走近虞舜時代：考古中推見的“原史”與“良政”

胡忠岳

走近虞舜時代：考古中推見的“原史”與“良政”

胡忠岳

（湖南科技學院 湖南省舜文化研究基地，湖南 永州 425199）

借助于現代考古的豐富成果，從文化、經濟、戰爭、堯舜聯盟、政治架構等方面辨析堯舜時代的歷史真偽，推見“原史”的本來面貌，并力圖給堯舜聯盟的政治架構及其所形成的“良政”勾勒出一個粗略的圖景。

虞舜時代；考古辨析；“原史”；“良政”

在那遙遠的4300多年前，正處在遠古中華舜帝部落活動時期。那時文字還在初創期，不可能有完整的歷史記載。直到文字成熟的殷周時期，人們才憑著累代口耳傳說和零星碟記祖述舜事。最早是春秋末孔子的《論語》，寥寥282字，多有“修己以安百姓，堯舜其猶病諸”等疑問?！渡袝芬灿袑υ掦w述舜。稍后的墨翟《墨子》，述舜已有531字，既有疑問也有肯定。其間諸子百家也多參與述舜。到戰國孟軻的《孟子》已增至3921字，已全是肯定式述舜。到西漢司馬遷竟用4310多字為舜樹史立傳。此后人們多從遷傳中將舜事多方擴展，如西漢劉向將二妃始名，自此便有“娥皇、女英”之稱。東漢戴圣稱舜“天下為公”，開啟了“公與私”的治國之爭。蔡邕肇創《九嶷山銘》，爾后各代各地刻銘楹聯就達百十種。晉代范曄《后漢書》起，至明清《一統志》及各級地方虞舜志就不下百數版本。尤其是經史子集，僅注、記、疏等體裁多達30余種。更有詩詞歌賦，自屈原而后，僅傳世的篇目就數以萬計。這些傳世文獻，多近儒、墨理想化述舜觀。

一 對舜帝的辨疑與考證

早在東漢時的王充就說過，虞應是舜出生地而不是舜的姓。陸龜蒙《象耕鳥耘辨》說象是形容勞動時的狀態。韓愈《黃陵廟碑》評二妃溺死是傳言。徐霞客對舜帝高壽遠巡也有存疑。崔述《考信錄》曾對舜事廣泛辨疑。民國顧頡剛竟懷疑虞舜是否真有其人。王國維提倡傳世文獻和出土文物二重證據法，力阻虛無化舜史。今人多認定《尚書》堯“厘降二女”，實為部落聯盟時的政治聯姻。舜娶二女后，還遭舜父、繼母、弟象聯手欺凌，應源于民間故事。舜“躬耕”“完廩”“浚井”“陶河濱”更是民俗化述舜觀的反映。

其實，早在先秦時，就有先賢注重原始考古。源于夏代官祭九嶷，始著于春秋《山海經》的作者們曾前后多次尋訪九嶷，而后才有戰國屈原懷舜求索于九嶷。才有秦始皇、漢武帝先后南巡，均對九嶷望祀虞舜。到司馬遷實地“窺九嶷”，才有定論：“（舜）崩于蒼梧之野，葬于江南九嶷，是為零陵”。也平息了墨子、孟子等對舜帝葬地的異指。

中國大陸北方的晉陜甘板塊與南方的貴湘贛板塊之間，決定了中華主體地區的人居地理結構和氣候條件。中國南方的云貴湘贛地區有幾十萬年前的人類遺骨，在地球最近一次冰河時期的13 000至18 000年間，尤其是零道盆地，這時較北方地區更適合人居，有12 000－14 000多年前的稻作和陶器，到5000－12 000年間的地球暖期，中國北方的河洛蒙遼地區較適合人居，故有炎黃五帝時期的繁衍旺盛。這時中國南方的人居條件相對艱苦，故而將南方的湘粵一帶，作謫貶充邊地區，形成5000年以來的擇居布局。

二 考古中的文字與文化

人類意識的原初拓展，一是交流信息，創造語言；二是傳承記憶，開創文字。華夏先民的初始語言，大致經歷了舊石器早期有聲無音，中期的聲音不全，晚期聲音初具的三個階段。原始人的詩言詠語能推動那個時期的社會進化。人類有了語言才啟開智慧大門。到新石器時的仰韶（5000－7000年前）時期，有了西安半坡村的陶塤，舞陽七孔骨笛等。到龍山（4000－4600年前）時期，已出土赤峰興隆洼骨笛、長安縣陶鐘等多量的樂器。傳記堯時的樂典已有八音，由木、石、金等各種器材分類組成。但我們仍不詳知那時的語言狀況，從笛孔分級的情況看，當時已能分出初蒙的發聲音節和聲樂音階。

人類為識別環境事物，而肇創記錄事物的文字。早在8000年前，河南賈湖有甲骨契刻紋“目”“曰”等20個字樣。在7000年前安徽雙墩就有多達630個陶刻符號。隨后在陜西姜寨、西安半坡、青海柳灣、山東城子崖、大汶口、北辛，山西陶寺、河南裴李崗、王油坊、二里頭水書，安徽薛家崗、江蘇草鞋山、南通春墩、浙江良渚、莊墳連字，江西仙人洞和吊桶環，加上未錄入國家序列的考古項目，總共不下百十余處遺址，接近2000個陶刻文字。國人囿于西人偏見，認為只是先民的意識符號。筆者認為：它不同于原始的記憶符號，有多種定向筆畫的組合結構，有漢字先橫后豎、先上后下的原初筆順，有契刻者的記錄意圖，是識別環境事物的文字載體。從已被破解的“斤”“戌”“文”“目”等多個字符看，考古打破了黃帝史官倉頡造字的傳說記錄，中華文字肇創期，有8000年的歷史。自倉頡傳至夏商時，還經歷過1200年左右的陶符文兩字連寫的成熟期。然后才進入殷商多字連寫的甲骨文時期。

達爾文“物競天擇，適者生存”，為生物進化提供理論支撐。但就人類是類人猿進化的學說，卻遭到歷代學者的詬病。經過近代遷移學、分子學、基因學等理論紛爭，定論已浮出水面：人類本身是由原初的類猿人進化而來，類人猿不可能是人類起源的始祖。人的大腦存有啟迪思維的原始因子，經環境條件的激活，為傳遞信息有意向地憑自身條件開發語言，為傳承記憶借外部媒介肇創文字。語言和文字的產生，促進人類文化的發展。早在40 000年前的貴州觀音洞首現雕刻器，這時先民已有原始的文化要求。在5500年前的北方紅山文化遺址群里，已有各種陶塑人像等祭教合一的尹寺文化。在老虎山等系列遺址群里，首現多量的玉、骨以及首飾等飾品文化。在龍山期如白營等大批遺址群里，有大量用于生活彩色裝飾紋的陶瓷文化用品。同時還有四時農耕、天文觀測、八卦分野等原始科技文化。早在6000年前的鄭州大河村，有天文太陽紋彩陶圖片，其實物資料已能分出十二月份。人類科技進步項目，有向發達地區輻集的特點。綜上所述，在語言方面，到舜帝時代已發展成型的聲、音、樂等原初的音樂系統，那時先民已具備原初的語音和歌樂功能。在文字方面，中國在殷商甲骨文之前的4000－5000年，就有肇蒙中華文明的“陶符文”。舜帝時應有相當成熟的陶符文系統。在文化方面，已有較成熟的原始繪畫、雕刻、雕塑、首飾及裝飾品，以及術數、天文、農耕等科技文化。這時的華夏民族已有音樂、文字、文化等進步成果，并風云際會地促進先民生存基礎環境的改善，已進入人類社會的快速進化期。

三 考古中推見的虞舜經濟基礎

古籍傳記我國先民經歷過有巢氏、燧人氏、伏羲氏、神農氏好幾個巨人統治時期。實際是經歷過巢居漁獵、燧火熟食、農耕架屋、意識優化等幾個漫長的進化階段。在巢樹選穴的有巢氏時期，實際時間大約在50－30萬年前的北京人和湯山人之間。

傳說燧人氏只在5000年前。但考古170萬年前元謀人，75萬年前藍田人均有灰坑或燒骨遺證。10 000年前河北虎頭梁人已有多處人工取火灶坑。7000年前大地灣已有木骨涂墻的原初防火建筑。這些都比傳說的燧人氏早出幾千年甚至數萬年。

神農氏距今4500－5000年間。但湖南道縣和浙江浦江，先后發現12 000年和10 000年前的稻殼。8000－7000年前有湖南澧縣彭頭山、城頭山稻谷或水田等原始農耕遺址。同期還有河南裴李崗的碾米石盤的剝谷技術。這些原始農作遺址，均比神農氏要早出3000－7000年。

傳載伏羲氏在5000年間，但河南濮陽發掘伏羲墓后，通過對蚌殼塑龍（星象魁）C測定是在6530年前。這時先民已能研天文、分農時、擺八卦、創易學?，F代考古遠遠拉長了傳說中的三皇之間的距離，也理順了他們的先后順序：即先有30萬年前的有巢穴居，后有10 000年前燧火熟食，再有7500年前定居農耕，然后才有6350年前的伏羲時代。

在住房方面，也不是《淮南子》說的“舜作室，筑墻茨屋，辟地樹谷，令民皆知去巖穴，各有家室”。早在20 000－12 000年前就有哈爾濱閻家崗營址圍墻，湖北江陵石圈住址等。8000－7000年前已有內蒙敖漢、河北磁山等半地穴式房址。到5000年間，四川大溪已有防潮、隔熱等高級別屋筑，山東日照已有臺基夯土建筑。

在服飾起居方面，早在18 000年前的山頂洞人，始有前蔽式服飾和縫紉骨針。15 000年前臺灣長濱人亦有穿孔骨針。6000年前浙江湖州草鞋山有紡織品羅紋布，錢山漾有蠶絲和苧麻織品。這些都比傳說的黃帝嫘祖養蠶絲織早幾千年甚至萬余年。

生產工具方面，鋸并不是傳說的春秋魯班所創，16 000年前山西沁水就有石鋸、鏃、錘、鉆等，要比魯班早1萬多年。7100年前已有河北磁山和陜西西鄉的石鏟、石鐮，6300年前已有北京平谷的鋤形器。6000年前浙江良渚已有龐大的水利工程。

在飲食方面，舊石器中期就能采用自然火并逐漸普及人工熟食。到8000年前就有煮具和食具，河南賈湖已有釀酒遺物。7200年前藤縣北辛有陶鼎、釜等，平谷上宅有罐、缽、盆、碗、杯、盅等等。

交通物流方面，浙江良渚已有6500年前的道路系統，河姆渡和蕭山跨湖橋均有6000年前舟槳遺物。在遼寧牛河梁有5500年前的路面及車轍。長江下游淞澤已有5000年前用于消費的食物和工具等遺證。

綜合而言，我國先民在堯舜時代，已有以上所述的主要生存基礎設施等進化成果，從考古遺物多后于發明之初的原理看，到堯舜時期華夏先民的生活環境、勞動及文明的進程，均比上述的進化環境還要更為先進。

四 考古與文獻互證的戰爭與兼并

人類合力撲獸殺禽以作食源，這時防獸殺禽已降為其次。人類族群之間利益紛爭上升為主要矛盾。一面在友族之間合群擴勢，一面在敵族之間攻伐侵吞。群族首領為了在紛爭中取勝，對族內管控嚴厲多致刑殘傷命，對群外紛爭多致聚群殺戮。隨著群族部落紛爭到方邦群族規模雪球式的滾大，其殺伐范圍愈加擴大，最終進入國家初步構型的殘酷兼并的大規模戰爭。

從登封王城崗等遺址有成批傷尸的奠基坑看，可見那時族邦間戰爭的慘烈。這時也已初備國家的規模戰爭所需人丁、武器、城池三大要素。一是早在7000年前河北磁山人已學會馴養獸禽如豬、狗和雞等，同時農耕的普及已使原初經濟發達，部落人口數量已充分地增長。二是在公元前6000－公元5000年左右，東到山東丁公城、邊線王，北到遼寧東山嘴，內蒙老虎山，西至甘肅馬家窯、四川三星堆，南到石家河（4600－5000年前）、城頭山等數百處遺址中，已具備了部落間攻城守戰的設施。三是早在20萬年前丁村人就有手斧遺存。3萬年前山西峙峪就有石刀石鏃。11700年前陜西大荔也出現石鏃，貴州盤縣也有石斧。9000年前江西萬年仙人洞，8000年前河南賈湖，山東后李莊均發現石鏃、骨矛、刀、鏢等。7000年前半坡村已現青銅片。這時先民發明武器用于群族間的紛爭征戰，比傳說中的黃帝時“蚩尤作五兵”的時間，要提前四五千年乃至上萬年。到距今5000－4000年間銅石混用的階段，在甘肅馬家窯、黑龍江新開流、遼寧小珠山、河南平糧臺、重慶大溪、南京北陰陽營數百處遺址，均有骨制的或石制的鏟、錛、鑿、矛、錐、鏢、匕、鏃、刀、斧，有少量的青銅刀、鐮、鏃、矛等多種武器。這時華夏大地已由原始部落進入奴隸制國家初期。到新石器晚期，在甘肅秦魏家、廣河及河套內地數十處遺址中，已有數量較多正規的銅刀、斧、匕、鑿、環等。在江蘇趙陵山已有大規模的降卒殺葬現象。

在傳世文獻中說，五帝時先有涿鹿和板泉戰爭，后有堯舜擊殺驩兜及鯀，平定三苗，征服四兇等戰爭。這里著重說說有創世意義的兩大戰爭。先說炎帝和黃帝的阪泉之戰。得勝方的黃帝，一改歷代對敗方窮盡殺戮的辦法，允許炎帝部族撤離原根據地今山東東南部（一說今陜西寶雞）一帶，遷往遠離黃帝部族勢力范圍之外的今湖南北部一帶延續部族生息。創史性地開辟了族邦之間異地共存的群族共延模式。

到唐堯超大部落融合時期，東南方虞舜部落已遽然崛起。因新興生產力的發展，形成了虞舜部落新聯盟，并迅速影響到西北方當時的社會中心堯勢力范圍，其拓展疆土的速度和吸收民力的程度，正如《史記》傳述的那樣：“一年而所居成聚，二年成邑，三年成都?！币褟娏覜_擊著原本強大的唐堯部落聯邦。經過多次勢力交鋒甚至血火沖突后，已逐漸形成勢力相當的兩大部落集群，原來強盛的堯邦已不能取得絕對勝勢，若繼續用對抗紛爭的方式，已沒有必勝的把握。為保護唐堯本部族原有的優勢和既得利益。堯以原部落宗主的身份主動向舜方倡言講和，作為新興的部落盟主舜，為避免兩敗俱傷，也有意向與唐堯結盟，于是肇創了中華上古時代，首次堯舜兩大部落集群同地共融的超大規模部落聯盟時期。

由上得知，在堯舜時代之前，起碼有3000年以上的族邦間的戰爭史，并伴有大批的降卒殺葬遺體，也有馴養的獸禽如豬、狗、雞等，亦有城市攻防的臺、階、梯、墻、垛、孔等戰場遺址，武器有石類的或骨類的斧、刀、鏃、矛、標、鏟、錛、鑿、錐、匕首等，開始有成批的銅武器刀、斧、匕、鏃、矛，鑿、環等用于征伐戰爭。因此，先是小部落之間的戰爭兼并，逐步形成兩大均勢的部落集團，再通過聯盟和談，甚至政治聯姻，最終實現堯舜兩大部落集團締結聯盟的千古美談。

五 堯舜時期的地域四界

后人在傳記五帝時代部落分布時，多從殷周秦漢時期中原與四夷分布的情況，翻版出四方、五岳、十二牧等名稱。如今可用現代考古成果，初步考定出堯舜時期部落分布的大概情況。

在今甘、蒙、陜、晉一帶，是五帝之首黃帝活動地區。這里有石峁城遺址，學界初指為黃帝昆侖城。同期周圍還有甘肅大地灣、內蒙老虎山、陜西蘆山峁等超大城址。距今7000－5000年前，華夏大地正遇仰韶暖期，其西北方沿河套一帶人居生息繁華，黃帝部族在這里建立主要統治區。

現有河北尚義、遼寧長海等數十處與堯帝同期遺址。最典型的有山西襄汾陶寺堯都遺址，這里的城址、民居、王墓、宮殿和武備等遺址鏈，指證了東漢應劭“堯都平陽”的判定。今河北、遼南及山西中北部地區，是堯帝活動地區。唐堯部落大聯盟的興起，應是渤、遼沿海經濟優勢勝過河套經濟的結果。

在今魯、豫、皖和晉南一帶，據北大教授陳泳超“民俗集群論”看，是虞舜活動中心地區。尤其是晉南古蒲州，印證了西晉皇甫謐定的“舜都蒲坂”。說明晉唐人已考證出舜都。從經濟基礎上看，也許是河洛地區及黃河中下游一帶的經濟優勢有超唐堯經濟的趨勢。今山東章丘、大汶口，河南王灣、三里橋有大批與舜帝同期的遺址。

在今川鄂皖豫蘇浙等長江流域一帶，是禹部落興起的大連片區。大禹活動的地域，江河水網縱橫易發洪災，那時治洪應無甚效，因人類至今還對治洪乏術。但大禹一改截川堵湖用排淤疏流的辦法，獲得了大批的淤積陸地，擴大了耕種面積，是以連片耕地的江南農耕優勢入主當年中原地區的。今安徽涂山，四川綿陽均謂大禹故里，浙江會稽還傳有大禹陵?？脊乓褜⒑幽相嵵萆坛?、大師姑、偃師商城、以及蘇浙一帶龍山期遺址群定為夏禹時期。還將山西夏縣、河南瓦店、王城崗、二里頭均指稱大禹都城。

堯舜時期的帝位繼承究竟是怎樣的呢？司馬氏站在秦漢家天下的角度，說五帝是一家相傳的。在原始共主時期，一個家族是很難代代選上盟主的。應是原始部落以賜姓或聯姻方式，或可成為聯代盟主，這興許是五帝歸一姓的真實歷史。堯舜時期，黃帝、顓頊、帝嚳各部落勢力或已下降，而四方五岳十二牧得勢者，可能出任堯舜大聯盟集團的百揆、納言、稷、虞、工、士、秩、樂各部要職。管理地方是實行“分封”大小部落首領任各地領主。他們均有自己的領土和軍隊，對內保境安民，對外承擔聯邦公防。對不服的亦如司馬氏所說：“流共工于幽陵以變北狄……殛鯀于羽山以變東夷?！睂嶋H的情況應是黃帝對炎帝充邊共融“異地同存”之法的延續。

當年堯舜轄區，能與唐堯相抗衡的，恐怕算是鯀和舜了。也許是鯀的勢力還不夠強大，堯認為只要與舜部落結盟，就可以安馭天下。于是在上古華夏時期，首個超大部落堯舜聯盟架構就這樣產生了。以宋人禹跡圖推測虞舜四界也多有不實，憑現代考古資料，這時期的北部吉林二井子、黑龍江鶯歌嶺、內蒙哈民，東部浙南曹灣山、福建曇石山、西部云南白羊村、四川猴子洞、青海的柳灣，甘肅西城驛以及南部廣東石峽、廣西父子巖等。這四周實有幾百處遺址，其進化時間均比中原一帶要晚一些。以這些文明較后的遺址，與同期中原比較，能較準確地推測虞舜時代的四界：北部界線基本在今蒙、吉南部地區。東部含今山東、江蘇大部，浙江中部、江西南部以北。南部為今贛、湘五嶺以北。西部在黔東、川、甘中部以東。其中浙南、閩粵桂黔滇藏康青疆吉黑全部，及內蒙西部和北部，幾乎都不在舜域四至內。

以上從文化進展、經濟基礎、戰爭演變、王都變遷、地域四至等情況，初步考證出堯舜時期的部分實況。

六 堯舜“良政”的治理架構

虞舜時代多是祭政合一的治理模式：一是由祭祀擴建起來的宗法制度，二是由社會等級支撐起來的行政管理框架。祭祀主要包括：對天地自然神的敬畏性祭祀，有畏神馴民的傾向。對部落首領宗廟權威性祭祀，傳紀僅供參考，可信的是早在20 000年前的山頂洞人，就在亡體上涂紅，以尊崇性敬祀。5500年前紅山文化遺址群里均有陶塑人卜像、卜骨及精設的方形祭壇。在大型史前遺址如石家河、石峁城等，幾乎都有祭器、祭物及祭祀場所。尤其是在紅山期的牛河梁，有專門供奉“神像”的大型廟宇。

從部落融合向國家架構進化看，因族群組織的擴大和社會層次的增加，均由部落武裝來維持這種復雜的權力結構、社會層次及財產分配。早在6000年前的墓葬，已有明顯的貴賤區分。如山東王因坑達889座墓葬的排序，濮陽西水坡的陪葬遺址，可見那時的社會等級是要命的森嚴。前5000-4000年間仰韶晚期到龍山早期的各式民居，其大小城市遺址，尤其是典型的宮殿建筑如石峁城等，無不體現出嚴格的社會等級。連生活方面，如河南王城崗、江蘇寺墩均出土有玉琮、璧、綠松石、白陶器等，這些飾物只有高級別群族才配有，同樣折射出當時社會的明顯等級。到堯舜時，華夏先民已有卜像、卜具等祭器、犧牲牢廩等祭物，還有祭廟、祭臺、祭案等祭祀場所，說明已走向原初成熟的宗教時代。民居和宮殿已有較嚴格的等級秩序，墓葬排序及陪葬等貴賤等級。在住所、服裝或貼身飾品等方面分化明顯的等級。

最主要的是政治結構。傳世文獻多講堯舜禪讓和舜帝南巡。其實，唐堯當年采用融合收編或武力兼并等多種辦法，已將華夏大大小小部落基本整合。其中包括對原有的如黃帝、顓頊及帝嚳后裔等可能已經走向衰落的部落也包括正在興起的部落。本著地必“王化”、物盡其轄、人才盡用的原則，主要做到四大調配：一是督促各方邦對內負責社會治安兼武裝平叛；二是督促各方邦對外承擔部落聯盟的公共防衛，譬如黃帝時炎帝部族被迫遠徙湖南北部，在今湖北南部一帶定有那時的“方伯”擔任對炎帝族的邊境管理和布防；三是同時建立財物納貢系統，維持聯盟財經運轉；四是聯盟架構必須向各方邦征用聯邦勞力、兵員，以及各種所需人才。在堯舜時期的諸多傳世人物，如羲和、后稷、契這些人，興許均難符合原史，但大多是從大大小小的方邦小酋中征選并組成新超大聯盟頂層構架的。首先他們在聯盟政府多有相對的話語權，如四岳薦舜等。其次，唐堯根據當年的實際情況，對于兩個最大的聯盟首領，既不可能再進行炎黃時代以前的血拼族滅式的兼并，也不便像黃帝對炎帝那樣，劃界拒邊異地同存。而是采取同地互融共贏的辦法：首先，原部落聯盟首領唐堯，論年長排輩順理循序地成為新超大聯盟集團的總（董）政，以唐堯原部下如羲和、鯀、共工、后稷輩為主組成董政集團，管理新超大聯盟機構的組織總構架和前進總方向。由虞舜集團元首舜任新聯盟集團“攝（執）政”，并以禹、棄、契、垂、夔、皋陶輩為主組成新執政集團，負責新超大集團機構的具體運作施行，以推動新大聯盟的向前行進。其次，為順利組成新聯盟超大集團，堯還必須從堯集團抽調堯的二女和直系九子，以及皋陶、彭祖等輩。舜還得從舜部落抽調八凱、八元或益、龍輩，對原來主要的堯與舜兩個大集團，實行聯絡，協調和糾偏。再次，為保證超大聯盟集團的平穩運行。必須有互監人員或設立互控機構，以保持兩大集團雙方權力互控，才有可能肇創上古中國首個原始互控平衡的超大聯盟政府。這種聯盟客觀促成遠古中華典型的堯舜良政模式。

從社會勢力的一般情形看，若一方勢力過弱只能成附庸或被兼并，聯盟則無從建起。只有經過雙方多重角逐，甚至不惜通過殘酷戰爭后的協調，達到勢力基本的均衡，才有締結互控聯盟政府的可能。

當年唐堯與虞舜就是在基本均勢情況下，唯有通過同存共融互利的辦法建立起的聯盟：（1）既無法兼并也不適宜拒邊，必得解決雙方邊地的侵擾；（2）都不愿繼續武力互耗謀求勢力雙保；（3）堯不能憑原部落勢力全攬舜攝政的權柄；（4）舜不能憑新勢擅越堯董政方的權力；（5）任何一方不可能將應有權力過多放棄，任憑對方操縱；（6）保存雙方原初的勢力支點，即允許擁有各自的等勢武裝——堯大概擁有原平陽以北的軍事勢力，舜大概擁有蒲坂以南的軍事勢力，堯只建立以堯為主的董政集團，舜則建成以舜為主的執政集團；（7）雙方經過多次磨合、協商、聯絡、糾偏、互補、尤其是互監方式達到平衡，才使新超大聯盟政府順利運行；（8）唐堯為什么還要以九子扶（監）舜，尤其是還要二女聯姻呢？原初的人類認為親族監政是最有效的行政羈縻法。只有這樣，堯舜聯盟的監政機制才得以完善，堯才允許舜帶有限的文武要員，從舜地蒲板赴堯都平陽擔任新超大聯盟集團的執政。

設立這種新的監督互控機構還有深層原理：作為從政個人，一是處理日常事務時，當自身或親族利益與大聯盟公共利益相抵觸時，均本能地偏袒自身和親族利益；二是處理重大事務時，當本族利益與對方利益相抵觸時，均會慣性地袒護本族利益；三是每個從政者都有初期熱情高漲或時久疲憊怠政失事的主觀失衡；四是聯盟一方若處在弱勢時，則往往執事不力、若處在強勢時段則多處事過強；五是以個人觀念長期執掌政務，難免出現偏頗甚至過失；六是無論是頂層執政者，尤其是最高董政者，必伴有與生俱來無法自控的權利私欲，若無等勢控制時，必致個人權力膨脹，多借公權報己怨泄私憤，借機打擊政敵，導致政治體制的不良循環，導致政局不穩進而歷朝更替。若配備等勢監政機構，方可彌補以上執政伴生的六大缺陷。這種政制成功的必備條件是，監政人員或原初機構，必須對董政方和執政方具有原始互控的雙向等勢權力，尤其是能夠等勢互控最高執政者與最高董政者之間的權力。若沒有設置這種原初機構，哪怕是沒恪守原初互控的語言承諾，就不能達到雙方等勢平衡，也無法保證當年超大聯盟繼續順利地運行，也沒有堯舜良政美傳千載的可能。

這種聯盟政制的互控運作，初始雖極其繁瑣且有多重阻礙，但堅持運作一旦理順了這種組織結構，就能基本保證持續平衡地運行。其最大的成功是，既能使每個執政者個體權與利的互控而至政治清廉，還能使頂層執政者杜絕特權，尤其能使最高權力層進入較長期權力互控平衡，最主要的是，政府能發揮最佳的治理效能，政權相對的持久穩定。關鍵的是，社會生產力能得到健康地發展，百姓能夠達到真正的安居樂業。堯舜正因為是順應當年特定的時勢，肇創這種政治架構，才能收獲上古中華傳頌至今的堯舜美政。

七 堯舜“禪讓”的進步意義

“禪讓”一詞，先由《尚書》“舜讓于德”最早提出“讓”字。繼由《莊子》“帝王殊禪”最先提出“禪”字。到戰國孟軻“唐虞禪……”已認同了這種說法。但近年出土的戰國楚簡《唐虞之道》和上博簡《容成氏》均有“禪讓”一詞。這說明在戰國時已流行此說，并非儒墨兩家杜撰。禪讓說是對我國原始社會過渡到奴隸社會共主制一種理想化解讀，雖與原史多有偏離，故遭歷代百家詬?。阂皇欠穸?，戰國荀況“堯舜禪讓是虛言也”。唐之李泰、清之王琦、民國之梁啟超均持此論。二是贊舜貶禹，戰國莊子、三國曹丕均有此議。三是深度質疑。唐之劉知幾《史通》雖錄西晉《竹書》多段，但有“桓效曹、馬”的質疑。

時至今日應該說，傳世文獻里的堯舜禪讓，與當時歷史事實只有部分印證。當年的堯舜政治，應是原始社會到奴隸社會，群酋選舉共主，權力讓渡的一種特定樣式。但孟氏“舜發于畎畝之中”，當是儒家“帝王平民化”的理想反映。司馬氏“堯崩，舜讓朱丹，舜崩，禹讓商君”應是世襲制理念滋生的本能私欲和權詐，將禪讓簡化成人類早期政權的童話。禪讓必有起碼的條件：唐堯禪位于舜，首要前提是舜必須維持堯及堯集團應有的權利，然后才談得上權位讓渡。舜繼位于堯，前提是舜必有舜及集團的權利與擔當，方能談及繼承堯之帝位。

堯禪讓舜雙方的矛盾在所難免。但若“舜囚堯”就有悖于當年事理：舜若真囚堯的話，不管禹治水功高逼舜與否，舜必跟禹爭斗到底，定將帝位傳于己子。但多重史實和傳記表明，舜確實將帝位傳給了禹，因此舜沒必要違背常理而囚堯。還有史碟和口述史為證：堯舜禪讓的佳話，已累代口傳到春秋間，其原史必有特佳政績，籍以廣泛后傳。否則必沒有孔、墨輩言必稱堯舜。更有考古已獲得可信證據，近代15萬余片殷墟甲骨文中，就有多處崇舜文字，可見上古崇舜的情節，早在孔墨輩之前就已形成。故而舜囚堯，既不合乎堯舜美談傳至殷周間，成為后人崇拜的事理邏輯。也不符合當年堯舜良政的政治環境，從社會進化歷程看，當時已從語言交流，文字總結，思維進化到較高級別的人文意識。能夠建立起原初理性互控的政治結構。尤其是堯舜良政有那時社會環境的必然因素：在堯舜時期，政治模式尚屬人類原初的共主時期，部落超級聯盟領袖多從各部落首領群中選舉產生。最主要的是，堯與舜屬千古個例的“賢”最終起關鍵作用，若如蚩尤輩一樣，寸步不讓或寧敗不合，像黃炎一樣異地相拒，就絕不能鑄成這樁美傳千古的聯盟。當時不管董政者堯或執政者舜，均能秉承聯盟初期互為相許的承諾，更能睿智前瞻地處理所遇的重大方向問題，同時又有相互智慧的包容和理解。正因為堯舜均有這幾方面的超世偉舉，才成就了中國早期人類超大部落聯盟。最關鍵的是，當年董政者堯首先必須主動有限地理性讓權，然后方能建成這樁人類首例的超世紀大聯盟。這才是遠古中華堯舜禪讓最閃耀的光輝所在。也即是說，在大聯盟初期，堯就走出新執政理念——禪讓制的第一步，必須有限地讓權，虞舜才能當上執政。到堯的晚年時，按照部落超大聯盟的換代規律，一般難從原集團董政方接任，多從新集團執政方順延接任。這時的堯必須做出更大的讓步，虞舜才能成為大聯盟集團名正言順的新董政，而后才成就這樁千古美傳的堯舜“禪讓”。

[1]李生順.有虞舜帝[M].長沙:湖南人民出版社,2005.

[2]張澤槐.舜帝陵志[M].長沙:湖南地方志出版社,2018.

[3]李學勤.文物中的古文明[M].北京:商務印書館,2008.

[4]陳泳超.堯舜傳說研究[M].南京:南京師范大學出版社, 2016.

[5]王巍,趙劍英,陳星燦,等.中國考古百年史[M].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2021.

2021-11-02

胡忠岳（1957－），男，湖南東安人，湖南省舜文化研究基地特聘研究員，研究方向為地方歷史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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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73-2219（2022）02-0019-05

（責任編校：周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