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校輔導員心理危機及應對方式、社會支持的相關研究

曹喜俊 姜漫莉 方 芳

（1.廣州中醫藥大學體育健康學院；廣東 廣州 510006；2.江西中醫藥大學人文學院；江西 南昌 330004；3.廣州中醫藥大學針灸康復臨床醫學院；廣東 廣州 510006）

心理學界把心理危機定義為當個體面臨突發事件或重大的挫折與困難時，由于無法調用自身的資源來進行自我調節與自我控制，從而出現情緒及行為的嚴重失衡狀態[1]。也就是說，當個體遭遇到重大的困境或問題時，致使個體感到難以把握、無法解決時，內在心理平衡就會被打破，其正常的生活就會受到干擾，此時個體由于內在的緊張在不斷累積，進而就會出現紊亂的情緒、思維和行為，讓人無所適從，進入一種失衡狀態，這就是心理危機狀態。

高校輔導員作為高校教師隊伍中特殊的一個群體，他們是從事學生管理、思想政治教育等工作中的一線力量。與普通的專業教師的有序教學安排相比，由于輔導員們面臨著更為艱巨復雜的學生管理工作現狀——對象更為復雜、內容更為繁瑣、時間更為長久等等，從而使得他們的工作壓力問題更為突出。同時，由于當前我國社會的急劇轉型，教育改革深化，以及教師隊伍中的職業競爭，教師自身發展要求提高等各方面的壓力的存在，這都導致了高校輔導員們會產生很大的心理壓力與負擔，甚至產生強烈的心理危機。這也是為什么高校輔導員隊伍長期以來總存在人員流動性大、工作職業認同感低、離職率高等問題的原因[2]。

作為我國高等教育中不可或缺的重要的職業群體，高校輔導員的心身健康狀況會直接作用到高校的大學生思想政治教育工作中，從而間接影響到國家高等專業人才的培養。高校輔導員因壓力問題而導致出現心理危機，其應對方式以及社會支持狀況是否又會進一步加大心理危機？這是研究所要探討的問題。因此，對高校輔導員的心理危機及應對方式、社會支持現狀進行調查，并研究他們之間的相互影響，不僅能夠了解高校輔導員的心理危機狀況，更能引起相關部門對高校輔導員的關注與重視，進而為相關部門制定緩解這一特殊群體的心理危機方案提供參考。

一、對象與方法

1.對象

本研究通過隨機取樣的方式，于2021 年10-12 月選擇了廣州市多所高校的專職輔導員為研究對象，通過問卷星共發放281 份調查問卷，得到有效問卷281 份（有效問卷率100%）。其中男性輔導員230 人，女性輔導員51 人；本地籍輔導員79 人，非本地籍輔導員202 人；獨生子女輔導員66 人，非獨生子女輔導員215 人。具體見表1。

表1 被試資料一覽表

2.研究工具

工作壓力源量表[3]。本研究采用工作壓力源量表來描述高校輔導員的心理危機狀況。該量表共有55 個項目，分為工作績效壓力、職業發展壓力、家庭與經濟壓力、社交與人際關系壓力、安全壓力5 個因子，采用4 分評分制，從“有壓力”到“沒有壓力”分別評分為4-1 分，如果不適用則可評為0 分。該量表運用比較廣泛，具有較好的信度和效度。

應對方式問卷[4]。該問卷由20 道題組成，采用1-4 分評分制，主要是反映個體面對壓力的應對特點。應對特點分為兩個維度：積極應對和消極應對，以此反映出當個體在面對困難或挫折時所表現出來的積極與消極的行為特征與態度。該問卷被許多學者采用過，信度和效度良好。

社會支持評定量表[5]。本次測量選用的是肖水源編制的社會支持評定量表，在國內相關研究中廣泛應用，具有較好的信度和效度。該量表采用總分制或均分（1～4 分）統計，評分越高則能夠表明個體的社會支持水平越高。該量表由主觀支持、客觀支持、支持利用度三個分量表組成：①主觀支持量表：反映了個體主觀感受到的各類支持，也就是主要反映的是個體對所獲得的社會支持的主觀上的評價。②客觀支持量表：反映了個體實際生活中存在各種客觀支持，主要包括各類經濟支持、環境支持、或對實際問題的幫助與解決。③對支持的利用度：反映了個體對各種社會支持的利用情況。

3.調查方法

在本研究中，調查問卷一律通過網絡鏈接的方式發送給相關被試，采用不記名的方式進行施測。問卷回收后，剔除無效問卷，然后施測者再根據相應問卷的計分標準將分數標注出來，再將數據錄入SPSS21.0 進行統計分析。

二、研究結果

1.高校輔導員心理危機現狀

（1）總體情況

本次調查結果顯示（表2），高校輔導員心理危機總體均分為2.89±0.72，高于中值(中點=2.5 分)，說明高校輔導員還是存在較為嚴重的心理危機。高校輔導員心理危機的排序由強到弱依次是：健康壓力（3.04±0.80）、社交壓力（2.91±1.06）、職業發展壓力（2.89±0.79）、工作績效壓力（2.79±0.72）、家庭與經濟壓力（2.77±0.79）。

表2 高校輔導員心理危機一覽表

（2）差異比較

由表3 可以看出，男性輔導員在工作績效、職業發展方面的壓力顯著大于女性輔導員；非獨生子女輔導員在職業發展方面的壓力顯著大于獨生子女輔導員；非本地籍輔導員在職業發展及家庭經濟方面的壓力顯著大于本地籍輔導員；其它方面的比較差異不顯著。

表3 高校輔導員心理危機源在性別、是否本地籍、是否獨生子女變量上的比較（M±SD）

2.高校輔導員應對方式情況

（1）總體情況

表4 顯示，高校輔導員的應對方式是消極應對（3.31±0.596）顯著大于積極應對（3.00±0.612），這說明高校輔導員的應對方式相對是消極的（t＝-8.266，P＜0.001）。

表4 高校輔導員應對方式總體情況

（2）差異比較

由表5 可以看出，無論是在積極應對還是消極應對方面，男女輔導員之間的差異不顯著，獨生子女輔導員與非獨生子女輔導員之間的差異也同樣不顯著；外地籍輔導員比本地籍輔導員表現出更多的極積應對。

表5 高校輔導員應對方式在性別、是否本地籍、是否獨生子女變量上的比較（M±SD）

3.高校輔導員社會支持情況

（1）總體情況

表6 顯示，高校輔導員的總體社會支持平均得分為2.68±0.62，與中值(中點=2.5 分)接近，說明高校輔導員的社會支持處于中等水平；其中主觀支持得分（2.82±0.63），客觀支持得分（2.57±1.23），對支持的利用度得分（2.59±0.69）。

表6 高校輔導員社會支持總體情況統計表

（2）差異性比較

高校輔導員在社會支持方面的研究結果顯示（表7）：男性輔導員的客觀支持水平顯著高于女性輔導員；獨生子女輔導員的社會支持總體水平顯著高于非獨生子女輔導員；本地籍輔導員在社會支持總體水平、支持利用度上也顯著高于非本地籍輔導員；其它方面的差異沒有統計學意義。

表7 高校輔導員社會支持在性別、是否本地、是否獨生變量上的比較（M±SD）

4.高校輔導員心理危機、應對方式與社會支持的相關性分析

采用Spearman 相關分析結果顯示（表8），高校輔導員的心理危機與其應對方式、社會支持存在一定的相關：心理危機與積極應對、主觀支持存在負相關；工作績效壓力、職業發展壓力、社交壓力、健康壓力與消極應對存在正相關；工作績效壓力、職業發展壓力、社交壓力、健康壓力與主觀支持存在負相關；主觀支持、客觀支持、支持利用度與積極應對正相關，與消極應對負相關；家庭與經濟壓力與應對方式、社會支持的相關性均不顯著。

表8 高校輔導員心理危機與應對方式、社會支持的相關分析（r）

5.高校輔導員的心理危機對應對方式、社會支持的回歸分析

為了進一步明確高校輔導員的應對方式及社會支持對心理危機的預測情況，以應對方式、社會支持作為自變量，心理危機作為因變量進行回歸分析，結果如表9 所示：在應對方式方面，積極應對進入回歸方程，表明積極應對方式對心理危機有顯著負向預測作用，可解釋心理危機總變異量的5.5%。在社會支持方面，主觀支持進入回歸方程，表明主觀支持同樣對心理危機有顯著負向預測作用，可解釋心理危機總變異量的5.5%。

表9 高校輔導員的心理危機對應對方式、社會支持的回歸分析

三、分析與討論

依據本次調查，可以說，當前高校輔導員面臨的心理危機還是較為嚴重的。這與農雁玲[6]等人的研究相一致。高校輔導員所面對的心理危機排前三位的主要是健康壓力、社交壓力與職業發展壓力，這可能是當前教育改革，高校間與高校內工作競爭加劇，對高校輔導員在工作、學歷等方面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從而導致他們在職業發展方面壓力增大。事實上，高校輔導員的工作任務確實非常繁重，不僅在工作時間要處理各類學生管理工作事務，非工作時間的加班也是常態化，使得其在工作中疲于應付，不能按照學校要求保質保量的完成相關工作，也導致他們沒有時間用來社交與休閑。長期高強度的工作，就會引發高校輔導員們的心身健康危機。同時，繁雜的學生管理工作也使得其無暇去提高相關專業知識儲備、喪失了了專業能力知識更新的動力。另外，輔導員的壓力得不到進一步的緩解，從而對其個人職業生涯的發展產生了困惑，影響了工作的創新型和積極性。

高校男性輔導員在工作績效、職業發展方面的壓力顯著大于女性輔導員，這可能與傳統社會對男女在工作中的要求與評價有關：社會對男性的評價更多的集中在男性事業上，要求男性在工作中事業有成，而對于女性的工作評價則寬容許多。這就導致了男性更在意社會評價，為了表現自我價值，他們會在工作與職業發展中投入更多的精力，甚至殫精竭慮，心理壓力可想而知。非獨生子女輔導員在職業發展方面的壓力顯著大于獨生子女輔導員，這可能與成長有關。與獨生子女相比，非獨生子女在成長過程中由于要競爭各種資源，因而在人格特質中會表現出更多的競爭性[7]。而這種競爭性進入到職業發展中，就會表現為在力爭向上，以獲取更多的資源。而競爭可能付出的代價便是壓力，越是競爭，壓力越大。非本地籍輔導員在職業發展及家庭經濟方面的壓力顯著大于本地籍輔導員，這應該與本地籍輔導員所擁有更多的本地社會與家庭優勢資源有關。

本次調查顯示高校輔導員的應對方式相對是消極的。這可能與高校輔導員的工作性質有關。高校輔導員們從事的學生管理工作，屬于高校最為基層的工作，工作要求高，工作時間長，工作內容繁雜，需要處理的各類學生危機事件也多，輔導員們隨時待命，工作既需要主動性，又往往充滿被動。長此以往，人就會心身憔悴，疲于應付，難免陷入消極被動之中。這也從另一個方面反映了當前高校輔導員們的心理危機的嚴重性。外地籍輔導員比本地籍輔導員表現出更多的極積應對，這同樣可能與外地籍輔導員所擁有的本地社會優勢資源少有關。如前述，本地社會優勢資源少，一方面會給外地籍輔導員在職業發展與家庭經濟方面帶來壓力，但壓力也同樣能變成動力，促其更加積極地去應對。

男性輔導員的客觀支持水平顯著高于女性輔導員，這可能是因為高校女性輔導員由于傳統家庭角色的固著，容易把自己的生活重心禁錮在家庭領域內，比較少花精力積極參與社會交往有關[8]。獨生子女輔導員的社會支持總體水平顯著高于非獨生子女輔導員，這與非獨生子女相對更傾向獨立、自助有關。相對于非獨生子女而言，獨生子女的各類家庭、社會資源相對更集中，因而獨生子女輔導員的客觀支持水平要顯著高于非獨生子女輔導員。本地籍輔導員在社會支持總體水平、支持利用度上也顯著高于非本地籍輔導員，這同樣與擁有的本地社會資源的多寡有關。

從本次研究結果來看，高校輔導員所面對的心理危機與應對方式、社會支持存在一定的相關，這與劉小紅[9]的研究基本一致。工作績效壓力、職業發展壓力、社交壓力、健康壓力與消極應對存在正相關。這是因為個體越是消極應對，壓力越會增大；而壓力越大，更可能出現消極抵抗，這個關系很好理解。工作績效壓力、職業發展壓力、社交壓力、健康壓力與主觀支持存在負相關，這說明當一個人遭遇到的各類社會壓力時，如果自我評估認為有社會支持力量，那么他就會不懼壓力，不為壓力所累，從容積極應對。這也可以解決為什么主觀支持、客觀支持、支持利用度與積極應對正相關，與消極應對負相關。由此也可以認為，一個社會支持體系越健全的人，那么他越容易選擇使用積極的應對方式來解決心理危機問題。

本次研究發現，積極應對方式對心理危機有顯著負向預測作用，這說明高校輔導員如果能夠以一種積極的方式去面對工作與生活，那么他們將較少遭遇心理危機，或者即便遭遇了心理危機，危機程度也會更低。同樣，主觀支持對心理危機也有顯著負向預測作用，這說明如果學校和社會能夠讓輔導員感受到被愛與關注，那么他們也一定能夠減輕心理壓力，進而避免陷入心理危機或者能夠主動去應對心理危機。

基于以上分析，要預防高校輔導員心理危機，應建立高校輔導員心理危機干預系統，從正確認知心理危機源著手，加強個體的應對方式，完善個體社會支持體系。一是高校要為輔導員的專業化發展創造良好環境。完善輔導員培訓與進修制度，為輔導員專業能力的提升提供保障，從而在社會支持下提升輔導員的獲得感與滿意度，進而促使輔導員在專業化發展過程中保持良好的心態。同時，可以適當提升輔導員隊伍的薪酬待遇，或者是設立加班費。能夠有效激發輔導員在工作中的積極性，消除工作怠倦現象。另外，高?？梢越M織教職工開展形式與內容多元化的團體活動，引導輔導員構建良好的人際關系，形成和諧融洽的工作氛圍、提升輔導員的工作效能感。二是高校要完善輔導員心理健康引導體系。高校要強化輔導員心理健康教育工作，并為輔導員提供心理健康咨詢與心理健康引導服務，從而確保輔導員能夠認識到自身面臨的心理健康問題，并幫助其更好地解決這些心理健康問題。三是高校應建立輔導員心理檔案，提供一對一針對性干預。定期對那些特別容易引起心理危機的輔導員進行關愛與相應的心理輔導[10]；對于高校男性輔導員，除了要關注其在工作中的壓力外，還應關注會影響他正常工作的個人生活方面的壓力。而對于那些獨生子女的高校輔導員，可以多增加指導，讓其學會與同事交流、溝通的技巧；對那些非本地籍的、并且習慣使用消極應對方式的輔導員加大關懷力度，通過各項方式，增進他們的社會支持力量，讓他們感受到高校這個大家庭的溫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