淺析英國的文化遺產保護實踐現狀及問題

莊詠珺

摘要：從19世紀末期英國人對文化遺產逐漸產生保護意識，到陸續制定較為全面的法律法規架構，再到與社會的現代化進程相適應，英國的文化遺產保護工作漸成體系，但在實踐中如何實現英國獨有原則依然有待探索。本文對英格蘭的圣保羅大教堂及其保護實踐進行研究，總結經驗和提出問題，比如遺產保護體制改革尚未完成，在修繕文化遺產的同時如何凸顯歷史價值，如何強調文化遺產與培育民眾保護意識的聯系等等。

關鍵詞：圣保羅大教堂;文化遺產;遺產保護

英國是由英格蘭、蘇格蘭、威爾士、北愛爾蘭以及一系列附屬島嶼組成，以英格蘭的文化遺產保護領域最有代表性。英格蘭的圣保羅大教堂位于紐蓋特街與紐錢吉街交匯處，最早建于公元604年，現屬于天主教教會管理和維護的巴洛克風格建筑。從13世紀至15世紀，教堂經歷多次修繕美化;直至1666年受到大火的重創。教廷在重建時，基于所有文字和繪畫資料，盡量還原以往結構和規模，得到眾多國家在資金、人力和建筑材料上的支持;在17至18世紀，經設計師克里斯托弗·雷恩爵士設計重建，最終在1710年建成。本文也是從英國文化遺產保護工作的發展歷程展開，從而落腳到將英格蘭的圣保羅大教堂作為研究主體探討其保護現狀。

一、英國文化遺產保護工作的發展歷程綜述

英國自十九世紀末期以來將對保護歷史文化環境和遺產奉為圭臬，分為古跡、登錄建筑和保護區三個層次以實現針對性保護 。英國的文化與自然遺產保護工作大致分為四個發展階段，第一個階段是從1882年制定第一個保護法到20世紀中葉第二次世界大戰，包括1994年環境部的古建筑調查小組正式組建完畢，1946年中央政府為其確立四條登錄建筑的篩選標準;第二個階段是不斷完善法律法規和保護范疇的深入階段，其間1967年《城市文明法》明確保護區的定義和范圍，1971年切斯特古城率先設立與負責歷史文化遺產保護有關的專職官員保護制度，英格蘭歷史建筑和紀念物委員會于1984年成立;第三個階段是規劃保護內容的滲透和完善階段，大致是從1985年到2000年遺產體制改革的開端;第四個階段是遺產保護的改革階段，自2000年關于歷史環境保護政策的研究報告《場所的力量：歷史環境的未來》公布至今。

英國文化遺產保護的組織架構分中央、地方以及非政府三種形式，服務范圍也是從國際到國內、地方到個人，結構合理，靈活機動 。中央和地方的責權界限明晰，負責文化遺產保護工作最高權力機構是文化、媒體與體育部，在地方文化遺產保護上代表絕對權威的是各級文化遺產行政管理部門。參與文化遺產研究與保護的民間團體或組織也活躍其中，如英國古建筑保護協會——英格蘭遺產，管理著400多處對外開放的國有歷史遺產，其經費主要來源于文化、媒體及體育部撥款。

英國目前擁有相對完備的相關法律體系，立法保護對象也擴大到建筑、保護區、自然環境和人類的環境，已制定幾十種相關法令、條款，主要如下：1882年《古跡保護法》及其1900年修正案，1913年《古建筑加固和改善法》及其1931年修正案，1933年《城市環境法》，1944年《城鄉規劃法》及其1968年、1972年修正案，1953年《古建筑及古跡法》，1962年《城市生活環境質量法》《地方政府古建筑法》，1967年的《城市文明法》及其1974年修正案，1969年《住宅法》以及1990年《登錄建筑和保護區規劃法》，1984年《保護世界文化和自然遺產公約》，1994年《規劃政策指引》。

二、圣保羅大教堂的保護與管理現狀

（一）政府實施保護理念的先進性

從中央統一領導、立法到地方政府明確責任，政府在保護理念上表現出合理、靈活的特征。倫敦市政府主要是在中央政府的監督下，由有關規劃單位擔負核準開發規劃、審批保護資金和文物維修經費事宜，對文化遺產以保護為主，采取經濟建設、城市發展均服從于文化遺產保護，強調在保護的前提下發揮文化遺產的精神文化與教育功能，同時促進當地旅游經濟發展。

在城鄉規劃建設層面，倫敦市政府保持了區域性保護的完整性，結合城市發展規劃，保護地段的整體區域和歷史環境。英國《文物保護法》規定，建筑及周邊的花草樹木都劃歸為歷史景觀的一部分，且周邊新建建筑必須和歷史建筑相協調。為保護圣保羅大教堂的領空意象，市政府曾先后頒布《圣保羅大教堂高度控制》《倫敦市重建規劃》《大倫敦發展規劃》等一系列政策來控制各地段建筑高度。

（二）教會日常管理的專業化

教會日常需要負責的工作包含服務游客，對信徒、唱詩班、工作人員等的堂務管理和人事管理，對教堂的清潔、翻新、防火防盜，對文物的保存整理和修復，輔助自給自足的運營和財務管理。

服務游客的范圍有開門迎客與閉館、參觀過程的紀律監管、售賣門票、經營地下一層的紀念品商店等等，周一到周六早上八點半到下午四點半準時開放與閉館，周日帶領信徒禮拜不對外開放，為游客提供語音與視頻導覽服務，提示游客教堂內不允許拍照與錄像、著裝正式等禮節問題。堂務管理通常在信徒間推舉出堂管會的成員決定處理，包括在政府的監管下嚴格按照有關規定使用、經營宗教場所，公開賬目，購置器物，處理工作補貼等各項事務，安排圣工組、主日學、詩班、禱告組、招待組、后勤組、弟兄團契、神職人員等人員，執行堂管會的決定。圣保羅大教堂的全部支出由教會指派的籌資委員會，招募私人捐獻和社會其他投資，很少能爭取到專門用于文物保護的慈善基金。

（三）公眾參與方式的多樣化

圣保羅大教堂的保護工作除教會參與之外，也需保護團體與民間組織等多方力量的積極協助，由此成為社會文明的一部分。例如英國圣保羅大教堂的內部裝飾和墻面的清洗，由倫敦Hare & Humphreys Ltd公司承擔的。這家公司已經有25年的歷史，獲得皇家認證頭銜，業務范圍不僅有文物修復，還涉及建筑內部的裝修設計，從文物出土時的現場保護，到博物館的館藏維修，甚至是最后的展陳設計，文化衍生品的制作生產。

包括圣保羅大教堂之內的英國歷史文化遺產保護已經成為持續性的“群眾運動”。至1975年，英國登記的保護團體已達1250個。比較有影響的保護組織有古跡協會、不列顛考古委員會、古建筑保護協會、喬治小組、維多利亞協會等全國性組織，皇家美術委員會、不列顛皇家建筑師協會等半官方機構，倫敦文物家協會、國家美術及裝飾協會聯合會等全國性文化團體。民間學術團體對英國的歷史文化遺產保護立法起到巨大推動作用，例如在古建筑保護協會的活動下，1882年英格蘭頒布了《古跡保護法》;再如英格蘭環境部規定的五個全國性保護組織，都在一定程度上介入了法律保護程序。

三、保護問題

英國1984年5月加入《保護世界文化與自然遺產公約》的締約國行列，現坐擁32項被批準列入《世界遺產名錄》的世界遺產，在數量排行榜上居世界第8位。從歷史文化遺產保護的數量和質量來看，英國是名副其實的文化遺產保護大國和強國，既合理承襲文化遺產在歷史價值和藝術價值上的先天優勢，又溫和改善遺產在現代家居實用價值的劣勢，巧妙融合傳統文化和現代文化，可概括為三個特點：其一，尊重歷史的文化傳統，實施行之有效的法律和細致入微的監管，由政府引導社會成員廣泛參與保護文化遺產，借助民間與市場力量提供多樣化的資金和管理支撐;其二，強調法律與規章的可操作性，分散而有針對性地立法規制;其三，注重文化遺產與地域的聯系，加強區域性保護，通過城鄉規劃對歷史建筑實施整體保護。

然而目前，以圣保羅大教堂為首的英格蘭文化遺產還存在五個問題：一是遺產保護體制改革尚在進行之中，當前法律體系尚且不足夠應付當前出現的各類問題，“主要是針對不需要立法支持的內容，需要等待《遺產保護法案》的正式出臺以及之后的系統運作模式的轉變，以及與各級政府和部門團體的合作，比如地方政府部門遺產從業人員的能力建設” 。二是地方政府所凝聚起自身的協同力量不夠強大，可采取積極方式促進區內歷史環境的管理和狀況監測，在各自的管理框架內任命歷史環境維護者，發揮公職人員的作用，從而保證歷史環境在政策、規劃、戰略及目標制定中發揮重要作用。

三是部分文化遺產經營創收方式單一。不同于各國鼎力支持的昔日，像圣保羅大教堂只靠門票收入和社會籌資難以生存，例如最近一次的翻新支出需4000萬英鎊，但籌集工作耗時許久，可仿照其他教堂進行星期天教堂服務等多樣化的經營創收。如英格蘭安立甘宗教堂保護信托基金通過出租教堂空間留訪客過夜，既賺取教堂的修繕費用，也讓訪客享受"躺在真正古老的空間”。再如建于中世紀的圣瑪利教堂，為民眾提供49英鎊可在平日到教堂住一晚、59英鎊在教堂度周末一晚的服務。

四是培育民眾的保護意識不夠，多地不足以重視對群體價值的保護，對"引導變化而非阻止變化"始終持有消極的態度。五是在修繕或修復文化遺產的同時，在“修舊如初”、“修舊如舊”、“修舊如固”、“以新補新”之間，難以抉擇修繕的原則，以凸顯其歷史價值為主，抑或以新時代的創新為核心，又或者以實用性為考量。

參考文獻

[1]劉愛河.《英國文化遺產保護成功經驗借鑒與啟示》，《中國文物科學研究》，2012年第1期.

[2]葛建偉.《英國文化遺產管理措施對我國非遺保護工作的啟示》，《中國多媒體與網絡教學學報（中旬刊）》，2020年第2期.

[3]劉愛河.《英國文化遺產保護成功經驗借鑒與啟示》，《中國文物科學研究》，2012年第1期.

[4]楊麗霞.《英國文化遺產保護管理制度發展簡史》，《中國文物科學研究》，2012年第1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