淺談國內疫情紀錄片創作特征

袁月

摘 要：紀錄片最初誕生于人們對生活事實的客觀記述，是歷史的見證者。在人類文明進程中無數的關鍵節點，紀錄片都參與到群體記憶的構成當中。2020年新冠疫情爆發以來，世界局勢驟變的同時，也涌現出一大批從公共衛生、社會生活、科教科普等各個層面進行探討的紀錄片作品。由于重大公共衛生事件的突發性，以及涉及社會層面問題的特殊性，國內疫情紀錄片創作的特征在不同時空階段也呈現出各自的發展趨勢。

關鍵詞：疫情紀錄片;創作特征;紀錄片敘事

影像誕生于人類對外部世界的客觀記錄，紀錄片因此是最早的影像形式，其基礎功能之一便是對歷史現實的記載。紀錄片的首要天職是記錄，其次是文化反思，最后是文明對話。[1]

新冠疫情自2020年開始在全球范圍內擴散以來，已演變為全人類面臨的一場大災難，必將在人類歷史上留下沉重的一筆。與此同時，此次疫病流行極大地影響了全世界的經濟社會狀態，甚至于社會學家將此作為劃分節點，將人類歷史分為“新冠疫情前的世界”與“新冠疫情后的世界”。

新冠疫情作為重大突發的公共衛生事件，紀錄片也在人類與病毒的對抗中發揮出其歷史見證作用。在2020-2021兩年期間，國內涌現出一大批從不同視角展現人類抗擊新冠病毒的紀錄片作品。一場全球性疫情剖出了一個縱切面，在反映人類生存意志偉大的同時，也成為映刻社會現實的鏡子。

由于疫情期間的紀錄片拍攝面臨特殊的社會環境背景，以及拍攝過程本身的風險性，專業紀錄片人進入疫情前線直接拍攝的條件受到各種限制。因此疫情紀錄片不論是在創作主體、影像形式和制作流程等外在方面，還是在紀錄片影像敘事等內部層面都呈現出諸多新穎之處，值得創作者和學者進行分析和討論。

目前，國內不乏學者研究疫情紀錄片的論文專著，分別從影像分類、傳播效果和議程設置、紀錄片敘事、創作流程等多個角度進行單向分析。但對于這一類型紀錄片的創作特征在時空發展上所呈現的特點，尚且缺乏深入研究。

一、疫情紀錄片創作的外部特征

疫情紀錄片創作外部特征，主要分為創作體裁、創作主體、制作流程這三個方面。

從固有的創作分類來看，國內的疫情紀錄片主要分為新聞片、紀錄故事片和科教片三類。新聞片主要是指在疫情最初的一些前線的影像紀錄，作為新聞內容承擔疫情信息的傳遞作用。官方資料是構成此類紀錄片的主體部分，偏向突出對事實的精準傳遞，如官方媒體對于疫情狀況的一系列跟蹤報道，以民眾自發紀錄素材整合而成的紀錄片作品《武漢，我的抗疫日記》，日本導演竹內亮的《南京抗疫日記》等等。紀錄故事片是在疫情形勢發展過程中，通過跟蹤紀錄了解現場情況，掌握較為全面的信息素材，在確定表達主題的前提下，梳理出較為清晰的醫患、官民等人物關系，將講述具有一定情感立意的故事為落點。該類紀錄片構成了疫情紀錄片最基本的主體，也是大眾共情點最為密集一類疫情紀錄片。代表作如嗶哩嗶哩彈幕網聯合民間影像機構出品的紀錄片《在武漢》，上海紀實頻道出品的《人間世》等?？平唐傅氖请S著工作開展對疫情的了解增加，為滿足大眾對疫情本身性質特點的認識，創作者們從生物科技原理或公共衛生科學層面做知識講解的一類紀錄片。此類紀錄片代表作有騰訊視頻出品的《中國戰疫錄》、優酷平套臺出品的《山河無恙》等等。

從創作主體來看，疫情紀錄片的創作呈現出生產主體多樣化的特點。從特寫角度，身處風暴中心的普通民眾對自身生活狀況的紀錄，在向外界傳遞第一手信息的同時，也成為疫情紀錄片最早的一批創作者。官方和傳統媒體從傳播事實的立場出發，從全局的角度進行紀實影像的創作，是疫情紀錄片創作最具權威的專業機構?；ヂ摼W平臺和商業影像生產機構從影像敘事的側著點出發，貢獻了以紀錄故事片為主體的類型內容，聚焦于疫情背景下的社會關系探討和情感共鳴。

從制作流程來看，疫情紀錄片除了沿用以往的采訪拍攝模式，第一次大規模開創了“云創作”的模式。除了官方和專業媒體人的影像紀錄，普通民眾日常紀錄的手機視頻被吸收進入素材庫，成為疫情紀錄片制作的流程環節之一。值得注意的一點，部分疫情紀錄片采用了“內容眾籌”的短視頻劇集形式，收集大眾在網絡平臺的UGC視頻作為素材的全部來源。如清華大學清影工作坊出品的《手機里的武漢新年》，是與快手短視頻平臺合作，從無數用戶的上傳作品中加以遴選，經過二次邏輯加工重構的紀錄片作品。系列紀錄長片在全面反映現實、生動刻畫人物方面有所優勢，短視頻則使得迅捷傳達信息回應社會關切成為可能，兩者的相互補充改寫了紀錄片傳統的創作方式，“泛紀錄”成為疫情之下紀錄片創作的新特征?！霸苿撟鳌钡募o錄片制作流程打破了時空限制，充分發揮了各方制作人員的專業優勢，同時規避了創作者本身過度的主觀見解，實現了原生態紀錄的回歸。私人化敘事和公共化傳播成為疫情下云創作的典型特征。[2]

二、疫情紀錄片創作的內部特征

疫情紀錄片創作的內部特征主要通過紀錄片影像敘事體現，其中敘事視角是疫情紀錄片創作最富特性的一個維度。

總體而言，國內疫情紀錄片的敘事視角呈現出主流敘事與微觀紀錄相結合的特點，官方全局的事實傳達與公共關系情感的刻畫均有集中表現。出于對真實性的強調，諸多系列紀錄片都在敘事中借鑒“直接電影”理念，強化了對第一視角的呈現，通過當事人對疫情親歷的紀錄和回憶，完成紀錄片”在場效應“的構建?！霸趫觥笨梢远x為傳播技術所促發的在傳播交往過程中能夠意識到與他者共在的沉浸效果。在紀錄片創作領域，“在場”可以被簡單化理解為拍攝主體與被攝對象同處于事件發生的“真實”現場。[3]

國內疫情紀錄片在敘事上集中體現的另一大特點，則是平民化視角與觀察式紀錄的廣泛運用。視角的平民化是指，規避塑造榜樣偶像的陳詞濫調，將鏡頭聚焦于那些親歷疫情、生活軌跡發生變遷的普通人們。觀察式紀錄是指通過參與到普通民眾的日常生活中，以自身體驗理解其思想情感，通過與被攝對象交流還原加深生活真實感，實現紀錄片創作的“參與式敘事”。這種紀錄方式借鑒了“私紀錄片”的思路以第一人稱敘事帶領觀眾進入講述者所經歷的世界中，以真實引發觀眾思考。[4]在眾多的疫情紀錄片中，《好久不見，武漢》是使用這種敘事方式的集大成者。該片全程都由導演出鏡與被攝對象交流，導演的思考與情感也通過這種敘事方式較為鮮明地傳達給觀眾。導演與被攝對象同時出現于影像畫面當中，兩人在鏡頭空間內的互動，使得其生活事件顯得十分鮮活可信。此外，該片選取的拍攝對象，均是親歷疫情并產生人生軌跡改變的個體，他們因疫情遭受營生困境，失去親人，和愛人長久分離或是迎來新的發展機遇，都是被大眾普遍關注的話題，能夠引起廣泛的共鳴。

三、結語

由于題材的特殊性，以及社會背景時空的特定限制，疫情紀錄片尤其突出對“親歷事件”性質的強調。疫情紀錄片的創作特征，也相應產生對應的時空分布特點。

在疫情爆發初始，民間自媒體是其創作主力軍和素材來源，信息傳達與事實還原是第一要義。而后，隨著局勢得到控制，相關的專業制作團隊和機構得以跟進，作細致的線索處理和故事呈現，并在此基礎上從各個層面層級討論疫情這個大主題。疫情紀錄片在創作立意上的時空發展態勢，也形成了一條從傳播事實到關系探討，再到情感表達和社會反思的鏈條。生活在南京的日本導演竹內亮，在疫情發生后拍攝的《南京抗疫現場》呈現出直擊疫情發生后的第一現場，《我們的“疫”天》云創作還原民眾抗疫的眾生相、《好久不見，武漢》以參與式視角帶觀眾體驗解封后的武漢生活，《后疫情時代》以一種思辨態度總結中國抗疫的成功經驗，則全程對應體現了這一鏈條。

參考文獻：

[1]張同道.新世紀中國紀錄片的美學嬗變[J].當代電影，2020（7）：30-34.

[2]趙捷.《今日龍抬頭》：抗疫之下的紀錄片創作傳播新探索[J].中國廣播電視學刊，2020（7）：1

[3]楊雅，喻國明.試論技術現象學視域下“媒介技術在場效應”[J].當代傳播，2018（01）：54-59，74.

[4]孫可佳.泛化的私人影像：作為私紀錄片之新媒體形態的Vlog[J].數字人文，2021（2）：1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