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2年中美宏觀政策不同步的長期影響

摘要：當前，新冠肺炎疫情、供應鏈中斷、大宗商品價格飆升、供求失衡等因素導致世界主要國家通脹率顯著上升。在未來的一個發展階段，我們將進入與通貨膨脹長期結伴的新階段。本文認為，2022年中國穩增長、美國反通脹的宏觀經濟政策不同步將產生長期影響，將出現中美宏觀經濟政策長期不同步、中美經濟周期不同步、中美為世界提供公共產品和安全資產的作用不同步的新變化，將帶來全球債務結構、國際貨幣體系、本國勞工市場的重大持續轉變，從而引發國際格局和世界體系漸進的變局。無論世界如何風雨變幻，做好自己的事情始終是最重要的。我們需把握中華民族偉大復興和建設人類命運共同體的機遇，開創新局面;把握中美經濟不同步機遇為世界提供安全資產;把握中美科技不同步機遇促進全方位國際科技合作;把握金融發展不同步機遇，堅持金融為實體經濟服務大方向;把握人口質量紅利發展機遇化解老齡化挑戰。

關鍵詞：世界經濟 中美關系 宏觀政策 人類命運共同體

作者簡介：張燕生，中國國際經濟交流中心首席研究員。

2022年對世界經濟和中國經濟而言，將是一個不可預見事件頻發的多事之秋，也是一個可能載入世界經濟史冊的大轉折大分化大動蕩之年。新冠肺炎疫情、俄烏沖突、中美博弈，無疑將深刻改變世界百年未有之大變局的基本態勢，重塑國際格局、世界秩序和全球治理架構，對中華民族偉大復興和構建人類命運共同體的前景將產生重大而又深遠的影響。2022年，中國穩增長、美國反通脹的宏觀經濟政策不同步將產生長期影響，將出現中美宏觀經濟政策長期

不同步、中美經濟周期不同步、中美為世界提供公共產品和安全資產的作用不同步的新變化。這將為全球經濟提供一個對沖風險、兩面下注、差異化投資組合的多樣性選擇，從而為中華民族偉大復興和構建人類命運共同體帶來新的機遇和挑戰。2022年是中國雙循環戰略的起步之年。在中美戰略能力競爭的大背景下，統籌短期穩是大局、中期結構性改革為主線、長期高質量轉型為主題，要求推進全面深化改革和政府職能的根本轉變，要求提升產業國際競爭力、綜合國力和全方位國際合作能力，要求推動更高水平的市場開放、更高標準的制度開放、更高層次的創新開放，在新形勢下開啟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的新征程。

一、中國發展的國際環境正在發生重大變化

（一）全球消失了30多年的通貨膨脹回來了

當前，對全球通貨膨脹前景的看法國內外都存在著很大分歧。新冠肺炎疫情、供應鏈中斷、大宗商品價格飆升、供求失衡等因素導致世界主要國家通脹率顯著上升。這種通脹現象是暫時性的或階段性的，還是長期性的？如果是長期持續性的通脹趨勢，這是否意味著1979年以來全球嚴格反通脹的時代結束了，我們將進入一個與通貨膨脹長期結伴的發展新階段呢？這個判斷對中國“十四五”時期的宏觀調控政策將產生重大影響。

“十四五”規劃綱要提出，“健全以國家發展規劃為戰略導向，以財政政策和貨幣政策為主要手段，就業、產業、投資、消費、環保、區域等政策緊密配合，目標優化、分工合理、高效協同的宏觀經濟治理體系”。

首先要回答的問題是，過去30多年全球通脹為什么消失了。圖1數據顯示，20世紀80年代以來，世界主要國家的通脹率都得到有效控制，通脹率在長期波動中逐步趨于零。圖2數據顯示，從1979年以來世界主要國家采取了嚴格反通脹的宏觀政策組合，如時任美聯儲主席的沃克爾將貨幣政策目標從控制利率轉向控制貨幣供應量的政策組合，英美等世界主要國家政府減少了對經濟和貨幣的直接干預，從源頭控制住了通脹的貨幣信用來源，從而形成了經濟實際通縮的壓力，最終為走出“滯漲”的經濟困境提供了政策保證。從圖2可以看到，世界主要國家政策基準利率逐步趨近于零。經濟學家弗里德曼指出“通貨膨脹無論何時何地都是貨幣現象”。為什么過去的30多年，世界主要國家貨幣政策一輪又一輪地推動貨幣擴張、量化寬松（QE）、無限量（QE）直至進入負利率時代，而通脹率始終低于美聯儲2%的通脹目標。

首先，全球通脹率消失之謎。最重要的原因是貿易、金融、生產全球化和全球新科技革命吸收了全球通貨膨脹壓力。一是貿易全球化吸收了全球通脹壓力。如中國改革開放有2.9億農村剩余勞動力外出務工，參與了國際大循環分工體系。在2007年《新勞動合同法》出臺以前，中國農村剩余勞動力外出務工人員的收益和權益長期被跨國資本嚴重壓低，中國成為全球低成本、大規模、低價格生產基地。這種情況后來同樣發生在中東歐、印度、孟加拉、越南、墨西哥等地，釋放了巨量勞動力參與國際工序分工體系。表1數據顯示，1993至2008年，中國加工貿易出口額大于一般貿易出口額，加工貿易順差遠大于總貿易順差。而加工貿易供應鏈的控制主體是美日歐全球性企業以及為它們代工貼牌的臺港澳企業。二是金融全球化吸收了全球通脹壓力。金融全球化動員了全球金融資源進入全球金融市場體系，但沒有將全球巨量金融資源流動性配置到知識經濟、科技進步和實體經濟領域，而是投入金融和房地產領域。在全球金融大鱷的運作下，全球巨量金融資源流動性推高了全球資產價格，全球主要股市、債市、期市、匯市及不動產市場價格持續走高，平抑了全球商品和服務的一般價格水平。同時，資產泡沫通過危機出清嚴重打擊了高杠桿率的發達經濟體，造成了全球化的凈損失國家和群體，成為推動逆全球化、貿易保護主義的主力軍。三是全球新科技革命和生產全球化吸收了全球通脹壓力。它創造了一個越來越平的全球經濟網絡，形成了國際大三角分工體系。發達國家的全球性公司處于全球工序分工的頭部位置，掌控著全球金融、貿易、投資以及全球生產體系的市場、技術、關鍵零部件生產和話語權定價權規則制定權;中國和東亞經濟體為世界提供勞動力和加工組裝環節;中東、俄羅斯和其他發展中經濟體為世界提供能源和資源。形成了全球性低成本要素、低價格商品、規?；a參與國際分工和全球化生產體系，平抑了全球通脹率。四是新科技革命推動了全球通訊和運輸技術革命，形成了全球綜合物流體系和供應鏈管理網絡，創造了零庫存、及時供貨的國際工序分工體系。這個體系有效吸收了金融部門創造的流動性，為虛擬部門蓬勃發展奠定了堅實的實體經濟基礎。五是中美等大國合作完善全球經濟治理架構，有效控制了全球通脹率上升。最顯著的案例就是2008年國際金融危機爆發，經濟全球化逆轉、大宗商品價格飆升、量化寬松貨幣政策并沒有帶來全球通脹的重要因素。

其次，全球通貨膨脹回歸之謎。過去30多年全球化、新科技革命、嚴格反通脹的宏觀政策組合，共同創造了全球持續通縮而不是通脹的發展環境。然而，這個階段以2008年9月國際金融危機爆發為標志而告一段落。為了應對國際金融危機，中美曾合作打造

二十國集團

（G20）作為全球治理平臺，同舟共濟推動了全球經濟走出衰退走向復蘇，大大延緩了全球通貨膨脹回歸的速度和進程。如2009年，中國國內生產總值（GDP）占世界的比重僅8.64%，而拉動世界經濟增長的貢獻率高達50%。2009至2019年期間，中國GDP占世界的比重升到16.59%，拉動世界經濟增長的貢獻率年均30%以上，顯著高于美國對拉動世界經濟增長的貢獻率。美歐等量化寬松貨幣政策對全球注入了大量流動性，沒有帶來全球通貨膨脹扶搖上漲的一個重要原因是中國等國家承擔了拉動全球經濟復蘇的重任，相當大程度上吸收了全球的流動性。中國的代價是宏觀杠桿率從2008年底的142%上升到后來的290%左右。當前，全球經濟治理平臺從G20再次回到七國集團（G7），全球宏觀政策協調轉向各自為政或小集團協同等，抑制全球通脹率上漲的制度結構性因素發生了重大變化，全球化倒退、全球供應鏈收縮、全球貿易減速、全球新科技革命轉型等環境因素也發生了重大變化。同時增加了新通脹因素，如全球老齡化進程加快、中美博弈從合作走向全面系統性競爭和對抗、俄烏沖突等，意味著一個長期通貨膨脹持續的新時代正在到來。

最后，美國等主要國家的宏觀經濟政策將發生重大轉變，推升全球長期通脹率。如美國財政部長耶倫正式提出“現代供給側經濟學”。其政策含義將優先考慮勞動力供應、人力資本、公共基礎設施、研發和可持續發展的環境投資。既著眼于經濟增長，又要解決長期的結構性問題，特別是不平等問題。這在拜登政府提出的《基礎設施投資和就業法案》《重建更好未來法案》中得到充分體現，這需要實施超大規模的財政刺激計劃。耶倫說，我們已習慣美國作為世界頭號經濟強國地位。問題不是這些投資是否有風險，而是如果不投資的代價是什么？她考慮更多的是地緣政治和中美博弈。為了達到目的，美國需要更大力度的經濟刺激，更強有力的政府干預，更有保障的供應鏈安全，更進取的中美戰略能力博弈，因此，需要實施對通貨膨脹和財政赤字更高包容度的宏觀政策組合。

國際貨幣基金組織指出，歷史上導致通脹預期脫錨的主要是名義有效匯率的劇烈貶值、經常賬戶赤字和財政赤字的擴大以及中短期通脹預期的上升。其研究成果也顯示，需求端因素導致通脹脫錨的可能性較小。實際情況會怎樣變化，筆者后面將進一步討論。

（二）經濟全球化倒退是一個基本事實

經濟全球化倒退，全球貿易投資減速、全球供應鏈產業鏈收縮、全球數字技術革命分化是基本事實。這是否意味著世界經濟貿易增長的黃金時代結束了，將進入一個類似20世紀20、30年代的世界經濟政治動蕩期。

自20世紀90年代以來，世界進入了現代經濟全球化和信息技術（IT）為重點的新科技革命時代?，F代經濟全球化發展有三個重要的驅動力，即開放驅動、市場化驅動、創新驅動。全球化發展不僅形成了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相互依存的“地球村”，而且創造了巨大的全球化紅利，使全球化時代成為世界經濟貿易增長的黃金時期。圖3數據顯示，1990至2007年全球人均GDP的增速達到1.64%，顯著高于國際金融危機以后2008至2019年的1.31%。從歷史看，凡是把握住全球化機遇的國家和地區，都會進入發展的快車道。如美國崛起就是把握了1870至1913年全球化和第二次工業革命的重要戰略機遇期。同樣，中國改革開放也是把握住20世紀80年代后期以來的現代經濟全球化和IT革命的重要戰略機遇期。

現代經濟全球化的主要推動力。首先是開放推動全球化前行。在關貿總協定/世界貿易組織（WTO）等多邊經貿體系推動下，全球貿易投資自由化便利化獲得快速發展。尤其是東亞外向型經濟模式取得的顯著增長實績，帶動了中國、印度等大型新興經濟體加快對外開放步伐。中印巨量低成本勞動力及其他生產要素深度參與國際大循環和國際工序分工體系，造就了相互依存的全球化經濟體系。然而，無論歷史還是現實都存在一個“全球化悖論”，即全球化的主要推手往往會在全球化進程中成為逆全球化的主要推手，

1870至1913年的經濟全球化的主要推手是英國。由于忽視第二次工業革命的機遇，忙于海外殖民地擴張，在1890年前后英國從推動自由貿易轉向保護貿易。同樣，1990至2007年的經濟全球化的主要推手是美國。由于推動了20世紀90年代的科技泡沫和21世紀00年代的金融和房地產泡沫，美國經濟空心化日趨嚴重，危機后也轉向貿易保護主義。從而導致全球化的停滯和倒退。其次是市場化推動全球化前行。20世紀80年代以來，美英等主要發達國家、中國等發展中國家和前蘇東轉型中國家先后推動了市場化改革，逐步形成全球范圍內市場配置資源的新局面，增進了全球經濟福利。最后是科技創新推動全球化前行。20世紀90年代以來興起的IT革命等助力世界經濟進入了低通脹、低利率、高增長、不平衡的黃金時期。

然而，經濟全球化前行始終面對著三個無法解決的矛盾。一是全球化缺少解決全球失衡和再平衡的協調機制。圖4數據顯示，1990年以來，美國經常項目逆差在1996年為1200億美元，2001年超過4000億美元，2007年超過8000億美元，造成了全球失衡日趨嚴重、全球非理性繁榮、全球化失控的局面。其主因是美國20世紀90年代制造了科技泡沫，21世紀00年代制造了房地產和金融泡沫，美國經濟和產業日益空心化，最終引發國際金融危機。其代價是現代全球化倒退。

IMF數據顯示，21世紀后的第一個十年，全球平均增長3.5%，第二個十年增長3.12%，第三個十年增長2.54%。二是全球化缺少解決全球化損益和公平發展的協調機制。全球化會在發達經濟體和發展中經濟體之間以及內部造成受益者和受損者群體，如何協調兩者之間的利益和矛盾，是全球治理困境的一個重要問題。如率先脫離歐洲一體化進程的是英國，率先轉向區域化

如奧巴馬任總統期間，將推動世貿組織多哈回合談判，轉向推動TPP、TTIP、TISA等區域自貿協定和諸邊開放議題談判。和貿易保護主義的是美國。三是全球化缺少解決地緣政治沖突和大國對抗的協調機制。表2數據顯示，1990至2019年，日本GDP占美國的比重下降了30個百分點，中國則上升了60個百分點。全球化失控導致美國“吃虧”中國“占便宜”、中國出口導向戰略加劇全球失衡，都成為美國挑起貿易戰，推動貿易保護主義和逆全球化的所謂理由。圖5數據顯示，2005年中國經常項目順差才1324億美元，其來源主要是代工貼牌的加工貿易順差;在全球非理性繁榮的帶動下，2008年經常項目順差才4206億美元（張明，2022）。

金融危機爆發以來，中國經常賬戶順差占GDP比率從2007年近10%，降至近年來低于1%～2%。外匯儲備存量在2014年6月達到接近4萬億美元，2021年末為3.25萬億美元。在2001至2020年的20年間，除2016年外，直接投資在19年內都是凈流入，累計順差19813億美元。20年間，證券投資有15年是凈流入，累計順差3964億美元。其他投資在20年間僅有9年是凈流入，累計逆差15019億美元。如用非儲備性質金融賬戶余額和誤差與遺漏項余額之和，從2014至2020年間，中國有持續7年的跨境資本流出。

（三）大國博弈下主要國家政府加強了對經濟的直接干預

現階段，世界主要國家普遍加強了對經濟的直接干預。這是否意味著全球新自由主義的時代結束了，我們將進入政府推動中美博弈、新舊基礎設施建設競賽和戰略能力競爭的新時代。尤其發生了俄烏沖突，無論什么結局，世界會進一步向北約、美西方、民主同盟的集團化方向邁進。中國不可能倒向這個集團，必須堅持走自己的道路。俄烏沖突可能帶來的一個后果，即中國發展的國際環境越來越像20世紀20、30年代。習近平主席在2019年6月日本大阪舉辦的G20峰會上指出，“避免因一時短視而犯下不可挽回的歷史性錯誤”“避免落入沖突對抗的陷阱”。對中國而言，這相當于是一次大國沖突的壓力測試和情景預演。對此，我們必須做最壞情景的假設，爭取為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和構建人類命運共同體贏得最好的結果。

首先，未來國際格局的演變將發生哪些新變化？是繼續推動形成中美歐三足鼎立的國際大格局，出現中美歐結構相對平衡、利益相互糾纏的三大生產網絡體系;還是出現中國與美西方陣營分明、相互對立的兩個平行世界之間的選擇性對抗、競爭與合作，極端情景會形成系統性激烈對抗的沖突情景;或形成中美之間科技、產業、金融三大領域之間脫鉤與掛鉤、對抗與合作、制裁與反制之間的戰略纏斗。其他國家和地區有些會選邊站，有些不選邊站，中美戰略能力競爭的重點是爭取第三方的理解、支持、接受。

其次，未來的世界秩序的演變將發生哪些新變化？是延續二次大戰后建立的多邊經貿秩序繼續前行，

習近平主席指出，“世界只有一個體系，就是以聯合國為核心的國際體系。只有一個秩序，就是以國際法為基礎的國際秩序。只有一套規則，就是以聯合國憲章宗旨和原則為基礎的國際關系基本準則”。 推動多邊規則體系的與時俱進、現代化多樣性包容發展;還是在基于規則的自由貿易秩序、基于對等的公平貿易秩序、基于共享的包容貿易秩序

自由貿易的本質是開放，公平貿易的本質是改革，包容貿易的本質是發展，三者之間尋求合作而不是對抗。然而，目前大國之間在WTO等多邊經貿體系的分歧和沖突正在擴大。 之間的大國博弈中，搭建能夠爭取中國與美西方合作、多數經濟體參與建設的自由公平包容的合作之橋;或俄烏沖突類似事件為導火索引發世界秩序更加失序。探索基于人類命運共同體的世界新秩序最佳實踐是突破口。

最后，未來全球治理的演變將發生哪些新變化？是延續國際金融危機時中美合作推動過的G20全球治理平臺;還是再次回歸G7的小集團和推動導致全球進一步分裂的所謂的民主聯盟;或發展區域化、諸邊協商、碎片化的全球治理組織，如何避免因一時短視而最終落入沖突對抗的陷阱。國際格局、世界秩序、全球治理都是相當需要歷史耐心的慢變量，中國如何為世界提供公共產品、安全資產和協調機制，是中國未來擔負全球治理的穩定錨角色轉變的本質要求。

在俄烏沖突中，中國既不會支持美歐對俄制裁，也不會支持戰爭。制裁在實質上是制裁人民，休戰實質上是幫助人民，中國將提供人道主義援助。中國與俄美歐等都是國際事務中的利益攸關方，不會選邊站。目前，中美之間出現科技、產業、金融各種脫鉤的風險在顯著上升。但近來中國美國商會、中國德國商會發布的調查報告顯示，83%的美資企業和96%的德資企業持續看好中國市場，66%的美資企業和71%的德資企業計劃增加在華投資。2022年前兩個月，美國、德國實際對華投資分別增長36.4%和109.1%。

二、中美宏觀政策不同步的長期影響

（一）2022年中國穩增長、美國反通脹的宏觀政策不同步

2022年，中美仍是拉動世界經濟增長的兩大引擎。美國采取了超大規模的財政刺激政策，其首要目標不僅是經濟恢復，更著眼于中美博弈。國際貨幣基金組織（IMF）預計2022與2023兩年美國經濟增長率分別為4%和2.6%。美國2022年2月的通脹率高達7.9%，

哈佛大學教授勞倫斯·薩默斯在《華盛頓郵報》撰文指出，美國面臨巨大的通脹壓力，包括能源價格上漲、俄烏沖突導致的糧食價格上漲以及新冠肺炎疫情反彈引發的供應鏈中斷加劇等，上述因素或在年內將美國通脹率推高3個百分點。 控制通貨膨脹將成為美國2022年宏觀政策的頭等大事。3月美聯儲進入加息周期將引發宏觀名義總量的相應調整，3月16日美聯儲將2022年美國經濟增長率從4.0%下調至2.8%。美國宏觀政策調整的外溢效應將直接影響到世界各國經濟。中國應對世紀新冠肺炎疫情沖擊的政策基調保持戰略定力，保持宏觀杠桿率的基本穩定，2月通脹率0.9%，

發達經濟體作為消費中心、中國等新興經濟體作為生產中心，前者通脹率拉高后者成本驅動，其他大宗商品出口國拉高輸入型通脹。以居民消費價格指數（CPI）衡量的通脹率，美國等發達國家要高于中國等新興和發展中國家。而以生產價格指數（PPI）衡量的通脹率，美國等發達國家最高，中國僅次于美國，其他發展中國家最低。 穩增長成為宏觀政策的主基調。但2021年的主要宏觀政策實際效應偏緊，教培雙減、反壟斷、共同富裕、能耗雙控等重大舉措推進過程偏急，消費投資、生活服務和生產服務業、中小微企業和個體工商戶等領域復蘇勢頭偏弱。穩字當頭，七大政策組合發力，將2022年中國經濟增長率預期調高至5.5%左右。

中國穩增長、美國反通脹，是否會成為長期趨勢？這對全球經濟和中美經濟會產生重大影響。在未來的一個發展階段，通貨膨脹將成為一種長期現象?；ㄆ旒瘓F經濟意外指數顯示，美國、新興經濟體和發展中經濟體以及全球經濟分別從2020年9月、2021年3月和2022年2月開始出現超乎預期的通脹率上升。根據歐盟統計局數據，2022年2月歐元區通脹率按年率計算達5.8%，能源價格按年率計算上漲31.7%。其中，德國2月通脹率為5.5%，法國為4.1%，意大利為6.2%，西班牙為7.5%。俄羅斯預估制裁后的經濟走勢，通脹率升至16.8%，GDP下降4.5%;而印度尼西亞和日本2月通貨膨脹率僅2.1%和0.8%。

英國學者查爾斯·古德哈特（2021）認為，中國的崛起及其人口帶來的“甜頭”強力影響過去40年全球通脹、利率的變化走向?，F在，中國人口增長率減緩正值世界“反全球化”興起之際。不僅是中國，歐美發達國家也一同身處這一人口大“逆轉”的最前沿，這將從根本上改變世界經濟。他預計西方未來幾十年的通脹壓力在每年3%到4%之間，這是勞動力短缺造成的。對此，中國將長期堅持穩增長的宏觀政策組合，堅持短期穩是大局、中期結構性改革為主線、長期高質量發展為主題的政策銜接和持續，堅持保持戰略定力和宏觀杠桿率的基本穩定，順利度過從人口規模紅利到人口質量紅利的轉變。從美國方面看，它不僅為擺脫新冠肺炎疫情造成的嚴重經濟衰退而采取了超大規模的財政經濟刺激，

特朗普任內實施了3.1萬億美元（2020年3月和2021年1月），拜登上臺不到一年也實施了3.1萬億美（2021年3月簽署1.9萬億美元紓困法案、11月簽署1.2萬億美元的基礎設施投資和就業法案）。 而且為了中美戰略能力競爭而繼續采取擴張性宏觀政策，通貨膨脹將成為長期現象。

（二）美國關于通貨膨脹前景的爭論

美聯儲推出了“平均通貨膨脹目標制”，希望通過提升對通貨膨脹的容忍度為經濟復蘇贏得更加充分的時間。直至2021年底，美聯儲主席鮑威爾還一直堅持本輪通貨膨脹是暫時性的政策判斷。

主要發達國家擴張性的財政政策和貨幣政策是全球通脹的需求端原因之一。實施了“無限制量化寬松”政策，創造了空前寬松的信貸環境。更重要的是，2020年8月美聯儲主席鮑威爾宣布美聯儲將實施新型貨幣政策框架——“平均通脹目標制”（Average-inflation Targeting）。在新框架下，貨幣政策的目標是追求在一段時間內實現2%的平均通脹率。如果之前一段時期的通脹率低于目標，那么美聯儲將在之后的時期允許通脹“超調”。

美國學者大衛·雷夫施耐德和大衛·威爾科克斯（2022）認為，2021年美國的高通脹主要是特殊因素產生的結果，其中許多因素可能會在2022年和2023年消退，通脹的長期預期已經保持穩定。因此，他們得出的結論是，在適當的警告下，大部分高通脹將自行消失，美聯儲不必過于猛烈地踩剎車。它只需要使政策利率接近中性利率，著陸很可能是順利的。

他們認為在大流行之前的25 年里，通脹沖擊幾乎沒有持續存在，而且通脹總是很快回到美聯儲2%的通脹目標附近。美國個人消費支出平減指數（PCE）將在未來兩年左右平穩下降至美聯儲2%的目標。

然而，曾做過IMF首席經濟學家的奧利維爾·布蘭查德（2022）對當前美國通脹形勢提出不同看法。他發現，現在美國通脹形勢更像1975至1983年（參閱圖6）。美聯儲當時的政策嚴重滯后于通脹形勢，1975年核心通脹率和政策實際利率相差17個百分點，現在相差12個百分點，當年美聯儲用了8年時間才將通脹率控制在4%。代價是實際利率上升了近13個百分點，失業率從20世紀70年代初到最高點上升了6個百分點。

奧利維爾·布蘭查德認為，美聯儲近40年來一直保持著低通脹記錄，因此有理由獲得信用，而20世紀70年代的美聯儲卻沒有這種記錄。在20世紀70年代，兩次主要的能源價格沖擊使情況變得復雜。但今天，我們可能會有類似的經歷：2019年爆發的新冠肺炎疫情已經大幅提高了油價，而近期的烏克蘭戰爭可能導致油價進一步大幅上漲。然而，今天能源在生產和消費中所起的作用比那時要小，這是個好消息。他認為，2021年美國的通脹飆升與過去40年來的任何情況都不同。約瑟夫·E·加格農在彼得森國際經濟研究所的政策討論上提出，如果到2023年底PCE通脹率穩定在遠高于2%的水平，那么問題是美聯儲是否需要進一步放緩經濟，冒著衰退的風險，才能一路回到2%。

約瑟夫·E·加格農（Joseph E. Gagnon） 在美國彼得森國際經濟研究所政策簡報中估計，當失業差距為負時，失業率下降1 個百分點會使通貨膨脹（其他條件相同）增加0.6%，大約是 Reifschneider 和 Wilcox 估計的系數的8 倍。根據這一估計，-2% 的失業率差距可能會增加1.2% 的通貨膨脹。Δp=Δp（-1）-a（u-u*）+x，Δpe=pe - p（-1），其中 p（-1）是上一期價格水平的對數，pe 是本期預期價格水平的對數，所以 Δpe 是本期預期價格通脹;u 是失業率，u* 是自然失業率，所以（u- u*）是失業差距。x 是影響價格高于工資的所有因素。

關于美國通脹率前景的爭論，焦點是根據過去40年通脹率長期穩定趨勢觀察美國通脹率的未來，還是基于趨勢變化觀察美國通脹率的未來。前者堅守菲利普斯曲線變平了，給定的失業率變動，通貨膨脹的變動幅度很小;單位勞動力成本的變動，對價格通脹的影響有限。因此，得出來大衛·雷夫施耐德和大衛·威爾科克斯的實證判斷，即美聯儲不必過于猛烈地踩剎車，美國PCE將在未來兩年左右平穩下降至美聯儲2%的目標。后者則認為菲利普斯曲線變陡峭了，即勞動力市場過熱或供需失衡都會轉變為通脹現象。如果影響價格高于工資的各種因素發揮推高通貨膨脹的作用，如果菲利普斯曲線的斜率不再平坦而是變陡峭了，這將進一步助長通脹持續下去。

圖6可以討論三種不同的通脹場景。

一是新冠肺炎疫情的爆發造成供應鏈中斷、各國生產能力恢復不同步成為全球通脹高企的主要推手。其中包括對通脹預期的供給沖擊（如供應鏈中斷、供給短缺等）、需求沖擊（財政刺激、消費增加等）。關鍵分歧是未來通脹走勢是與過去40年來的任何情況都不同（布蘭查德，2022），還是2023年通脹著陸很可能是順利的（雷夫施耐德、威爾科克斯，2022）。另一個問題是未來通脹率的主要推動力是什么？美國未來是否會推動基建投資、改善民生、科技創新等大規模的財政支出計劃，從而推高需求拉動的通脹;俄烏沖突是否會持續推高大宗商品價格，從而帶來成本驅動的通脹;中美博弈等地緣沖突是否可能造成兩個平行世界的不確定性沖擊，從而帶來通脹預期持續走高。

Ahn & Luciani（2021）將通脹分解為純通脹、相對價格通脹和特殊通脹。發現純通脹決定了通脹的趨勢性，相對價格通脹和特殊通脹則決定了通脹的波動性。更進一步發現了純通脹主要由勞動力市場疲軟和通脹預期驅動，而石油價格或匯率變化等供給沖擊對純通脹沒有影響，而是解釋了相對價格通脹的變化。如果存在導致純通脹的趨勢性因素——勞動力市場疲軟和通脹預期驅動，那么很有可能這次新冠肺炎疫情引起的全球通脹將在中長期持續，而不只是能源價格推動的短期波動?？傊?，我們要做好準備進入一個與通脹長期伴隨的新時代。

二是通脹率的未來走勢是否更像20世紀70年代。布蘭查德認為，首先，1975年核心通脹率和政策實際利率相差17個百分點，美聯儲用了8年時間直到1983年才將通脹率控制在4%。其代價是實際利率上升了近13個百分點，失業率從70年代初到最高點上升了6個百分點?，F在核心通脹率和政策實際利率相差12個百分點，控制通脹所需要的時間和代價可能是巨大的。其次，發達國家勞動力市場是否會重現70年代“工資—通脹”雙循環推動。80年代后期，產業轉移和國際工序分工體系瓦解了工會力量和集體談判制度。下一步是否會出現經典經濟學規律回歸的現象呢？盡管周期性的勞動成本—通脹壓力較小，但美國勞動力成本在近幾年確實存在持續上升的趨勢，尤其是出現逆全球化趨勢以及俄烏沖突以來，勞動力成本—通脹的趨勢性變化更值得關注。最后，新冠肺炎疫情的爆發造成的供應鏈中斷的通脹壓力是暫時性的還是中長期的?，F階段全球供應鏈收縮和綜合物流體系解體是通脹壓力釋放的因素之一。Davarzani（2022）研究了1970—2014 年全球大宗商品價格沖擊對國內通脹的影響，發現全球大宗商品價格沖擊可以解釋一國26%到38%的通貨膨脹波動?？傊?，1975至1983年是美國從擴張性宏觀政策到嚴格反通脹的宏觀政策轉變的重要轉折點，現在美國是否進入從嚴格反通脹的宏觀政策轉向擴張性宏觀政策的重要轉折點。因此，美國現階段通脹形勢仍處于持續波動前行的一個長時期的初始階段。

三是美國未來通脹率是否更像20世紀20、30年代至70年代的綜合混合體（見圖6）?，F階段涉及通脹的經濟理論和政策實踐可能回歸經濟學經典的時期。菲利普斯曲線從更加平坦轉向更加陡峭就是一個證明。Beckmann等（2021）認為，導致當前的通脹延續至中期通脹的因素包括原材料大宗商品超級循環產生的持久價格上漲壓力，持續性的供應瓶頸，新冠肺炎疫情導致的私人部分儲蓄率上升產生額外需求，大規模的財政刺激以及緊張的勞動力市場等。盡管這些因素多為暫時性的，但可能導致比過去十年更持續的價格上漲壓力。此外，1979年以來的全球宏觀經濟有哪些因素近年來發生了新變化。實際工資追趕通脹的動態趨勢變了，通脹率由長期穩定開始快速上升;通脹預期的錨定效應變了，如果預期越失錨，則2021年通脹越會影響2022年的通脹形勢;菲利普斯曲線變平了，意味著對于給定的失業率變動，通貨膨脹的變動幅度較小，如果菲利普斯曲線變陡峭了，勞動力市場過熱就可能對工資通脹造成巨大壓力;人口老齡化也會加劇產出下降和通脹上升這樣兩個相反趨勢?，F在的問題是，過去的趨勢不再繼續，通脹形勢將發生轉折性變化（奧利維爾·布蘭查德，2022）。IMF前首席經濟學家Maurice Obstfeld說，這段沖擊持續的時間越長，各經濟體遭受“類似于20世紀70年代經歷”的可能性就越大。經濟增長放緩甚至衰退可能是戰勝通貨膨脹的代價，新興經濟體尤其脆弱。

佚名：《世界經濟可以避免1970年代的停滯型通貨膨脹重演 但不是沒有代價》，新浪財經，2022年3月10日。穆迪分析首席經濟學家Mark Zandi認為，部分是因為像美聯儲這樣的央行已經從20世紀70年代的長期通脹中吸取了教訓——足以不再走上這條“黑暗道路”“他們寧愿讓我們更早地陷入衰退，而不是陷入停滯型通貨膨脹和之后更嚴重的衰退”。然而，問題是，未來美國通脹率的變化軌跡是越來越像20世紀70年代走出滯漲時的場景，還是越來越像20、30年代走出百年變局時的場景？

20世紀70年代走出滯漲時的場景，更多是執行嚴格反通脹的宏觀政策組合;20、30年代走出百年變局時的場景，更多依靠擴張性宏觀政策和對通脹更包容的政策取向。從目前的形勢看，俄烏沖突、新冠肺炎疫情、中美博弈以及未來還會不斷出現更不可預見的激烈沖突對抗，有推動全球格局走向20世紀20、30年代局面的趨勢。中國怎么辦？適應全球未來長期通脹率變化的新形勢，要始終堅持短期穩是大局、中期結構性改革為主線、長期高質量轉型為主題的宏觀政策取向。即便是全球通脹形勢有失控的風險，仍要保持戰略定力，推動國內經濟穩定增長。

（三）中美宏觀政策不同步的長期影響

如果中美博弈出現宏觀政策取向不同步的長期趨勢，將帶來全球債務結構、國際貨幣體系、本國勞工市場的重大持續轉變，從而引發國際格局和世界體系漸進的變局。其中隱含的重大機遇和嚴峻挑戰是需要我們認真研究和對待的。其中，美國宏觀政策轉向的長期影響值得重視。目前，美國面對高油價、高通脹、高債券收益率上行壓力。2020年3月29日，美國2年期國債收益率自2019年8月以來首次高于10年期國債收益率，即出現了長短期國債收益率倒掛。美國經濟預期將陷入衰退的風險在上升。美國宏觀政策選擇面對困境：為了防止經濟衰退，而采取新一輪擴張性宏觀政策;還是為了防止通貨膨脹，而付出經濟衰退的代價？筆者相信，有更多經濟學家希望美聯儲能夠延續過去40年的嚴格反通脹模式，即使付出嚴重的經濟衰退。但在中美博弈、俄烏沖突、新冠肺炎疫情面前，拜登政府及美聯儲大概率會最終選擇經濟擴張與通脹同行。其中，中美博弈的地緣政治因素在起決定性作用。

1.美國債臺高筑將成為長期趨勢

美國財政部公布的數據顯示，美國聯邦政府債務規模已突破30萬億美元，比美國2021年GDP高出約7萬億美元。新冠肺炎疫情暴發以來，美國債務增長近7萬億美元。

2021年，美國在世界GDP中占比24.4%，美元在國際外匯儲備中占比60%，總債務占美國GDP的130.65%。 同時，按照美國證券業和金融市場協會的數據顯示，截至2021年9月底，美國企業的公司債券發行余額達到10萬億美元，較上次美國的加息周期（2015年底）多出約30%。

日本案例中，企業降低杠桿，公共債務和私人債務總量上升，最終對企業和經濟發展帶來不利影響。其中，債務違約風險更高的低評級債券占比約20%。又據2022年2月美國紐約聯邦儲備銀行發布的報告，2021年美國家庭債務總額增加了1.02萬億美元，達到15.58萬億美元，創金融危機以來的最大增幅。美聯儲加息不僅會增加美國各類債務成本及債務風險（見圖7），還可能增加新興市場和發展中經濟體償還美元債務的成本，從而推高全球債務違約風險（見圖8）。

要重新評價美國的債務負擔。美國財長耶倫上任后，一是強調美國國會要迅速提高聯邦政府債務上限，將聯邦債務上限從目前的28.9萬億美元提高到31.4萬億美元。她警告稱，美國政府債務違約很可能引發一場“歷史性的金融危機”。二是強調債券的利息支付占GDP之比/債務占GDP之比小于1，則債務就是可持續的，即在低利率的環境中承擔更高債務負擔仍是可持續的。她的這兩項財政政策的訴求，為美國下一步不斷推高債務上限，隨加息周期而不斷推高利息支出鋪平了道路。其目的是通過實施擴張性財政政策，為中美戰略能力博弈取勝提供充足的可持續財力支撐。她表示，“從長遠來看，大規模刺激經濟的好處將遠遠大于成本”。至于美國財政政策取向是否會引發通脹并對全球開征通脹稅的外溢代價，她并不真正在乎。

2.新興市場和發展中國家債務風險顯著上升

國際金融協會（IIF）最新發布的《全球債務監測》報告顯示，2021年全球債務總額首次突破300萬億美元，達到303萬億美元。新增債務超過80%來自新興市場，其債務比上年增加8.5萬億美元，超過了95萬億美元。自2021年9月以來，發展中國家的債券收益率一直在上升，這是金融狀況收緊的一個明顯信號。自俄烏沖突以來，發展中國家債券收益率平均又增加了36個基點。預計2022年發展中國家需要3100億美元來滿足外部公共債務的償付要求，這相當于2020年底外部公共債務未償存量的9.2%。IMF預測，從疫情前2019年至2021年底，全球債務率將由83.6%上升至97.8%，發達國家的負債率將從103.8%升至121.6%，新興市場的債務率將從54.7%升至64.3%。

為此，IMF總裁格奧爾基耶娃建議，一是確保各國安全度過貨幣政策緊縮周期。主要國家采取減債、加息、縮表等緊縮政策，新興市場和發展中國家必須為由此帶來的國際資本流動逆轉做好準備。如在條件有利時延長債務償還期限，同時避免進一步增加外幣債務。二是要關注財政可持續性，幫助低收入國家解決債務問題。IMF預計約60%的低收入國家已處于債務困境，需要更多國內收入、贈款、優惠融資等，以便快速解決債務問題。

2021年8月，IMF發行了歷史上規模最大的6500億美元的特別提款權，然而，其分配是與IMF的國家配額相聯系的。這意味著大部分增加的資金將歸于高收入國家，而只有8%將被輸送到具有高度債務脆弱性的國家。一些高收入國家可能愿意將其增加的特別提款權份額“捐贈”給貧困國家;但這不如將特別提款權的分配與發展水平掛鉤，從而使貧困國家在這種增加中直接獲得更大的份額。

3.公共產品短缺是當前主要的全球治理困境

作為負責任大國的重要職能是為全球提供公共產品。導致全球化倒退的主因是公共產品短缺的困境。如本文第一部分討論的全球化三個短板：一是缺少全球失衡和再平衡調節機制;二是缺少全球化損益和公平調節機制;三是缺少地緣政治和大國沖突的仲裁調解機制。由于缺少全球性政府和央行，缺少有效的全球經濟治理機制和金融貨幣體系，缺少足夠負責任的大國承擔提供公共產品和安全資產的責任，這些問題在相當長時期內很難有解。這就很容易落入“金德爾博格陷阱”，即缺少全球公共品提供者所導致的全球經濟失序，最終會陷入沖突對抗的陷阱。要防止這種情形發生，中國就要有意識地承擔為全球提供力所能及的公共產品和安全資產的歷史責任。中國承擔公共產品供給責任的案例很多，其中有兩個經典案例：一是應對1997年亞洲金融危機，中國承諾人民幣不貶值，保證了地區貨幣穩定。代價是1998至2005年人民幣匯率長期穩定，導致經常項目盈余和外匯儲備資產的大幅積累。二是應對2008年國際金融危機，中美攜手利用G20作為全球治理平臺穩定了全球經濟。代價是中國宏觀杠桿率從142%的低點上升到290%的高點。這是2008年世界主要國家實施量化寬松貨幣政策并未引發嚴重的通貨膨脹的一個重要原因。今后中國承擔公共產品和安全資產供給責任，就是在世界百年變局中提供相對穩定的宏觀政策、宏觀經濟和現代產業體系以及可以充當穩定錨功能的人民幣、人民幣資產和人民幣市場體系，為世界和中國提供一個可以兩面下注對沖風險的系統性選擇。

當前，美國仍是全球最重要的安全資產供給者。以美國財政可持續性和國家信用為基礎，美元、美債、政府支持的機構證券、金融機構債務等都被視為安全資產。然而，如果美國采取擴張性宏觀政策，通脹率居高不下，那么，美元貶值就等價于全球減免美國債務，是全球共同承擔美元作為公共產品的代價。美國只有創造更多的美債，才能吸收泛濫的美元流動性;只有創造更多的美元，才能滿足聯邦政府發債融資的需求。自21世紀頭十年中期以來，美元近30%的升值，以及美國債券收益率約3/4的下降，在很大程度上可以歸因于中國的影響。金德爾博格在解釋大蕭條形成原因時認為，根源在于英國沒有能力，美國又不愿意承擔責任以穩固國際經濟體系：第一，為跌價商品保持比較開放的市場。美國在1930年通過的《斯穆特—霍利關稅法案》，引起全球貿易戰。第二，提供反經濟周期的長期貸款。第三，在危機時期實行貼現，全球缺乏“最后貸款人”（邵宇、陳達飛，2022）。對此，中國從構建人類命運共同體的角度出發，要避免落入“金德爾博格陷阱”，就要補位承擔力所能及的安全資產和公共產品供給的責任。

瑞士信貸銀行短期利率策略主管佐爾坦·波扎爾最新發表《布雷頓森林Ⅲ》（Bretton Woods Ⅲ）的報告。

資料來源：《瑞士信貸銀行報告認為：21世紀“布雷頓森林體系”正形成》，參考消息網，2022年3月18日。

他指出商品危機正在發生，這將大大動搖現在以美元為基礎的經濟體系，引入世界貨幣新秩序。他預言的布雷頓森林體系3.0，其支撐是“Outside Money”外部貨幣，即黃金和其他大宗商品。也就是說，美國歐盟發行的貨幣和債券將不受信任，

IMF第一副總裁Gita Gopinath發出警告稱，西方對俄羅斯實行的某些制裁，具體說就是凍結或沒收俄羅斯央行持有的美元和歐元儲備，將使其他外國央行不再愿意持有巨額的美元和歐元。 黃金和資源才具備更底層的信用。這將導致西方世界的高利率和高通脹。他還認為，“從以黃金為支撐的布雷頓森林時代，到以主權債券為基礎的布雷頓森林體系Ⅱ，未來我們將轉向以黃金和其他原材料為支撐的布雷頓森林體系Ⅲ”。

維克托·布蘭科·莫羅：《21世紀的“布雷頓森林”，基于原材料的新貨幣秩序》，西班牙《經濟學家報》網站，2022年3月13日。沙特阿拉伯正在考慮以人民幣定價其對中國的部分石油銷售，在國營石油公司Aramco 的計價模式中接受人民幣計價的期貨合約。佚名：《高盛：“石油人民幣”是頭等大事，對美元的未來做出不祥的預測》，金融見聞錄，2022年3月22日。世界黃金協會數據顯示，俄羅斯目前擁有2300噸左右的黃金。2020年3月23日，俄羅斯總統普京宣布，凡是與俄羅斯進行石油天然氣貿易等大宗交易，必須使用俄羅斯法定貨幣盧布進行結算。將大宗能源商品變為盧布最大的信用支持。3月24日彭博全球債券綜合指數（政府和企業債務總回報率衡量基準）已從2021年1月的高點下跌11%，創有記錄以來的最大回撤，超過2008年金融危機期間10.8%的跌幅。從市值來看，縮水幅度接近2.6萬億美元，同樣高于2008年的2萬億美元。

美國財政部長耶倫近來表示，美元并沒有真正的競爭對手，中國和俄羅斯都沒有接近找到替代美元交易的貨幣。她相信，“美聯儲能夠在不引發經濟衰退的情況下控制住通脹”。美元不會因為對俄羅斯制裁而失去其作為世界主要儲備貨幣的地位。她認為，“目前美元沒有任何威脅性競爭，而且在很長一段時間內不太可能出現”。雖然高盛和瑞信都暗示美元霸主地位面臨威脅，但要找到與之匹敵的替代者極具挑戰。然而，對于投資者而言，通脹的上升意味著持有市場債券乃至政府債券的吸引力都正在減弱，因為這些債券的久期很高，即估值對利率的變化非常敏感。Winson Phoon表示：“當把久期風險納入考慮當中，那么美債的避險屬性就被削弱了?！?/p>

三、新形勢下把握中華復興和建設人類命運共同體的機遇

2022年是在俄烏沖突、新冠疫情、中美博弈背景下開局的。這是需要戰略謀劃中華復興和建設人類命運共同體發展路向的重要一年。無論世界如何風雨變幻，保持歷史耐心、戰略定力和求真務實的精神，化危為機，轉危為安，做好自己的事情始終是最重要的。

（一）把握中華復興和建設人類命運共同體的機遇，開創新局面

世界再也不是過去的世界。新冠疫情、俄烏沖突、中美博弈等重大事件，正在改變世界前行的軌跡和方向。對于實現中華復興和構建人類命運共同體的目標而言，防止經濟全球化進一步倒退和推動新型全球化繼續前行;防止中美脫鉤和推動中美科技、產業、金融繼續緊密掛鉤;防止落入對抗沖突陷阱和推動全方位國際合作是中華復興的戰略全局。在國際格局層面，無論是三足鼎立還是兩個平行世界，都是大國均勢的游戲。制裁最終受害的是人民，休戰最終幫助的是人民，堅持以人民為中心是中國和世界發展的公平正義。在實體經濟層面，全球經濟重心東移將帶來東亞生產方式轉型、東亞生產網絡提升。在金融經濟層面，數字貨幣、云計算、大數據、人工智能等將改變傳統金融貨幣業態。如區域全面經濟伙伴關系協定（RCEP）就有名列世界前茅的香港、上海、新加坡、東京、悉尼五大金融中心。香港、上海在其中將扮演綜合創新金融樞紐功能，逐步形成英美金融體系、歐洲大陸金融體系、伊斯蘭金融體系等模式相混合的亞洲新金融體系。

中美再也不是過去的中美。

薩繆爾森（2004）。第一種情形是貿易的一方在原本具備比較優勢的領域，大幅度提高生產率，帶來雙贏;第二種情形是一方在原本不具備比較優勢的領域提升了生產率，會損害對方利益。美日在半導體領域的競爭，中美在5G和人工智能等領域的競爭，都符合第二種情形。中美戰略能力競爭將是一場超長的馬拉松比賽。美國有全球一流的科技、產業、金融優勢，中國有全球一流的歷史耐心、戰略定力、自立自強優勢。中美之間始終面對脫鉤與掛鉤、對抗與合作、制裁與反制之間的戰略博弈。在未來的一個時期，美國高通脹、中國穩增長將成為長期趨勢。即使美國宏觀政策部門愿意付出一場嚴重衰退做代價轉向嚴格反通脹的目標組合，地緣政治競爭也使之難以持續下去。全球安全形勢及美國國內迫切需要的基建更新、產業更新、民生更新等都需要巨額財政資源投入。在這種形勢下，全球投資人將比以往更重視人民幣和中國債券，他們也更期待中國進一步改善預期管理和宏觀管理，學會與全球投資人溝通對話，形成世界對中國未來的良好預期。我們要通過市場驅動、企業驅動、民間驅動的方式促進中美之間的科技合作、產業合作、金融合作。中國國債被相繼納入摩根大通和彭博巴克萊的債券指數，香港推出明晟指數（MSCI）中國A50互聯互通指數期貨、不斷擴大滬深港通投資標的，引入新的特殊目的收購公司作為海外借殼上市的一種（SPAC）上市機制等，掛鉤仍然是中美之間的主流趨勢。

中國再也不是過去的中國。2022年冬奧會的主題是“我們”，構建人類命運共同體。中國的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新征程要給世界帶來機遇而不是威脅。在全球經濟治理層面，在基于規則的自由貿易、基于對等的公平貿易、基于共享的包容貿易之間要搭建合作之橋而不是對抗之橋。在國內雙循環戰略層面，推動零關稅、零壁壘、便利化、服務業市場準入負面清單的高水平市場開放;

正式生效的RCEP協定中，我國承諾90%左右貨物貿易最終實現零關稅，我國正式申請加入全面與進步跨太平洋伙伴關系協定（CPTPP）協議中，零關稅比重有可能達到99.5%。推動規則、規制、管理、標準等高標準制度型開放，與國際高標準制度規則相銜接;推動人才、技術、資金雙向流動的高層次創新開放。在公平競爭層面，從中美產業鏈垂直—互補、水平—競爭的基礎上，探索中美基于產業水平分工、合作、互補的錯位競爭、差異發展的新模式。我們不搞贏者通吃，不搞零和博弈、不搞以強凌弱，與發達成員之間尋求強強互補型合作，與發展中成員之間尋求共享型發展合作。在發展與安全層面，在強調創新是第一動力、人才是第一資源、發展是第一要務的基礎上，增強技術安全、產業安全、供應鏈安全的綜合保障能力。

（二）把握中美經濟不同步機遇，為世界提供安全資產

一是把握未來中美經濟周期不同步的機遇。這將給全球投資人提供貨幣、資產、物業等兩面下注，對沖系統性風險的投資選擇，從而有利于提升人民幣的國際比重，有利于提升人民幣資產的全球配置效率，有利于提升供應鏈的韌性和多樣性選擇。這將提高我國向全球提供安全資產的國家能力，推動人民幣、金融市場和工具、匯率和價格機制、實體經濟“走出去”的市場化、法治化、國際化進程。由于中美在科技、產業、金融的全球位勢仍存在相當大差異，持續縮小中美全球位勢差異，不斷完善我國向世界提供信用和市場風險低、市場流動性高、通貨膨脹和匯率風險可控、資本項目開放的安全基礎設施，逐步提升人民幣和人民幣資產的避險能力及全球配置受益非常重要。

二是把握經濟全球化變局的機遇。當前，貿易全球化、生產全球化、金融全球化出現不同程度倒退，美西方要把“非市場經濟導向”的帽子扣到我們頭上，WTO等多邊經貿體系改革陷入困境，出現了區域化、集團化、碎片化發展趨勢。對此，中國全面深化改革，擴大對外開放，推動高質量轉型，從周邊地區做起，從共建“一帶一路”做起，從開放第三方合作做起，積極推動數字全球化、綠色全球化、服務全球化的前行。這將有利于提升人民幣的國際比重，創造條件激勵全球消費者愿意使用人民幣來購買中國貨物和服務，激勵全球生產者愿意使用人民幣來購買中國技術、零部件和設備，激勵全球投資者愿意使用人民幣進行交易、結算和存儲價值。

特里芬困境是人民幣國際化不得不面對的問題。即通過貿易或經常項目逆差為全球提供人民幣作為國際交易、結算和儲備貨幣，同時要保持人民幣幣值穩定。

三是把握中美博弈百年變局的機遇。中美之間將展開越來越激烈的脫鉤與掛鉤、對抗與合作、制裁與反制的戰略博弈，世界各國都面對如何選邊站的難題。為此，積極創造條件促進中美工商界、學術界和社會各界之間掛鉤不脫鉤，改善促進中美合作的政策環境、輿論環境、社會環境。同時，大力推動RCEP、CPTPP、數字經濟伙伴關系協定（DEPA）、亞太自由貿易區（FTAAP）、中歐全面投資協定（CAI）等區域一體化合作進程。如2022年正式生效的RCEP重點是構建東盟、日韓、澳新三大人民幣合作區，形成中國初級產品、中間產品和資本品進口的重點地區。積極溝通協調推進CPTPP成員談判進程，作為推動規則、規制、管理、標準等制度型開放與國際高標準規則銜接的樣本。積極推動與新加坡、新西蘭、智利等關于中國加入DEPA的談判，推動數字規則與國際對接。適時推動亞太經濟合作組織（APEC）層面的FTAAP建設，其意義在于，中美都曾表達過推動FTAAP的意愿，其中更容易推動中美商業存在的合作。

四是把握中國實施雙循環戰略的機遇。預計2035年中國將成為世界第一大消費市場，其規模有可能接近美國歐盟的總和。在高質量發展基礎上深耕東亞及東南亞、深耕“一帶一路”、深耕美歐第三方合作。打通國內大循環、國內國際雙循環、培育新優勢的通路和關鍵環節，建設好粵港澳大灣區、京津冀協同發展、長三角區域一體化等國家戰略;建設好海南中國特色自貿港、成渝地區雙城經濟圈、長江中游城市群;建設好21個自由貿易試驗區，尤其是拓展香港與內地資本市場對接、金融互聯互通、金融為實體經濟服務的國際融資新格局。

五是把握國家擴大進口實現國際收支基本平衡的機遇。更加重視進口和貿易平衡，就要充分利用中國市場應用場景潛力大、韌性足、空間大的綜合優勢，推動研發外包、技術外包、設計外包、資訊外包、專業服務外包等新進口方式，把全球工商界、科學界、社會各界精英緊緊團結在我們周圍。在全球大宗商品價格飆升、地緣政治沖突加劇的背景下，完善中國對外依存度較高的糧食、能源、資源等初級產品供給安全保障體系。在全球供應鏈出現短鏈化、區域化、意識形態化的背景下，主動“走出去”推動中國供應鏈合作方式的轉型升級。同時，積極推動越來越多貿易伙伴轉為中國的逆差方，有利于推動人民幣的國際結算、交易和儲備功能，持續提升人民幣的國際比重。

（三）把握中美科技不同步機遇，促進全方位國際科技合作

中美科技戰略、科技產業和人才的能力競爭同樣會出現不同步的走勢。美國會繼續推動中美科技的選擇性脫鉤，中國也會繼續推動中美科技合作，兩者之間存在著“去中國化”與“去美國化”的系統性對抗風險，進一步發展很容易落入科技沖突對抗的陷阱。當年的“斯普特尼克”時刻，美國為了消除科技面對競爭的威脅和挑戰，依靠盟國體系，建立了“巴統”對蘇實施科技封鎖，啟動“長臂管轄”系統打壓蘇聯科技，迫使蘇聯走上了關門搞科技的道路，最終逐漸落后于歐美。這個教訓要銘記在心，絕不落入科技沖突對抗的陷阱。要建立科技掛鉤不脫鉤的戰略糾纏機制，推動科技合作，規避各類科技脫鉤陷阱。

把握中國科技創新攻堅克難的關鍵環節?，F階段我們的主攻方向是指向性基礎研究或應用基礎研究，還是關鍵共性技術、基礎共性技術、產業共性技術研發平臺，還是開發試驗研究和科技成果轉化？二次世界大戰結束后，美國曾引發過“科學是無盡的前沿”，還是“消失的前沿”

1986年，D.Sharpley和R.Roy出版了題為《迷失在前沿：美國科學和技術政策的偏離》的著作，認為美國聯邦科技政策遵循布什報告，強調自主的基礎研究只是一部分內容，而應用研究、工程、技術、科學教育以及基礎與應用之間的相互聯結被忽略了。他們認為，這每一部分都是重要的，應該平等對待。他們進一步提出了基礎研究不僅僅是沒有指向的，還有目標導向的基礎研究。 的廣泛討論。1945年，時任美國總統科學顧問范內瓦·布什提交了《科學無盡的前沿》報告，認為基礎研究是經濟增長的最終源泉。這個思想被美國政府所接受，建立專門資助基礎研究的國家科學基金會（NSF），與國防部、原子能委員會、農業部、國立衛生院形成支持科學技術發展的多元化機制，由此奠定了戰后70多年美國科學發現和基礎研究發展的黃金時代。同樣的討論也出現在中國。國家支持原創性引領性科技攻關，實施了基礎研究十年規劃;強化國家戰略科技力量，推動科技體制改革三年攻堅方案（2021—2023年）。

科技創新能力差異大是我國的一項綜合優勢。按照2020年全社會研發強度劃分，區域科技創新能力可以分為三大板塊：一是科技創新驅動高質量發展的排頭兵。包括北京、上海、天津、廣東、江蘇、浙江，其研發強度已超過2.88%，顯著高于經濟合作與發展組織（OECD）平均2.47%的研發水平。二是投資驅動向科技創新動能轉換過渡。有12個省市研發強度位于1.64%至2.42%。三是資源驅動數字經濟賦能動能轉換。有13個省市自治區研發強度處于0.23%至1.52%。按科技創新能力劃分，我國有科技創新的發達地區、新興市場、發展中地區三大板塊，需要實施差異化科技創新能力提升戰略、強強科技競合分工戰略、科技全方位國際合作戰略等。其中構建科技人才、創新鏈、現代金融的開放共享生態最關鍵。

科技創新驅動現代產業體系建設是一項重要課題。第一，在中美博弈的新形勢下，建立基于高質量發展的自立自強科技創新體系和現代產業體系。第二，重構關鍵共性技術、基礎共性技術、行業共性技術的國家共性技術服務平臺和網絡。建立類似臺灣工業研究院、德國Fraunhofer協會、華中科技大學東莞工業技術研究院等類型的共性技術研發服務機構。第三，加強國家戰略科技力量。發展國家大科學裝置和國家實驗室等新型科研機構，推動科技創新、管理創新和商業模式創新。第四，牢牢把握發展實體經濟這個堅實基礎不動搖。建設以現代農業、現代工業、現代建筑業、現代生產性服務業為重點的現代實體經濟體系，發展一流科技創新體系、一流現代金融和多層次資本市場體系、一流人力資本體系。第五，充分發揮我國超大規模市場應用場景的獨特優勢，推動科技創新的全方位國際合作。從簡單模仿到創造性模仿，從追隨創新到并跑創新，從中國大腦到世界大腦，推進科學、技術、工程、數學的全方位國際合作。

（四）把握金融發展不同步機遇，堅持金融為實體經濟服務大方向

這次俄烏沖突可能帶來的一個后果，即中國發展的國際環境越來越像20世紀20、30年代。對中國而言，這相當是大國沖突的一次壓力測試和情景預演。對此，我們必須做最壞情景的假設，爭取為實現中華復興和構建人類命運共同體贏得最好的結果。目前，中美之間出現科技、產業、金融各種脫鉤的風險在顯著上升。美國和歐盟先后采取了制裁俄央行、財政部和主要金融機構，限制其在國際市場上融資;禁止7家俄羅斯主要銀行使用國際結算系統（SWIFT），限制俄央行使用其外匯儲備;IMF、世界銀行、亞投行（AIIB）、金磚國家新開發銀行（NDB）等宣布暫停對俄羅斯的貸款業務等舉措。對此，我們要丟掉幻想、做好發生最壞情景的充分準備?，F階段需要加強宏觀審慎監管，加快資本賬戶開放，加快人民幣清算支付體系的建設，加快包括衍生品在內的國內金融市場的建設和開放，繼續推進人民幣匯率制度的改革擴大其彈性，加強國際金融治理合作（張禮卿，2021）。

金融改革涉及建設高標準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系和開放型經濟新體制的高端部分，要充分發揮好香港國際金融中心與國際金融體系掛鉤的作用。一是香港與內地合作推動金融高質量發展，重點是全面深化金融改革、開放和創新發展，培育市場化、法治化、國際化金融環境。二是香港和內地合作防范化解重大金融安全風險。中美金融博弈也可能發生重大金融沖突對抗風險，要利用香港金融基礎設施構建有效的防火墻緩沖機制。三是香港與內地合作推動風險管理市場工具。外匯和商品衍生產品市場交易仍是內地監管之痛，非居民參與本地衍生產品市場有很多限制。香港內地合作增強金融監管能力。四是香港和內地合作推動國家資本項目開放，穩妥加快資本流出自由化的改革步伐。五是兩地金融監管部門可以協同推動開放和擴大人民幣指數基金（ETF），促進以人民幣計價的中國債券 ETF、引入ETF互掛、人民幣房地產投資信托基金（REIT）等創新品種上市。

（五）把握人口質量紅利發展機遇，化解老齡化挑戰

要高度關注老齡化與通貨膨脹之間的關系。過去30年，為積極參與經濟全球化做出重大貢獻的中國農村剩余勞動力已進入少子老齡化發展階段。英國學者古德哈特和普拉丹（2021）認為，老齡化會提高通貨膨脹。曾經擔任過日本銀行行長的白川正明把日本老齡化影響分為三個階段，第一階段是需求側產生通縮壓力，需要反向貨幣政策應對;第二階段是供給側產生通脹壓力，需要解決勞動力減少和生產能力下降的問題;第三階段是中性或通脹失控，取決于財政可持續性。他認為日本處于第二個階段，每年勞動年齡人口減少1百萬人（見圖10），雖然隨著婦女、老人工作勞動參與率有所增加，但總工作時間趨于減少。

從圖10顯示的數據可以看出，白川正明先生的分析是對2013年以前形勢的預判：日本老齡化階段勞動年齡人口每年減少一百萬。但從2013年以后（除了2020年），日本勞動年齡人口每年都有所增加。其中一個主要原因是，2012年底再次擔任首相的安倍晉三為刺激日本經濟推出了“三支箭”戰略。2013年4月，安倍晉三的“三支箭”戰略進入啟動階段，其中的重要一環是將女性視為“最未被充分利用的人力資源”，并將“女性經濟學”納入其增長政策的“核心之核心”，提出了“構建所有女性綻放光彩社會”，并于2015年制定《推進女性活躍法》，因此被稱為安倍的“女性經濟學”。從2013年開始，日本女性就業大幅度增加。根據日本總務省統計數據，2013年至2019年，日本新就業女性數量超過280萬人;截至2019年6月底，日本女性就業人數時隔66年再次突破3000萬人，女性就業率較10年前提升11.3%，達71.3%;實行男性陪產假的企業數量增加2.5倍。2013年以后，日本女性、老人進入勞動大軍后，日本勞動參與率提高了，勞動年齡人口出現程度不同的上升（見圖10） 。在筆者訪日調研期間，曾多次請教一位日本財務省高級官員有關日本老人參與勞動的情況。2014年左右的調研中，他告訴筆者日本很多機構延長就業到70至75歲;2019年左右的調研問同一個問題，他回答說，很多機構最長延長到80歲。

中國應當是處于日本從第一階段向第二階段過渡的時期。2011年中國勞動年齡人口已達到峰值，人口撫養比開始上升。2021年人口增長率0.34‰，接近零增長，2029年人口將達到峰值，預計2050年減少到13.64億人。

中國社會科學院人口與勞動經濟研究所：《人口與勞動綠皮書：中國人口與勞動問題報告No.19》，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19年。在這種形勢下，學習借鑒日本應對老齡化社會的舉措，充分挖掘現有婦女就業和老人就業潛力，充分挖掘現有勞動年齡人口就業潛力，充分挖掘人力資源全方位國際合作潛力，對推動經濟高質量發展至關重要。另外，創造

培育一流專業人才、合格員工、企業家和管理者、各類人力資源，從人口規模紅利轉變為人力資本質量紅利就變得非常重要。這需要通過大力發展公共教育體系，尤其是人力資源有效開發的職業教育和技術培訓，發展城鄉統籌的公共醫療健康供給，發展以人民為中心、滿足人民對美好生活需要為根本目的的高質量人口發展模式，形成人力資本質量驅動勞動生產率提升，驅動中國現代化建設新征程所必需的新舊動能轉換機制和環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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責任編輯：谷 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