網絡經濟、交易效率與居民消費升級問題研究

臧正麗　王艷

【摘 要】 網絡經濟的發展引領居民消費的巨大變革，考察交易效率進步是否是引致消費升級的關鍵?；诖?，本文理論剖析網絡經濟發展和交易效率影響居民消費升級的具體作用機制，進而通過選取2004-2018年省級樣本數據展開實證考察，具體采用中介效應模型和GMM估計方法檢驗交易效率提升在網絡經濟影響居民消費升級過程中的作用。結果表明：交易效率與網絡經濟規模呈現一致的變化趨勢，網絡經濟發展有助于交易效率提升;交易效率提升和居民消費升級在時間維度上均存在動態滯后特征;網絡經濟發展能夠推動交易效率提升和居民消費升級，且交易效率提升在這一過程中存在顯著的中介效應。據此，本文提出推進網絡經濟規模擴張，應不斷完善網路基礎設施建設和拓展居民消費渠道，從而充分發揮網絡經濟對于居民消費升級的拉動作用。

【關鍵詞】 網絡經濟;交易效率;消費升級;中介效應

【中圖分類號】 F202 【文獻標識碼】 A 【文章編號】 2096-4102（2022）01-0060-03

一、引言

“新常態”背景下，破解經濟下行壓力不斷增大的現實難題和實現內需拉動增長的發展目標成為我國戰略規劃的關鍵所在，而網絡經濟發展則為之提供了重要契機。經驗事實表明，網絡經濟規模擴張與居民消費升級存在協同耦合的典型特征，而依托網絡經濟發展所實現的交易效率提升是否在其中扮演“橋梁”的角色仍有待探究。得益于支付方式的便捷化和運輸體系的智能化，網絡經濟發展有助于交易效率的多維度提升，而交易效率能否通過影響居民消費選擇和行為習慣推動消費升級，關乎未來我國網絡經濟發展建設的路徑選擇和居民消費擴容提質的政策著力點。因此，考察交易效率在網絡經濟影響居民消費升級過程中的中介效應并明確其在城鄉之間的作用差異具有重要的現實意義。

二、文獻綜述

“交易效率”概念的提出為實現交易費用和交易成本的量化分析提供了重要參考。諸多研究表明，網絡經濟發展確能引致交易效率的提升。向國成和李真子（2016）認為互聯網經濟發展能夠通過深入社會分工和拓展市場范圍提高交易效率;同樣的，曾世宏和劉迎娣（2020）亦指出互聯網技術與傳統產業的融合發展能夠有效提升交易效率并改善經濟發展質量。聚焦交易效率與居民消費的內在關聯，曾世宏和高亞林（2016）提出互聯網技術的涌現加速傳統產業價值鏈重塑進而實現居民消費的長尾效應;靳振忠等（2017）認為交易效率的提升能夠通過消費條件改善和消費差距縮小的雙重機制影響居民消費水平。

通過梳理上述文獻，不難看出，對于交易效率在網絡經濟發展引領居民消費升級過程中究竟扮演怎樣的“角色”仍缺乏實證考察。同時，關于交易效率綜合評價的指標選取和體系構建亦莫衷一是?；诖?，本文依托多維度指標所構建交易效率綜合指數對我國交易現狀予以分析，進而采用中介效應模型考察交易效率對在網絡經濟發揮消費引領作用的中介效應。

三、網絡經濟發展與交易效率現狀

2004年以來，我國網絡經濟實現跨越式發展，如圖1所示，成為僅次于美國的世界第二網絡經濟大國。從網絡經濟發展增速來看，我國網絡經濟增長長期維持在20%以上的增長水平。為綜合考察我國的交易效率水平，本文構建交易效率的評價體系，包括基礎設施建設、通訊發展水平、高等教育投資、金融信貸規模、交通運輸能力和制度環境存量等維度。其中，不同維度中共包含17項次級指標，具體如表1所示。本文通過對次級指標進行無量綱化處理，同時設定每一指標的權重均等于1/17，由此可以得到地區交易效率指數，如圖2所示。不難看出，我國2004-2019年間交易效率指數取得長足進步，增長近5倍，交易效率的增長率雖然整體上處于下滑態勢，但仍保持在10%左右的增長速度。對比我國網絡經濟發展規模和交易效率指數的變化趨勢來看，二者在總量上保持齊頭并進的增長態勢，同時在增長率方面亦呈現有所下滑的一致規律。

四、研究設計

（一）機制分析

網絡經濟發展對于交易效率的提升主要體現在交易成本下降、服務質量提高和流通效率進步。具體地，網絡經濟發展所依托的線上交易模式和數字支付既突破了傳統交易的時空局限性，從而有效降低交易過程中的費用支出;網絡技術的發展能夠通過大數據分析實現消費需求的精準匹配和個性化服務，從而及時有效地為消費者提供良好服務;與網絡經濟發展相配套的物流體系建設通過智能倉儲和數字化運輸管理，極大地提高產品配送效率。無疑，交易效率的多路徑提升同樣深刻影響著居民消費模式、消費內容和物流支持等諸多方面。交易成本的下降促使居民消費更多地選擇便捷化的購物平臺和多元化的線上支付方式，而服務質量的提升既有助于消費者獲得更多個性化服務和多元化產品，也有利于消費者的定向選擇和高質量消費，最終有助于消費升級?；谏鲜鰴C制分析，提出本文的基本假說：交易效率提升在網絡經濟影響消費升級的過程中存在中介效應。

（二）模型設定

網絡經濟發展通過影響交易效率最終作用于居民消費升級，這意味著交易效率可能在二者之間存在中介效應。據此，本文用中介效應模型進行實證分析，其作用機理見圖4。首先對路徑 a進行檢驗，即X對Y是否具有顯著影響，若兩變量之間存在顯著關系，則進而檢驗中介效應的顯著性。其次檢驗路徑b中X對M是否具有顯著影響，以及路徑c中M對Y的影響，若二者皆顯著，則表明中介效應成立。最后，根據路徑b和c共同作用下，X的顯著性判斷中介效應的性質。

基于本文所提出的理論假設，將居民消費升級水平、網絡經濟發展和交易效率分別設為被解釋變量、核心解釋變量和中介變量?？紤]到居民消費升級在時間維度上可能存在動態滯后性，本文將居民消費升級的一期滯后項納入分析框架并構建如下模型：

Y=α+Y+αIE+αX+V+ε? ? ? （1）

EC=β+EC+βIE+βX+φ+θ? ? ?（2）

Y=η+Y+ηIE+ηEC+ηX+U+ξ? ? （3）

其中，i和t分別表示省份和年份;下標t表示相應變量的滯后一期;X表示控制變量，包括收入水平、城市化水平、財政支出、老齡化水平以及教育投資。

（三）數據來源與變量說明

基于數據的可得性和調整后的統計口徑一致性，本文選取2004-2018年30個省級樣本數據（西藏除外），主要來源于國家統計局、各省歷年統計年鑒以及中國互聯網發展報告等。為消除通貨膨脹的影響，本文中貨幣數據以2000年不變價格進行平減處理;缺失值則采用插值法或均值法補充完整。為進一步降低數據離散程度，本文對部分指標進行對數化處理。中介變量交易效率的測算過程在前文已有論述，其他變量的具體說明如下：

1.被解釋變量

居民消費升級（Y）：以除食品、服飾等生存型消費之外的消費支出占居民消費總支出的比重作為消費升級的代理指標。

2.解釋變量

網絡經濟發展（IE）：通過構建互聯網數字經濟評價體系對省級網絡經濟發展水平予以考察。本文基于互聯網人才數量、互聯網基礎設施建設以及滯后產業增加值等多維指標綜合評估我國網絡經濟發展水平。

3.控制變量

收入水平（PGDP）由地區人均GDP來表示;城市化水平（Urban）由地區城市人口占總人口的比重來表示;財政支出（Finance）由地區人均財政支出數量表示;老齡化水平（OLD）由65歲及以上人口占總人口的比重來表示;教育投資（EDU）由地區人均教育支出數量來表示。

五、結論

本文基于中介效應視角，實證檢驗交易效率提升在網絡經濟發展影響居民消費升級過程中的中介作用，檢驗發現：我國網絡經濟規模擴張和交易效率提升存在動態耦合規律;居民消費升級和交易效率提升在時間具有動態滯后特征以及持續走高的慣性趨勢;網絡經濟發展顯著促增居民消費升級和中介效率提升，而中介效率則在網絡經濟發展影響居民消費升級的過程中扮演中介變量角色。

【參考文獻】

[1]向國成，李真子.實現經濟的高質量穩定發展：基于新興古典經濟學視角[J].社會科學，2016（7）：57-63.

[2]曾世宏，劉迎娣.互聯網技術、交易效率與服務業發展：兼論服務消費對高質量發展的基礎性作用[J].產經評論，2020，11（3）：16-31.

[3]曾世宏，高亞林.互聯網技術創新驅動服務業轉型升級的機理、路徑與對策[J].湖南科技大學學報（社會科學版），2016，19（5）：123-127.

[4]靳振忠，王亮，張郁.交易效率對居民消費的雙重影響機制分析：基于中介效應模型的研究[J].經濟問題探索，2017（11）：18-2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