跨文化視角下中外合拍紀錄片的傳播策略分析

摘要：《六人：泰坦尼克號上的中國幸存者》是一部中外合拍的經典紀錄片，文章從題材選取、他者形象、編碼策略三個方面分析這部紀錄片的跨文化傳播策略，包括選取兼顧中外市場的題材、建立平等的他者形象、注重國際化和本土化的雙重編碼等，這些策略的運用較好地促進了跨文化交流。

關鍵詞：跨文化傳播;期待視野;他者;紀錄片

中圖分類號：J952 文獻標識碼：A 文章編號：1004-9436（2022）08-00-03

2021年4月16日，由羅飛執導、詹姆斯·卡梅隆監制的紀錄片《六人：泰坦尼克號上的中國幸存者》（以下簡稱《六人》）先后在國內外上映。該片由外國導演執導，中國影視公司投資參與制作，是一部面向世界市場的中外合拍影片。該片旨在追溯和還原泰坦尼克號沉船事件中6名中國幸存者不為人知的歷史真相，細致地呈現了以施萬克為首的主創團隊抽絲剝繭地追蹤中國幸存者們死里逃生的經歷、拼湊他們的人生軌跡的過程，借此揭示一代中國移民在種族主義色彩環境中的生活境遇，以及其中蘊含的歷史真相與文化深意。文章試圖分析《六人》的傳播策略，從題材選取、他者形象、編碼策略三個方面分析經典紀錄片中的跨文化傳播策略。

1 兼顧中外的題材

中外合拍的紀錄片主要以本國的人文歷史、自然風貌、社會現實為主題，其中人文歷史題材的紀錄片占比最高。然而，受制于文化差異，這類紀錄片稍有不慎，就容易產生文化折扣。因此，中國紀錄片要想在國際市場上獲得關注，不但要深挖本國的題材資源，也可以關注一些國際事件或跨文化題材，關注東方人和西方人的關系，關注中外文化觀念的差異與融合。

泰坦尼克號沉船事件是人類史上最著名也是最受世界關注的海難，紀錄片《六人》著眼于這次事故中不為人知的6名中國幸存者的經歷，第一次將這段被遮蔽、被異化了一個世紀的真相大白于世——泰坦尼克號的故事中也有中國人，它也是中國人的故事。

1998年，詹姆斯·卡梅隆導演的《泰坦尼克號》在中國上映，形成現象級的火爆局面。該電影的成功離不開“以小人物透視大背景”的敘事角度——人們過去了解到的泰坦尼克號事件大多是發生在頭等艙的富人們的故事，然而在三等艙里，那些有著更迫切的夢想與期望的平民和移民的求生經歷，更能反映泰坦尼克號事件背后的時代背景。

《六人》講述的是由中外研究人員組成的研究小組，在紛繁的歷史說辭中，尋訪看上去微不足道，背后卻反映了一代移民史的6名中國幸存者的下落的過程。有別于大部分人文歷史類紀錄片，《六人》沒有辦法通過翔實的資料準確地還原6名中國幸存者的生平經歷，而是以還原這6個小人物的人生軌跡為目標，呈現了研究人員們從僅有的兩張乘客名單入手，層層深入拼湊出線索，并對他們的生存境遇與人生經歷作出合理推測的過程。

中國文藝理論家童慶炳（1998）認為，“‘期待視

野指接受者由現在的人生經驗和審美經驗轉化而來的關于藝術作品形式和內容的定向性心理結構圖式。它是審美期待的心理基礎，是德國接受美學的代表人物之一姚斯提出的”[1]。簡單來說，受眾以往積淀的審美取向能夠引發其觀看作品時的心理期待。在跨文化視角下，中外合拍紀錄片面向的是國內外的觀眾，而中外觀眾的文化背景與文化身份存在較大的差異，其期待視野大相徑庭，對同一部影片的認可度也就有所不同。

值得注意的是，受眾的“期待視野”并非一成不變，也存在不斷被拓寬的趨向性和可能性。因此，優秀的藝術作品在將受眾既有“期待視野”納入考慮范疇的同時，也應當嘗試用作品獨特的內涵和新意拓寬受眾的“期待視野”。由此可見，創作中外合拍紀錄片進行跨文化傳播時，要注重國際視野——揣摩國外受眾的“期待視野”是合理且必要的，但也不能僅僅為了迎合西方文化，失去東方文化的本質特色，忽略跨文化傳播的根本使命。

當今世界的跨文化交流日益頻繁，而就跨文化傳播的重要載體——紀錄片而言，世界人民共同的生存環境和本質特征使國內外受眾能夠擁有存在重合的“期待視野”，即紀錄片在文化上具有共通性，能夠被世界市場認可。因此，紀錄片創作者在滿足東西方受眾“期待視野”的同時，還需要對具備“陌生感”的文化資源進行開掘，這無疑是強化跨文化傳播效果的重要策略。

2 平等的他者形象

在泰坦尼克號沉船事件中，船上的8名中國人中有6名幸存者，生還率極高，這充分體現了中國人的勇敢、智慧。然而，紀錄片《六人》中提到，從泰坦尼克號沉船事件中幸存下來的700多人，幾乎每個人的故事都被完整地記錄了下來，唯獨有關中國人的信息寥寥無幾。白人水手在災難中的英勇表現被大肆報道，與此形成鮮明對比的是，為了襯托自己的種族，西方媒體選擇了泰坦尼克號上的6名中國人作為“他者”，作為自己民族的對照物——當時所有西方媒體對中國人的報道，幾乎都是負面的。在西方文化霸權主義語境下，死里逃生的6名中國人不但沒有被報道、歌頌，反而遭受了別有用心的污名化攻擊，被污蔑成偷渡客，偷偷躲在救生艇上得以生還或者假扮女人爭奪逃生機會躲過一劫。

張劍（2011）認為，“‘他者（The Other）是相對于‘自我而形成的概念，指自我以外的一切人與事物”[2]。從認知層面看，“他者”的形象受制于國家發展水平和個人文化程度，往往不是真正的客觀存在，而是對異質文明的想象。顯而易見的是，持有意識形態立場的媒介偏見和刻板印象往往會強化這種“他者化”的傾向。

跨文化傳播中，常常出現傳播雙方話語權不平等的局面，可以預想的是，其中強勢的一方往往具備更強大的物質基礎和文化傳播能力，這使得許多中外合拍影片也往往更傾向于迎合其中更為強勢一方的受眾。然而，《六人》的導演與大部分研究員都是對泰坦尼克號沉船事故有一定了解的西方人，他們沒有居高臨下地凝視6名中國幸存者，而是以調查真相為目標，進行了長達7年的尋訪研究。研究團隊從模糊不定的名字和年齡入手，輾轉于多個國家和地區的檔案館，向多位專家尋求幫助，努力拼湊出6名幸存者的人生軌跡。

幸存者之一的方榮山是泰坦尼克號沉船事件中的最后一名獲救者，事故發生時，他將自己綁在一個漂浮的門板上，在冰冷的海水中等待救援，直到登上返回救援的救生艇，這也是卡梅隆導演的電影《泰坦尼克號》中男女主人公的結局的靈感來源。為了體會方榮山在海難現場感受到的冰冷與絕望，首席研究員施萬克到普林斯頓大學的極端環境實驗室，盡力還原當時方榮山面對的極端境遇，親身體驗低溫的海水環境。實驗過程中，施萬克多次感慨方榮山強大的求生意志和勇氣。與此同時，為了考證當時西方媒體“中國苦力偷偷藏在救生艇中逃過一劫”這一報道的真實性，研究團隊聯系了一所國際學校，組織學校里來自各個國家的學生建造出了1∶1還原的C號救生艇的模型，再進行模擬，證實了當時有關中國人的報道存在失實。

紀錄片《六人》注重真相的力量，通過展示嚴謹的調查實驗過程，打破了6名中國幸存者及中國乃至亞洲的廣大勞工和移民被遮蔽、被異化了百年的“他者”形象，試圖改變他們在西方社會的刻板印象，努力實現文化的雙向平等對話，向國際社會傳遞真實的國家形象。單波（2011）認為，“文化是一種互動性的存在，當我們用某種先驗的本質給文化貼上標簽時，不僅僅是走上了單面化理解的歧路，更重要的是采取了非文化的態度和方式，最終也理解不了文化。只有回到‘互惠性理解（reciprocal understanding），即建立在對話與合作中的理解，才能超越文化偏向，超越把他者文化當作知識理解與興趣滿足的局限，形成建構跨文化傳播關系的可能性”[3]。由此可見，中外合拍紀錄片中平等的、不帶偏見的“他者”形象建構，是更好地履行跨文化傳播使命的重要策略。

3 國際化與本土化的雙重編碼

跨文化傳播領域的奠基人愛德華·霍爾創造性地提出了“高語境文化”和“低語境文化”的概念，“任何事物均可被賦予高、中、低語境的特征。高語境文化指的是在交際過程中，信息的主體是一種含蓄的、心照不宣的、個人內化了的信息，只有極少數的信息是被明確說出來的，對信息主體的理解需要借助于語境，真實的信息往往表現為‘言不盡意‘言內意外或‘言外之意”[4]。在霍爾的“高語境文化”和“低語境文化”理論中，中國無疑屬于高語境文化，西方則是典型的低語境文化。因此，為了增強中外合拍紀錄片的跨文化傳播效果，使其更好地被東西方觀眾接受，紀錄片創作者除了要選擇具有國際關注度的題材外，還應當從思維上關照“低語境文化”的話語系統，盡量避免使用對處在低語境文化中的受眾來說晦澀難懂、不易溝通的文化因素，注重國際化與本土化的雙重編碼。

《六人》是一部中外合拍的紀錄片，研究小組也由亞裔和外國學者組成，包括遍布中、美、英、加四國的研究人員。這樣的研究與拍攝模式無疑可以將東西方的資金、資源、市場等優勢放大，與此同時，還能夠從不同民族的價值觀出發，磨合出一個更適合國際市場的共同視角。紀錄片《六人》采用了國際化的敘事方式，由首席研究員施萬克擔任主要敘述者，許多外籍研究員也出演了這部紀錄片，從西方人的視角解讀這個去遮蔽化、找尋真相的研究過程，揭開了20世紀初華工在海外艱難生存狀況的一角。同時，通過展現研究人員與幸存者之一方榮山的兒子和老家親戚的尋訪對話，構建了更為立體的敘事空間，所以更容易被西方社會代入和理解。

影片中的后半部分，研究人員追蹤到了幸存者方榮山的老家，發現了方榮山從國外寄給老家侄子的詩：“天高海闊浪波波，一根棍子救生我。兄弟一起有幾個，抹干眼淚笑呵呵?！毖芯咳藛T驚訝地發現，這首詩居然準確地描述了方榮山一生的經歷，也印證了他們的調查結果，與研究人員的推測不謀而合。自古以來，詩歌是中國人用以抒情言志的一種文學體裁，能夠通過高度凝練、節奏鮮明的語言反映作者的經歷、表達作者的感想，不易被低語境文化的受眾理解。而《六人》主動地在翻譯中增加相關的語境信息，如尋求語言學家解讀方榮山的詩，以在一定程度上彌補對西方受眾產生的文化折扣。

影片中出現的類似詩歌這樣富有濃郁中國文化特色的典型符號無疑是本土化的體現，而在影片千差萬別的表層符號之下，所滲透的人文關懷與深層次內涵則是世界性的。紀錄片《六人》的6名主人公，作為一代早期華人移民，在海外各地面臨著極為普遍的種族歧視，在西方社會艱難謀生，人類歷史上最著名的海難，也只是他們人生中的一個小坎坷。在艱難曲折的人生中，他們受盡了歧視與苦楚，卻從未失去奮斗的勇氣。與此同時，研究員秉持格物致知的品格與人道主義的精神，在歷史的深海中竭力打撈這6個小人物的痕跡，四處尋訪、核對信息，為他們以及更多被污名化、他者化的一代中國勞工與移民正名，這種普適的價值觀念，為紀錄片注入了深層的文化內核，更易引發國內外觀眾的共情。

值得注意的是，盡管涉及對種族主義的批判和對歷史的反思，紀錄片《六人》卻沒有站在道德的高度一味譴責西方，制造文化隔膜，而是采用更加多元、更為客觀的歷史敘事，衍射全人類，探尋人類歷史上鮮為人知的一面，還歷史一個真相，以此呼吁全人類的自由與平等，構建人類命運共同體。在全球化的大背景下，《六人》建立在普世關懷的視角上，引領觀眾穿透謊言的遮蔽，聚焦百年前的真相，反思過去的歷史，以此增強了世界人民對中國文化和中國視角的認同，也進一步提升了中國在世界范圍內的文化話語權?？梢?，關照低文化語境，兼顧國際化普適視角與本土化特色元素，是提升跨文化傳播影響力的重要編碼策略。

4 結語

從整體上看，紀錄片《六人》是一部呈現研究團隊追溯真相的過程的影片，它不可避免地存在一些問題，如主線不明確、節奏略快等。雖然涉及的要點很多，也具備極大的啟發性，但并沒有就其一展開深刻敘述，因此，敘事略顯混亂。不過，總的來說，紀錄片《六人》的表現可圈可點，可以從中總結出幾點實現跨文化傳播的策略。首先，應從文化共通性出發，選取兼顧中外市場的題材;其次，注重文化的“互惠性理解”，塑造平等的“他者”形象;最后，關照“低語境文化”的話語系統，尋求普適價值觀。紀錄片無疑是跨文化傳播的重要媒介，發揮著國家形象建構和文化傳播的重要作用，我國應當注重跨文化傳播策略，創作傳播效果好、跨文化能力強的中外合拍紀錄片，積極與國外媒體及受眾展開良性的互動與交流，從而提升中國文化海外傳播的話語權和影響力。

參考文獻：

[1] 童慶炳.文學理論教程[M]. 4版.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2008：324.

[2] 張劍.西方文論關鍵詞 他者[J].外國文學，2011（1）：118-127，159-160.

[3] 單波.跨文化傳播的基本理論命題[J].華中師范大學學報（人文社會科學版），2011，50（1）：103-113.

[4] 愛德華·T.霍爾.超越文化[M].居延安，等譯.上海：上海文化出版社，1988：81.

作者簡介：陳雪言（2002—），女，安徽天長人，本科在讀，研究方向：傳播學。

指導老師：馮廣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