爾族等民族都曾信仰薩滿教。［8］后來，佛教和伊斯蘭教等宗教興起并成為這些民族的主流信仰，薩滿教作為宗教形式便日漸退出了歷史舞臺。但是，“薩滿文化生命力的影響根深蒂固”，它不僅在北方中國廣大國土上刻下了遺痕，更重要的是“深潛在數以千萬計的人們的頭腦中”［9］3，還“不斷地上升，在傳播過程中發生深刻的變化”“自始至終保持著一種完整的連續性，進入高度發展的現代文化之中……構成了文明民族的哲學基礎”［7］349。這就是說，萬物有靈觀念不僅仍然存留在現在新疆眾多民族的心中，還構成他們現實文化的重要基礎，正是這種文化讓當代新疆文學創作表現出天人合一的獨特景觀。

哈薩克族作家葉爾克西的《女巫吉孜特爾娜克》一文講述了陪伴作者童年生活的女巫吉孜特爾娜克的故事。女巫吉孜特爾娜克當是哈薩克族古老薩滿信仰的組成部分，她“住在森林中、曠野中、荒漠上，任何一個沒有人煙的地方”“像一陣風一樣在這些地方穿梭自如”，熟悉這里的一草一木、每一滴露珠、每一縷晨光，懂得野獸的語言和鳥的歌聲。她的丈夫是一個像一棵樹一樣又瘦又高的高個子男人。吉孜特爾娜克不貪圖錢財、不愛慕虛榮、沒有權力欲，也沒有什么長生不老之法……［4］182可見，女巫吉孜特爾娜克和大自然息息相通，完全屬于自然的存在。這實際上也是艾克拜爾·米吉提筆下的“風”所呈現的特性：當清晨的冷風闖進人的懷里，又頑皮地旋即從人的懷里掙脫出來，“得意地打著唿哨，追趕那個走向蒼涼古老的草原深處的人去了”。［5］442顯然，“風”在這里同樣被賦予靈性，與人的親昵關系便彰顯出來。

葉爾克西和艾克拜爾·米吉提的這種靈性書寫在當代新疆文學創作中實際具有普遍性。例如，王蒙的《雜色》這樣講：“草是有生命的，山是有生命的，大地是有生命的……”因此世界便有了“不可阻擋的”生命力量［10］；而《在伊犁》系列小說中，人與畜生在打麥場上由于共享勞動成果實現了生命的貫通。顯然，在新疆長期生活工作的王蒙一定程度上受到新疆自然崇拜文化的影響。寓居新疆十年的紅柯則同樣深受這種文化的影響，因此他筆下的一切都因為靈魂的存在而活潑靈動起來，與人類的聲息處處溝通。于是，《美麗奴羊》《躍馬天山》《大河》等作品中的羊、馬、熊等動物便和人類建立了神圣的人獸親族關系［9］78，彼此精神相往來。至于視萬物有靈論為自己創作原則的劉亮程，在小說《鑿空》中深情款款關照像人一樣有感情、懂進退、知冷暖、會思考、有情誼、能擔當的驢子形象，彰顯人與驢之間的生命與共。阿拉提·阿斯木的小說《生活萬歲》《好姑娘》等作品則以迷人的詩意方式有效實現了人與陽光、綠葉和樹木果實之間的深情愛撫與友好交流。

當代新疆文學的這種泛靈書寫不僅表現出人對動物、植物以及其他無生命自然物的深切同情和關愛，還讓它們獲得了獨立的生存地位。于是在作品中，人類主體便“懷著尊重與敬畏去感受、體悟與傾聽大自然”，與自然之間更多呈現出一種“在保持彼此獨立性基礎上的‘對話’關系”，自然因此“不再被主體隨意拉扯、比附類推，恢復了自身的獨立性、自足性”。［11］254結果，動植物等自然物本來擁有的生活習慣和天性便得到有力維護。正因為如此，劉亮程才明確講：“在我們的文字中，自然也應該是自然本身”。他所著的《一個人的村莊》就在“努力使這些自然之物還原本真”，讓“這些自然之物從我們的隱喻系統、象征體系中解救出來，讓草木還原到草木中，還原到土地上。草木就是草木，它不需要為我們的情感去做隱喻體，做象征體。它是它自己，它有它自己的歡喜，有自己的風姿，有自己的生命過程”。［12］420顯然，這是萬物有靈觀念的真正貫徹，因為“‘萬物有靈’首先意味著主體借助與自然的對話來表達自己的心靈真實，并把自然作為一個有力的對象來確立”。［11］255

無疑，當代新疆文學這樣做的時候，便在為人與自然的和諧創造更加有利的條件，因為它確立了自然的正義，維護了和諧的生態關系，從而有力批判和矯正了現代性的片面性?，F代性突出張揚人的主體性與自我性，結果招致人類自我的無限膨脹和人類中心主義的流行，也導致了人與自然的嚴重對立。這便是劉亮程在《鑿空》中借裴教授之口表達的現實：“機械時代的到來，使人和其他動物維系了千萬年的依存關系被徹底打破，動物從人的伙伴、幫手、相依為命的朋友，變成單一的人的肉食。機械把前者都替代了，只有后者它無法替代，機器不能吃，驢最終對于人只有肉體意義”。［12］305這樣做的結果是地球上自然物種的大量滅絕，人與自然關系的嚴重破裂以及深重的生態危機的到來。

可見，在一定程度上，當代新疆文學以萬物有靈的書寫方式批判現代性片面性的同時向人們昭示了“道法自然”的大智慧、大命題，形象生動真切地告訴人們：人與自然是“有血緣上的屬性”的［13］?！叭祟愂切值?，動物也是我們人類的兄弟?！保?4］這即是說，“人類與母性的自然應該和睦相處，對自然中的一草一木、飛禽走獸都應平等對待”。［15］既然如此，人與自然之間就不是人對自然單方面的控制、奴役與征服關系，而是破除人之唯我獨尊，尊重和敬畏自然，心存善念，與眾生靈平等相處，對自然生命葆有一種深切的悲憫情懷，在生態整體主義基礎上與之建立平等友愛的交互主體間性關系，通過理解、同情、對話與交流的方式解決兩者共同面對的生態問題，一面恢復自然的豐富性和多樣性，一面消除人類自身的生存危機，真正實現人與自然的和解與長久的和諧共存。［16］

三

當代新疆文學中的民族和諧和天人合一總是有機交融在一起的，這種交融使得文學創作本身具有了大愛情懷，一面使人與自然充滿了富于情感的對話與欣賞關系，一面使人與人之間以及人所面對的整個世界都充滿了美好溫馨之感，從而構筑了一片詩意氤氳的“棲居”之地。

我們還是結合具體創作來論述這一問題。王蒙的《在伊犁》系列小說在當代新疆文學創作中具有重要地位。這是一部內涵豐富、風格樸素自然的作品。它在表現上世紀六七十年代新疆伊犁地區人們的生活和思想情感狀態的時候，為我們呈現了由詩詞、歌舞、美麗的大自然以及葆有天性充滿愛的人生狀態組成的美好世界。其中即使亂中尋樂、苦中作樂的生活樣態，也在凸顯人性的堅韌以及人們對美好生活的期待和向往，因而伴隨的苦澀反而使生活更有詩意，更顯生機與活力。其中《虛掩的土屋小院》展示親愛的穆敏老爹和阿依穆罕大娘在那個“濯腳渠邊聽水聲，飲茶瓜下愛涼棚，牘牛無賴哞哞里，乳燕多情款款中”［17］的“虛掩的土屋小院”度過的相敬相愛的純樸生活，那種出門不上鎖的古風猶存浸澤著人類美好生活的遺風；漂浮的奶茶和清茶的香味與濃濃的人間溫情一起彌漫在阿依穆罕大娘“徹日飲”的悠然閑散的生活姿態中，其中沉淀的凄惻動人的生活質地格外讓人動容。這里承載著樸實厚重的美好人情人性人格的內容充實的詩意，和大自然懷抱中雖然艱辛卻依然淙淙流淌不止的溪水一樣綿長。在這樣的表達中，“我”對穆敏老爹和阿依穆罕大娘深厚的愛便匯聚成潭了。這顯然是民族和諧與人與自然和諧有機交融的境界，讓人充分體味多民族在美好自然烘托中共同生活所呈現出的敞亮的生命真諦?！对谝晾纭废盗行≌f中的《鷹谷》也是這方面的典范之作。

艾克拜爾·米吉提的《哦，十五歲的哈麗黛喲……》雖以悲劇結尾，但是其中表現的“我”與阿依夏木汗大媽一家親人般的關系，以及“我”與擁有金色年華的美麗的哈麗黛之間的美好愛情還是給人們留下了最為深刻的印象。而當溫情的大自然愛撫心愛的人時，那種熨帖便讓人無比陶醉了：

“四周靜悄悄的，唯有泉眼里的水，在帶著大地心底的羨嘆汩汩噴涌。層層漣漪卻在悄無聲息地用它柔軟潔凈的手掌，輕輕撫摸著哈麗黛那被漸漸暗淡下去的晚霞倒映在水面上的模糊身影……”［5］239

這是“我”去挑水時在哈麗黛對面的（水塘邊）草坪上坐下時感受到的情形。這是多么美好的畫面！因為“我”把情感和靈性給予了泉水、倒影等等物象，的確讓一些本無感覺的事物成為真的具有生命實質的事物，以哈薩克民族文化汁液浸澤其中的方式，讓“萬物有靈”的嫵媚在具有“詩和歌的民族”美譽的哈薩克民族作家的筆端舞蹈，并且造成了寫實性與象征隱喻的和諧統一而導致的詩化傾向。［18］人所向往的美好生存境界便在一瞬間定格。

維吾爾族作家阿拉提·阿斯木的創作與艾克拜爾·米吉提的作品異曲同工。小說《生活萬歲》生動描寫學生們和他們尊敬的陶老師一起吃飯的動人場面：“我們有說有笑地吃著。果園里的鳥唱著我們永遠也聽不懂的民歌，熱風親吻著我們的臉龐，美麗的蝴蝶落在女同學的頭上，跳著古老的雙人舞。幾個性情文靜的同學沉默地躺在柔軟的草坪上，透過桑樹葉的空隙望著燦爛的天空?！保?］5這里，充滿了靈性的鳥、風、蝴蝶等為“少長咸集”的不同民族人們之間的快樂融洽歌唱、親吻和舞蹈，真的就是人間樂園的感覺。彌漫同樣的詩意生命感也是中篇小說《好姑娘》突出的特點，在此向往美好純粹境界的好姑娘和周圍高高的白楊樹、垂吊著“互相擠在一起親嘴啃臉”的黑葡萄的葡萄藤、懸著明亮的星星的含苞待放的玫瑰以及“那些虔誠歌唱的候鳥，飛舞的蜻蜓和蝴蝶……”一起構成了撲朔迷離的詩意飛揚的靈性世界，這又因為好姑娘與王古麗兄妹之間凝結的跨越民族界限的美好感情而成為“潛藏著人類精神無止境的感性沖動、理性沖動和審美沖動”的詩性沖動的顯現。［19］

對于紅柯的新疆書寫來講，恰如李敬澤所說：“人在大地上詩意地安居……是紅柯最深的夢想”，也是他小說“反復彈唱的主題”［20］。的確，在其小說《奔馬》《美麗奴羊》《鷹影》《金色的阿爾泰》《庫蘭》《喀納斯湖》《烏爾禾》《生命樹》等作品中，紅柯都在人與自然高度吻合的詩情意境中展示新疆的生命景象，以詩性哲思觀照著“人類賴以生息的精神家園”。［21］而沈葦的詩文創作在作者隨意游走，親身感受、理解、擁抱新疆自然與人文的過程中著意禮贊“各民族各色人種匯而為一”［22］的無比斑斕的和合“生命”場景。

總之，由于著意表現民族和諧、人與自然的和諧，當代新疆文學深刻揭示了民族與民族之間以及各民族與大自然之間深厚的關聯與情緣，從而將自己的焦點凝聚在人類與萬物混雜中“感受到自己與世界的親密關系的這一點上”［23］，達成了詩性圓融的書寫，成為新疆多民族歷史與現實本質存在的言說。這意味著當代新疆文學具有強大的感召力：召喚生活在新疆這片土地上的各族人民，繼承歷史的優良傳統，牢固確立人與人之間以及人與自然之間全面的和諧，永葆新疆的和合之美。顯然，這樣浸透著人類深厚情感、融注了多民族歷史和現實的視域寬廣的帶有浪漫特質的理想書寫，對于提升新疆社會文明程度、促進新疆社會文化協調發展無疑具有重要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