百年黨史 紅耀五月

中國共產黨由具有先進思想的知識分子創建，建黨初期在宣傳領域投入了大量的精力。當時的黨內文件明確要求：“共產黨員人人都應是一個宣傳者”，黨內許多重要領導成員如陳獨秀、李大釗、瞿秋白、蔡和森、惲代英等同志，都是具有出色能力的宣傳精英。他們善于利用重要的紀念日，通過對相關歷史事件蘊含的特定意義進行講解與闡發，占領輿論陣地，宣傳革命綱領，實現社會動員。

每年的五月是各種紀念日最為集中的月份，共產黨人對此加以整合，以統一的宣傳策略，形成了強大的宣傳聲勢，“紅五月”紀念活動就這樣應運而生，成為中國共產黨早期宣傳歷史上的經典案例。

覺醒：革命宣傳組織化

中國共產黨建黨之初，就已經開始利用五月的一些紀念日進行革命紀念與政治宣傳。

1922年6月30日，陳獨秀向共產國際報告：“五月五日全國共產黨所在地都開馬克思紀念會，分散馬克思紀念冊二萬本?！?924年4月19日發出的中央第13號通告中，要求各地對“五一”“五四”“五五”“五七”紀念日“都須有相當的活動與宣傳”，同時對各個紀念日的宣傳重點也作出了明確安排。從現有資料來看，這是中國共產黨開始有意識、有組織地綜合運用五月的紀念日進行集中宣傳的一個起點。

1926年4月五卅運動周年紀念前夕，中共中央發出《關于五月各紀念之宣傳工作》的通告，開篇即提出：“紅色的五月，帝國主義者所提心吊膽的五月快到了”，對于中國革命民眾而言，在“紅色的五月”里，“沒有一個紀念日不值得我們作廣大的宣傳，警醒民眾，檢閱自己的力量”。中央還特意強調：“宣傳應十分小心，要會應用很好的戰略”“不放過一點宣傳的機會，同時也不簡單的妄動”。當年5月1日，瞿秋白在中共機關報《向導》上發表《中國之革命的五月與馬克思主義》，對五月各個紀念日的意義進行了比較精煉地概括：“五四”是“學生運動發難的紀念日”，“五五”是馬克思的誕辰日，“五七”和“五九”是國恥紀念日，“五卅”則是1925年列強暴行促成“無產階級領導之下的反帝國主義聯合戰線”之紀念日。此后，五月逐漸開始成為有特定意義的“革命的五月”或“革命紀念月”。

正是由于多個重要革命紀念日匯集于五月，中國共產黨認識到了其中的價值，每年五月到來之前都會提前進行整體部署與統一組織，匯聚集體力量，不僅注重理論宣傳，更重視把紀念活動與日常斗爭結合起來，由此產生了一種疊加的放大效應，“紅五月”紀念活動因此爆發出比單個紀念日更大的政治能量。

這是中國共產黨早期宣傳能力的一次集中展示，也是自身革命理論的一次重要實踐，對于黨組織的成長起到了重要的培養與淬煉作用。

蓄勢：紀念闡釋體系化

在“紅五月”紀念活動中，共產黨人在馬克思主義的指導下，根據中央制定的宣傳大綱，遵循統一的宣傳主旨，撰寫紀念文章，對相關歷史事件進行意義挖掘與價值闡釋，形成一種聲音。以下選取具有典型意義的“五四”“五七”“五卅”三個紀念日進行簡要分析。

五四運動是20世紀中國歷史上具有劃時代意義的重大事件，自其發生之日起，就作為一個公共話題廣受各方關注，被不斷紀念、解讀?！拔逅摹奔o念的歷史幾乎與五四運動本身的歷史一樣長久。中國共產黨成立后，將“五四”紀念納入到“紅五月”活動之中，通過追尋五四運動中蘊含的時代精神，逐步構建起一套獨特的“五四”紀念話語體系，使其承擔起爭取國家獨立與民族解放的歷史使命。

建黨初期，中國共產黨將五四運動定位于“中國民眾第一次自覺地反對帝國主義的紀念日”，紀念重點集中在恢復國權和提倡新文化運動方面。1937年抗日戰爭全面爆發之后，中國共產黨積極宣傳抗日救亡主張，發揚光大“五四”愛國精神。1939年，五四運動爆發二十周年之際，中共中央在延安掀起了一輪“五四”紀念高潮。當年3月，中國共產黨領導的西北青年救國會提議將5月4日定為中國青年節。

5月1日，毛澤東在中央機關報《解放》上發表《五四運動》，充分肯定青年知識分子的先鋒作用。1940年1月，毛澤東在《新民主主義論》中專門論述五四運動的杰出歷史意義，就是以辛亥革命不曾有的姿態，“徹底地不妥協地反帝國主義和徹底地不妥協地反封建主義”。

五四運動是“當時無產階級世界革命的一部分”“在思想和干部上準備了一九二一年中國共產黨的成立”。至此，中國共產黨對于“五四”的闡釋體系比較完整地建構起來，毛澤東對五四運動的評價也一直沿襲至今。

1915年5月7日，日本政府提出嚴重破壞中國主權的“二十一條”要求，限在48小時內作出答復。袁世凱政府被迫于5月9日表示除了第五條外，全盤接受。消息傳出后被國人視為恥辱，青年毛澤東深受刺激，當年夏天曾寫下十六字：“五月七日，民國奇恥;何以報仇？在我學子！”“五七”與“五九”兩個日期因此被稱作“國恥日”。

“國恥”紀念在“紅五月”活動中占有重要位置。1924年，北洋政府嚴禁全國開會紀念“國恥”，《向導》稱之為“軍閥是帝國主義者的工具又一證據”。1925年，在“二十一條”事件10周年之際，瞿秋白撰寫文章《五七國恥與日本帝國主義》，介紹“五七”國恥的由來，呼吁廣大民眾打倒日本帝國主義以及親日的北洋政權，這種認識也代表了共產黨人對“五七”國恥的基本立場與態度。在每年的“國恥”紀念中，中國共產黨都要系統介紹近代以來列強凌辱中國的歷史，不止于傳播國恥意識，喚醒廣大民眾的“國恥”記憶，更重要的任務是雪恥，努力洗刷列強施加于中國人民身體與心靈上的侮辱，鼓勵民眾奮起抗爭的勇氣，最終目標是要把“國恥日”變成中華民族獨立自由的紀念日。

北洋時期，列強在中國制造的屠殺事件時有發生，但從政治影響和歷史意義看，都無法跟五卅慘案同日而語。

1925年5月30日，上海學生與工人舉行反帝演講和游行，學生與租界工部局巡捕發生沖突，英國巡捕開槍射擊，打死十余人，打傷數十人，即五卅慘案。慘案發生后，中國共產黨第一時間發表告全國民眾書稱：“血肉橫飛的上海，現在已成為外國帝國主義的屠場了！”在接下來的兩個多月，中國共產黨利用自己主辦的幾個刊物對“五卅”屠殺及中國民眾的抗爭情形進行全面跟蹤報道和評論，先后發表文章超過50篇。

在共產黨人的闡釋中，“五卅”是帝國主義國家壓迫弱小民族的必然結果，是鴉片戰爭和庚子事變以來列強奴役、屠殺、迫害中國人民的繼續;同時，“五卅”也是中國民眾站起來對帝國主義做大規模反抗的第一次，是全國各階級民眾反帝國主義聯合戰線形成的開始，是中國歷史上空前的壯舉，更是中國國民革命運動的重要開端。

通過對“五卅”的紀念，中國共產黨初步構建起一套與自身革命理論與意識形態相契合的近代中國敘事框架。

飛躍：策略方式實踐化

中國共產黨建黨初期，面對極其復雜的社會政治環境，利用卓有成效的宣傳工作，高揚自身理論旗幟。雖然并不掌握軍事力量，但在國共合作的框架內，主動出擊，謀求政治上的主動權，爭取形成宣傳工作的強勢?？梢哉f，宣傳工作是中國共產黨建黨初期最有成效的工作之一，中國共產黨在宣傳戰線上積累了寶貴的經驗，為日后的發展壯大奠定了重要基礎。

“紅五月”紀念活動是原則性與靈活性的產物。在每年五月到來之前，中央都會進行統籌安排，制定比較嚴密的宣傳計劃與大綱，圈定宣傳重點，同時也鼓勵各地根據形勢發展及時調整宣傳策略與方式。中央還提出，各地情形不一，孰輕孰重，孰急孰緩，可按照當地政治情形及群眾革命情緒決定，但有一點需要明確，就是要通過宣傳去擴大“反帝國主義聯合戰線”。

“紅五月”紀念活動具有很強的實踐性與斗爭性。建黨初期的宣傳工作不是坐而論道，不是憑空想象的產物，也不只是紙面上的辯論，而是與現實的政治行動相結合。黨內的宣傳精英善于抓住有利時機，以筆為武器，以刊物為陣地，將紀念活動轉化為發動群眾運動、進行政治動員的重要載體。以紀念“五卅”為例，中央就要求，紀念運動不能停留于悲情渲染層面，“不是垂頭嘆氣的紀念，應該是挺身奮起的悲憤紀念”。概言之，就是要對外廢除一切不平等條約，對內解除一切人民的苦痛。陳獨秀也特別強調，應將紀念轉化為實際的革命行動，“若只是有紀念而無運動，即紀念十年乃至千年，我們的紀念盡管紀念，他們的屠殺侵略高壓仍舊是屠殺侵略高壓，這樣滑稽的紀念，只是增加五卅運動中已死者的悲傷與未死者的恥辱”。

中國共產黨的宣傳精英一方面具有深厚的理論素養，另一方面也具有很強的政治敏銳性。那些爆發于五月的歷史事件都有各自不同的背景，最初屬于彼此割裂的個體。共產黨人對此進行梳理整合，將它們統一置放于一套革命理論的解說框架之中。以“五七”（或“五九”）與“五卅”為例，二者都帶有濃烈的恥感記憶，中國共產黨用反帝概念將它們聯系起來，認為正是兩大國恥事件的交織，激發了全國民眾前所未有的反帝浪潮，“紅五月”紀念活動因此也成為全國性反帝運動興起的重要標志。而對于“五四”與“五卅”，前者是學生與工人群體登上中國政治舞臺的起點，后者是在前者基礎上的不斷發展，是中國人民革命意識不斷高漲、反帝運動不斷深入的表現。

總體而言，五月的紀念日既有恥辱的歷史，也有抗爭的歷史。經過共產黨人的闡釋與解讀，各個事件之間形成了一個相互聯系的邏輯鏈條，聚合成一種意義體系。

登上政治舞臺后不久的中國共產黨，通過“紅五月”紀念活動既宣傳了自身的革命主張，又構建了一套以爭取民族解放國家獨立、解除人民奴役為宗旨的革命話語體系，同時反映出近代中國從沉淪到上升的歷史曲線，展示出新生政黨的蓬勃朝氣和改造中國社會的強大自信，這也是中國共產黨日后能不斷發展壯大直至取得革命勝利的重要原因。

（作者簡介：王建偉，北京市社會科學院歷史研究所研究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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