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時代高?？蒲性u價的現實困境、 邏輯遵循與實現路徑

劉寶存　商潤澤

摘 要：高?？蒲性u價是高校學術管理體系的核心要素構成，與國家創新驅動發展戰略的深入落實直接相關。然而，我國現行高?？蒲性u價卻面對著科研評價標準制定忽視科類差異、科研評價主體與方法多元性缺位、盲目追求績效產出致使評價流于形式以及科研績效獎勵制度致使評價價值取向異化的現實困境，高?？蒲性u價改革勢在必行。我國新時代的高?？蒲性u價應基于“提升科研質量水平”這一邏輯基點，依循“價值—目標—實踐”的邏輯理路，以“貢獻”引領價值，以“內涵”重構目標，以“多元”指導實踐，進而構建起以“質量”為導向的分類評價機制、以“效力”為旨歸的靈活式評價機制、依托于學術共同體的多元主體參與評價機制以及多向度評價方法組合應用的精準評價機制。

關鍵詞：高?？蒲性u價;分類評價;評價主體;評價方法;科研貢獻度

高?？蒲性u價，即高?；趪液捅拘鹇耘c目標，按既定原則、條件及程序、方法，對教師科研行為、過程和結果的表現所做出的價值判斷，[1]是高校學術管理體系的核心要素構成。2015年3月，中共中央、國務院發布《關于深化體制機制改革加快實施創新驅動發展戰略的若干意見》，指出應“改革高等學校和科研院所科研評價制度”，教育部繼而于2016年9月發布《關于深化高校教師考核評價制度改革的指導意見》，從評價的導向、機制、辦法及周期四方面對高?？蒲性u價做出指導。2020年10月，《深化新時代教育評價改革總體方案》發布，其中將“改進高校教師科研評價”作為新時代教育評價改革的重要方面。雖然相關文件的出臺表明國家十分重視高?？蒲性u價工作，我國高?？蒲性u價中的種種沉疴亦在一定程度上得以遏制與改觀，但不可否認現階段我國高?？蒲性u價仍處于現實的困境中，嚴重阻礙了國家創新驅動發展戰略的深入落實。破解制約新時代高?？蒲性u價的重重現實積弊，則須厘清新時代高?？蒲性u價的邏輯理路，在此基礎上充分發揮政策引領實踐的效力，為新時代高?？蒲性u價改革的深化推進探尋可行之策。

新時代高?？蒲性u價的現實困境

教育評價改革是我國新時代教育深化發展的必由之路。在現有教育評價體系下，高?？蒲性u價作為教育評價的重要內容，存在著科研評價標準制定忽視科類差異、科研評價主體與方法多元性缺位、盲目追求績效產出致使評價流于形式以及科研績效獎勵制度致使評價價值取向異化等現實困境，極大程度上制約了高?？蒲性u價的成效。

1.科研評價標準制定忽視科類差異

高?？蒲?，即在高等院校中進行的在“人文、社會與自然科學領域中的旨在探究真理的普遍理智創造性活動”[2]。由于不同學科門類的高?？蒲谢顒釉谘芯繉ο?、方法、手段、過程、成果及表現形式等方面具有不同的特質，因此評價標準與學科門類特質相契合應是高?？蒲性u價的基本邏輯遵循。盡管教育部曾在《關于深化高校教師考核評價制度改革的指導意見》中指出應“針對不同類型、層次教師，按照哲學社會科學、自然科學等不同學科領域，基礎研究、應用研究等不同研究類型，建立科學合理的分類評價標準”，并進一步在《深化新時代教育評價改革總體方案》中再次對“落實分類評價”做出強調，但反觀現實實踐，我國部分高校在制定科研評價標準時對不同學科門類仍是一概而論，忽視了由于學科門類不同而導致的科研性質、內容及成果形式的差異性，科研評價標準整齊劃一，并未充分體現學科門類特質，高?？蒲蟹挚祁愒u價尚待進一步的深化與落實。

2.科研評價主體與方法多元性缺位

目前，我國高?？蒲性u價的主體通常是由行政管理人員與同行專家構成，受人際因素影響，一方面行政管理人員與其所賞識的小部分科研人員之間相互理解并產生“默契”，從而形成一系列“潛規則”已是中國學術界心照不宣的事實[3]。另一方面，同行專家在科研評價過程中亦會受到所謂“熟人圈子”的規制與影響，[4]評價結果難免有失偏頗，以致我國高?？蒲性u價面臨公信力缺失的現實困境，受到多方質疑。而這一現實困境的出現，其實歸根結底在于當前我國高?？蒲性u價主體較為單一。雖然同行評議的實施打破了我國高?？蒲性u價以行政評議結果為絕對依憑的單一性局面，但不可否認同行專家的選取極易受到行政因素的挾制，以致現階段我國高?？蒲性u價仍然是以行政管理人員為主導，缺乏多元化評價主體的制衡。

與評價主體相同，我國高?？蒲性u價在方法方面亦面臨多元性缺位的現實問題。我國高?，F行科研評價方法通常是由高校行政管理部門依據論著、專利、獎項等量化指標對教師的科研績效進行評定，屬于定量評價的范疇。但正如劉易斯·科塞（Lewis Coser）所言，現今的大學教師“從事并提供多科目的教學與研究，從非功利學科、純學術學科到接近于職業教育的學科”，致使高校成為“一個由學者、專業取向的教師與著眼于實用技術的人組成的松散的聯合體”，[5]高?？蒲蓄悇e亦由此日益多元，概而言之可分為基礎研究、應用研究、開發研究三類，而我國現行的以數量來衡量教師科研水平的單一化評價標準則未能全面反映出不同類別高校教師科研活動發展規律的多樣性、成果貢獻以及社會服務的復雜性、差異性。[6]因此，我國高校將定量評價作為科研評價的唯一方法用以衡量多向度的研究勢必會阻礙高?？蒲械陌l展，亦有悖于其“求真”的本質。

3.盲目追求績效產出致使評價流于形式

科研績效評價是當前我國高?？蒲性u價制度的核心內容，雖然我國政府在《關于深化高校教師考核評價制度改革的指導意見》《關于開展清理“唯論文、唯職稱、唯學歷、唯獎項”專項行動的通知》《深化新時代教育評價改革總體方案》等政策文件中曾多次就“改進科研績效評價”做出強調，我國高校亦紛紛做出響應，針對科研績效評價進行了諸多創新性的探索與改革，但事實證明，對于改進后的科研績效評價，諸多高校教師依然表示無所適從。[7]我國高?？蒲锌冃гu價仍然面臨較為嚴峻的現實挑戰，主要表現為科研評價中工具理性的僭越。提升教師科研水平是高?？蒲锌冃гu價的價值旨歸，但反觀實際，我國高?？蒲锌冃гu價在行政制度邏輯的影響下卻呈現出顯著的績效工具化傾向，“數字游戲”成為高?？蒲性u價的隱喻，而隱藏于數字背后的學術價值與社會影響卻鮮有問津。[8]高?？蒲锌冃гu價中以“科研數量”為導向的工具理性僭越和以“科研質量”為導向的價值理性成為主導高?？蒲邪l展的指揮棒。高校行政管理人員通過科研績效評價迫使教師加速學術生產，部分高校教師為追求績效達標，在研究過程中盲目追求“短、平、快”，對研究本身的社會需求與學術價值置若罔顧，高?？蒲锌冃гu價的精神內核為行政管理人員對其促進績效產出這一淺層功能的盲目追求所遮蔽，難以彰顯其“提升科研質量水平”的真正價值，流于形式。

4.科研績效獎勵制度致使評價價值取向異化

近年來，將科研成果“貨幣化”，即通過明文規定將科研產出與經濟收益直接掛鉤的科研績效獎勵制度已然成為我國高校中的普遍現象。作為高?？蒲性u價的重要環節，科研獎勵制度有助于高校充分調動教師科研積極性與創新活力，從而提升高校的整體科研水平與影響力，但同時亦不可否認其經濟利益驅動的價值導向是對高?？蒲性u價價值取向的異化，極易導致學術功利主義的滋生，生產出大量并無多少學術價值的“復現型”的學術泡沫。據《2020年中國科技論文統計結果》顯示，截至2020年底，我國學者在國際高水平期刊共計發表論文59，867篇，占國際份額的31.4%，排名國際第二，排名于首位的美國學者國際占比僅略高于我國，為32.9%，但在“高被引論文數量”方面，我國學者在國際占比為23.0%，而美國學者則高達46.4%，從側面管窺該數據，我國學術泡沫之泛濫亦從中可見一斑。

新時代高?？蒲性u價的邏輯遵循

“質量”是科學研究活動的本質規定性與永恒主題，[9]“提升科研質量水平”應是我國高?？蒲性u價的邏輯基點。因此，欲要在新時代做好高?？蒲性u價，高校應基于“提升科研質量水平”這一邏輯基點，依循“價值—目標—實踐”的邏輯理路，明確科研評價的價值意涵，厘清科研評價的目標理性，構建科研評價的路徑樣態，為本校的科研評價機制架構起以“貢獻”引領價值、以“內涵”重構目標、以“多元”指導實踐的邏輯框架遵循。

1.價值邏輯：以“貢獻”引領價值遵循

“大學的使命”是高等教育領域亙古不變的話題，有學者認為大學的使命應是對高深學問的探索與發展，如洪堡（Alexander von Humboldt）便指出“大學將科學視作一項未完全解決的難題，因此其亦總是處于研究探索中”[10]，蔡元培亦提出“大學者，研究高深學問者也”[11]，另有學者則在此基礎上做出補充，認為大學亦應為社會進步提供動力，如雅思貝爾斯（Karl Theodor Jaspers）便指出大學在“對發展真理負有無限責任”的同時“仍有必要充滿現實感”[12]，弗萊克斯納（Abraham Flexner）亦提出“大學必須為社會提供其所需要的東西”[13]，克爾（Clark Kerr）則認為大學“是一種多元的機構，有若干個目標，有若干個權力中心，為若干種顧客服務，為多種市場服務并關心大眾”[14]。

作為大學的基本職能，科學研究無疑是大學用以履行其自身使命的基本手段之一。因此，高?？茖W研究的開展須契合于大學的使命，高校教師進行科學研究應時刻以增進人類文化知識與社會知識，并利用知識解決經濟社會發展的重大需求為目的，為學術發展與社會進步作出切實貢獻。由此，作為高?？蒲邪l展的指揮棒，高?？蒲性u價須將“貢獻”視為其價值遵循，摒棄其現階段所奉行的計量導向的績效邏輯，將研究的知識生產創新價值、社會價值作為其評價標尺，重構自身價值邏輯，以“貢獻”引領高校教師的科研價值取向，明確高?？蒲械恼_方向，促推高?？蒲幸幏队行虬l展。

2.目標邏輯：以“內涵”重構目標導向

黨的十九大報告指出：要“實現高等教育的內涵式發展”?？茖W研究是高校的基本職能之一，因此推動高?？蒲谢谫|量與效率為導向的內涵式發展勢必有助于高等教育內涵式發展的實現，[15]這就要求我國高?？蒲性u價應以“內涵”重構其目標導向，將科研內涵評價作為評價的主體內容，由以“科研產出數量”為主導目標向以“科研產出質量”為主導目標轉變，從而有效糾偏我國現行高校評價的過度量化傾向，實現高?？蒲性u價“提升科研質量水平”本心的復歸。

3.實踐邏輯：以“多元”指導實踐路徑

“多樣性”是現階段高?？蒲械幕咎卣?，其主要體現在三方面：一是科研類型的多樣性。學科門類是科學研究的基本方向群，因此隨著高校學科門類的日益豐富，高?？蒲幸嘌苌鲋T多不同的類型，依據聯合國教科文組織的界定，可以將其劃分為基礎研究、應用研究與開發研究三類，不同學科有其不同的研究類型適應域，如工學類學科的研究主要指向實踐領域，需要考慮某一特定的實際目標，與應用研究的主旨相契合，而理學類諸如數學、化學等學科的研究則側重于對世界基本規律與更高深學問的探索，屬于基礎研究的范疇。二是科研相關主體的多樣性。隨著高等教育從社會邊緣走向社會中心，大學已然不再是中世紀的“象牙塔”，現代的大學“需要與公共生活、歷史事實以及現實環境保持密切接觸，且必須對其所處時代的整個現實環境開放，必須投身于真實的生活，必須整個地融入社會環境”[16]，高?？蒲幸嗖辉賰H僅是“志同道合之人對于真理之事業的追求”，而是與社會不同群體產生交互，高校行政管理人員、政府相關部門、企業、社會公眾等群體均被納入其中，高?？蒲邢嚓P主體日益多元。三是科研成果呈現形式的多樣性。隨著科學發展進入開放科學時代，大學科研成果的呈現形式不再僅僅局限于學術出版物，“卓越”與“非學術影響”逐步成為高?？蒲性u價的新常態與轉型發展的新向度。[17]

綜而言之，我國高?？蒲性u價現實實踐的單一化樣態顯然脫節于現階段高?？蒲邪l展的多樣性路向，高?？蒲性u價實踐亟待多向度、多視角、多方面的實踐路徑規劃。由此，我國高?？蒲性u價的實施應以“多元”為邏輯前提與指導遵循，在科研評價方法方面應用多向度方法進行評價，在科研評價主體方面引入多視角參與評價，在科研評價標準方面參考多維度予以評價。

新時代高?？蒲性u價的實現路徑

新時代高?？蒲性u價要實現上述價值邏輯和目標，必須在制度設計上建立以下機制。

1.構建以“質量”為導向的分類評價機制

“提升科研質量水平”是我國高?？蒲性u價的邏輯基點，因此我國高?？蒲性u價改革首先應構建起以“質量”為導向的分類評價機制。一方面，我國高校應將“質量”作為科研評價的核心目標，明確科研評價應是一種復雜的價值研判活動，而非機械的事實統計活動，在制定評價標準時應以“是否合乎構成真理的技術性、學術性要求以及其所創造新知識的重要性”[18]為框架遵循，著重關注科學研究的創新性與內涵;另一方面，我國高校則應意識到分類評價的必要性，其實對于建立科研分類評價，我國政府在《深化新時代教育評價改革總體方案》中已明確作出“根據不同學科、不同崗位特點，堅持分類評價”的指示，因此我國高?？蒲性u價應基于對不同學科與崗位教師科研特點的梳理，制定與之相匹配的多維度評價標準，從而充分體現出對于科學研究多樣性的基本關切。

2.構建以“效力”為旨歸的靈活式評價機制

以“貢獻”為價值引領，我國高?？蒲性u價首先應構建起以“效力”為旨歸的靈活式評價機制。所謂“效力”，即科學研究所產生的有利的作用，將“效力”作為科研評價的旨歸，可以促進高?？蒲袑嶋H貢獻度的切實提升。該理念亦為國際高等教育領域所秉持，如英國便在其高?？蒲性u估項目“科研卓越框架”（Research Excellence Frame-work，REF）中特別設有科研影響力（Impact）模塊，并將科研影響力界定為“科研成果對經濟、社會、文化、公共政策或服務、健康、環境、生活質量等各方面所產生的效果、變化或收益”[19]，美國亦在其“美國科學技術再投資—測度研究對創新、競爭力和科學的影響”（STAR METRICS）項目中將科學研究的影響力（Effect）作為其測度的重點，旨在評估科學研究在經濟增長、知識生成、社會發展以及國民健康保障方面的價值功用[20]。

在加強“效力”評估的同時，我國高校亦應明確不同類型研究成果呈現形式的差異性，杜絕以往單純以論文發表、課題立項等科研成果數量為指標進行評定的刻板式評價，提升科研評價的靈活度，可以在合理量化評價的基礎上針對不同學科門類教師設置評估單元，進而制定與不同類型科學研究特質相契合的評估標準，教師通過提供代表性科研案例參與評價，評價則主要采取“評議+調研”的方式，具體研究、具體分析，從而實現對高校教師科研的靈活科學評價。

3.構建基于學術共同體的多元主體參與評價機制

多元化評價主體架構的建立對于我國現階段由于行政邏輯主導而導致的高?？蒲性u價績效管理與過度量化傾向的糾偏具有重要意義。這一點雖然已成為我國高等教育領域的共識，但在實踐層面卻缺乏具體落實，因此我國新時代高?？蒲性u價應構建起多元主體參與式的評價機制，引入高校行政管理部門、政府相關部門、科研受益群體、第三方評價機構、同行專家等多視角參與評價，充分發揮不同評價主體在科研評價中的作用，優勢互補，相互制衡，從而保證評價的全面性、客觀性與公信力。此外，為保證評價主體選取的科學性與完善度，高校相關部門應在評價后面向部分被評價教師代表公布評價流程與參與主體并征詢其意見，教師若對評價有所質疑須陳述與之相應的有說服力的理由，通過相關部門與教師代表的反復論證，促進高?？蒲性u價主體架構的日臻科學與合理。

與此同時，我們亦應明確高?？蒲性u價是一項專業性較強、具有較高門檻的工作，評價者如若缺乏一定的學術資質，勢必難以勝任評價工作。而作為特定領域交流的學術共同體組織，我國各學科專業學會匯聚了高校教師、科研機構人員、高校行政管理人員、政府部門人員以及相關行業人員等多方面的專業性人員，可以為高?？蒲性u價主體的選取提供有效資源。因此，我國高校應積極與各學科專業學會合作，以專業學會這一學術共同體組織為主要依托完成多元主體參與式科研評價機制的構建。

4.構建多向度評價方法組合應用的精準評價機制

評價方法是高?？蒲性u價賴以實現的基本手段，因此評價方法的適切性之于高?？蒲性u價質量而言至關重要。國際現行的科研評價方法主要有定量評價方法、定性評價方法以及將定量與定性相結合的綜合評價方法三類，而無論何種評價方法都有其自身的優點與局限性，如“文獻計量法”作為一種定量評價方法，雖然其確實為高?？蒲性u價提供了一套更為直觀、科學的客觀標準，但其極易導致科研流于形式，學術功利主義滋生的弊端長期以來亦備受質疑。

因此，對于科研評價方法的應用，高校首先應對不同評價方法在科研評價中的作用定位形成準確的判斷，明確各種評價方法的適應域，進而根據所評價教師科研的具體特質，選取與之相匹配的多向度評價方法加以組合應用，揚長避短，相互補充，從而實現對高?？蒲械木珳试u價。例如：在高校教師聘期考核中，其目標之一是評估教師是否勝任自身科研工作，如若單向度地應用同行評議法，基于同行專家所給出的定性意見做出評價難免過于主觀，缺乏客觀性，而如若僅依憑論文發表篇數、課題立項數等計量學指標做出評定又難以對教師科研內涵與貢獻度做出準確判斷，但如若將二者相結合，即在整合同行專家評議意見的基礎上，以h指數、類h指數等量化數據作為參照，二者相互印證，從而形成綜合性的評價意見，這種綜合性的評價結果毋庸置疑會幫助高校對所評價教師能否勝任其科研工作做出更為精準詳實的研判。

本文系北京市教育科學“十三五”規劃2017年度優先關注課題“當代大學發展形態及大學觀的國際比較研究”（項目編號：BEBA17032）的研究成果

參考文獻：

[1]顧海波，趙越.高?？蒲性u價規則變革問題研究[J].科研管理，2017，38（8）：126-133.

[2]謝安邦. 比較高等教育[M]. 桂林：廣西師范大學出版社， 2002：263.

[3]SHI Y G， RAO Y.China’s Research Culture[J]. Science， 2010， 329（5996）： 1128.

[4]劉夢星，張紅霞.高?？蒲性u價的問題、走向與改革策略[J].高校教育管理，2021，15（1）：117-124.

[5]劉易斯·科塞. 理念人：一項社會學的考察[M].郭方，等，譯.北京：中央編譯出版社， 2001：307， 322.

[6]靳玉樂，張良.論高校教師的分類評價[J].國家教育行政學院學報，2016（7）：8-14.

[7]方寶.基于訪談視角的研究型大學教師科研業績考評研究[J].高等教育研究學報，2019，42（2）：69-75.

[8]鄒太龍，張學敏.論我國科研評價體制中的“二律背反”—對屠呦呦獲諾貝爾獎引發爭議的再思考[J].高校教育管理，2017，11（4）：76-82.

[9]朱軍文，劉念才.高?？蒲性u價定量方法與質量導向的偏離及治理[J].教育研究，2014，35（8）：52-59.

[10]彼得·貝格拉.威廉·馮·洪堡傳[M].袁杰，譯.上海：商務印書館， 1994：79.

[11]蔡元培. 蔡元培全集：第三卷（1917～1919）[M]. 杭州：浙江教育出版社， 1997：5.

[12]劉寶存.雅斯貝爾斯的大學教育理念述評[J].外國教育研究，2003（8）：60-64.

[13]FLEXNER A. Universities： American， English， German[M].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30： 5-6.

[14]克拉克·克爾. 大學的功用[M]. 陳學飛，等，譯.南昌： 江西教育出版社， 1993： 96.

[15]劉興凱，梁珣.英國高?？蒲性u估的制度改革、效應及其借鑒意義[J].清華大學教育研究，2015，36（3）：82-88.

[16]奧爾特加·加塞特.大學的使命[M]. 徐小洲，陳軍，譯.杭州： 浙江教育出版社， 2001： 98-99.

[17]武學超，羅志敏.開放科學時代大學科研范式轉型[J].高教探索，2019（4）：5-11.

[18]GASTON J. The Reward System in British Science[J]. American Sociological Review， 1970， 35（4）：718-732.

[19]Higher Education Funding Council for England. Decisions on assessing research impact[EB/OL].（2011-03-11）[2022-02-22].extension：//bfdogplmndidlpjfhoijckpakkdjkkil/pdf/viewer.html？file=https%3A%2F%2Fdera.ioe.ac.uk%2F%2F2004%2F1%2F01_11.pdf.

[20]U.S. Department of Health and Human Services. STAR METRICS-Science and Technology in America’s Reinvestment-Measuring the Effects of Research on Innovation， Competitiveness and Science[EB/OL].[2022-04-02].extension：//bfdogplmndidlpjfhoijckpakkdjkkil/pdf/viewer.html？file=https%3A%2F%2Fsites.nationalacademies.org%2Fcs%2Fgroups%2Fpgasite%2Fdocuments%2Fwebpage%2Fpga_057083.pdf.

（作者單位：北京師范大學國際與比較教育研究院）

[責任編輯：于 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