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對東南亞農業投資及風險防范

薛紫臣

[內容提要] 近十年來，中國對東南亞農業投資穩步推進，在東南亞外國農業投資中的占比持續攀升，呈現出以農業經濟作物及生產環節投資為主、投資方式相對單一、主要流向傳統農業國等特點。中國對東南亞農業投資既受政治、經濟、社會、法律等投資環境的影響，也受東南亞農業行業本身基礎設施落后、資源稟賦不足、生產率低、自然災害頻仍等因素的制約，面臨一定的風險。中國對東南亞農業投資是深化“一帶一路”合作的有效途徑之一，且為其他各項合作的重要補充。為了提高對東南亞投資效率、有效化解風險，中國應加強農業區域合作升級、改善農業投資環境、加大農業互聯互通建設、提升農業公共投資服務、嵌入高端農業價值鏈，促進雙方合作的提質升級。

在世界大變局和經濟新常態背景下，中國農業發展的重心從增加總量日益轉向解決結構性矛盾。中國與世界其他國家的產業對接有利于農業產業鏈的延伸，促進農業領域的結構性調整。東南亞國家因地理位置毗鄰而成為中國開展農業跨國直接投資、進行國際農業市場建設的理想目的地。而對東南亞國家農業投資環境的風險評估對于挖掘當地農業投資合作潛力具有重要的參考價值。因此，本文試圖就中國對東南亞農業投資的現狀、面臨的風險、未來路徑進行初步分析，以為加強雙方的農業經濟合作提供些許參考。

一

自金融危機過后，東南亞地區衍生性金融活動熱度逐漸降低。近十年，世界投資者把眼光聚焦在實體標的類投資，例如基建類、能源類等行業。農業作為東南亞地區傳統行業，逐漸走進直接投資的世界舞臺，中國對東南亞農業投資則穩步推進、熱度不減。

縱向看，中國對東南亞農業投資熱度不減。在流量方面，中國對東南亞農業的外國直接投資（FDI）流量先慢后快，近年回落明顯。2012～2016年中國對東南亞地區農業FDI 流量處在0.55～1 億美元的低位平穩浮動，自2017 年投資流量以接近4倍的漲幅異軍突起，并在持續遞增兩年后，在2019年達到近十年峰值3.41 億美元。因受全球疫情影響，2020 年對東南亞農業投資出現明顯下跌，為2.82億美元，但絕對值仍處于高位?？梢?，即使受到國際疫情影響，中國對東南亞農業投資熱度不減。在農業FDI 行業占比方面，中國對東南亞農業FDI行業投資比重整體呈遞增趨勢。2012～2016 年農業占行業投資比重出現兩個低位小峰值，分別接近1.5%和1%。自2016年起，行業投資熱度節節攀升，2019 年達到近十年頂峰3.8%。受疫情影響，2020年整體下降0.1%（見圖1），但對農業行業投資熱度影響甚微。

圖1 中國對東南亞主要國家農業投資流量及其行業占比

橫向看，中國占東南亞FDI 的比重持續攀升。2012 年，東南亞農業中最大FDI 方是歐盟，日本次之，中國居第三，美國隨后。在之后的八年間，歐盟和日本投資比重逐漸萎縮，2018、2019 年出現負增長。歐盟在2013年達到峰值后持續走低，特別是在2018 年間歐盟反而出現東南亞農業投資4.6565 億美元撤資、轉移投資或再投資行為?？梢哉f是一種高開低走的局面。日本由7700 萬一路降到400 萬美元，2019 年更是-2019 萬美元。對美國而言，東南亞農業FDI 一直都不是其所重視的領域，投資量始終在低位起起落落，早在2014年美國出現占比負增長，流量為-2089 萬美元。中國對東南亞農業投資則穩步增長，2016 年作為騰飛點，投資總量迅猛增長；2012～2020 年間占比翻倍增長且八年間從未出現負增長，使中國成為在東南亞農業投資國家中最大投資國之一。中國對東南亞農業FDI流量提升速度雖然先慢后快，且在這八年里唯獨中國投資穩步攀升并維持住了增長趨勢和主要地位（見表1）。

表1 東南亞國家農業FDI主要投資國流量增長率（%）

中國政府方面發布的有關數據顯示，中國對東南亞農業投資具有五大明顯的特點。Ministry of Agriculture and Rural Affairs of PRC,2021.一是以農業經濟作物為主。2019 年中國對東南亞農業FDI 流量總額為60.09 億美元，其中52.34%流量集中在農業經濟作物。中國對東南亞的農業FDI 存量總額110.14 億美元，其中超過70%存量集中在熱帶經濟作物。與此同時，超過1/3 企業選擇經濟作物作為主要投資標的。東南亞熱帶經濟作物高產，具備農業投資的天然優勢和巨大潛力。比如橡膠、油棕、椰子、蕉麻等作物天然適應東南亞的熱帶雨林氣候，生產周期短，產量豐富，生產成本較低，投資周期短，投資風險較小，吸引了大量中國企業投資者。

二是以生產環節為主。在農業產業環節中以生產—加工—倉儲—物流—科研—品牌六大環節為主。在東南亞農業產業鏈中，目前中國企業以生產環節為主要投資環節，占據整個產業鏈97.65%的投資流量。究其原因，生產環節較為原始，人為干預因素較少。相比于加工環節的勞動力成本、倉儲環節的儲藏成本、物流環節的物流成本、科研環節的人力資本、品牌環節的宣傳成本，生產環節的附加成本較低，這意味著附加風險可被降到最低。由此可以看出，中國投資方的策略偏向保守。

三是投資方式相對單一。東南亞國家農業人口較多，勞動力成本低，因此中國農業投資的產業以勞動密集型為主，投資方式簡單直接，有待升級。種植業、農林牧漁服務業等勞動密集型行業是中國對東南亞國家農業投資主要領域，投資方式多元化特征明顯。具體而言，主要包括深加工基地和生產基地建造、捕撈漁業許可證購買、租賃土地種植等方式。但是，有實力開展全產業鏈經營的跨國企業較少，產業化水平升級仍然是多數企業亟待解決的問題。

四是投資流向傳統農業國。東南亞國家分為發達工業國和傳統農業國，經濟發展水平參差不齊。新加坡、文萊兩國農業在本國GDP 中占比小，其他國家農業GDP 在國民經濟發展中處于舉足輕重位置。2019年東南亞地區成立了411家中方投資企業，累計FDI流量60.08億美元。因新加坡屬于發達國家，其農業產值占比不足1%，中國對新加坡的FDI企業數量僅有9家，且FDI流量和存量分別僅為0.01 和2.67 億美元。同年，中國對印尼投資流量達50.91億美元，占中國對東南亞國家農業總FDI流量的84.75%；中國對印度尼西亞FDI 存量為65.19 億美元，在東南亞占比59.19%。但如此大規模FDI 存量和流量卻由只占中國在東南亞進行農業FDI企業數量13.87%企業承擔，這說明中國在印尼的農業FDI 企業以中大型企業為主。與之對比，中國FDI企業數量最多國家是緬甸，投資企業數量達99 家，FDI 流量和存量分別為1.82 和8.16 億美元，且占比分別為3.03%和7.41%。

五是投資贏利空間大。從2016年起，東南亞國家農業出口額為1632.07 億美元，占其總出口14.15%，并在后期持續攀升；2017 年同比增長11.07%，并在2018～2019 年保持穩定增速，2019 年達到1854.16 億美元，農業出口行業比重基本穩定在13%左右，農業出口收入穩定，在其他勞動力成本穩定的情況下，農業投資回報率較為穩定。中國農業企業在該地區的投資質量良好，經濟效益較高。2014 年“一帶一路”沿線農業企業平均營業收入為7541萬美元，其中投資于東盟農業企業平均營業收入較高。比如橡膠產業得益于東盟天然橡膠主產地地位，橡膠種植加工成為中國大型跨國農企主要盈利點。橡膠產業高利潤空間主要原因在兩方面：一方面，中國國內對橡膠需求量大，投資企業的橡膠產品大都回流國內，橡膠加工企業有超強的國內下游市場作為支撐，保證了盈利持續性；另一方面，中國在東盟投資橡膠的代表性加工企業規模較大，節省企業海外投資交易成本，享受規模效應帶來的紅利。

二

近年來，中國與東南亞國家農業合作成效顯著，影響深遠。但東南亞綜合投資環境存在短板，整體投資環境和競爭力有待提升。隨經濟升溫、項目落地，風險事件頻發，中國涉農FDI企業遭受了不小的經濟損失及無法估量的商譽損失。

從投資環境看，中國對東南亞農業投資需要防范政治、經濟、社會、法律等多方面的風險。東南亞國家2019 年全球競爭力和2020 年全球營商環境排名中，新加坡分別排名第一和第二，老撾、緬甸、柬埔寨均在100 名以外。 Klaus Schwab and Saadia Zahidi,, World Economic Forum, 2020;,World Bank,2020.政治上，東南亞不少國家民族宗教矛盾、腐敗、域外大國介入等因素常常導致國家政局不穩。2015～2020 年東南亞國家中，緬甸政治穩定和無暴力/恐怖主義指數最低，僅在10%左右；菲律賓平均值15%左右，泰國20%左右；印度尼西亞30%左右。 “The Worldwide Governance Indicators 2021,”https://www.govindicators.org.（上網時間：2021 年12 月29 日）;Daniel Kaufmann,Aart Kraay and Massimo Mastruzzi,“The Worldwide Governance Indicators: A Summary of Methodology,Data and Analytical Issues,”,No.5430,2010.這自然會導致一些國家收緊中國投資政策，從而給中國對東南亞投資增添風險和損失。如，2007 年菲律賓政局動蕩導致吉林富華公司在菲律賓投資40多億美元的玉米種植項目擱淺，最終被迫終止投資；緬甸國民對軍政府背景的外國直接投資項目持反對態度曾導致萊比塘項目兩次中止；2017 年9 月泰國英拉總理“大米瀆職案”直接促使中國北大荒企業取消44.6億美元的大米合同。

從宏觀經濟看，經濟發展大形勢的不穩定或擾亂企業正常經濟活動。2020 年受疫情影響，東南亞多數國家GDP 增長率出現負增長。緬甸2020 年GDP 負增長率最高達到-9.99%，菲律賓是-9.57%。只有文萊、老撾、越南三國GDP 增長率為正值。在通貨膨脹方面，2020年東南亞多國通脹率為負值，短期通貨緊縮的發生，致使消費價格水平下降，特別是文萊出現負值通脹率，2020 年最高達到-10.85%，物價下降幅度較大（低于-10%屬于重度通貨緊縮），抑制了投資與生產，而銀行又收緊債務，進而導致該國失業率升高及經濟衰退和蕭條。相反，老撾、緬甸通脹率持續增高，2020 年通脹率超過5%。在外債方面，2015～2019 年柬埔寨和老撾的外債存量占比超過50%，且持續增高，特別是老撾從84%飆升到94%，。一旦發生國際關系緊張，外國控制外債，加之國內局勢緊張，國家經濟破產風險驟增。另一方面，金融體系不穩定造成人民幣兌換東南亞貨幣指數變動較為頻繁。比如2010～2017 年間緬甸匯率變動導致兌換1 美元所需緬元從5.36 激增到1327。

社會輿論褒貶不一、民眾情緒起伏不定，形成不利的投資氛圍。隨著中國的快速崛起，影響力擴大，中國對外投資往往成為國際社會關注的焦點，再加上中國與東南亞一些國家存在歷史、海洋領土爭端等問題，在一些惡意輿論的煽動下，一些國家容易滋生出民族主義情緒，從而造成不利于中國投資的社會氛圍。中國對東南亞國家的投資資源、能源行業占比較大，且多分布在污染較重的行業，西方媒體常常炮制“中國威脅論”，污稱中國投資旨在掠奪資源，指責中企造成環境污染，這勢必造成不利于中國對東南亞農業投資的社會氛圍。2011 年，西方炮制的“中國威脅論”在馬來西亞一些民眾中傳播發酵，引起國內反華情緒，導致中方投資的“森林城市”項目被擱置。在綠色發展成為時代主旋律的今天，環境權益越來越受到重視，環境保護風險大增。東南亞國家自身生態環境較脆弱，相關法律法規不完善，再加上一些中企自身環保意識不強，忽視社會責任，未來面臨的環保爭端風險增大，由此引發的社會風險有可能隨之被進一步放大。在這方面，中國是有教訓的。中緬密松水電站項目耗資數十億美元，西方勢力鼓噪電站嚴重破壞生態環境，從而引發民眾不滿，緬甸政府宣布中止項目，不僅造成了中方巨大經濟損失，也給中方對緬甸其他投資產生負面影響。

法律不健全、審批程序繁瑣復雜，不利于投資活動的有效開展。這涉及資金融通、人員雇傭、保護外商的合法財產等多個方面。東南亞多為發展中國家，各國法律法規千差萬別。新加坡法治指數是東南亞國家最高，文萊和馬來西亞次之，較低的是緬甸、印度尼西亞，其余國家法治指數均不足60（見表2）。一些國家法律規定含糊不清、自相矛盾，法律制度尚不健全，有待完善；即使法律法規相對完整的國家，其在執法過程中亦存在腐敗瀆職等問題。比如，老撾加大對外開放力度，但法律修訂、變動頻繁。馬來西亞曾是英屬殖民地，英國法律體系對其影響深遠。普通勞務市場符合某些特定條件時才被允許引進少數技工，否則被視為非法勞動工人。菲律賓嚴格限制涉外資本入境，尤其自然資源開發利用、占用國有土地、工程項目承包等領域的規定近乎嚴苛。老撾《外國投資促進法》規定外國投資企業聘用外籍勞動者，體力勞動者不得超過勞動者總人數10%，腦力勞動者不得超過勞動者總人數20%。其《勞動法》還規定除通過租賃取得土地使用權外，外國投資者不允許有（無）償獲得該國土地所有權。2007 年中航油投資所涉及到新加坡的法律風險使其虧損17.5億美元的風險事件。因緬甸法律風險2013 年中國北方工業公司投資遭受損失。由此可見，法律體系的完善和公平實施在東南亞地區仍待提高，這對吸引農業FDI至關重要。

表2 東南亞國家法治指數

從整個行業看，東南亞國家農業基礎條件可謂先天不足。一是農業基礎設施落后。東南亞國家除少數國家外，普遍存在農業基礎設施落后、產品折損率高等問題。東南亞地區國家間海陸運輸網絡建設情況良莠不齊，受熱帶雨林氣候和地形雙重影響，貨物的鐵路運輸能力不強。農產品新鮮量大，對存儲設備和運輸條件要求較高。如泰國國內洪澇災害頻發，因沒有高效現代化的排水灌溉系統，每年災害會造成多季稻米超過30億美元經濟損失；越南現有高速公路僅能覆蓋33%的國土面積，農產品成熟時節，從田壟運送到市場過程中或損失10%以上，九江平原成熟的稻谷在售賣途中或折損13.7%。柬埔寨國內有兩條鐵路線貫穿南北，因多年缺乏保養維護，運輸能力大減。2015～2019年，相比于印度尼西亞，馬來西亞，新加坡、泰國、越南地區，文萊、柬埔寨、緬甸、菲律賓的港口吞吐量較低，農產品整體運輸能力有待提升。中國同東南亞一些國家雖有專列火車來往，農產品貿易有農業特色航線來保障，但班次間隔長、對接口岸少、東南亞國家交通運輸能力差等問題使農產品折損嚴重，運輸風險增加。

二是農業資源稟賦與同類發展中國家比相對較差。東南亞國家的農業人均耕地面積普遍不高，然而單位面積的農藥卻在世界上名列前茅。據中國海關出口數據統計，2016 年上半年中國農藥出口金額總計19.58 億美元，其中30%出口到東南亞市場，農藥數量較2015 年同期增長11%。東南亞以農業為基礎，水稻是主要糧食作物，因此農藥使用以水稻用藥為主。過量使用農藥會使土壤肥力下降，農藥殘留被植物根系吸收，散于大氣，又被雨水或灌溉水帶入河流或污染地下水。對于化肥使用，2015～2019 年，東南亞地區對營養氮使用量占比最高且逐漸增高，2019 年達到102.55kg/ha。氮肥用量日益增多，而氮素回收率常在40%以下，使環境污染日益加重。同時，東南亞地區農業磷酸鹽PO攝入逐漸增高，磷肥應用很大程度上增加了土壤磷素，既改變了土壤中的磷含量、遷移轉化狀況和土壤供磷能力，又增加了土壤磷素向水環境釋放風險，重金屬元素也隨磷肥施用進入土壤和水體。其結果是導致當地農業產量下降、耕地資源流失或貧瘠化，加大了農業資源環境的風險。

三是農業生產效率不足。東南亞發展中國家以傳統粗放型種植方式為主，農業現代化、機械化程度與農產品附加值偏低。例如，老撾農業就業比重高達60%以上、緬甸農業就業人口比重接近50%，屬于多數勞動力從事農業耕作活動，農業現代化、機械化水平較低。2015～2020 年，印度尼西亞的農業附加值最高，文萊、新加坡、柬埔寨、老撾較低。這說明東南亞地區農業行業多數處于初級加工狀態，精細加工能力較弱。該地區大多數農業企業生產、加工水平較低，農業深加工能力嚴重不足，反映出農業企業冷鏈物流設施不完善，導致農產品損耗嚴重。尤其是中國與東南亞間農產品運輸以海運為主，周期長、條件差，如果再加上東南亞農業企業冷鏈物流技術差，將發生大量農產品因儲存不當導致腐壞問題。比如東南亞農產品基本以自然形態進入中國，經江海聯運到達中國市場，運輸周期近一個月，產品周轉速率較低。同時，農產品因冷藏技術欠佳使壞損率達半數以上，農企和直接投資方都將承受較高風險。

四是農業產業排放過多。2015～2019 年，東南亞地區農業用地排放物甲烷（CH）排放量先降后增，一氧化二氮（NO）排放量持續增加，二氧化碳（CO）排放量增速迅猛并在2019年達到百萬千噸數量級。東南亞地區農業主要排放包括稻田排放甲烷、農田施用氮肥排放氧化亞氮、動物腸道產生甲烷、畜禽糞便產生甲烷及氧化亞氮等。但當前東南亞農業領域要實現碳達峰、碳中和還存在諸多風險和不確定性。具體而言，減排固碳關鍵技術使用復雜，成本高，在部分東南亞國家難以快速推廣；飼料飼草質量差，單位畜產品溫室氣體排放量高，短期內提高飼料質量難度大；廢棄物資源化利用產品附加值低，需要國家補貼，亟需研發顛覆性技術，探索東南亞區域化的整體解決方案等。因此，農業污染治理需要大量的前期投資，低收入國家低碳技術升級推廣還存在不確定性。

五是自然災害頻發，種植環境較差。亞太地區為自然災害高發區，集中了全球約四成的自然災害。東南亞因地處北太平洋、北印度洋風暴發源地，受到熱帶季風性氣候影響，自然災害頻仍，海嘯、風暴、地震等重大自然災害多發。印度尼西亞和菲律賓遭受的自然災害最為嚴重，2004～2013 年間，兩國共遭受了500 多次自然災害，導致35 萬多人死亡。2017 年4 月，菲律賓棉蘭老島地震引發的海嘯使附近約29萬平方公里的區域受到影響，造成70%農業及種植業受損嚴重，并連帶《中菲農業合作行動計劃》中所簽署的農產品種植、水產養殖、農漁產品加工等也飽受損失。此外，氣候變化干擾了農業技術的應用。東南亞地區近些年氣溫逐漸增高，2020年度升溫1.44攝氏度。據研究，氣溫每增1℃，氮釋放量均增4%。同時，氣候變暖會影響作物布局和種植制度。作物生育期縮短，復種指數增加，生長季延長，農作物熟制生變。再者，農作物病蟲害加速發生，氣溫每升高2℃，主要害蟲（稻螟、粘蟲、玉米螟、棉鈴蟲等）繁殖增加1代。

三

中國與東南亞地緣相近、人文相通、利益相融，長期以來一直互為理想的合作伙伴。中國在東南亞的農業投資是中國“走出去”的重要組成部分、“一帶一路”合作的有效途徑之一。為了提高對東南亞投資效率、有效化解風險，中國應多方著手、多管齊下，促進雙方投資合作的提質升級。

第一，升級農業區域合作。二戰結束以來，日本農業投資形成了“長期戰略（30 年以上）+利益共享+全產業鏈開發”完整且科學的農業海外投資體系，并建立其在海外穩定的農產品供貨基地，值得中國借鑒。一是提升農業投資政策的實效性。中國與東道國聯合建設境外農業合作示范區和農業對外開放合作試驗區有助于中國企業融入當地產業鏈并推動相關上下游產業鏈的集聚。通過共建農業合作園區發揮園區樣板示范作用，加速當地農業發展進程，帶動整體發展水平；通過農業合作園區把國內先進的云計算、大數據、人工智能等技術應用到合作領域，促進當地農業產業升級改造。二是均衡雙方農業投資的經濟條件?；诋斍鞍l展狀況，中國與東南亞國家進行農業合作因雙方經濟條件不均衡，雙方均受到明顯制約。因此，為保證對東南亞農業FDI 后續合作的實際效果，中國企業應致力于均衡雙方農業投資的經濟條件，即中方企業投入資金同時，東南亞國家可匹配一定資金的投入。三是匹配適宜農業投資的技術創新。中國對東南亞進行農業FDI 的企業應加大科技投入力度，在“技術—營銷—結構創新”三駕馬車帶動下，集中力量建立靈活的科技創新機制與人才培養體系。同時，整合優質資源，儲備涉外農業專家智庫，組建風險應對小組，通過專業數據分析及時提供海外投資環境情況分析報告，提前進行戰略調整和應急預案制定。

第二，不斷改善農業投資環境。沙特阿拉伯農業銀行（SAAB）曾為該國執行跨國農業FDI 項目提供各種信貸擔保，配套貸前風險預估、貸中跟蹤、貸后調整等一系列農業FDI 跟蹤體系。此外，一些特殊的產業發展基金也為農業投資保駕護航。中國應利用自身優勢，不斷改善投資環境。一是強化政府對市場的宏觀調控。從政府宏觀調控角度看，政府部門應有效把握中國與東南亞國家農業投資間相互關系，確保宏觀調控政策有利于雙方農業經濟發展，避免政府農業資金投入的無效行為。涉外農業投資企業應及時關注政策走向并根據政府部門的宏觀調控做好必要的匹配工作，保證中國對東南亞農業投資與對東南亞國家的農業建設對接。二是深化農業供給側結構性改革。中國農業供給側結構性改革自實施以來頗見成效，農業對外投資也趨于多元化，使中國高質量農產品的短缺問題有所緩解，但目前還處于初期階段。因此，還需繼續深化結構性供給側改革，制定和完善對外農業投資戰略的頂層設計，這有利于東南亞農業產業結構調整和優化升級。三是加大對龍頭企業的扶持力度。中國農企特點是規模小、資金少、競爭力弱，政府通過多種方式進行綜合扶持，可以提高實際效果。對已在東南亞參與農業投資貿易活動且初具規模的企業投資參股，財政貼息；對具備示范效用的企業伸出援手，鼓勵嘉獎，發揮已具備對外合作基礎的企業的引領作用，幫帶更多國內農企走出國門。四是培育農業投資跨國公司?？鐕緦θ蛸Y源進行優化配置形成高效價值鏈，對國際分工和利益分配有著強大影響力。對具有較強跨國經營管理能力與核心競爭力的農業FDI 企業，政府可有意識、按步驟地重點提攜和栽培，并給予其優惠的政策性扶持，將其培養成實力雄厚、應對風險經驗豐富的跨國公司或集團，提升中國企業的國際地位、國際聲譽和國際競爭力。

第三，加強農業互聯互通建設。中國對東南亞農業投資應秉持“一帶一路”倡議倡導的“五通精神”，加強農業互聯互通。一是推進農業政策溝通。政府相關部門應高度關注世界格局及國內外農業發展前沿變化，統籌調配國內農業資源，為農業投資提供全局性、關鍵性、引領性政策和制度體系，降低政策風險，包括營造較寬松的政策環境、深入研究東道國的政策環境、推進農業雙贏的整體思路及因地制宜創新合作機制。二是夯實農業設施聯通。東南亞擁有先天優良的農業資源，目前存在基礎設施不足、信息覆蓋率較低、農業生產成本高和資源利用率低等問題。這對農業投資而言，可能降低投入產出比并帶來系統性風險。因此，投資企業可加大合作力度，高質高效幫助東道國完善基建設施。此外，通過協助東道國優化升級信息化的軟環境，建設高效信息化平臺、可共享的海量數據資源、安全網絡交易環境，以提高雙方合作效率。三是促進農業貿易暢通。為保障農業貿易暢通，應增加稅收減免及抵扣的力度，升級退稅服務的質量和效率并注重營造優越寬松的投資環境。四是保障農業資金融通。從財政專項資金的配備，夯實信貸支持，擴充融資渠道及農業擔保范圍，對不同國家量身定制新型金融產品和拓展多種多樣市場推廣等方式加強資金融通。五是促進農業民心相通。東南亞地緣政治復雜，具政權更迭頻繁、教派各異、民族眾多等特點，這一切都影響農業生產效率，進而衍生出中國農業投資企業與東道國間矛盾。因此，投資企業應注重尊重各國文化與宗教信仰，聯合當地的華人華僑群體妥善保護當地環境資源，積極營造良好農業合作的人文社會氛圍，加深東南亞國家的社會參與度和融入度，如借助傳媒宣傳擴大影響力及時破除謠言，提升東南亞農民對農業投資的關注度和認可度。

第四，提升農業公共服務。農業公共服務主要是指包括對農業投資環境的信息收集、信息分析、信息處理等信息平臺建設和對投資過程的風險監測機制建設。公共服務具有非競爭性和非排斥性，從而導致私營企業不愿出面牽頭，因此政府在這方面的作用顯得尤為重要。比如，埃塞俄比亞首都亞的斯亞貝巴被評為非洲對外國直接投資最富吸引力的城市之一，就是因為政府為吸引外資制定了較為完善的信息收集系統，及時披露各種規劃工作。2020 年中國電子商務平臺與非洲國家阿根廷、智利等簽訂多個戰略合作協議，通過電商披露農業消費者的需求信息，2020 年9 月拉美地區21 國曾在“拼多多”平臺銷售農產品，享受到了電商服務作為數據信息中介平臺給農業投資貿易帶來的發展機會。對東南亞國家而言，政府應加快做好以下工作。一是構建網絡信息服務平臺。相關部門加強對東南亞大宗農產品的信息匯總和更新，定期發布最新統計分析結果，拆除信息壁壘，搭建真實準確、高效統一的農業投資信息服務平臺，設立財政、金融、稅收等涉外農業投資的政策支持體系，降低投資企業涉險概率。二是評估對外農業投資環境，將計劃投資區域的綜合環境和各國國內環境劃分等級，統一制定各區域各等級的投資規劃細則，鼓勵企業投資于評級優良經濟實體；提醒企業對評級一般的實體謹慎投資；勸解企業減少對高風險的經濟實體投資。三是建立風險監測機制。相關部門應建立投資國家的風險監測機制，針對東道國的政權更替、民族糾紛、宗教沖突、外交政策、經濟軍事等重點風險源進行常態觀測、動態分析并及時通報預警，防范投資風險。

第五，農業高端價值鏈嵌入。當今，低碳經濟、碳中和要求構建綠色低碳循環發展經濟體系。全球價值鏈在不同治理模式下的產業空間轉移進程和結果必然是顯著不同的。因此，中國對東南亞農業投資應嵌入農業高端價值鏈，進一步要求提高跨國農業領域的全要素生產率，助力東南亞國家擺脫“農業產業鏈的低端鎖定”。一是扶持低碳農業發展。低碳農業發展主要包括三方面：降低排放強度，即提高生產效率，降低單位產量或產品的排放強度；提高固碳能力，推動保護性耕作、秸稈還田、有機肥施用、人工種草等措施，加強高標準農田建設，提高土壤有機質含量，提升溫室氣體吸收和固定能力；加強節能與可再生能源替代，推廣先進適用的低碳節能農機裝備和漁船、漁機，降低化石能源消耗和二氧化碳排放，大力發展生物質能、太陽能等新能源，加快農村取暖炊事、農業設施等方面可再生能源利用，抵扣化石能源排放。二是培育生態循環農業。發展大田種植與林、牧、副、漁業，發展大農業與第二、三產業結合起來，利用傳統農業精華和現代科技成果，通過人工設計生態工程，協調發展與環境之間、資源利用與保護之間的矛盾，形成生態與經濟兩個良性循環，經濟、生態、社會三大效益統一。三是助力東南亞國家農業機械化、信息化水平。東南亞一些國家對農業投入不足，機械化、信息化水平不高，對環境氣候等自然環境的依賴程度高，當自然風險發生時受災嚴重。雙方可以共同投資或融資等方式提高東南亞國家的農業機械化、信息化水平，助推東南亞農業向高價值端邁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