經濟杠桿和經濟增長的動態相關性探討

摘 要：我國經濟水平的快速提高，各項寬松經濟政策的實施，加大了對經濟增長的刺激，同時也促使宏觀經濟杠桿率不斷上升，使得經濟面臨一定的系統性風險，同時也導致政策傳導效能受到了阻礙。若是結合我國當前經濟狀況，采取緊縮政策調控或結合社會發展現狀控制杠桿水平降低社會總體債務的擴張，則會在很大程度上使經濟增長受到抑制，增大經濟下行壓力。因此，基于目前我國經濟增長與經濟杠桿的現實，只有不斷推動經濟向高質量的方向發展，才能夠加快實現宏觀經濟的穩定。本文通過對我國宏觀經濟杠桿的變化及經濟增長的關系進行分析，并結合現狀有針對性地提出些許建議。

關鍵詞：宏觀經濟;經濟杠桿;經濟增長;動態相關性;杠桿率

本文索引：余運福.<標題>[J].商展經濟，2022（10）：-026.

中圖分類號：F124.6 文獻標識碼：A

從2009年至今，我國經濟水平及各地方的經濟杠桿率波動均為上漲的趨勢。自2008年金融危機以來，各項經濟政策的作用受到了一定程度的刺激，地方債務規模開始較大幅度擴張。隨著經濟增速的腳步逐漸放慢，經濟杠桿率普遍呈現上升的趨勢[1]。因此，只有加速實現宏觀杠桿的穩定，在相對彈性的流動之下，我國經濟政策的實施才可能具有可傳導性與可持續性，才能夠進一步緩解當前社會債務的結構性矛盾，促進我國經濟實力穩固增長。

1 宏觀經濟杠桿的作用與結構性特征

1.1 宏觀經濟杠桿的作用

宏觀經濟的穩定杠桿作為推進供給側結構性改革的重要內容，隨著國家2018年開始強調，要通過結構性去杠桿的思路逐步實現穩杠桿。但是這樣一來就意味著，結構性去杠桿，不僅能夠解決穩杠桿側重結構性的問題，還可以促進經濟結構與發展方式保持統一;另一方面，一刀切的現象要被反對，并隨著全面的對金融貸款的收緊，使得行業及領域開始選擇去杠桿的范圍及其實現的形式，最終得以實現宏觀經濟杠桿與經濟增長的平衡協調與穩定[2]。

1.2 宏觀經濟杠桿的結構性特征

2015年以來，隨著政府去杠桿各項政策的落地實施，我國的債務率上升趨勢有一定的緩和。就當前結構來說，其債務率的穩定主要受宏觀經濟杠桿的影響才會有所下降，然而隨著資本產出比不斷上升，其投資效率將會進一步惡化。因此，可以看出這種去杠桿的形式都是以壓縮投資需求為代價，所以在一定程度上會影響經濟增長，同時還有可能會導致去杠桿和穩增長兩者之間出現難以協調的矛盾。當前相對政策將去杠桿向穩杠桿方向轉變，不僅能夠促進我國有序地開始實行去杠桿，還可以穩定地推進我國經濟增長模式由杠桿向效率的模式轉型。

此外，由于受到不同市場主體的產權屬性及其金融環境和自身發展因素的影響，都使得宏觀經濟杠桿開始呈現結構性特征。

1.3 投資效率與宏觀經濟杠桿率的關系

結合當前企業資本結構理論，企業的杠桿率和投資效率兩者之間存在一定的調整機制。當企業的投資效率變得越來越高，其成長越來越好時，企業面臨的財務風險就會變得越來越低，因此結合債務杠桿的融資方式，擴大企業的業務規模及提升利潤水平就會越來越強;反之，企業會對債務風險的問題更加關注，并開始向降低杠桿率的方向傾斜。所以，當企業的杠桿率和投資效率兩者之間呈現正相關關系時，其所對應的宏觀層面也就是宏觀杠桿與宏觀投資效率同樣呈現正相關關系[3]。

例如：2018年國家出臺了《地方政府隱性債務問責辦法》及加大地方政府專項債券的發行，就明顯說明了雖然通過擴大支出來提升經濟杠桿率，但其中依然存在相對較大的困難。從政府方面來看，應當通過適當的加杠桿來對沖其他相關部門去杠桿所積累下來的經濟下行風險與壓力，并結合相應的減稅降稅政策，幫助企業修復相應的資產負債表，以及對其基礎設施的建設與社保等各方面的短板進行補齊。只有對債務的增長進行穩控，才能在保持經濟增長的前提下穩杠桿。

1.4 經濟杠桿在經濟增長中的門檻效應

部分經濟相對發達的地區，其經濟杠桿對經濟增長具有負向作用力，但也說明了當前我國經濟實力越發達的地區，其經濟金融化程度相對越高，其經濟杠桿就會對經濟增長造成抑制作用，并且隨著影響的上升，其抑制作用效果會越來越明顯。其次，經濟杠桿在經濟增長過程中還存在一定的門檻效應，而其門檻前后具有相對的區別，當整體的經濟杠桿率過高時，經濟杠桿對經濟增長的抑制作用就會隨著杠桿率的上升越來越明顯。反之，經濟杠桿對經濟增長的影響就會隨著門檻效應值的大小進行變化。因此，在當前的經濟新形勢下，為了能保持經濟水平的穩定健康增長，去杠桿是勢在必行的，但是要結合不同區域的實際經濟發展狀況制定相應的去杠桿對策[4]。

2 近幾年我國宏觀杠桿與經濟增長變化關系分析

改革開放以來，我國的經濟連續多年高速增長，一直到2010年經濟總量正式超過日本成為全球第二大經濟體系。但是，由于高速的經濟增長與總量不斷增加，使得我國相對其他經濟體系來說對于貨幣的需求相對較多，同時由于社會融資形式過于單一化及其各項外部因素的制約，使得政府的債務杠桿率不斷呈現上升的趨勢。因此，在不斷促進經濟增長的同時，也使得近幾年的經濟向高質量方向發展過程中存在些許問題。

結合我國近幾十年的經濟發展狀況來看，對于杠桿的依賴性較強。由我國近幾十年的杠桿和經濟增長的變化趨勢可以發現，兩者之間均呈現出明顯的階段性的變化[5]。因此可以將其分4大部分：

第一部分（1995—2003年）：杠桿率和經濟增長協調發展的一個階段

該階段，我國政府的宏觀債務杠桿率一直處于一種相對較低的增長水平階段。而年均杠桿率僅有121.6%，進而充分地說明了我國宏觀債務杠桿的水平和經濟增長的趨勢保持同步。簡單來說就是，隨著杠桿率的穩步上升，帶動了其經濟增長。尤其是固定資產投資率明顯的上升，同時，在杠桿率對其經濟增長產生正向的效應作用之下，我國1996—2003年的GDP增長達到了第一個新的峰值10.04%。同時，固定資產投資振幅也隨之上升到了27.7%，一直到2003年末，我國的宏觀經濟杠桿率達到了149.4%?？梢哉f從當前我國經濟發展的水平來看，該階段的金融擴張對于杠桿率的經濟增長效應具有增強作用。

第二部分（2003—2008年）：短期的穩杠桿階段

經過第一個階段的宏觀杠桿率和經濟增長，從2003年之后，我國逐漸進入了一個短期的穩杠桿發展階段。在這短短的5年之中，我國的宏觀杠桿率的發展穩定控制在了145%上下。但是由于杠桿率開始逐漸下降，其經濟增長與固定資產投資增速也受其影響開始出現下降的趨勢。其次，因滯后效應帶來的不同影響，使得我國GDP快速增長之后，到2007年到達14.2%，就開始逐漸向下回落，一直落到了9%左右。因此，可以看出該階段我國的杠桿率水平和經濟增長依然保持著穩定協調上升的趨勢。同時結合第一階段和第二階段來看，在這十多年的發展過程中，我國的宏觀債務杠桿水平和經濟增長呈現同一個方向變化的關系，其杠桿率的增長對于經濟增長造成的正面作用要大于帶來的負面作用。

第三部分（2008—2017年）：宏觀杠桿率和經濟增長呈現背離狀態

受2008年全球金融危機的影響，我國結合相應的政策作用，使得其宏觀債務杠桿水平一度從2008年的141.24%直接上升到了2009年的173%，在短短一年的時間其杠桿率直接上升了近32%。在此之后，我國的宏觀債務杠桿水平直接增長，到2017年，其峰值更是達到了241.2%，之后才開始逐步進入穩杠桿階段。但是需要認識的是，該階段的快速加杠桿與第一階段和第二階段并不相同，我國經濟帶來正向的增長，而是呈現出杠桿不斷上升而經濟不斷下降的局面，因此可以認識到宏觀債務杠桿對其經濟增長的推動效應明顯變弱了。特別是金融危機之后，我國的經濟發展模式開始進行轉變，同時也是致使我國經濟增速放緩的重要原因。

第四部分（2017年到現在）：穩杠桿的階段

該階段，經過2008年金融危機之后，我國的宏觀杠桿率得到了快速擴張，但是其杠桿率的快速擴張和經濟增長呈現不同步的現象，一度也引起了國家的注重。到2015年末，國家首次將去杠桿當作五大任務之一提出。至此，結合幾年的發展，已經有了相應的效果。但是，隨著結構性因素的出現，導致我國中小企業的融資變得特別困難。所以，去杠桿開始向穩杠桿的方向轉變。到2017年，我國的宏觀經濟杠桿才逐步進入穩杠桿時期。但是，隨著其宏觀經濟發展形勢的多樣化、復雜化，受中美貿易和新冠疫情的影響，國家開始有針對性地加大逆周期的調控對沖經濟下行的壓力，因此，宏觀杠桿率變得過于復雜。不過從總體的形勢來看，當前我國的宏觀杠桿率相對比較穩定，并開始有上升的趨勢（注：以上相應的數據比例，均來源于程晉魯老師的《實體經濟杠桿水平與經濟增長的關系研究》）。

3 促進經濟杠桿和經濟增長發展的建議與啟示

3.1 保持政策平穩實施，促進杠桿水平穩定上升

隨著近幾年我國的經濟發展變化，杠桿率的增速對風險具有較大影響，杠桿率增速的重要性更是遠遠超過了杠桿率水平。比如說，如果杠桿率增速可以得到有效控制，其結構也可以得到相應的優化，那么就可以簡單認為穩杠桿的政策具有一定效果。所以就不用再過度追求杠桿總量的下降。還可以通過總體穩杠桿和結性去杠桿的思路有效避免一刀切，同時對其相關的部分和部分債務類型提出相對不同的要求，從而有效實現宏觀杠桿率的穩定及其緩慢下降。

3.2 加強逆周期調節，注重金融穩定對經濟增長的影響

結合相應的貨幣政策，應當注重思考金融穩定對其信貸及資金的運用和宏觀經濟增長所帶來的影響。隨著經濟的快速發展，應當要求相應的金融機構加強自身風險防控的力度，并結合自身的盈利方式逐步提升自身的資本，進而使得風險抵御能力得到有效提升。在經濟面臨下行壓力的同時，應當按照其實際的發展狀況，保持金融系統的穩定運行，并為金融機構創造相對寬松的資金環境和監管體制。

例如：2020年，因新冠疫情的影響，我國的經濟體系受到了嚴重的沖擊與影響，在實施增加信貸資金供給和降低貸款利率等不同的政策時，應當兼顧金融的穩定發展，并建立相應的風險防范機制[6]。

3.3 改善政策的調整目標

面對相應的經濟增長趨勢，應注重經濟增長的目標和存款準備金的政策調整與改善，使得其經濟的穩態水平得到改變。同時還要結合去杠桿的目標提升其權重到導致經濟杠桿水平的上升與經濟產出的收縮[7]，從而能夠結合提升經濟增長的目標，促進去杠桿目標在經濟穩定增長的基礎上得以有效實現。其次，通過對資本的監管來抑制銀行部門的信貸擴張，進而促進去杠桿目標的實現，不過可能會出現經濟產出水平下降的現象。此外，還可結合供給側結構性改革逐步實現經濟增長。同時，還可以在宏觀上加快經濟體制的轉型，在促進經濟增長的過程中逐步實現去杠桿[8]。

4 結語

綜上所述，近幾年，我國宏觀經濟杠桿與經濟增長隨著供給側結構性改革的不斷推進開始不斷向高質量方向持續發展，進一步促進了宏觀經濟的提質增效和宏觀杠桿的水平。所以，注重深化企業改革向多層次經濟市場發展，加大地方政府融資機制的改革，才能有效實現我國宏觀經濟的穩定運行。

參考文獻

戴莉.中國經濟杠桿率的地區特征研究[J].福建質量管理，2020（9）：159.

黃億紅，楊杰.我國宏觀經濟穩杠桿對策分析[J].理論探討，2020（2）：109-113.

李艷軍.宏觀杠桿率、投資效率與經濟增長：再論我國的宏觀債務風險[J].金融監管研究，2020（8）：69-83.

任行偉.經濟增長中金融杠桿的門檻效應分析[J].金融教育研究，2020，33（5）：13-20.

程晉魯，方榮慧.實體經濟杠桿水平與經濟增長的關系研究[J].金融理論與實踐，2020（7）：33-41.

吳炎芳，張國棟.經濟杠桿、金融穩定與經濟增長效率耦合協調發展研究[J].當代經濟，2020（11）：52-55.

袁利勇，胡日東.我國經濟杠桿與經濟增長動態關系分析[J].當代經濟研究，2019（7）：79-90.

郭曉軍.金融去杠桿對經濟增長和經濟波動的影響[J].商品與質量，2018（40）：210-21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