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四十年來大陸地區《建炎以來系年要錄》研究綜述（1980－2021年）

秦 儀 韓冠群

近四十年來大陸地區《建炎以來系年要錄》研究綜述（1980－2021年）

秦 儀 韓冠群

（上海師范大學 人文學院，上海 200233）

近四十年來，中國大陸地區對李心傳《建炎以來系年要錄》的研究，在李心傳事跡、《建炎以來系年要錄》的成書、版本流傳、史料編纂、史源取材、?？笨加喌确矫?，取得了較為豐碩的成果，也開拓出一些新的研究領域，值得重視。但仍存在研究范圍不廣、選題過于集中、研究深度不夠，缺乏總結性著述等問題，需學界共同努力，以促進《建炎以來系年要錄》研究的深入。因而，重新檢討南宋史研究基本史料，對記載南宋起始高宗朝史事的《要錄》研究的學術史回顧也就顯得至關重要。

《建炎以來系年要錄》；大陸地區；李心傳；研究綜述

《建炎以來系年要錄》（下簡稱《要錄》）二百卷，南宋李心傳撰。此書是專記南宋高宗朝卅六年史事的編年體史書。自南宋嘉定初編纂完成后，此書雖幾度消匿但仍被歷代書目著作著錄。由于宋史研究起步較晚，對《要錄》的整理利用也較晚。直到2013年方有《要錄》胡坤點校版問世，由中華書局出版，存在一些不足，上海古籍出版社于2018年新出辛更儒點校版，仍有不少整理缺憾。但兩種整理本仍極大便利了讀者閱讀?！兑洝窔v來是中國史學史研究的重點之一，亦是南宋史研究的基礎史料。黃亞英《〈建炎以來系年要錄〉研究綜述》曾對《要錄》作過粗略的研究綜述。上世紀80年代以前，對《要錄》多為普及性質的介紹。近四十年來，學術界方才對《要錄》展開較為深入的研討，成果豐碩?，F分幾個方面對中國大陸地區近四十年有關成果做一綜述。

一 撰者事跡、成書、書名方面

關于李心傳生平的事跡。1981年《史學史研究》第一期重刊的方壯猷先生《南宋編年史家二李年譜》[1]24-50一文求諸史籍，對李心傳生平事跡作了大致地梳理，但尚有較多問題待考。王瑞來《研究南宋史的一部要籍——介紹〈建炎以來系年要錄〉》[2]42-45也對李心傳及《要錄》作了基本的介紹，總結《要錄》有敘事詳密、引書繁博、考辨精審、記事平實、秉筆直書的特點。由其書引及其人，考述李心傳所處的時代與家庭，認為深厚的家學淵源、資料豐富的客觀條件、李心傳本人卓越的才識是其能成此煌煌大著的原因，接著論及《要錄》一書的成書時間、書名等重要問題，提出有必要對這一部重要史籍進行整理和研究，揭橥了《要錄》研究的重要性。1990年，來可泓先生聚十年之功著成《李心傳事跡著作編年》[3]一書，系統地介紹了李心傳的事跡和著作，在前人的基礎上前進了一大步。該書全面考訂了李心傳的生平事跡，糾正了不少訛誤，材料豐實，堪稱精審，并對李心傳作了多視角的掃描，視野開闊，凡相關諸問題，均有所交代，是一部翔實可讀的編年體傳記著作。此外，《編年》還附有《李心傳評傳》一文，對李心傳生平和著作特點作了提綱挈領的論述。

關于《要錄》的成書。今日所見《要錄》是清修《四庫全書》時從《永樂大典》中輯錄而來的，其中沒有作者本人的序或跋，故《要錄》修撰成書的時間不詳。王瑞來《〈建炎以來系年要錄〉略論》[4]105-110引《朝野雜記》甲集所收嘉定三年（1211）《宣取高宗皇帝系年要錄指揮》的記載，認為嘉定三年是書已“繕寫成凈本”?？讓W《〈建炎以來系年要錄〉著述時間考》[5]53-57推測《要錄》撰寫的時間最早不過慶元三年（1197），成書于開禧元年（1205）秋冬之交。從嘉定元年（1208）朝廷給札到嘉定三年李心傳寫成凈本的過程中，李心傳曾對原書進行刪減及解釋說明。此外，來可泓《〈建炎以來系年要錄〉述評》[6]75-82則厘清了李心傳撰述《要錄》的修史原則及其進承天聽的基本過程?！兑洝烦蓵_切時間的討論結果頗為紛雜，言在嘉定初大致不錯。

關于《要錄》的書名，清以來曾有聚訟，80年代學界議論再起。前引王瑞來《〈建炎以來系年要錄〉略論》[4]107-108認為此書記作《高宗皇帝系年要錄》較為準確，也符合李氏原意，因李心傳還似曾撰寫了《孝宗皇帝系年要錄》和《光宗皇帝系年要錄》，只有三書合起來，方可稱《建炎以來系年要錄》。陳智超《四庫本〈建炎以來系年要錄〉發覆》[7]94-99亦認為要“復本名”，指出《要錄》應以《高宗系年要錄》一名為正。梁太濟《〈建炎以來系年要錄〉書名考》[8]1-8則認為《要錄》首次奏進的雖只高宗一朝，但使用的已是《建炎以來系年要錄》這個書名。孟彥弘《今本〈建炎以來系年要錄〉的原名問題》觀點傾向于梁氏[9]304-348。在此期間，陳智超又先后撰寫了《三論今本〈建炎以來昔年要錄〉的原名》[10]231-242《四論〈今本建炎以來系年要錄〉的原名——史學方法論個案》[11]161-164二文，重申《要錄》書名應以《高宗系年要錄》為正，《四論》一文就今本《要錄》的原名問題從史學方法論的角度分析論辯雙方的分歧。作者認為《要錄》書名應以《高宗系年要錄》為正，提出該問題的三對矛盾：名與實的矛盾、各家記載的矛盾（三類：《高宗系年要錄》《中興系年要錄》《建炎以來系年要錄》）、《四庫全書》本《系年要錄》卷首提要與《四庫全書總目》該書提要的矛盾，認為梁文只解釋了第二組矛盾，而忽略了其他兩組矛盾。雖然今之《要錄》仍按照約定俗成保留了傳世之名，學者們延伸至形上名實之辯的討論展現了當時的宋史學界學術爭鳴的良好學術氛圍。

以上成果開拓了《要錄》研究的先河，探討了《要錄》的基本問題，為后學進一步研究利用《要錄》奠定了堅實的基礎。

二 版本與流傳方面

關于《要錄》的版本問題?！兑洝返陌姹静⒉粡碗s，聶樂和《〈建炎以來系年要錄〉的編撰和流傳》[12]60-66一文對《要錄》在編著時所參閱的資料以及其流傳情況做了考察，認為諸書沒有列出《要錄》當有原因，非其時流傳已絕。該文對《要錄》版本流傳作了大致的梳理。沈如泉《略談〈建炎以來系年要錄〉的版本問題》[13]88-91主要是小范圍地探討了目前使用最廣泛的中華書局本與四庫本《系年要錄》的內容差異、存在的問題，同時意識到需要與更多版本參校才能減少訛誤，以得一完備可靠的最佳應用版本。賈文龍、劉冬青《〈建炎以來系年要錄〉版本比對初探》[14]80-86主要探討四庫本《要錄》與廣雅書局本的版本比對問題。

近年來關于《要錄》的各大館藏清抄本研究頗多，胡坤和辛更儒在此處著力最大。辛更儒《上海圖書館藏清抄本〈建炎以來系年要錄〉初考》[15]167-173,13,20將上海圖書館藏清抄本與中華書局本、文淵閣四庫本進行了勘比，認為其抄成的時間早于文淵閣本，而且可以說，其面貌又較諸閣本更接近于《永樂大典》本《要錄》，認為上圖館藏清抄本或許是《要錄》整理更好的底本。胡坤《上海圖書館藏清鈔本〈建炎以來系年要錄〉再考》[16]201-216駁斥了辛氏的看法，認為清抄本除較早的幾卷，絕大部分涉及清人避諱和遼金人名之處都遭到了篡改和改譯，文本錯訛甚多，錯簡現象時有發生，只能用來?？倍荒苋〈臏Y閣本成為底本。另胡坤《臺灣藏清鈔本〈建炎以來系年要錄〉版本蠡測》[17]87-106還介紹了臺灣藏清鈔本《要錄》的基本情況，認為其是目前已知存世最早的《要錄》版本，雖抄寫質量不佳，但其余諸多《要錄》版本中的錯誤皆有來自臺圖本的痕跡，顯示出臺圖本在《要錄》一書的版本流變體系中的重要地位。

此外，節要本也受到了關注。辛更儒《〈皇朝中興系年要錄節要〉考》[18]111-120研究了該節要本的基本情況，認為“此書雖是節要本，然而編者的編抄原則是‘可以刪節，但不增加一字’”，因此《節要》的影印出版，對勘比宋本與現行本的異同提供了機會，并且出現抵牾，應從《節要》。

總體而言，關于《要錄》版本及其流傳的研究，亦是議論紛呈，既取得不少宏觀上的共識，也不乏細節上的分歧。其中版本對比研究成為熱點，館藏清抄本的重要價值得到彰顯。

三 史料編纂方面

《要錄》的史料編纂研究一直是研究的重點，大致可以分為以下幾個方面：

第一，《要錄》編纂思想與體例研究。聶樂和《〈建炎以來系年要錄〉》的編撰和流傳[12]60-66認為《要錄》編纂以官修史書為綱，實際上主要是依據檔案材料和私人撰述編纂而成。梁太濟《〈要錄〉自注的內容范圍及其所揭示的修纂體例》[19]206-247詳考《要錄》自注的相關問題，認為《長編》自注繼承自《通鑒考異》，而《要錄》自注又繼承了《長編》，將《要錄》自注的撰寫傳統接續到《通鑒考異》，并且臚列《要錄》自注中佚出《考異》本旨的內容，該文從《要錄》自注展現《要錄》的編纂體例特點。趙輝《〈建炎以來系年要錄〉編纂思想研究》[20]13-18從體裁角度討論了紀事本末體對《要錄》的影響。屈寧《李心傳與〈建炎以來系年要錄〉的編纂》[21]167-173同樣是從史書的編纂這一角度來研究關于《要錄》的相關問題，認為《要錄》的編纂體現了對紀事本末體的重視、對“褒貶”自現的歷史敘事方式的熟練運用，是編年體趨于完善、紀事本末體開始成型的重要標志。

一些學者還將《要錄》與他書進行了體例對比研究。梁太濟《〈系年要錄〉〈朝野雜記〉的歧異記述及其成因》[22]171-205將《要錄》與《雜記》這兩本“互相經緯”之書進行比較研究，尋出兩書的歧異記述，并對其成因進行辨析。尋摘出“年月、地名、人名、系銜、疑似、裁斷、真相、事始”這八種類型的乖違記述，猜測成因在于兩書“性質不同”“依據的材料不同或處理材料手法的不同”“未做同步的修訂”此三點。梁太濟《〈要錄〉庫本避忌諱改考實》[25]248-310版本比對概念借鑒了周文業四大名著版本比對和國學時代整理文淵閣本二十四史的做法，分析了《要錄》與《增入名儒講義皇宋中興兩朝圣政》及《宋史全文續資治通鑒》的關系。燕永成《南宋史學研究》[24]240-246一書第五章比較分析了《中興小歷》與《要錄》在對相同史事進行敘述時的各自特色。

第二，《要錄》的史源與引書研究。前引聶樂和《〈建炎以來系年要錄〉》的編撰和流傳一文還對《要錄》所參閱的資料進行了詳細的統計，指出其總數已逾八百，各種參閱總次數達四千多次?？讓W《〈建炎以來系年要錄〉取材考》[25]43-55細致研究了該書所引的書籍以及取材原則。其《〈建炎以來系年要錄〉注文辨析》[26]46-55認為《要錄》原注文主要分為考異、附注、存疑待考、間有議論幾類，后人增入的注文一是修《永樂大典》時增入（多轉引自《增入名儒講義中興兩朝圣政》《宋史全文》），二是四庫館臣加入。其對《要錄》注文的分類有助學人了解《要錄》的取材，但恐非李心傳編纂時的本意。孫建民《〈建炎以來系年要錄〉攙入引書考》[27]75-80對四庫本《要錄》攙入引書情況進行了甄別，初步查明攙入的引書有《宋史》《金史》等13種。其《取舍之際見精神——略論〈建炎以來系年要錄〉的取材》[28]82-89則細致考究了《要錄》取材的四百九十余種官私文獻，認為《要錄》的撰寫仍是以官書為主，補弊糾偏。評價李心傳于雜說紛紜間求真融匯，其對長編法的運用使得《要錄》在材料取舍上有高明之處。溫志拔《〈建炎以來系年要錄〉引“熊克〈小歷〉”及其相關問題》[29]87-90研究了《要錄》所引《小歷》的性質，一定程度上既令人了解了《要錄》的自注引書情況、史料選擇、編纂過程，又有助于《要錄》注文研究與文本?？?。該文還考察了《皇朝中興紀事本末》與《中興小歷》的關系，比勘兩書與《要錄》的文字異同，得出李心傳《建炎以來系年要錄》所引熊克《小歷》應是今存《皇朝中興紀事本末》而非今本《中興小歷》的結論，是提出新見的文章，值得注意。

第三，從某一具體事例研究《要錄》的編纂。陳占山《〈建炎以來系年要錄〉涉潮史事述論》[30]84-88,96對《要錄》中涉潮史事做了系統的評介，概述涉潮史事、論說涉潮史事的學術價值、辨析《要錄》等國家性史籍較多載述宋代潮州史事的原因，其研究范式是將宋代文獻史料與地域性研究相結合。楊笛《南宋岳飛史料研究——以〈建炎以來系年要錄〉〈三朝北盟會編〉〈揮麈錄〉為例》[31]對《要錄》中的岳飛史料進行考辨整理，認為《要錄》涉及岳飛的相關史料可補弊糾偏官史，其中的小注在保存史料的角度而言意義非凡。申說《要錄》一書對研究岳飛及研究南渡史、宋史所具備的歷史意義與史料價值。吳莉莉《〈建炎以來系年要錄〉所載岳飛事跡鉤沉》[32]一文梳理了《要錄》中的岳飛事跡，將岳飛軍事生涯分為四個階段并作簡要分析，分類探究了岳飛治軍、軍餉及相關人物關系事跡，最后還考證了與岳飛妻劉氏及其子岳云的兩個問題。對《要錄》中事涉岳飛的相關內容進行了較為完整全面的研究。

四 ?？笨加喖捌渌?/h2>

對《要錄》的?？笨加?，歷來是一項重點工作，近年來亦有成果。標點考訂方面，2013年，胡坤點校版《要錄》由中華書局出版。2018年，辛更儒點校版《要錄》由上海古籍出版社出版。兩種點校本極大便利了讀者閱讀。校正勘誤方面，徐規《文淵閣本〈系年要錄〉校正舉例》[33]419-437一文按照影印文淵閣本的卷數、頁數、行數、年月順序，舉例71則訛誤予以校正。李裕民《〈建炎以來系年要錄〉訂誤》據叢書集成本訂誤28條[34]107-109。胡玉《〈建炎以來系年要錄〉勘誤一則》[35]28據《鄂國金佗續編》考證《要錄》卷一二二中的“鎮淮軍”當為“鎮汝軍”。荊鵬超《〈宋史宰輔表考證〉辨誤三則——兼〈建炎以來系年要錄〉?？倍t》[36]167-168認為《要錄》卷一五一紹興十四年二月己酉記事錯誤，卷三一劉玨罷政前職名錯誤。

除此之外，一些學者以札記的形式對若干史事進行了研究。如沈冬梅《宗澤及建炎初年形勢論——〈建炎以來系年要錄〉讀書札記》[37]287-297一文由宗澤其人為引探討南宋建炎初年的形勢，尤其是“忠”在這段歷史中的含義與作用，認為南宋初“忠”的意義分為三種：忠于民之國、忠于家之國（趙氏）、忠于帝王個人（高宗一人），囿于中國古代家國不分的傳統傾向，第三者經常被前兩者斥為“奸”，故而在中國古代常呈現主導的價值取向是對家國總體利益的忠誠，而忠于帝王個人者占主導地位的事實，是常見然而非常有意思的思考。王曾瑜有《〈建炎以來系年要錄〉校讀札記》[38]5-7，發表于《宋史研究通訊》1987年第四期，后收入氏著《岳飛和南宋前期政治與軍事研究》中。業衍璋《讀〈建炎以來系年要錄〉札記》兩則《靖康之變與宣政之禍》《岳飛之死》[39]201-205，前者認為靖康之變是肇自宣政之禍而非出自偶然，后者論說岳飛之死非為主戰阻和而是“高宗故欲殺之，而秦檜不過揣摩承意而已”，并尋出岳飛必死的六個原因，論說有據然持論不謹，簡單粗暴地將岳飛之死歸因于高宗其人，但是二則都是很認真的讀書札記。

一些跨學科的研究尤其值得重視。劉堅《〈建炎以來系年要錄〉里的白話資料》[40]42-48從漢語語言學的角度系統研究了《要錄》里的白話資料，將語言學與歷史文獻的研究結合了起來。承其后續，黃亞英《〈建炎以來系年要錄〉外交辭令研究》[41]將《要錄》作為一個封閉的語料庫，采用定量統計與定性分析、修辭視角與歷史研究相結合的方法對其中的外交辭令進行統計與研究，重點分析了部分外交辭令的表達方式，明確其基本特征（諸如謙敬、比喻、引用、借代等），探討了《要錄》一書中的外交辭令所體現的南宋初期對外交往制度，對認識當時宋金兩國之間的外交模式有較大價值，給人耳目一新之感。

五 總結與展望

通過對上述學界近四十年來有關《要錄》研究的簡要回顧，我們可以看出，對《要錄》的研究具有以下特征：

一是研究逐漸精細化。由80年代關于李心傳其人、《要錄》編年體例等基本信息的普及性的概括敘述，轉向內容豐富、各具特色的多樣化研究。研究趨于專門化、精細化，具有針對性。逐漸將研究目光聚焦于《要錄》的某一點，比如書名、著述時間、編撰思想等某一隅，產生了一些學術碰撞。

二是突出版本研究，尤其是注意到館藏清抄本的價值。早期偏重版本對于《要錄》底本選取的重要性探討，近來則著重強調研究不同版本《要錄》的文本差異性，申述不同版本在《要錄》的整理?？敝袘l揮各自價值。逐漸從單一的文本研究轉向史料在歷史研究中的應用，或是厘清現存《要錄》版本系統，以至延伸到研究四庫館修書甚至館臣與乾嘉至于同光時期藏書家聯系交往等更寬廣的學術研究領域中來。

三是強化《要錄》史料利用研究。針對專門的對象做專題性研究，比如《要錄》中的岳飛等人。鉤沉出此對象在《要錄》一書中所記載的相關事跡亦可與同時代的其他史料進行對比研究，研究文本差異及其形成原因，或是尋摘抵牾考證史事因果、借以管中窺豹進而探究相涉的其他課題。

四是在對《要錄》進行研讀的同時，以札記、訂誤的方式進行研究思考，以小見大，發人未發之新見。

《要錄》確實已經取得了不少成果，也開辟了一些新的值得重視的研究領域，但仍然存在明顯不足，主要表現在以下幾個方面：

第一，研究廣度不夠，選題過于集中，觀點大致相同。這主要表現在對李心傳其人和《要錄》的成書、書名和編纂研究上，不少論文觀點大同小異，對同一題目的研究沒有構成學術對話，發掘利用新資料十分有限，新的結論不多，給人重復論述之嫌。新的研究領域亟待擴展，雖在語言學、外交學方面有些進展，仍需借鑒政治學、社會學、心理學等其他學科理論加以拓展。

第二，研究深度尚有欠缺。如有關史源的研究仍停留在對取材引書的數量統計層面，自然某些考證性的文章可看作《要錄》史源的研究，但畢竟不是專門性的研究。我們認為，堅實的史源研究，可成為推動其他相關研究進展的動力，也可反映《要錄》編纂乃至具體歷史發展的歷時性變化。

第三，對《要錄》中保存的史料，學界向來以歸納總結、接受利用、展開呈現為主，缺乏文本批判性質的自覺反思。不同文本寫作的背景、著者意圖、書寫方式、政治氣候對文字內容及版本傳布的影響，李心傳取其材料的用意等等都值得更多深入研究。關于這一點，中古史學界的一些優秀成果值得我們學習借鑒。

第四，缺乏總結性著述。近四十年來，就數量而言，《要錄》研究的成果不少，其中一些單篇也對《要錄》作過總結，但時至今日仍然沒有出現一部總結性的學術著述，這不能不引起我們反思。筆者認為，繼續推進現有的研究，并著手編修一部有助于后學且質量上乘的總結性著述值得學界去努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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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0]劉堅.《建炎以來系年要錄》里的白話資料[J].中國語文, 1985(1):42-48.

[41]黃亞英.《建炎以來系年要錄》外交辭令研究[D].暨南大學,2018.

2022-01-16

國家社科基金后期資助項目“南宋中期中樞政治運作研究”（項目編號20FZSB032）。

秦儀（1997－），女，湖北恩施人，碩士研究生，研究方向為宋史。韓冠群（1986－），男，河北邯鄲人，博士，副教授，研究方向為宋史。

B244

A

1673-2219（2022）02-0024-05

（責任編校：周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