盛京將軍耆英與增祺比較研究

張懿桐　金龍云

【摘要】耆英與增祺同為晚清時期的盛京將軍，也曾在不同時期代表清政府和外國侵略者簽訂一系列不平等的條約，被當時的人民稱為“賣國賊”。本文將耆英與增祺二人進行初步的比較，二者在上任前皆不可避免地面臨著一系列的混亂局面，其在職期間的重要活動更揭示六十年里盛京的發展、淪陷、重建的過程，應對二人的所作所為予以客觀的評價。

【關鍵詞】耆英;增祺;盛京將軍

【中圖分類號】K877? ? ? ? ? ? 【文獻標識碼】A? ? ? ? ? ?【文章編號】2096-8264（2022）18-0050-03

【DOI】10.20024/j.cnki.CN42-1911/I.2022.18.015

盛京作為清王朝興起的都城，備受清政府的重視，清入關后設盛京為留都，為統帥旗下軍民，遂設立專門的官職進行統一的管理。在這樣廣袤的土地上，清末時期的中國遭受了前所未有的動蕩，外有侵略者覬覦我國領土，內有起義、改革運動等大規模爆發。面對如此的混亂局面，耆英與增祺分別在道光十八年（1838年）和光緒二十四年（1898年）上任，其所作所為在清末的歷史上烙下了難以磨滅的印記，更遭受了后人激烈地討論。本文通過對盛京將軍耆英與增祺的研究，著重分析并比較其二人在盛京的活動，從而助益于相關研究。

一、耆英與增祺的出身

耆英全名為愛新覺羅·耆英，字介春，滿洲正藍旗人;增祺全名為伊拉里·增祺，字瑞堂，滿洲鑲白旗人。雖二者同為下五旗出身，但究其根本仍大有不同。據《清史稿》中記載，“耆英以蔭生①授宗人府主事，遷理事官。累擢內閣學士，兼副都統、護軍統領?！盵1]耆英出身于清朝宗室，是多羅勇壯貝勒穆爾哈齊六世孫，其父更是嘉慶朝東閣大學士祿康，足以見出身顯貴。反觀增祺，據《清史稿》中記載，增祺為“密云駐防。以佐領調黑龍江，佐練兵事”[2]。增祺雖然出身于滿族“老姓”伊拉里氏，亦是滿族貴姓，但同耆英相比，后者的出身仍高于前者，不可混為一談。

二、耆英與增祺任盛京將軍前的工作經歷

清政府在面對內外動亂之時所任命的盛京將軍自是為官期間而大有作為之人，耆英與增祺就是如此，二人在就任盛京將軍前的工作經歷極為豐富。

耆英，“道光二年，遷理藩院侍郎，調兵部。四年，送宗室閑散移駐雙城堡。五年，授內務府大臣，歷工部、戶部。七年，授步軍統領。九年，擢禮部尚書，管理太常寺、鴻臚寺、太醫院，兼都統。十二年，畿輔旱，疏請察吏省刑，嘉納之，授內大臣。十四年，以管理步軍統領勤事，被議敘。歷工部、戶部尚書。十五年，以相度龍泉峪萬年吉地，加太子少保。命赴廣東、江西按事。十七年，內監張道忠犯賭博，耆英瞻徇釋放，事覺，降兵部侍郎。尋出為熱河都統”[1]。上述可見，耆英從二品理藩院侍郎到從一品禮部尚書，再因嘉納授正一品內大臣，后因事降至從二品兵部侍郎，在這十六年的工作歷程中，耆英既迎來了事業的頂峰期，亦經歷波折重回至原位。

增祺，“密云駐防。以佐領調黑龍江，佐練兵事，歷至齊齊哈爾副都統。光緒二十年，署將軍。二十四年，擢福州將軍，充船政大臣，兼署閩浙總督”[2]?？v觀增祺的工作歷程，光緒二十年（1894年）前，他從一個密云駐防部隊的成員，逐漸統領二百軍人，繼而晉升至齊齊哈爾副都統，足以可見增祺的能力是受清政府重視的。也正因如此，清政府擢升增祺為駐福建八旗駐防兵的最高長官，兼閩浙總督，其地位、權利遠遠超乎當地的所有官員。

不難看出，正因其二人在為盛京將軍之前對治理某一地區的經驗頗豐，故此，清政府才將盛京之地的重要官職授予給耆英與增祺。此外，耆英在就任前曾有過錯誤的治理舉動，繼而被清廷降職，而增祺則是腳踏實地，步步穩打，足以可見二者的不同。

三、耆英與增祺任盛京將軍時的局勢

耆英與增祺在任盛京將軍時，清政府都在不同程度、不同層面上面臨著外有侵略內有起義的混亂局面。

（一）耆英任職時的國內外局勢

19世紀初，工業革命的興起，促使資本主義工商業迅速發展，工業產量也日益增長，為了占領更多的原材料供應地，各資本主義國家逐漸萌生了對外擴張的念頭。而此時的清朝處于衰落期，封建社會的影響深厚，長期的閉關鎖國更是嚴重阻礙了清王朝政治、經濟等方面的發展，以農業作為主要的生產方式，逐漸拉開了與資本主義國家的經濟實力差距。與此同時，中英之間的貿易發展至單箭頭輸出，清政府拒絕英國商品的輸入，使得中英之間的貿易順差發展迅速，引起了英國的極大不滿。正因如此，此時占地面積廣袤、防御體系并不完善的中國成了資本主義國家覬覦的頭號目標。

為了改變這樣的貿易逆差，19世紀20年代，英國決定向中國走私大量的鴉片，以獲取最高程度的暴利。面對國內人民沉迷于鴉片，無心于生計，軍隊戰斗力驟減等問題，清政府一直在各地推行禁煙的運動。道光初年，隨著鴉片走私逐漸朝著不可控制的方向發展，道光帝下詔嚴禁鴉片貿易。道光十四年（1834年），英國船隊為保護鴉片貿易，未經稅官批準擅闖虎門，經清軍堅決抵抗，最終以失敗告終。次年，清政府下令增定《防范外夷章程》，章程中明確表述“外國兵艦不得駛入省河，否則停止貿易;禁止外人偷運槍炮、私帶婦女、水手等進入廣州，否則嚴加懲處;外國船舶駛入，應有行商承保;嚴禁在廣州以外任何地區進行貿易”，這四點要求的本意則是阻擋英國向中國大量走私鴉片的道路。道光十六年（1836年），隨著鴉片走私日趨嚴重，清廷內部就禁煙一事掀起一場“弛禁”與“嚴禁”之爭。時至道光十八年（1838年），走私鴉片一事仍舊愈演愈烈，更在一定程度上威脅了清王朝的統治，對此清政府下令在全國范圍內大力開展禁煙運動，嚴懲鴉片走私販。十一月，清政府委派湖廣總督林則徐赴廣東主持禁煙的各項事務，其雷厲風行“嚴禁”鴉片的舉動，使得鴉片被大量清繳，給當時的清王朝帶來一定的生機。道光十八年（1838年），在林則徐禁煙活動的影響下，清政府授耆英為盛京將軍，處理盛京的鴉片事務。

（二）增祺任職時的國內外局勢

自兩次鴉片戰爭后，西方國家侵占我國領土，一系列不平等條約更是引發了農民起義，社會矛盾激化。同時，鴉片貿易的合法化使得大量的白銀外流，清王朝逐漸走向衰敗。為挽救搖搖欲墜的清王朝統治，部分官員吸收了西方文化的熏陶，開展了以“富國強兵”為目標的洋務運動，北洋海軍應運而生。然好景不長，光緒二十年（1894年）中日甲午戰爭爆發，歷經三十余年的洋務運動及北洋海軍最終化為泡影，《馬關條約》的簽訂更使得國家主權淪陷，大量領土喪失，清王朝成了列強瓜分的重要對象。光緒二十二年（1896年），面對列強的不斷侵略，清王朝只好尋求俄國的幫助，見此情形，俄國遂以“中俄共同防止日本侵略”為由，與清王朝簽訂明為幫協、實為覬覦中國東北地區的《中俄密約》。光緒二十三年（1897年），一條俄國意在穿過東北地區、連接遠東重鎮的東省鐵路正式動工。

光緒二十四年（1898年），清政府旋遷福州將軍增祺任盛京將軍。盛京作為清朝發祥之地，順治十三年（1657年），清政府以“奉天承運”之意在盛京設奉天府，“奉天”二字更顯此地對清王朝而言尤為重要。通過對比耆英與增祺任前的國內外形勢，二者任命時皆面臨著清王朝內憂外患的困頓局面，盛京更甚。然不同的是，二者任盛京將軍的時間相差近六十年，隨著外國侵略者不斷向中國挺進，耆英所面臨局勢的復雜程度，遠不及增祺就任時期，盛京的危機也愈漸加深。耆英要處理的事務，多為鴉片貿易給盛京帶來的不良影響，而增祺面臨的則是外國侵略者意圖將盛京歸己的不斷介入。無論當時所面臨的局勢如何，耆英和增祺就任盛京將軍都是清政府意在治理盛京，收拾殘局，更為維護國家主權而做出的重要決定。

四、耆英與增祺任盛京將軍時的主要活動

（一）盛京將軍耆英任時的主要活動

1.行“嚴禁”之策

道光十八年（1838年）正月，兩廣總督鄧廷楨向清政府奏明當地剿收走私鴉片的匪徒情況，更顯林則徐“嚴禁”的成果。同月，鴻臚寺寺卿黃爵滋向清政府奏言稱，自道光三年以來，鴉片走私嚴重，大量白銀外流，國內更有婦女、僧尼、道士等人吸食，尤其是“盛京等處，為我朝根本重地，近亦漸染成風”[3]32。由此，面對全國性禁煙運動的廣泛開展，引起了清政府對盛京之地的重視，耆英出任盛京將軍，著手辦理盛京禁煙一事。

耆英接手盛京事務后，正是道光帝禁煙最為嚴厲的時期，自上任以來，耆英詳查了盛京當時吸食鴉片的情況，認為“各省之流毒貽害，無非由因循疲玩所致”[4]，且“盛京為根本重地，較之他省尤為緊要”[4]，耆英表示如若依據盛京的社會實情調整禁煙手段，則不可過于急切。首先，耆英表明“嚴禁”應“查拏販食鴉片煙人犯，得旨，必當嚴拏究辦，不可疏縱”[4]。同時，耆英將盛京當地的覺羅總族長、內務府三旗佐領、滿洲蒙古、漢軍各協領及上下所有的兵丁在內，都應一視同仁，“詳細查明，造冊呈報，以憑稽查”[4]。其次，耆英表明，為防止官員徇私枉法，隱瞞查辦實情，他規定“從重定擬具奏并將查報不實之該管官員嚴加參辦”[4]。此舉一出，盛京“嚴禁”一事開展如火如荼。第三，以旗民十家為單個組別，若其中有一人吸食鴉片未報，則其余九家一并連坐，各家各戶不敢不從。最后，耆英表明盛京之地“為閩廣船只往來貿易之地，五方雜處最易藏奸”[4]，冬日水路不通時便繳獲煙土近二千四百余兩，如若入春消雪，后果則不堪設想。對此，耆英未雨綢繆，嚴令盛京各地官員于四處嚴加看守，“尤當加意防堵，毋令載私偷入”[4]。

2.盛京“海疆戒嚴”

因清政府禁煙運動的開展，嚴重侵害了英國的既得利益，中英矛盾愈加激化。道光十九年（1839年）第一次鴉片戰爭爆發，英國艦隊大肆挺入中國海域。道光二十年（1840年），英艦逐漸北上，繼而駛入奉天洋面，先后游弋山海關、秦皇島等處，亦給盛京周圍的海域帶來了極大的沖擊。耆英奏稱“在該城?？?，見有來船二只，在八岔溝外洋游弋……委系夷船二只，白色桅篷，船身較大，在二三十里外洋面游弋”[3]430，由此，海疆戒嚴，耆英奏請清政府以“疏請旅順口為水路沖衢，當扼要籌備”[2]，錦州、山海關等地皆設防，以備不時之需。與此同時，加大了盛京海防的力度，不僅組織當地的士兵，還招收奉天沿海的居民，充實軍隊和防御強度。但“奉天沿海居民，向多服田力穡。雖有捕魚之人，祇能于風平浪靜時入水捕魚，不能久伏海底，亦不能于水面有所施展”[5]，為此，耆英決定加以督練，鞏固海防。

（二）盛京將軍增祺在任時的主要活動

1.查辦中日甲午戰爭中的盛京冗官

中日甲午戰爭后，列強掀起了瓜分中國的狂潮，清王朝走向衰敗。此戰中，清軍的炮火、船只及軍隊人數皆不敵日本，軍隊的戰斗力難以支撐，盛京尤甚。光緒二十五年（1899年），新任的盛京將軍增祺注意到，盛京的仁字、育字兩個軍隊之所以戰斗力低下，無外乎是官員疏于管理，廢弛營務，其副都統榮和、壽長皆難辭其咎。增祺遂奏請清廷嚴加查辦，“交部治罪，軍制肅然”[2]。

2.簽訂《奉天交地暫且章程》

光緒二十六年（1990年）五月，北京城被八國聯軍攻陷，俄國決意以武力侵占東三省。此后不久，黑龍江、吉林兩地逐漸攻陷、遼陽失守，“旅順、大連既轉歸俄租，復筑鐵道，沿路皆駐俄兵”[2]，增祺見多次議和無果，盛京難保，遂生逃離之心，未料正中俄國下懷。俄方遂單方面擬定《奉天交地暫且章程》，“盛京將軍與傀儡無二，只是名義上的最高官員，奉天省全省的行政、軍事大權實際上歸于俄國，奉天省已無主權”[6]。

增祺本無意簽訂此等喪權的條約，然盛京內的軍隊早就沒有抵抗之力，清政府在重壓之下更無心支援。隨著俄國軍官的一次次威逼利誘之下，增祺不得已與俄國簽訂《奉天交地暫且章程》。也正因此，清政府認為增祺“以荒謬交嚴議，詔革職，尋仍留任”[2]，也是增祺后來被冠上“賣國賊”稱號的緣起。

3.賑撫東三省難民

光緒三十年（1905年），在侵略者的大肆入侵之下，東三省民眾四下逃散，涌至盛京一帶，饑荒、戰亂等帶給民眾的痛苦不可只字而語。增祺為招集流亡民眾，重建盛京，遂開辦籌濟局以作難民安撫之用?？蓱馉帋淼奈：h不止于此，因民眾間受傷者甚多，增祺遂聯合萬國紅十字會在盛京內設立醫院，醫治難民。此外，為解決難民溫飽問題，又開設粥廠，籌糧籌款，意在商民復業。雖然在救災的途中受到了重重阻礙，其所設和實情原不及增祺所想，但仍為當時的盛京帶來了不可小覷的影響。

與此同時，為了重建盛京，增祺的舉措遠不止于此。政治上，他“頗留意吏治，先后增設洮南、海龍、遼源、開通、靖安、西安、西豐等府縣”[2];經濟上，則“凡牧廠、圍場及蒙荒，逐漸放墾。奉省財政素絀，徵榷一切，向無定章，咸豐后始辦貨釐，光緒初始辦鹽釐。增祺銳意清理，籌辦糧、酒、煙、藥各稅，明年規章，變通鹽法，就廠徵稅，歲入漸增”[2];社會治安上，增祺“尤嚴治盜，以增官設治為弭盜清源之本”[2]。光緒三十三年（1910年），清政府授增祺為寧夏將軍，可見其戰后所做，皆被清政府予以了認可。

通過比較盛京將軍耆英與增祺任時的工作表現，雖事不如愿。但是二者在一定程度上改善了當時盛京的混亂局面，二人有所作為，更得到了清政府予以的肯定。不同的是，耆英的重點在于發展盛京，而增祺重點則在于重建盛京。

綜上所述，六十年的時間里，作為清王朝的發祥之地，盛京遭遇了前所未有的危機。而在此時走馬上任的盛京將軍耆英與增祺，盡管出身不同、活動重點不同，但其任職前所面臨的內憂外患的局面、任時所經歷的重大活動、抑或是任后世人給予的評價，都不可否認的存在一定的相同之處。雖然，耆英在任后代表清政府與英國簽訂了《南京條約》，增祺在任時被迫與俄國簽訂了《奉天交地暫且章程》，二者成了百姓口中的“賣國賊”，但對于二人的部分所作所為，應遵從歷史原則予以肯定，更警醒后人吸取教訓。

注釋：

①“蔭生”，指代憑借上代余蔭而取得監生資格的人，這是皇室官員子弟的直通入仕政策。

參考文獻：

[1]趙爾巽.《清史稿》卷三百七十·列傳一百五十七·宗室耆英傳.

[2]趙爾巽.《清史稿》卷四百五十三·列傳二百四十·增祺傳.

[3]齊恩和等整理.籌辦夷務始末 道光朝 第1冊[M].北京：中華書局，1964.

[4]中華書局影印.清實錄 第三七冊 宣宗成皇帝實錄（五）道光十五年至十九年[M].北京：中華書局，1987：781.

[5]中華書局影印.清實錄 第三八冊 宣宗成皇帝實錄（六）道光二十年至二十三年[M].北京：中華書局，1987：561

[6]揣亞男.庚子事變前后增祺與東北政局之關系研究[D].蘭州大學，2020：31.

作者簡介：

張懿桐，女，漢族，吉林大安人，長春師范大學碩士研究生在讀，研究方向：中國專門史。

金龍云，男，漢族，江蘇鹽城人，副教授，歷史學博士，長春師范大學歷史文化學院，研究方向：美國外交史、東北亞國際關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