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七年文學批評模式下的英雄情結 與性別表達的考察

【摘要】因處于特殊的歷史語境下，十七年文學作品中人物形象塑造上體現了顯著的英雄書寫范式。十七年是一個特別需要英雄的時代，十七年文學也是“英雄”形象豐產的年代。為了體現英雄形象的特質，作家在英雄形象塑造過程中將人物“神”化和“去性別”化，同時英雄的情感特別是情愛的表達被壓制到邊緣狀態，這成為英雄書寫的一個弊端，使英雄形象成為高大卻干癟的“符號”，造成了人的異化。本文對十七年文學批評話語模式下的英雄情結的考察，目的在于研究特定歷史情境下的英雄形象塑造特點，以便更清醒地關注“英雄”書寫的未來。

【關鍵詞】十七年文學批評;英雄形象;塑造模式

【中圖分類號】I207? ? ? ? ? ? 【文獻標識碼】A? ? ? ? ? ?【文章編號】2096-8264（2022）21-0016-03

【DOI】10.20024/j.cnki.CN42-1911/I.2022.21.005

一、十七年文學批評話語模式與英雄情結

自從“五四”新文化運動以來，中國現代文學顯現了求新的、多元化的現代性特征，中國現代文學出現了異彩紛呈的創作局面，并取得了令人矚目的實績。在中國現當代文學史上以1949年作為現代文學與當代文學的時間分界，從1949年到1966年被認為是中國當代文學的十七年。這十七年，處于中華人民共和國建立初期，政治、經濟、文化各個方的建設都面臨著巨大的挑戰。于意識形態領域而言，國家意識形態轉型期通常會有政治強勢話語對國家的各個領域的直接干預，正如?？滤f：“權力即話語”，這十七年，政治的強勢話語也毫無例外的干預到了文學領域，通過在《文藝報》《文匯報》等黨辦刊物和各種文藝會議上展開大規模的文學批評活動，實現了對十七年文學創作的領導。正如葛蘭西所說：“政治家的任務在于把人們發動起來，擺脫現今的際遇，成為有能力通過集體的行動達到既定目標的人，就是說，推動他們‘順應’未來的目標?！盵1]雖然文學有著自身的發展規律，文學的創作以及文學的藝術性審美需求也與政治的強勢話語進行了反撥，但最后都服膺于“政治標準第一，藝術標準第二”。文學批評形成了自身批評話語的關鍵詞匯，如“兩結合”“歌頌與暴露”“香花，毒草”“正面人物”“三突出”等。①

在人物形象塑造上影響頗深的是“英雄人物”的創作討論，十七年文學塑造了大量的英雄形象，事實上，早在1942年，《在延安文藝座談會上的講話》中已經要求寫“新人物的新世界”，在1948年冬季召開的東北文代會上，就明確地提出了創作“新的英雄人物的口號”，同年在《東北文藝》上開展了“如何創造正面人物”的討論，

有人認為新的英雄人物則是“一種完美的工人階級活生生的英雄典型”，“應該是十全十美的”[2]。當時的川北軍政治委員胡耀邦同志明確指出“表現新英雄人物是我們的創作方向”[3]，同時，在《文藝報》等文學刊物上也持續地開展大規模的關于“英雄人物”創作的討論。參與批評的人員也由專業理論家擴展到工人領域?？偨Y起來，當時文學批評話語模式下的英雄人物應該具有以下“英雄”特質，即是集無私、英勇、智慧于一身的帶領廣大群眾歷盡千難萬險，最后成功地取得社會主義革命或建設的工農兵形象?！坝⑿邸比宋镄蜗蠖加幸粋€共同的特征，即“高大全”。在討論過程中許多文藝理論家如馮雪峰、邵荃麟、康濯等人談到兩個問題：一是該不該寫英雄人物的缺點，二是該不該寫英雄人物以外的“中間人物”。這兩方面問題提出后都遭到了批判，認為：寫英雄人物的缺點的目的“是要向英雄人物臉上抹黑，要把英雄降格為‘不好不壞，亦好亦懷’的‘中間人物’，要把英雄人物‘非英雄’化。這是要抽調文學的革命靈魂?！盵4]。

二、英雄“神”化與“去性別”化

在十七年的文學作品中有大量的英雄形象，如《林海雪原》中的楊子榮、少劍波，《青春之歌》中林道靜、盧嘉川，《紅巖》中的江姐，《紅旗譜》中的朱老忠、云濤，《創業史》中的梁生寶，《苦菜花》中的娟子，《風云初紀》中的李佩鐘等。于主流意識形態而言，十七年是特別需要英雄的時代，要通過“英雄”的“樣板”來教育和引領人民。同時又有著歷史書寫的慣性，在20世紀三四十年代的戰爭語境以及深切的民族關懷下，英雄形象深深地影響了人們的閱讀習慣，在一定程度上褒揚英雄，矮化敵人也是作家書寫的慣性，但在十七年文學中，對英雄形象的表達趨于極端。作家們將“革命浪漫主義”和“革命現實主義”結合，以“三突出”為創作原則，譜寫了十七年文學“英雄主義”的暢想曲。事實上，由于主流話語：“英雄不應該有品質的缺陷，‘虛偽’‘自私’甚至對革命發生動搖等”這都是革命不相容的[5]。在這種模式下，英雄被“神”化，一方面，在英雄人物的塑造上，借鑒了傳統用“俠”與“義”縱橫全文的傳奇化書寫方法，如《林海雪原》中的少劍波僅僅二十二歲，卻是一名上知天文下曉地理的儒將，楊子榮是一位智勇雙全，屢立戰功充滿傳奇色彩的大英雄，特別是深入匪巢與座山雕斗智斗勇的故事給讀者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劉知俠的《鐵道游擊隊》中，以劉洪為大隊長的“飛虎隊”戰士更是個個神勇，能自由地穿行在飛馳的火車上，是令人稱贊的抗日英雄。另一方面正如李楊所說“現代性革命對個體而言是一種解放力量。革命對日常生活的超越，從另一個側面反映了革命的神性色彩，這個層面上，神性體現為對世俗的超越……革命的神性力量使個體突破日常倫理的行為獲得了直接通向終極的價值確認，進而使‘人稱為神’”。[6]親情、友情、愛情被這種神性本質所隔離，而似乎只有同志之情才是唯一高尚的情感，《紅巖》中成崗剛參加革命的時候，曾經擔任市委委員、工運書記的許云峰的交通員，二人在工作中建立了深厚的感情，半年后成崗被調離時對許云峰戀戀不舍，而老許很平靜，懷著飽滿的熱情，道：

“不能把對黨的忠誠，變成對某個領導者的私人感情，這是危險的，會使自己迷失政治方向！你懂我的話嗎？”

成崗的臉紅了，他抬起頭來，肯定地說：

“懂得，我一定改正?！?/p>

—— 《紅巖》 （中國青年出版社1961年版，第47-48頁）

批評話語模式下的英雄形象的另外的特征就是“去性別”化，作者在敘述過程中有意地隱去對英雄的性別表達，男英雄都是“禁欲主義者”，女英雄則具有了男英雄的雄性特質，如柳青《創業史》中當改霞主動向梁生寶表明心跡，等待梁生寶回應時，梁生寶面對自己心愛的改霞，克制住了情感：

共產黨員的理智，在生寶身上克制了人類每每放縱感情的弱點……考慮到事業的責任心和黨在群眾中的威信，他不能使私人生活影響事業。他沒有權力任性！他是一個企圖改造蛤蟆灘的社會人！

——柳青《創業史》（中國青年出版社1960年版，第744-745頁）

同時十七年作品中女英雄形象的男性化表現在女英雄的動作，語言接近男性，模仿男性。王汶石的中篇小說《黑鳳》是很明顯的一例，小說敘述了“大躍進”時期，一位僅有二十歲，“干勁沖天”的黑鳳姑娘如何闖入男性世界的故事，通過黑鳳身上趕超英美的競賽意識突出她的“陽剛之氣”，語言、動作上帶有明顯的男性特征，作品中，三福老爹和換朝大叔因無法及時為“大煉鋼鐵”準備三千金劈柴而發生爭吵，黑鳳調節兩人的矛盾時說：

“咱緊，鋼鐵上也緊，無論如何，天亮以前，要打法三千斤劈柴上路，十點鐘送到，一分鐘也不能耽誤……不能讓土高爐停下來呀！”

——王汶石（《黑鳳》選自《王汶石選集》第二卷，陜西人民出版社2003年版，第51頁）

當三福老爹提醒黑鳳三秋工作也很緊時，黑鳳說：

“天塌下來我頂著！”

——王汶石《黑鳳》（選自《王汶石選集》第二卷，陜西人民出版社2003年版，第51頁）

作者從三福老爹的視角描寫黑鳳夜里劈柴的動作：

三福老爹不由自主地向黑鳳那邊望去，月光下，他驚奇地看見黑鳳那嬌小的身影，拼著全身力氣，掄著一把巨大而沉重的長斧，飛快地砍著，鐵光閃處，碎屑的木片，爆炸似的向兩邊迸濺開來。

——王汶石《黑鳳》（選自《王汶石選集》第二卷，陜西人民出版社2003年版，第55頁）

在小說《苦菜花》中，女英雄娟子也有被男性化的敘述：像亂石中的野草，在苦難的歲月中倔強地成長起來的女英雄，她用“那激動的帶著男音的聲音”向姜永泉表示參加革命的決心，在一次受到敵人襲擊時，她如女俠一樣和敵人肉搏起來，最后將他制服，雖然受傷但卻贏得了英雄的美譽。

女英雄的“去性別”化還體現出非女性角色的特點，不體現顯示生活中母親、妻子以及女兒的形象特征。將人的情感做冷化處理，如黑鳳、娟子、江姐。她們的一切情感源于革命，如陳順馨所言：“女性在面對家庭角色于革命事業，似乎被女英雄的雄化修辭所解決，事實上只是被簡單的‘革命理想’簡化或遮蓋罷了……”[7]《黑鳳》中黑鳳在總路線和“大躍進”宣布時感動得流下淚來，人民公社成立興奮得整晚睡不著，她自告奮勇地擔任檢察員這一職務，她是鐵面無私的，動不動就在群眾大會上指名指姓地批評那些小有缺點的人，或是把受批評者的姓名用大字寫在村巷里的墻報上，第一個被她寫上去的，不是別人，正是她自己的媽媽。她在自己媽媽身上，開了第一刀。作者在塑造黑鳳時弱化了女兒的角色，《苦菜花》中娟子的形象則弱化了母親的角色，娟子以超人的毅力，在戰地生下了女兒，但當她發現母親的責任耽誤她的革命事業時，她好像完全喪失了母性，要把孩子送人，甚至詛咒道：“都是你這小東西，害得人守在家里，你不早死了好?！辈⒁闳坏貫閯倽M三個月的孩子斷奶，走向了革命的工作崗位。此時的母親角色已經完全讓位于革命化的社會角色?！都t巖》中在敘述江姐驚見丈夫暴死，頭顱被掛在城樓上，卻方寸不亂，丈夫老彭對于她首先是戰友，其次是同志，最后才是丈夫，失去戰友的悲痛遠遠超出了失去丈夫的悲傷。正是因為江姐具有了這種超凡脫俗的意志，她才能迅速地從喪失丈夫的悲痛中站起來，吐出心坎里的聲音：“我怎能流著眼淚革命？”這些都隱匿了作為女性角色最敏銳的情感，使女英雄們陽剛有余，柔情不足，人物形象可敬卻不可愛。

三、情愛邊緣化與人性的異化

十七年文學由于受到政治強勢話語的規范，文學創作也趨于表現宏大敘事，五四以來的關注個人的小兒女式的柔情被消解掉了，情愛更是成了稀有物質。與塑造英雄人物相反，當情愛成為英雄的禁區時，反面人物大多淫蕩不堪，從《林海雪原》中的反面人物姜三膘子、蝴蝶迷、許大馬棒，到《紅旗譜》中的馮老蘭諸多反面人物的淫亂生活的描寫成為提升英雄人物道德標準的墊腳石。在十七年文學中值得一提的是《青春之歌》，作品成功地將“情愛”與“政治”有效地結合，《青春之歌》是以北大的知識分子為描寫對象，這種情愛的敘事實際上遠離了工農兵的時代主角，此中的情愛敘事被看作資產階級的表現，《青春之歌》在一定程度上成了表現資產階級成長的反面教材。后來，《青春之歌》因“不純性”被劃定為“毒草”，《林海雪原》也因為描寫了少劍波與白茹的“情愛”被批判。

實際上，文學創作都會受到時代的或隱或顯的影響，作家都會在不同程度上自覺地為時代而寫作。早在20世紀二十年代初，中國新文學發生期，就一度出現了“革命加戀愛”的寫作模式，這種模式可以理解為在新文學創作初期作家在寫作上的共識，該模式也曾風靡一時，但是到了三四十年代，這種模式便開始消失，確切地說是“戀愛”的消失，特別是在十七年文學中，“戀愛”更是被壓制到寫作的邊緣處。因為中國傳統文化中，自古有“萬惡淫為首”之說。十七年文學將英雄的個人性別表達壓制在邊緣處，而代之以宏大的集體敘事，英雄是無產階級立場下的英雄，“情愛”則具有資產階級傾向。在階級分野下，情愛表達呈現出違背自然人性的一面。

文學卻是人的文學，是要表現人與社會的，人有區別于非人的地方，即“人性”，而在階級社會里“人性”被異化了，人性的異化指的是階級社會本質的扭曲和變異。[8]文學作品應該有，對人的情感的表達，對人的關懷，對人生的揭示。十七年英雄人物的塑造雖然滿足了為時代樹立典型，為人民樹立學習的“樣板”的作用，但是“英雄”卻缺少了“人性”，真正意義上的文學批評與藝術批評的缺失導致了英雄人物的審美價值的缺失，政治強勢話語抽掉了英雄的血肉，把英雄變成“高大”卻“干癟”的樣板，英雄被異化成了符號，由于在創作中對人性的忽略，導致了英雄缺少了“人性”的豐富內涵。在此同時創作主體的創作個性和真正的審美批評也被壓抑，這不能不說是對作家和批評家的傷害。十七年已經越來越遠，但是“英雄們”仍留在文學歷史的記憶里，他們身上的歷史印痕還依稀可見，考察十七文學批評模式下英雄形象的表達，不僅僅是為了回溯歷史，更是為了清醒地關注“英雄”書寫的未來。

注釋：

①洪子誠、孟繁華主編：《當代文學關鍵詞》，廣西師范大學出版社2001年版。

參考文獻：

[1]葛蘭西.《論文學》呂同六譯[M].北京：人民文學出版社，1983：15-16.

[2][3]朱寨.中國當代文學思潮史[M].北京：人民文學出版社1987：141.

[4]趙錦良.邵荃麟同志為什么反對寫理想的英雄人物[J].文藝報，1965，（12）.

[5]朱寨.中國當代文學思潮史[M].北京：人民文學出版社，1987：148.

[6]李楊.50-70年代中國文學經典再解讀[M].濟南：山東教育出版社，2002：190.

[7]陳順馨.中國當代文學的敘事與性別[M].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1995：97.

[8]崔遠志.現實主義的當代中國命運[M].北京：人民文學出版社2005：398.

作者簡介：

張海靜，女，漢族，河南鄭州人，碩士，研究方向：文學批評、編輯出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