國內外反貧困治理探索研究綜述

摘 要：反貧困始終是國內外學術界研究的焦點和熱點，也是黨和國家始終高度關注的重點問題之一。中國共產黨自成立之日起，就在繼承馬克思主義反貧困理論的基礎上領導人民在反貧困事業中進行了艱苦卓絕的反貧困斗爭。黨的十八大以來，在習近平總書記提出的精準扶貧思想的指引下，黨中央始終堅持把脫貧攻堅戰擺在治國理政的突出位置，推動脫貧攻堅戰取得了全面勝利。然而，當前中國因病、因災等返貧風險仍然存在?；诖?，重點梳理和系統總結目前國內外反貧困相關科研成果，系統了解學界從不同維度對貧困問題展開的深入研究，把握學術前沿動態，可以為“十四五”時期鞏固脫貧成果、強化脫貧成效、全面銜接鄉村振興奠定堅實基礎。

關鍵詞：國內外;反貧困治理;研究綜述

中圖分類號：D08? ?文獻標志碼：A? ?文章編號：1002-2589（2022）03-0044-03

貧困是世界性的難題，反貧困問題便成為各國學術界持續研究和關注的焦點問題，專家學者們紛紛從貧困的成因及反貧困治理方式等視角出發進行了深入的探究，取得了較為豐碩的成果，為黨領導下的中國百年反貧困治理實踐探索提供了寶貴借鑒。

一、國外研究綜述

（一）關于貧困成因的研究

“人口剩余致貧論”的提出者馬爾薩斯（1789）認為貧困根源在于人口增長;馬克思（1867）從制度層面入手，鮮明地揭示出無產者的貧困是資本主義制度的產物;羅格納·納克斯（1953）“貧困惡性循環理論”主要聚焦資本短缺;萊賓斯坦（1957）把關注點放在了外部資本不足;舒爾茨（1960）進一步將其補充為知識和技能、勞動力自由流動、教育等的缺失;“貧困代際傳遞說”的提出者甘斯（1962）則歸結為先天不足或天賦異稟低下;倫斯基（1966）認為這是因為資源擁有得很少;繆爾達爾（1968）將其歸于社會結構和制度;阿馬蒂亞·森（2006）的“賦權反貧困理論”認為“權利喪失”是貧困的根源等。

（二）關于反貧困治理的研究

馬爾薩斯（1789）提出限制人口增長以減少貧困的發生，如可采取節育、晚婚和戰爭、饑荒、疾病等主動與被動型抑制結合手段;羅森斯坦·羅丹（1953）強調應使投資量增大，發展經濟助推國家貧困狀況改善;“二元經濟模型理論”的提出者劉易斯（1954）主張應通過城鄉二元經濟結構向現代經濟結構轉換消除貧困的發生;繆爾達爾（1957）的“循環累計因果關系”理論則主張從權力分配、土地制度、科學教育等維度改革以緩解貧困狀況;西奧多·舒爾茨（1960）聚焦“人力資本”對擺脫貧困的重要作用;阿馬蒂亞·森（2006）認為讓貧困群體通過學習靠自己去創造財富，方能從本質上解決貧困問題等。

二、國內研究綜述

（一）關于扶貧治理模式演進歷程的研究

反貧困問題一直是我國面臨的一大難題。新中國成立以來特別是改革開放以來，我國反貧困更是經歷了一段艱苦卓絕的歷程。童星（2018）認為減貧事業大體經歷了啟動發展解決普遍貧困、開發式扶貧解決區域貧困、精準扶貧解決個別貧困的階段;汪三貴、曾小溪（2018）認為經歷了救濟扶貧、區域扶貧到精準扶貧;陳明珠（2018）認為經歷了體制改革推動、大規模開發、村級扶貧攻堅、精準扶貧四階段;趙華為（2018）提出扶貧走過了農村經濟體制改革扶貧、大規模扶貧開發、“八七”扶貧攻堅、綜合開發和精準扶貧五階段;曠愛萍、韓丹丹（2019）將其概括為救濟式、開發式、保障式、精準扶貧四階段;李小云、于樂榮、唐麗霞（2019）以時間為線將其概括為廣義性減貧、發展性扶貧、精準脫貧三階段;董小玲（2020）則認為反貧困經歷了社會救濟、經濟體制改革、區域開發、整村推進與“兩輪驅動”綜合、精準扶貧五階段等。

（二）關于各階段脫貧攻堅模式的具體研究

關于救濟式扶貧。韓喜平、張夢菲（2020）從堅持黨的領導、走中國特色扶貧道路、納入制度化軌道、發揮其對促進社會公平的作用等四方面進一步總結了其實踐經驗，強調應毫不動搖地堅持，驅動減貧事業行穩致遠等。

關于區域性扶貧。張瑞敏、趙思思（2016）概述了20世紀90年代區域性日趨嚴重的貧困問題、黨的第三代領導集體的區域性扶貧思想和如開展東部地區對口幫扶、中西部貧困地區實施“西部大開發”戰略等方面的實踐經驗;田恒（2017）認為區域性貧困是區域發展中無法回避的重要問題，要解決這一突出問題，不僅要求區域性反貧困治理主體轉變觀念、創新政策，更需要一種超越狹隘地方利益的合作治理的制度安排，尤其是需要構建起跨行政區域之間協同參與區域性反貧困治理的新機制等。

關于開發式扶貧。曹洪民（2003）指出中國自1986年始展開的以政府援助為主導的大規模開發式扶貧雖在一定程度上極大緩解了農村貧困，但伴隨扶貧工作持續推進，其日漸暴露出一些問題，尤其是政府各項扶貧投資的邊際效益呈現出較明顯的下降趨勢，而扶貧模式本身也亟須改進和完善;劉潔（2019）強調開發式扶貧一直是我國扶貧工作的重點內容之一，并針對目前仍存在的持續脫貧的障礙，從協調治理機制、加大移民搬遷力度、完善基礎設施、振興縣域經濟、壯大集體經濟、促進農業與二、三產業融合以及提升農業科技實力等為持續推進開發式扶貧提出路徑建議等。

關于參與式扶貧。張曦（2013）認為盡管參與式扶貧這一模式響應了現階段主流觀點，但其具體實踐效果卻存在資金使用率低下、瞄準精度較差、貧困者參與程度欠佳等亟須解決的現實性問題;張娟、王榮黨（2012）認為參與式扶貧是一種全新的扶貧理念和治理方式，它不僅為解決農村發展問題提供了一個全新的理論視角，也是科學發展觀和“以人為本”理念在農村扶貧工作中的集中表現等。

關于精準扶貧。唐任伍（2015）認為其核心要義是精準化理念，基礎工具是分批分類理念，戰略重點是精神脫貧理念，應從其工作流程設計和政策體系的形成兩方面來踐行;左停、楊雨鑫、鐘玲（2015）深入分析精準扶貧機制，從中央與地方、社會控制理論、“社會成本”視角等出發，認為減貧仍面臨規模排斥、平均主義思想、勞動力轉移和市場化背景下有效手段開發不足、具體貧困戶識別標準差異等現實難題。

（三）關于絕對貧困治理的路徑研究

關于產業扶貧。唐守祥、韓智偉（2017）認為以發展產業為杠桿扶貧能夠有效對接精準扶貧，進而帶動地域經濟社會發展，是廣大貧困群體實現脫貧致富以及全面建成小康社會的根本保障;韓夢娟（2020）就產業扶貧實踐中存在的多元主體參與不足、角色沖突、利益差異、地位失衡、監管缺失等問題，提出如培育和發展新型產業農民、明確參與主體定位、消解參與障礙、打造綜合性扶貧產業片區、加強數字鄉村建設及實現鄉村產業扶貧的統一監管等對策建議以實現多元主體良性互動下的產業扶貧路徑創新等。

關于金融扶貧。周孟亮、彭雅婷（2015）認為應借助市場化手段著力提升被扶貧對象自我驅動力，建立健全其扶貧體系，發揮大型商業性、微型、合作性和政策性金融之間的比較優勢;蘇暢、蘇細福（2016）認為金融扶貧是解決世界各國問題的有效嘗試，就信息共享不完善、政策支持力度欠缺等提出強化跨部門扶貧政策聯動、建立相應運行機制等建議;王琳、李珂珂（2020）提出應將金融扶貧與精準脫貧相結合，加快產品供給、加強金融扶貧管理、完善新型農村金融體系、多渠道增強金融扶貧有效性以提高金融扶貧效率、鞏固反貧困成效等。

關于易地搬遷扶貧。曾小溪、汪三貴（2017）通過中西部建檔立卡搬遷戶調研發現，扶貧中存在生存環境、交通方式、開發利用、安全保障、收入水平、飲水等問題，從加強政策宣傳工作、根據輕重緩急分類施策、搬遷方式需符合貧困家庭的生計能力、因地制宜住房建設、加強后續扶持政策等方面給出建議;賀立龍、鄭怡君、胡聞濤、於澤泉（2017）認為加大易地扶貧搬遷力度是破解深度貧困的重要之策，而粗放搬遷、安置包辦、只搬不扶等政策偏差，大幅降低了精準性及施策成效。應推行差異性搬遷規劃引導政策、瞄準村戶的搬遷安置所需，展開精準安置幫扶、設定安置補貼有效區間、優化搬遷考核評估、開展搬遷安置幫扶以“減貧”定搬遷、謀發展等。

關于教育扶貧。代蕊華、于璇（2017）分析指出其在思維方式、上層制度建設、治理方式以及社會力量動員等上仍存在主客觀多維問題，有待轉變思維以新發展理念引領實踐、加強頂層設計，建立健全法律制度、鞏固關鍵成效，治理機制建設精準化、發揮政府核心作用、構筑多元協同參與格局等;謝傳會、趙偉峰（2019）強調在脫貧攻堅的關鍵時刻，需要進一步確立教育優先發展的戰略思想，增強教育扶貧的精準性，共享教育資源，加快科教融合，動員各方參與。

關于生態扶貧。楊文靜（2016）就生態扶貧所面臨的現實困境提出始終堅持綠色發展、做好生態扶貧頂層設計、科學推進生態移民、提高生態扶貧精準度、大力發展生態經濟、促進扶貧與生態良性互動、穩步實施生態治理、增固貧困地區環境承載力、有效整合生態資源、拓展生態扶貧合作平臺等的破解思路;雷明（2017）基于我國近年扶貧實踐，從生態扶貧概念及思想基礎入手剖析了綠色發展理念下生態扶貧模式和實現路徑，聚焦模式選擇、實現路徑、機制創新方面給出了綠色發展理念下創新生態扶貧機制的建議等。

關于旅游扶貧。鄧小海（2015）認為由于貧困地區自身系統內部存在異質性，不同層次的幫扶需求皆會存在一定差異，因此可根據旅游扶貧精準幫扶的實施層次，構建起“三位一體”的扶貧體系即地區、社區和個體層次的協同幫扶;馬悅（2020）認為伴隨著我國新農村建設的不斷推進，旅游市場也應向新農村拓展。提出在農村開辟旅游市場、開發旅游業，在助貧困群眾增收的同時助推新農村地區精神文明建設，促進新農村文明、和諧的發展，并從對農村環境進行有效保護等多維度對脫貧攻堅的治理路徑展開了深入研究等。

（四）關于鞏固脫貧攻堅成果的研究

聚焦內生動力帶動。許亞萍、李玲菲（2020）圍繞進一步抓實控輟保學工作，幫助輟學孩子增強自信心、創新教育扶貧模式，提升教育扶貧成效、完善農村教育扶貧政策，建立健全教育扶貧長效機制等為持續推進教育扶貧以全面鞏固脫貧攻堅取得的階段性成果提出建議;程建平（2020）從繼續加大相對貧困地區教育財政投入、狠抓貧困地區師資隊伍的培養和輸送、強化特殊群體教育扶持力度、理順職業教育發展機制方面給出對策建議等。

聚焦組織建設保障。田來鎖（2019）認為貧困地區脫貧后應不斷接續鞏固和提升治理成效，做到“摘帽不摘責任、政策、幫扶、監管”以避免返貧的發生;陳廈（2019）認為應在反貧困中不斷探索黨團聯建、青春聯隊等工作措施，將幫扶單位、返鄉創業青年、致富帶頭人、在校大學生、本村青年等一切減貧力量都廣泛凝聚起來，發揮其積極作用，為減貧事業注入向心力和凝聚力等。

聚焦長效機制構建。王國華（2019）強調要及早謀劃2020年后的扶貧工作，應堅持以鞏固脫貧攻堅成果和緩解相對貧困為主，堅持焦點、靶心、力度不變，順接鄉村振興政策，建立健全長效機制;侯路瑤、何玲玲（2020）針對存在的培訓機制不健全、政策扶持不到位、農民參與內生動力不足等問題提出將農業職業經理人制度、構建遏制返貧長效機制作為鞏固脫貧攻堅成果的實施路徑;廖白平（2020）從樹牢政治意識、增強發展后勁、激發內生動力、加大助農改革、加強動態管理和組織領導等方面為建立鞏固脫貧攻堅成果的長效機制給出建議等。

聚焦銜接鄉村振興。楊世偉（2019）提出統籌抓好銜接中的產業和人才“兩個重點”、著力解決銜接中農村發展性基礎設施薄弱和農民精神貧困“兩個短板”、做好設計銜接的制度保障和利益聯結“兩類機制”等建議;李娜（2020）從融入鄉村基層治理戰略、把握鄉村基層治理機遇、創新鄉村基層治理理念、構建鄉村基層治理格局、優化鄉村基層治理方式、夯實鄉村基層黨組織建設入手為進一步鞏固脫貧攻堅成果提出對策建議;李峰（2020）認為應從提升扶貧產業質量、走好產業興旺之路、夯實鄉村振興之基、穩步推進鄉村建設、完善鄉村治理體系、構建鄉村振興秩序等著手;張潤澤、胡交斌（2021）聚焦科學設計、產業提質、內生動力激發、加大保障等為化解銜接難題提出對策等。

三、國內外研究述評

通過上述國內外反貧困科研狀況的梳理分析發現，雖然國外關于貧困及反貧困治理的研究很多，有著豐碩的成果，為我們的研究提供了寶貴的借鑒，然而這些研究大多偏重于對貧困成因分析和治理方式的深入探究，對于脫貧之后的成果鞏固拓展的相關研究甚少，目前幾乎還沒有涉及。而國內學者們多立足于中國貧困現實與反貧困實踐，在充分借鑒國外貧困治理優秀成果的基礎上，多圍繞反貧困治理模式演進歷程及各階段具體治理模式、不同維度下的治理路徑進行了深度調研，為減貧事業積累了諸多有效治理模式和實踐路徑啟示。

時值百年未有之大變局，面對國內外各種風險挑戰考驗，加之新冠肺炎疫情防控的特殊影響，如何進一步有效鞏固與深化拓展脫貧攻堅成果、強化脫貧成效、為銜接鄉村振興奠定穩固基石已成為現階段特別是當前“十四五”時期亟待解決的關鍵現實性問題。然而，當前學術界關于脫貧攻堅成果鞏固的研究相對較少，多側重于其必要性與重要性以及與鄉村振興銜接的研究。但是我們更應深刻地認識到，脫貧不返貧才是真脫貧，必須先著力加強對已脫貧地區鞏固拓展脫貧攻堅成果的研究，從而為確保脫貧攻堅成果取得穩定長效提供經驗借鑒，在更高程度上奪取中國減貧事業的全面勝利，為最終實現人民共同富裕和順利邁進社會主義現代化國家奠定堅實根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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收稿日期：2021-12-20

基金項目：內蒙古師范大學研究生科研創新基金資助項目（CXJJS20049）

作者簡介：張璐，碩士研究生，從事馬克思主義與中國經濟建設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