湖南信仰民俗的精神特質與現實意義——讀李琳《湖南地區信仰民俗的文化生態及保護研究》

李小青 沈德康

湖南信仰民俗的精神特質與現實意義——讀李琳《湖南地區信仰民俗的文化生態及保護研究》

李小青 沈德康

（湖南科技學院 文法學院，湖南 永州 425199）

李琳《湖南地區信仰民俗的文化生態及保護研究》一書以豐富的案例、嚴謹的結構、深入的分析，詮釋了湖南信仰民俗“多元共融”的精神基質、“和合共生”的生存理念以及“與時俱進”的革新使命。該書以湖南信仰民俗為例，深入闡發了信仰民俗調適個人心理、助力經濟發展、強化中華文化認同、鑄牢中華民族共同體意識等方面的現實意義。這是一部緊扣時代脈搏、關切現實問題、凝練價值共識的重要論著。

湖南；信仰民俗；精神特質；現實意義

初讀李琳教授《湖南地區信仰民俗的文化生態及保護研究》一書，筆者就為此書豐富的案例、嚴謹的結構、深入的分析所折服。再讀之下，筆者最有感觸的則是書中所論無不滲透對現實的關切，尤其是對湖湘信仰民俗在社會治理、經濟發展、文化傳承等方面價值的探索，給筆者留下了深刻的印象。整體而論，此書緊扣時代脈搏、關切現實問題、凝練價值共識，是一部將學術價值與現實關切結合得很好的不可多得的重要論著。

一 湖南信仰民俗的精神特質

信仰是人類圍繞生存而建構的獨屬于人的信念體系，是人類生存經驗、生活智慧的結晶。在全面推動中華優秀傳統文化創造性轉化、創新性發展的時代潮流中，民俗信仰是其中最值得挖掘、轉化的一部分。

民俗信仰或信仰民俗絕非流俗觀念中的“封建迷信”，而是“百姓日用而不知”的根基文化，如著者所言：“信仰民俗并不是清晰獨立存在的，它融入到了民眾的生產生活中”[1]127。事實上，民俗信仰主要通過“時令節慶”與“人生禮儀”這兩個系統將各種巫術、儀式、崇拜、神話、禁忌整合為一，為生活提供了一套以節律性為特征的時間框架，為人生賦予了一抹以超越性為標志的價值底色，并最終通過實現各種社會功能為社會帶來了秩序與活力。

湖南民俗信仰既具備信仰的一般特征，也有其獨特之處。在書中對之做出了令人信服的分析與總結。

（一）“多元共融”的精神基質

獨特的山水文化塑造了湖南信仰民俗“多元共融”的精神基質。學者錢穆認為：“各地文化精神不同，窮其根源，最先主要還是自然環境之分別，而影響其生活方式，再由生活方式影響到文化精神?！盵2]2-3三面環山擁洞庭、四水逶迤入湖湘——湖南地區的自然生態環境深刻影響了湖南的社會、文化生態，故“湖湘文化具有典型的內陸山水文化印痕”[1]1。

在書中，著者從南岳圣帝、洞庭水神、汨羅江神等山水之神論及盤古、盤瓠、炎帝、舜帝等神靈或神性英雄，其間還涉及大量與漁獵耕稼、禳災除疫、求子納福相關的禮儀習俗，其中如汨羅龍舟節、道龍舟賽、九溪板龍燈以及土家族“擺手舞”“毛古斯”、侗族“咚咚推”“偷月亮菜”“偷瓜送子”，都是富有地方特色的民俗案例。美國學者羅伯特·莫菲認為：“對環境的不同調節導致了各式各樣的習俗?！盵3]4由此可知，湖南地形地貌與生產方式的多種多樣為民俗文化的參差多態創造了條件。另外，湖南地區三面環山、四水歸一的地形地勢又具有一定封閉性，這有利于地方特色文化的形成。最終，上述諸端構成了湖南信仰民俗多元共融精神的基質。

（二）“和合共生”的生存理念

多民族和諧共處、區域經濟互補以及中原優勢文化具有的天然向心力使湖南信仰民俗內蘊“和合共生”的生存理念。湖南的主要少數民族包括苗族、土家族、瑤族以及侗族。盡管各個民族地殊俗異，但民族支系之間、各個民族之間仍有千絲萬縷的聯系，如著者在書中所述：湘西酉水流域諸土家族支系祭“八部大王”；祀“飛山公”者由靖州苗族、新晃侗族擴展至黔桂鄂等地楊姓人群；苗族祖蚩尤，然蚩尤亦為華夏信仰中的英雄、戰神；苗、瑤二族主要支系皆祖盤瓠；再如盤古、祝融、伏羲、女媧、炎帝、舜帝，皆為多個民族甚至整個中華民族崇奉的對象。此外，如南岳朝香、祭舜大典、汨羅龍舟節等禮儀、節俗，早已發展成全國性或國際性盛事。由此觀之，多元的族群往往通過共同的信仰來表達其文化認同，而這是構建和諧族群關系的精神紐帶。

歷史上，湖南區域經濟互補主要體現在以洞庭湖平原為主的稻作、漁業經濟與山區旱作、狩獵經濟互通有無。山區地瘠民貧，常賴平原魚米、鐵器及文化輸入。平原地卑人眾，偶有水患則死傷無數，以致瘟疫橫行，山區、丘陵則成為平原災民緩沖地。山原勢異以致各地物產有豐欠之憾，但是兄弟民族互助互濟，終全“和合共生”之義。

在書中，著者還論及儒、釋、道、巫四系文化在湖湘地區共存、互滲。在文化交流、融合的層面，從虞舜南巡、熊繹封楚、屈原涉江、史遷浮沅湘等歷史事件，再到李群玉、劉蛻、李郃等本土文人以及劉禹錫、柳宗元、王昌齡等流寓文人對底層民俗事象的書寫、參與，這一切代表了湖湘民俗信仰與以儒學為核心的中原正統思想的融合。文人士大夫群體以中原正統“雅”文化改造巫風濃郁的南楚“俗”文化，這不僅促成了湖湘民俗信仰的自覺，也彰顯了湖湘民俗信仰“和合共生”的生存理念。

（三）“與時俱進”的革新使命

在一定程度上，湖湘信仰民俗的雅化、儒化與現代化將其“與時俱進”的革新精神體現得淋漓盡致?！对姶笮颉吩疲骸把耪?，正也?！倍^“正”，即大人君子倡導的正統文化、官家文化。作為戰國楚地最重要的文化精英，屈原摭拾山野祭歌、鄉土神曲而為《九歌》之屬，抑褻慢淫荒之調，揚崇敬忠愛之義，抑揚之間，鄉野俚曲之雜蕪盡失，一轉而為廟堂雅音，此即南楚信仰民俗“雅化”之一例。

屈原途窮水死，鄉人感念其為人峻潔、忠義，而將悼念屈原之意附于端午節俗，以龍舟競渡為拯救沉江之屈原。對此，著者指出：“端午節的內涵由原始的祭祀水神、驅除瘟疫擴大到對忠義之士屈原的懷念與崇敬”[1]190。這樣，在祭水、祀龍、除疫、和陽之外，端午節又因屈原而兼有尊賢重士、盡忠愛國之旨，此即古楚信仰民俗“儒化”之一例。

今天，作為世界非物質文化遺產的“汨羅江畔端午節俗”實現了新的蛻變，尤其是岳陽國際龍舟賽、汨羅龍舟文化節等賽事、活動的舉辦，使原本影響力有限的民俗活動成為國際性賽事，這不僅巧妙地從民間“俗”文化層面展現了國家的文化軟實力，更找到了將文化資本轉化為經濟資本并以此助力鄉村振興的有效途徑。此外，屈子祠、屈子文化園、南岳大廟、盤古廟、盤王殿、舜帝陵、擺手堂、飛山廟的維護與新建，又為傳承優秀民俗文化、開展愛國主義教育開辟了新空間。以上各個方面實為信仰民俗的“現代化”。對此，著者認為：“民眾對信仰習俗重新解釋，并不斷調整它們，賦予它們新的時代內容，使其在適應現代社會的同時完成傳統的再造”[1]200。的確，發展是永恒的主題，創新是時代的使命。正是在經濟發展、文化創新的雙重意義上，以端午節俗、南岳信仰、擺手舞等為代表的湖湘信仰民俗不僅以頑強的生命力長在鄉野、活在當下，它們還有效地融入了現代社會，實現了優秀傳統文化的創造性轉化。

二 湖南信仰民俗的現實意義

文化是人類圍繞生存而構建的一切物質的、思想的工具的總和。英國學者馬林諾夫斯基認為：“文化的每一部分、每一習俗與信仰都代表了某種價值，滿足著某種社會功能?！盵4]85-86信仰民俗作為文化的一部分，是由人積極建構的生存工具，旨在滿足各種物質的、精神的需要，協調人際、群際以及自然與人之間的各類關系，并以此達成特定的社會功能。在書中，李琳教授針對湖南信仰民俗的現實意義問題，通過大量案例，作出了合理、深入的分析。

（一）信仰民俗的心理調適功能

信仰是人對通過自身來獲致美好生活的信念的確認。一切真正的信仰都灌注著人們生存的勇氣、洋溢著人們對生活的熱愛——正是在此意義上，民俗信仰與原始宗教、儒教等彌散性宗教以及道教、佛教、基督教、伊斯蘭教等制度性宗教并無本質之別。實際上，信仰民俗所具有的強大的心理調適功能并不亞于佛教、基督教等制度性宗教。

著者對南岳廟會的調查與分析最能說明信仰民俗的心理調適作用。首先，如著者所言：“信仰民俗是大眾的信念和儀式，具有廣泛的群眾基礎”[1]178。比如，據書中所述，2000年春節在南岳朝圣的香客就達20余萬[1]56，這充分說明了信仰民俗對民眾具有普遍而強大的感召力。其次，信仰民俗具有的影響力主要體現在對各種心理需要的滿足，比如南岳香客朝圣的動機包括心靈寄托、健康、平安、家庭和諧、升學、升職、就業、發財、愛情等[1]67。最后，信仰民俗的心理調適作用還表現在活動參與者對效果的認可，比如，“絕大多數南岳女性香客認為神靈的精神能夠安定自己”，帶來信心、慰藉與鼓勵的作用[1]68-69。由此可見，信仰民俗實為人們生活中用而不竭的精神力量源泉。

除南岳廟會之外，湘南盤瑤的“還盤王愿”、湘西苗族的“還儺愿”、湘西土家族的“毛古斯”都是具有祭祖還愿性質的信仰民俗活動?！凹雷妗敝荚谕ㄟ^強化集體感來整合社群，而“還愿”則通過酬神敬祖來表達對神靈、祖先的感恩之情。再如書中提及的“巫蠱”“喊魂”“落洞”“度戒”等信仰、習俗，能實現多方面的心理調節功能，如排遣負面情緒、克服死亡恐懼、提升戰勝疾病的信心以及幫助年輕人實現精神或心理的蛻變。另外，洞庭湖一帶形形色色的水神信仰、遍布各地的土地神崇拜以及以炎帝、舜帝等為代表的英雄崇拜、祖先崇拜，不僅消解了民眾因自然災害而生的憂慮與恐懼，更提升了底層民眾追求美好生活的信心。

（二）信仰民俗助力經濟發展

關于信仰民俗與地方經濟發展的關系，著者的看法可以總結為兩點：一是信仰民俗活動蘊含著極大的經濟價值[1]58；二是片面、過度追求經濟價值會導致信仰民俗的膚淺化、功利化[1]133-138。很明顯，二者之間存在一定的矛盾。筆者對此則比較樂觀，因為信仰民俗作為人類文化的一部分，是生存工具，其功能不僅是精神性的，也是物質性的。南岳圣帝、洞庭水神、九嶷舜帝固然是人們崇拜的對象，是信眾的精神支柱，但若此種信仰活動還能促進當地經濟發展，使老百姓獲得經濟收益，達到“南岳人不種田，趕個八月吃三年”的境地，這同樣是信仰民俗的力量。因此，將具有廣泛影響力的信仰民俗活動打造成能實現較高經濟價值的文化旅游項目，其本質是葆有旺盛生命力的傳統文化在新經濟條件下的創造性轉化與傳承。由此可見，傳統文化自有其強大的生命力，傳統以新的形式活在當下，倘若真的存在某種需要“保護”的傳統文化，那意味著它尚未找到嵌入現代生活的方法與途徑?？傊?，文化是人的生存工具，生產方式的變遷必然需要與之相適應的新的信仰習俗，而在任何時代，這種新的習俗都需要與人的生存性保持緊密的聯系。

另外，信仰民俗經濟價值的實現也為信仰民俗的自覺創造了條件。學者萬建中認為：“一旦民俗傳統資本化，維系民俗傳統便自然成為一種文化自覺?！盵5]1著者在書中論及南岳廟會活動的市場化演變，隨后介紹了南岳“壽文化節”的打造。實際上，從廟會到文化節，從“祈?！钡健扒髩邸?，從改造南岳傳統信仰到賦予傳統新的內涵，這都是南岳信仰民俗文化“自覺”的標志。

（三）信仰民俗與中華文化認同

“文化認同”指的是“個人對民族文化的歸依、接納與實踐，涉及到民族情感、態度、知識和行為”[6]86。文化認同是民族認同的主要內容，而信仰民俗是構建文化認同最便捷、最有效的手段。因此，信仰民俗是強化中華文化認同、中華民族認同的重要文化資源。

關于洞庭湖區人群對二妃、屈原、柳毅的崇拜，著者對之做出了深入、系統的調查、分析。首先，著者指出，無論是二妃、屈原還是柳毅，最初都非水神。秦漢時，隨著“舜崩蒼梧”“二妃沉湘”等傳說逐漸被荊楚鄉人接受，虞舜、二妃才與作為本土自然神的湘水配偶神湘君、湘夫人建立起聯系[1]79，這與周秦以來楚人對中原文化的仰慕、認同有密切的關系。

其次，屈原對華夏文物、精英的仰慕在其作品中展露無遺，他更以開新風的大詩人、堅貞的愛國主義者這雙重身份沾溉后人、名垂罔極。汨羅屈子祠中的屈原由人杰而為水神，可見屈原不僅是華、楚文化交融的結晶，也是通過信仰民俗表達中華文化認同的絕佳人選。

最后，被奉為“洞庭王爺”的水神柳毅本是由民間故事或唐傳奇中的仗義書生演化而來，這種演化體現了民間信仰對流行文化的吸納與改造，但這種吸納、改造同樣離不開湖湘民眾對中原優勢文化的認同。

由前述三例可知，湖湘民眾在構建地方性水神信仰時都以中原文化認同為前提，在更具普遍性且意義更為深遠的文化認同中凸顯出地方信仰習俗的特色。

歷史上，以司馬遷為代表的知識精英構建起以黃帝為共祖的信仰體系，確立了漢族與四裔的兄弟關系，為漢帝國對邊緣族裔的有效治理創造了條件；近代以來，章太炎、梁啟超等有識之士構建起“炎黃子孫”“中華民族”的國族觀念，使國人團結一心，救國家于危亡之中。由此可見，以禮儀、習俗、神話、傳說為載體的信仰是民族文化之魂，是一個民族區別于另一民族的精神基因。在李琳教授的書中，炎帝、祝融、舜帝、屈原堪稱湖湘信仰民俗中最具代表性的精神符號，是構建中華文化認同的橋梁。因此，發掘、利用湖湘民俗信仰中具有普遍影響力的文化要素，是強化中華文化認同、鑄牢中華民族共同體意識的必由之路。

[1]李琳.湖南地區信仰民俗的文化生態及保護研究[M].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2021.

[2]錢穆.中國文化史導論[M].上海:上海三聯書店,1988.

[3][美]羅伯特·莫菲.文化和社會人類學[M].北京:中國文聯出版社,1988.

[4][美]斯特倫斯基.二十世紀的四種神話理論[M].北京:三聯書店,2012.

[5]李琳.信仰民俗[M].長沙:湖南大學出版社,2020.

[6]楊鹍飛.中華民族共同體認同的理論與實踐[J].新疆師范大學學報,2016(1).

2022-01-08

2020年度湖南省社科基金基地項目“永州地區舜帝民間故事的搜集、整理與研究”（項目編號20JD033）；2019年度湖南省教育廳項目“永州地區瑤族民間故事的搜集、整理與研究”（項目編號19B226）。

李小青（1987－），女，青海樂都人，碩士，研究方向為民間文學。沈德康（1985－），男，羌族，四川茂縣人，博士，副教授，研究方向為神話學。

I2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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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73-2219（2022）02-0134-03

（責任編校：潘雁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