京津冀城市群公共服務與經濟發展的耦合協調性研究

馬斌，姚東來

摘要：構建京津冀城市群公共服務、經濟發展兩個子系統耦合模型，采用熵值法、綜合指數法、耦合協調度模型、空間自相關、多元回歸等方法，對2008—2017年京津冀城市群公共服務與經濟發展的耦合協調度進行實證分析并探究其作用機理與影響因素。研究結果表明：（1）京津冀城市群兩個子系統的耦合協調度較低，城市群內個體城市均值呈現三個階梯分布。（2）京津冀城市群經歷了各市發展空間依賴性小、空間差異大到空間依賴性增強、空間差異性減弱的過程。京津冀城市群高耦合協調度地區與低耦合協調度地區均呈現一定的集聚性特征，且局部空間依賴性逐漸增強。（3）從影響因素的作用機理看，除了第二產業占GDP比重、人均實際利用外資與耦合協調度的解釋關系不顯著外，其余各項指標與耦合協調度均呈現較為明顯的正相關關系，各年度不同的影響因素與被解釋變量之間的正相關關系有所不同。

關鍵詞：公共服務;經濟發展;耦合協調;京津冀

中圖分類號：F127 文獻標識碼：A文章編號：1007-2101（2022）03-0060-09

京津冀區域內各城市在政策上溝通、利益上協通、貿易上連通、資金上融通，其之間的聯系已經不再是單單地理位置的比鄰，實際上已經是高度協同、多維度融合的城市群。京津冀城市群的公共服務、經濟發展的協調關系是影響城市群發展質量的關鍵因素，兩者協調與否關系著城市群的發展定位以及區域內各城市的可持續發展。

對于公共服務與經濟發展之間的關系，主要觀點認為公共服務與經濟發展關系密切，經濟發展為公共服務提供動力，公共服務對經濟發展發揮著兜底和保障的作用[1]。國內外學者的研究側重點又有所不同，有的學者認識到統計方法的使用對結果的重要性，提出傳統的常規統計方法不能全面解釋變量在空間的分布模式，要準確解釋區域問題，空間自相關方法是主要技術方法[2];對于影響因素的機理作用分析，不同學者也有不同的結論[3]，根據空間經濟增長理論，經濟發展可為公共服務提供資金及空間并創造出大量的公共需求;而公共服務水平的提高，會產生知識溢出效應，提高要素空間集聚的外部經濟性，兩者相互作用會促使公共服務與經濟高質量耦合協調發展[4]。近年來，國內外學者對不同區域的公共服務與經濟發展的耦合進行了相應研究，總體而言，由于研究區域、使用模型以及建議的視角不同，公共服務與經濟發展耦合協調性的結果及其發展建議存在較大差異[5-7]。綜上所述，對于公共服務與經濟發展的耦合協調研究還處于初步研究階段，各學者多是以研究公共服務與經濟發展的相互影響因素為主，對于耦合協調度的研究僅限于時間或者空間的單方面研究，從時間與空間兩個維度給予全方位分布特征的研究描述，并且對分布特征的影響因素進行回歸分析的學者更少，即使有個別學者針對分布特征提出一些建議，也多是因為評價模型局限無法結合研究地區實際情況提出的局部建議，對于京津冀城市群的研究更是匱乏。鑒于此，筆者通過建立京津冀城市群集時空分布特征、影響因素回歸分析的研究模型，結合京津冀城市群的時空分布特征以及影響因素顯著性表現，提出具有針對性的意見建議，以破解京津冀城市群整體發展中存在的問題。

一、京津冀城市群公共服務與經濟發展的耦合作用機理

機理，簡單地可以解釋為一定空間下諸多單元、要素相互聯系、相互作用的運行規則和原理[8]，系統內的單元、要素直接影響系統的綜合水平。本文研究的是京津冀城市群公共服務系統與經濟發展系統相互作用機理，分兩層含義：第一層為探究整體與個體的作用機理關系，即京津冀城市群的公共服務與經濟發展的耦合協調性應該包含京津冀城市群整體與京津冀區域單獨各城市的公共服務與經濟發展的耦合協調度，兩者之間的關系是整體與個體的關系;第二層是要素之間的作用機理，即公共服務與經濟發展之間各級指標的作用機理，要素的資源稟賦不同，對其投入資金以及資源產生的效果就不同，探究要素之間的作用機理，實現資源與資金的效應最大化是本文要研究的方向。

（一）從京津冀城市群整體與個體的作用機理視角研究公共服務與經濟發展

系統內的單元與系統的關系屬于整體與局部個體的關系。京津冀城市群與京津冀區域的13個城市之間即是這種整體與局部個體的關系。從整體角度制定政策目標、戰略規劃雖具有宏觀戰略意義，但忽視個體差異，政策效果不明顯、整體水平低、區域不平衡等問題。所以，在以城市群為整體的基礎研究中，也不應忽視個體的差異而降低政策的針對性、實用性。因此，筆者對京津冀城市群公共服務與經濟發展的耦合協調度進行時間與空間上的整體與局部個體關系的研究。京津冀城市群內含北京、天津及河北省的11個地級市，其任何一個城市都會對城市群的整體水平有直接影響，而且城市群的整體水平又會反過來作用于城市群內的各個城市。兩者之間相互作用、相互影響的機理是整體與個體的關系，不是簡單的“1+1=2”的一維關系，而是時間、空間等因素的多維關系，其個體相加會產生1+1>2的效果，這種作用機理應用在城市群的發展中可以事半功倍，同時獲得邊際效應最大以及整體帶動個體的規模發展效果，這就是協同發展本質。對欠發達的城市可通過資源、政策、資金的傾斜提高其發展水平，這些欠發達城市在邊際效應遞增規律下，其邊際產出增長也是最快的，對提高其所處城市群的發展水平效果是最好的，城市群發展程度提升了，又會給其內部各城市帶來更多的機遇。

（二）從公共服務系統與經濟發展系統要素作用機理視角進行分析

對于要素之間的作用機理，公共服務的各級指標與經濟發展的各級指標都是要素。經濟發展為公共服務提供資金、動力等方面的支持，公共服務為經濟發展、經濟改革提供生產要素、環境等方面的條件。經濟發展會促進公共服務水平的提高，公共服務水平的提高又會反作用于經濟發展，為經濟發展提供潛在的發展動力，為經濟發展、結構改革提供政策、社會環境等方面的支持。兩個系統既互為基礎，又互為動力，若良性循環，則有利于高質量促進公共服務與經濟的耦合發展。社會環境中的知識和人力資本是經濟持續發展的潛在要素。這兩種要素不僅自身能形成遞增收益，而且能使資本和勞動等要素也產生遞增收益，從而實現整個城市經濟的規模收益遞增，要實現這一遞增收益的前提條件就是公共服務要與經濟協同發展。

基于劉遺志等相關學者的公共服務與經濟發展的耦合機理研究，代表經濟發展水平的地區生產總值、人均地區生產總值、固定資產投資比能推動公共服務系統的基礎教育、醫療衛生服務、基礎設施、生活環境、信息化服務的提高。經濟增長活力能夠保證公共服務的能力持續下去，經濟結構又會為公共服務的各項投入指明方向，明確基礎教育的培養目的。屬于公共服務的基礎教育、信息化服務的指標提升又促進知識的積累和人力資源的擴大，從而增加經濟發展的潛在活力，經濟增長為無形資本的發展提供基礎。醫療衛生服務、基礎設施建設的需求又對經濟結構提出了改革的要求，隨著生活環境的逐步改善，人們不再單純追求經濟的發展速度，而是追求經濟的發展質量、綠色發展?？傊?，更高的經濟發展為更好的公共服務提供了基礎，更好的公共服務又為更高經濟發展提供了發展要素與社會環境的保障。

二、研究方法和數據來源

（一）指標體系構建

本文以京津冀城市群為研究對象，建立公共服務、經濟發展兩個子系統的耦合模型，構建的公共服務系統、經濟發展系統有以下幾個測量指標：公共服務系統包括基礎教育、醫療衛生服務、基礎設施、生態環境、信息化服務5個二級指標以及22個三級指標，衡量京津冀城市群的公共服務發展水平;經濟發展系統包括經濟發展水平、經濟增長活力、經濟結構3個二級指標以及6個三級指標，衡量京津冀城市群的經濟發展水平[9]。筆者設定的兩個系統的指標見表1、表2。

（二）研究方法

1.標準化處理、熵值法確定指標權重：

Yij=（xij-xijmin）/（xijmax-xijmin）

（xijmax-xij）/（xijmax-xijmin）

Wj=（1-ej）/∑nj=1（1-ej）（1）

其中，Yij是標準化后的標準值，Xij是第i個城市第j個指標值;Wj為熵權計算公式，其中ej，是熵值。

2.耦合度、耦合協調度模型。耦合最早起源于物理學，后被廣泛應用于多系統的關系研究中，其公式如下：

G={（S1×S2）/[（S1+S2）/2]2}K

D=C×T

T=α×S1+β×S2（2）

C為耦合度，S1為公共服務系統，S2為經濟發展系統，取值C為[0，1]，越接近于1，耦合度越好，K為調節系數，一般取值不小于2;D、T分別代表為耦合協調度、綜合協調指數;α、β值為待定系數，二者之和為1。由于本文研究的耦合協調度指數分布在0.2～0.8，故只列舉了與之相應的協調等級（見表3）。

3.空間自相關分析。全局空間自相關通常用莫蘭指數來表征，莫蘭指數值小于0為負相關，取值為0為不相關，取值大于0為正相關，空間集聚模式有集聚分布、均勻分布、隨機分布[10]，其數值大小可以表現全局內空間的依賴性程度以及空間差異大小，其計算公式為：

I=n×∑ni=1∑nj=1Wij（xi-）（xj-）∑ni=1∑nj=1Wij×∑ni=1（xi-）2（3）

在式（3）中：I為莫蘭指數值，n為行政區數，xi、xj為行政區的觀測值，W為空間權重矩陣，表達n個位置的區域鄰近關系，其中Wi，j為區域i與j的鄰近關系。

局部空間自相關可以測算出各要素分布的高值、低值在局部空間是否集聚，其計算公式為：

Ii=（xi-）m0∑j（xj-）（4）

4.多元回歸模型：

Y=B0+B1X1+B2X2+…+BkXk+ε （5）

在式（5）中，B0，B1，……，Bk是模型的參數;ε為誤差項。

（三）數據來源

本文數據來源于《北京統計年鑒》《天津統計年鑒》《河北經濟年鑒》《中國統計年鑒》以及各市政府網站公布的年度統計公報數據，對于部分缺失數據，采用科學的方法進行了修正與處理。為了消除城市規模大小所帶來的公共產品和服務數量上的差異性，所有數據均作了一定程度的人均化處理。

三、結果分析

（一）公共服務與經濟發展耦合協調性結果

本文首先通過綜合指數模型和耦合協調模型計算出2008—2017年京津冀城市群公共服務與經濟發展的耦合協調結果（見表4），進而對其時間分布特征進行分析。

京津冀城市群的協調度計算結果分析：（1）從京津冀城市群整體看，公共服務與經濟發展的協調度指數處于0.415～0.426，協調度指數較低，整體上處于一個震蕩的態勢，經歷了先降低后提高的一個震蕩過程?？傮w而言，城市群的耦合協調性對于京津冀區域各城市的代表性不強，變化趨勢不明顯。（2）從區域內個體均值結果看，在京津冀13個城市群中，耦合協調度呈現出三個階梯分布：第一階梯為初級、勉強協調，為北京市、天津市;第二階梯為微度失調，為石家莊、唐山、滄州;第三階梯為輕度失調，為張家口、保定、廊坊、秦皇島、承德、邯鄲、衡水、邢臺，處于主體位置。均值分布最高值為北京的0.694，最小值為邢臺的0.311，區域內協調度跨度較大，河北省11個地級市的耦合協調度普遍低于京津冀地區的平均水平，區域發展相對不平衡，差異性突顯。（3）2007—2018年京津冀城市群在公共服務與經濟發展方面雖然略有提升，但是整體發展仍然比較緩慢，這說明協調度低會形成發展滯漲，影響城市的可持續發展，降低區域內公共服務水平以及經濟發展水平，若不對公共服務與經濟發展的影響因素作深入的機理分析，對現有的經濟結構或者公共服務投入結構進行合理的優化改進，其協調度就難以有本質上的提升，從而無法解決諸多的城市發展問題。

（二）空間自相關分析

單獨從時間方面分析耦合協調度具有片面性、局限性，因此本文引入了空間自相關理論，對京津冀城市群的耦合協調度進行空間演變分析，從而完善對耦合協調度的研究?？臻g自相關分析是檢驗某一要素屬性值是否與其相鄰空間點上的屬性值相關聯的分析方法，能分析出空間分布特征。其結果為正相關，表明某單元的屬性值變化與其相鄰空間單元具有相同的變化趨勢，代表了空間現象有集聚性的存在，其值大小代表依賴程度大小;反之亦然。全局空間自相關分析和局部空間自相關分析是空間自相關分析的常用分析形式[11-12]。

1.全局空間自相關分析。全局空間自相關，是一個探測多要素、多結構系統在空間相互依賴程度的模型。其功能是判斷區域在空間上依賴程度大小以及是否有聚集特性存在，比較整體區域的均值與每個空間單元上的屬性值，從而得出研究區域內的整體空間相關性，可判斷出京津冀范圍內耦合協調度有無聚集性。在模型的判斷指標上學者多采用Moran's I，在構成的Moran散點圖中，有四個象限可以劃分，四個象限分別對應四種不同的區域空間差異類型[13]（見表5）。

全局莫蘭指數散點圖的含義：京津冀城市群某市處于散點圖第一象限，則表明該市自身耦合協調度高于京津冀城市群的耦合協調度平均值，并且其周圍城市的耦合協調度也高于京津冀城市群的平均值，莫蘭指數為正值，表明具有高度聚集的特征，空間差異小。京津冀城市群某市處于散點圖第二象限，則表明該市自身耦合協調度高于京津冀城市群的耦合協調度平均值，該市周圍城市的耦合協調度數值低于平均值，莫蘭指數為負值，在空間上無聚集效應，空間差異大。京津冀城市群某市處于散點圖第三象限，則表明該市自身耦合協調度低于京津冀城市群的耦合協調度平均值，且其周圍城市的耦合協調度也低于京津冀城市群的耦合協調度平均值，莫蘭指數為正，表明具有低聚集的特征，空間差異小。京津冀城市群某市處于散點圖第四象限，則表明該市自身耦合協調度低于京津冀城市群的耦合協調度平均值，但其周圍城市的耦合協調度高于京津冀城市群的平均值，莫蘭指數為負，在空間上無聚集效應，空間差異大。城市空間的聚集性、空間差異大小常以第一、第三象限的城市多少來判斷城市空間特征，若處于第一、第三象限的城市由少變多，則城市群之間的空間依賴性逐步增強，空間差異在變小;若處于第二、第四象限的城市由少變多，則說明城市群之間的空間依賴性在減弱，空間差異在變大。

本文選取京津冀城市群的耦合協調度作為變量，利用ArcGIS和GeoGA計算京津冀城市群空間單元 2008—2017年的全局莫蘭指數，結果詳見表6。

莫蘭指數經過方差歸一化之后，它的值會被歸一化到[-1.0，1.0]。由表6可知，京津冀城市群2008—2017年Z值在拒絕原假設的閾值范圍內，P值符合0.05的顯著性水平的檢驗，2008年京津冀城市群整體處于正相關的狀態，莫蘭指數為正值，表現出空間的聚集性效應，但是在2009年和2010年京津冀城市群整體處于負相關的狀態，莫蘭指數為負，表現為空間上無聚集性效應、空間差異大。在2011年之后，京津冀城市群的莫蘭指數變為正值且表現為穩定增長的趨勢，整體處于正相關的狀態，但是數值變化不大，表明京津冀城市群的耦合協調度在空間上呈現出一定的聚集性，耦合協調度較高的地區在空間上集聚，耦合協調度較低的也呈現聚集，空間依賴性加強，空間差異性得到控制。

綜上所述，京津冀城市群的莫蘭指數值偏低，雖然有提升但變化不大，說明京津冀城市群耦合協調度空間差異比較大，但是空間相關性、依賴性逐漸增強，空間差異性雖得到了控制，但空間差異依然存在。京津冀城市群的耦合協調度呈現出一種聚集性分布的規律，如北京、天津、唐山屬于高高聚集;而耦合協調度較低的邢臺、邯鄲、衡水也呈現出了低低聚集的特點。

2.局部空間自相關分析。局部空間自相關的常用指標（LISA）局部散點圖從單個市域的微觀層面出發，分析研究區域內每個對象的變量觀測值，得出每個對象在其領域空間的分布。它能描述整體與個體的服從程度，并且說明空間依賴是如何隨位置變化的。局部散點圖判斷結果可以根據象限不同分為種：高高關聯（即屬性值高于均值的空間單元被屬性值高于均值的領域所包圍）、低低關聯屬于正的空間關聯;高低關聯、低高關聯屬于負的空間關聯。

本文利用GeoGa進行了局部空間自相關的指標計算，獲得了2008年和2017年京津冀城市群的莫蘭指數散點圖（見圖1、圖2）。從圖1、圖2中可以得知，京津冀城市群的局部空間相關性經歷了相關性低到逐步加強的過程，處于第一、第三象限的城市數量隨著時間的推移逐漸增加，但是增加的數量并不明顯，說明京津冀城市群內單獨個體之間的聯系越來越緊密，相互之間的影響也越來越重要。2008年高高聚集與低低聚集的城市相對于2017年少，即處于第一和第三象限的城市較少，具體表現為低低聚集的城市為4個，高高聚集的城市為2個，城市之間的耦合協調發展空間正關聯的城市較少，大部分城市處于第二、第四象限，表現為空間負相關。隨著時間的推移和京津冀一體化戰略的推進，2017年的局部散點圖顯示，低低聚集的城市和高高聚集的城市數量變多，城市局部空間依賴性得到了加強，處于第二、第四象限的城市減少，處于第一、第三象限的城市分別增加到4個和6個，具有空間正關聯的城市增加了。因此，從局部自相關來看，京津冀各城市之間的相互作用也在進一步增強，協同發展的理念逐步得到了落實，相互依賴、相互作用的態勢逐步加強。但是整體協同發展還有空間，還有部分城市的耦合協調發展處于空間負關聯的狀態。

（三）影響機理分析

基于定量識別影響因素與耦合協調度的關系，本文在汲取已有研究成果的基礎上，結合京津冀城市群的實際特點，選取了人均地區生產總值、人均固定資產投資、人均財政支出、第二產業占GDP比重、第三產業占GDP比重、人均實際利用外資、客運量、貨運量、城鎮化率為解釋變量，以同期的耦合協調度為被解釋變量，采用多元回歸模型，運用spss23.0軟件，對京津冀城市群2008—2017年的影響因素與耦合協調度進行多元回歸分析（見表7）。

由表7可以看出，除了第二產業占GDP比重、人實際利用外資與耦合協調度的關系不顯著外，其余各項指標均與耦合協調度呈現較為明顯的相關關系，但是不同年度影響因素又有所不同。分析表明：2008年，與耦合協調度顯著相關的因素為第三產業占GDP比重、人均地區生產總值，說明這兩個因素對耦合協調度有重要影響。2009年、2011年和2012年，城鎮化率與耦合協調度之間呈現顯著性，說明這3年城鎮化率對京津冀城市群耦合協調度有重要影響。2010年，只有人均生產總值與耦合協調度具有顯著性。2013年、2014年和2015年，只有人均財政支出與耦合協調度存在顯著性關系。2016年，人均財政支出、客運量與貨運量與耦合協調度呈現出顯著性。2017年，除了貨運量、客運量與耦合協調度呈現出顯著性，人均固定資產投資也與耦合協調度顯現顯著性。綜上所述，人均地區生產值、人均固定資產投資、人均財政支出、第三產業占GDP比重、貨運量、客運量、城鎮化率在一定程度上、一定時間里與耦合協調度呈現正相關關系，表明這些指標的提升會對耦合協調度產生影響。

京津冀城市群的耦合協調度變化過程是通過各種影響因素的變化起作用的。在微觀層面上，影響公共服務與經濟發展的直接內在因素有人均地區生產總值、人均固定資產投資、人均財政支出、第三產業占GDP比重、城市交通發展水平及城市化水平;間接影響因素有當地政府政策執行能力、財政支出能力、財政支出結構等，這些微觀因素通過宏觀管理發揮作用，即政府通過制定切實可行的公共服務與經濟發展政策，對京津冀城市群的耦合協調度水平和質量發揮決定性作用。由于地區微觀影響因素本身存在差異，加之各地政府執行能力的差別，造成京津冀城市群的公共服務與經濟發展耦合協調度的區域差異大，耦合協調度均值最高為0.694，最低值為0.311，區域發展極不平衡。京津冀城市群耦合協調度提高緩慢，整體協調度較低。究其原因還是微觀影響因素與宏觀影響因素共同作用的結果，人均地區生產總值低、人均固定資產投資額低、人均財政支出低、城市交通水平發展緩慢、當地政府執行能力差等，都是京津冀區域耦合協調度發展緩慢、沒有明顯提升的原因。

四、結論與對策

（一）結論

第一，從京津冀城市群來看，耦合協調度較低，城市群層面的耦合協調性對于京津冀區域各城市的代表性不強，政策制定的意見較為宏觀，缺乏針對性，這說明京津冀城市群整體與局部個體之間的作用機理分析不透徹，需要對其整體與局部個體的內在機理進行全面系統的探究。

第二，從區域內局部個體均值結果來看，在13個城市中，耦合協調度呈現三個階梯分布，區域內耦合協調度跨度較大。在京津冀城市群中，河北省11個地級市的耦合協調度指數大部分低于平均水平，河北省與京津發展不平衡，區域差異大。

第三，京津冀城市群的莫蘭指數值偏低，雖有提升但變化不大，說明京津冀城市群耦合協調度空間差異比較大，但是相關性逐漸增大、空間依賴性逐漸增大，空間差異得到了一定控制。京津冀城市群耦合協調度的分布規律說明局部不同區域對應不同的空間分布特征，在制定公共服務政策與經濟發展政策時要結合其實際情況。

第四，從影響因素與耦合協調度的機理分析看，耦合協調度的宏觀變化是由微觀影響因素發揮作用造成的，并且除了第二產業占GDP比重、人均實際利用外資與耦合協調度解釋關系不顯著外，其余各項指標與耦合協調度呈現較為明顯的正相關關系，但是不同年度影響正相關關系的因素有所不同。

（二）對策

第一，重視整體與局部個體機理作用，建設城市群發展新模式。對于發展新模式，需構建多節點核心城市“以點帶面”的區域合作模式，增強欠發達城市承載核心城市的意識。建立節點城市周邊優勢資源疏散地，以此提高節點區域整體發展水平，從而提高城市群的發展水平。如以北京市為節點核心城市帶動廊坊市;以天津市為節點核心城市帶動滄州、唐山;以石家莊為節點核心城市帶動衡水、邢臺等。

第二，注重區域局部個體差異，構建群內階梯鑲嵌體系。根據三個階梯分布，發展城市群內“結構有序、功能互補、整體優化、共建共享”的鑲嵌體系。應該改變現有的政績觀，針對京津冀特點，明確政策方向，重申政府責任，根據差異協調區域利益，構建水平尺度上不同規模、不同類型、不同結構之間相互聯系的城市平面集群，在垂直尺度上實現不同等級、不同分工、不同功能之間相互補充的城市立體網絡，二者之間交互作用才能體現規模效應、集聚效應、輻射效應和聯動效應的最大化，完整實現區域發展動力、區域發展質量和域發展公平三者在內涵上的統一。在實現的過程中，還要建立利益協調監督機制，逐步在公共服務的分配根源上實現公平，加大社會團體的參與力度，明確公共政策差異化，從而改善公共政策效果，在公共投入上要提高投入效率、優化投入結構，加大向薄弱、短板領域的傾斜力度。

第三，注重時空差異，結合空間分布特征調整經濟結構。注意城市之間差異性減小的本質是區域城市之間的經濟交流加大、政策目標趨同的效果表現。因此，要注重利用時空差異進行資源互補與區位優勢互補，區域間經濟交流加大就要有相應政府指導與政策環境進行促進。結合耦合協調度的影響因素發現，京津冀城市群的經濟結構中第三產業比重對提高耦合協調度產生了重要影響，因此在重視區位時空差異與優勢互補的基礎上，加大第三產業的發展力度，營造經濟發展的良好氛圍，堅持綠色發展、可持續發展為主導，協同各種可持續發展模式的綜合經濟發展模式，催生京津冀城市群經濟增長的新引擎，改善經濟結構，優化資源配置，因地制宜調整產業升級，從而解決經濟發展的滯漲問題。如秦皇島、承德、張家口依托特有的旅游資源發展相關產業;石家莊、衡水依托農業、健康醫藥產業升級第一、二產業;邢臺、邯鄲、唐山等地依托資源密集型國有企業的改革向第三產業過渡;滄州市、廊坊市可以依托京津做好第三產業的物流中轉。

第四，從微觀影響因素入手，制定縮小區域不平衡與加快發展的政策。本文從影響城市群發展的公共政策、經濟發展兩個層面的影響因素入手，得出城市發展應根據各影響因素在不同年度的不同表現制定公共政策的結論，建議探究公共服務、經濟影響因素的深層機理，如同一指標在不同時期的作用方式，同一指標在不同地區的作用時間，根據各地區資源稟賦差距，找到更好的政策建議切入點，從而更好地把握對影響經濟發展水平的人均地區生產總值、人均固定資產、人均財政支出等加大政策協調力度，建立協調財政、地區生產總值的區域平衡機構，減少其在宏觀層面的區間差異;對于城市交通發展水平、貨運量、客運量與城鎮化率等影響因素，政府應注重加大疏導力度，從根本上提高京津冀城市群的耦合協調度，從而解決京津冀城市群的諸多城市發展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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責任編輯：李金霞Research on Coupling Coordination of Public Service and Economic Development

in Beijing-Tianjin-Hebei Metropolitan

Ma Bin，Yao Donglai

（School of Public Administration，Hebei University of Economics and Business，Shijiazhuang Hebei 050061，China）

Abstract：By building public service and economic development subsystem coupling model of Beijing-Tianjin-Hebei metropolitan，using entropy method，comprehensive index， coupling coordination model，space self-correlation， multi-returns，the paper takes an empirical analysis of the coupling coordination of public services and economic development and explores its mechanism and influencing factors.Research indicates：（1）The coupling coordination of two subsystems in Beijing-Tianjin-Hebei urban group is low，and the mean of individual urban in urban agglomeration presents three ladder distributions.（2）The Beijing-Tianjin-Hebei urban group experienced the process of small development spatial dependence and large spatial differences to spatial dependence，and spatial differences.The high coupling coordination region of Beijing-Tianjin-Hebei urban group has a certain agglomeration characteristic and local spatial dependence is enhanced.（3） From the mechanism of action of influencing factors， in addition to the secondary industry accounts for the proportion of GDP， the interpretation of per capita actual utilization foreign capital and coupling coondination is not significant， the remaining indicators and coupling coordination are more pronounced. Different influencing factors in each year are different from positive correlations between interpretation variables.

Key words：public service;economic development;coupling coordination;Beijing-Tianjin-Hebei