種司諫的“三不便”之諫

晏建懷

北宋第三位皇帝宋真宗趙恒，論武不如其伯父太祖趙匡胤，論文不如其父親太宗趙光義，但在要面子、講排場、比闊氣上卻遠甚于文治武功的太祖太宗。

北宋自趙匡胤黃袍加身、開疆拓土，到趙光義以文治國、統一中原，老百姓終于得一夕安寢，至趙恒與遼國以簽訂“澶淵之盟”，南北講和，海內趨穩，北宋遂迎來一派欣欣向榮。這本是父輩之余澤和萬民所向的時勢所然，但作為一守成之君的趙恒，卻常因此以中興之主自居，認為這種暫時的穩定繁榮歸功于己，內心開始膨脹，且躍躍欲“示”。

對于趙恒的心態，副宰相王欽若洞若觀火，急于邀功的他順勢獻策道：“唯有封禪泰山，可以鎮服四海，夸示外國?！贝私ㄗh正中趙恒下懷。隨后，王欽若偽造“天書”，謊稱“祥瑞”，為封禪杜撰“天意”;宰相王旦率滿朝文武、州官縣吏、少數民族首領等兩萬多人聯名上書，為封禪制造“民意”。本來還有點懾于輿論的趙恒在那些大臣的阿諛之下，如同得到了一個可行的“確認”，心安理得地大造宮觀、大建廟宇起來，東封泰山于前，西祀后土（祭祀地汾陰，今山西萬榮縣）于后，在大中祥符元年（1008）和四年（1011）間，兩次舉行聲勢浩大的“東封西祀”典禮，奢華無止境，花錢如流水，不但勞民傷財，而且給后世開了一個好大喜功、鋪張浪費、奢靡享樂、粉飾太平的惡例。所以北宋后期的奢侈之風，未始不是這種風氣滋長蔓延、愈演愈烈的結果。

但如果趙恒那些“身邊人”頭腦清醒、意志堅定、心地無私、敢于直言，情況或許就是另外一番景象了。同樣發生在趙恒身上的另一件事，便說明問題。

趙恒西祀結束，準備打道回京，途經河中府（治今山西永濟市西南）時，不知是二王宰相們的暗示，還是京兆府（治今陜西西安市）地方官員別出心裁的“阿從上好”，該府當時竟有三千多名老百姓聯名具表上書，請求趙恒臨幸長安，并在表中執意懇求道：“漢唐舊都，關河雄固，神祇人民無不望天光之下臨也！”天地神明和故都百姓無不盼望皇帝的親臨巡視，其情何殷殷，其意何切切。趙恒信以為真，那山呼萬歲、兆民擁戴的自豪感又一次讓他躍躍欲“臨”。

不過趙恒也知道，皇帝臨幸，不單是萬人空巷那么簡單，實在是“極不簡單”。因為萬人空巷，同時也意味著“萬庫掏空”，是需要役人無數、耗資巨萬的。因此，趙恒內心膨脹之際，卻也意猶未決，又一次需要一個名正言順的“確認”。于是，他特將時任左司諫、正在老家為兄長治喪的名士種放召至行在之地河中府，親自垂詢道：“此幸該臨不該臨？”

趙恒身邊不乏顧問大臣，為何如此舍近求遠而鄭重其事呢？不過是為了討個心安理得的準信，以消弭內心的忐忑和潛意識中的某種不確。誰知種放一聽，不僅未如王欽若、王旦一樣投其所好，乘機獻媚，反而諫諍道：“大駕此幸，有不便者三：陛下秉持‘以孝治天下’，封禪郡岳之際，卻久拋宗廟，游歷別都，于孝有闕，此為不便者一;陛下駕臨，百司供應，牽扯方方面面，時值晚春，蠶收麥熟，影響農務，此不便者二;陛下巡幸，重臣隨駕，精兵扈從，京都為之一空，易造成民心不安，此不便者三?！?/p>

趙恒聽完種放有理有據、入木三分的諫言后，愕然改容道：“怎么百官臣僚之中，無一人一語及此呢？！”

種放為之一笑道：“陛下出巡，重臣扈衛責任在肩，不過祈禱道清人止、典禮順利、頌圣聲整齊響亮而已。陛下有令，只管行，不管可行不可行，可行與否，須陛下自悟啊?！?/p>

趙恒一聽，連連點頭。

于是打道回京，再也不想什么臨幸古都、萬民歡呼之事了。

我們讀千年之史，常常感嘆歷史既為發展史，有時亦為帝王對老百姓的“折騰史”。面對這種折騰，翻遍史籍，歷代所少有的就是類似“三不便”的真直之諫，多的是王欽若、王旦之流的奉承和逢迎。其實啊，趙恒內心并非不知此行的“三不便”，否則，他就不會召來正在治喪的種放了，只是他喜歡山呼萬歲的虛榮心在作祟，何況還有三千關中百姓的邀迎恭請？但他到底還是下不了決心，在虛榮與勞民之間，他還需要一個最后的“確認”，做得做不得有一個參照，聽了大臣的意見;做好做不好有一個退路，聽從的是大臣的建議。在種放的直言力諫下，趙恒終于打消了巡幸之舉，畢竟人言可畏嘛。

諸葛亮在《前出師表》中有言：“親賢臣，遠小人，此先漢所以興隆也;親小人，遠賢臣，此后漢所以傾頹也?！闭f明手握生殺予奪之權的君主，在其決策時聽從什么樣的人的意見和建議是一件十分重要甚而影響深遠的事情。如果趙恒身邊多幾個像種放一樣頭腦清醒、敢于直言的大臣，并形成一種導向和常態，那些勞民傷財的所謂“盛世謊言”便幾無滋生的源頭和空間，后來宋徽宗時代的窮奢極欲和“聯金滅遼”的顢頇昏招或許得到及時諫阻也不是沒有可能。這樣，其勞民、擾民、傷民、害民之舉將減少到最低，國家也會在安定祥和中實現真正的海晏河清。

然而“親賢遠小”就能在歷史的得失對錯上一語定乾坤嗎？非也。對于帝王來說，所謂親小遠賢，或親賢遠小，不過他們一念之間的事情，但在這一念間起決定作用的，還是為人君者為人施政的立足點和岀發點。倘從一己私心出發，為逞一時之欲而不管不顧，膽大妄為，則必然勞民無算。導致了禍患甚至貽害無窮后，又每每將這“勞民傷財”的賬算在身邊大臣們的頭上，“天寶之末，姚、宋何罪”呢？這種行為說輕點是責任上的張冠李戴，說重點就是嫁禍于人了。正因為這種慣性思維，歷史上便有劉邦所謂“有善歸主，有惡自與”的強盜邏輯，功則歸己，過則歸人，做好事的鮮花都冠之于自己，做壞事的責任都推給大臣——所謂“小人”。

其實，歷朝成敗得失，與君主們自己的責任擔當是直接相關的，自己無責任、逞私欲、無作為、亂作為，懲罰便在不遠處、不久時等待著，故“其興也勃焉，其亡也忽焉”。作為肱股大臣，立朝從政固然要事君以忠心，諫君以忠言，但責任上他們畢竟只是“輔”，不是“主”。因而這種“歷史的壞賬”不能算在只是“匡正主體”而非“治理主體”的大臣們身上啊，故歷史學家唐德剛先生說：“士君子為政，治國安邦，自應有其立身從政的原則與主見，而曰為小人所誤，終是掩耳盜鈴，自欺欺人而已?！闭\哉斯言！

丫嬋爸/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