傳承與交融——四川藏區鄉土建筑與營造特征

陳穎

田凱

四川藏區作為全國第二大藏族聚居區，處于青藏高原東南緣和橫斷山脈的一部分，是青藏高原和四川盆地、云貴高原之間的過渡地帶。實際上四川藏區在歷史上并無固定疆界，今天四川境內的藏區，包括甘孜藏族自治州及阿壩藏族羌族自治州、木里藏族自治縣①具體而言，四川藏族主要分布在甘孜藏族自治州的18個縣，涼山彝族自治州木里藏族自治縣，阿壩藏族羌族自治州的馬爾康、小金縣、金川縣、壤塘縣、阿壩縣、紅原縣、若爾蓋縣、九寨溝縣，以及汶川縣、理縣、黑水縣、松潘縣的部分地區。此外，雅安地區寶興縣、石棉縣，綿陽地區平武縣，涼山州的鹽源縣、冕寧縣也有少量分布，不作為本文的主要研究范圍。。四川藏區鄉土建筑產生于特殊的地域環境，獨特的地理環境、族群文化、歷史環境使這一地區的鄉土建筑展現出鮮明特色。該地區的鄉土建筑群落復雜而多元，因此不能把研究重點僅僅放在局部地區或建筑個體中，而是應當通過考察更具有普遍意義的營造特征，理解四川藏區鄉土建筑在傳承與交融中的發展脈絡，梳理四川藏區鄉土建筑的生成機制。四川藏區鄉土建筑的營造模式受到三個方面的影響：自然環境、建筑原則、營造模式的價值觀。在這一系列四川藏區鄉土建筑營造選擇模式的影響下，形成了適應不同環境的基本營造類型，并在傳承與交融中形成不同的營造譜系。

1 四川藏區鄉土建筑營造與環境之間的相互關系

與現代“建筑”的營造不同，鄉土建筑的營造是地域鄉土生活方式的直接投影，其生存環境、族群關系、社會結構對建筑的塑造產生更直接的影響。四川藏區鄉土建筑長久以來保持著相對穩定的建造文化，自成一體，并演變成不同的類型以適應族群文化的發展。

1.1 地理環境影響建筑營造

四川藏區的地理環境十分復雜，境內多高山大川，平均海拔達3 000 ～5 000 m。境內有沙魯里山、大雪山、邛崍山、岷山等山脈以及金沙江、雅礱江、大渡河、岷江等河流，它們呈南北走向穿越而過，地域差異明顯，分為川西北高山高原區和川西南山地區兩部分，地勢西北高東南低（圖1）。

圖1 四川藏區主要山脈水系示意圖Fig. 1Main mountain ranges and water systems in the Tibetan area of Sichuan Province

北部地區海拔3 500 ～4 800 m，主要為高原山原和丘原地貌，丘谷相間，排列稀疏，廣布沼澤，地勢較為平緩；如石渠縣、色達縣、壤塘縣、阿壩縣、紅原縣、若爾蓋等地，以草原牧區為主，兼有半農半牧區，其中高海拔草原地區為中國五大牧區之一；牧民以游牧生活為主，除帳篷之外也建有簡樸的冬居小屋。西部橫斷山脈的高山峽谷及河谷地區為主要定居農業區，兼有少量半農半牧地區；這一地區由于峽谷幽深、山巒險峻，海拔變化很大，氣候、植被隨海拔變化呈垂直分布，生產生活方式及居住選址布局與地貌密切相關，形成不同的聚落空間[1]。

河谷地帶的村落最為普遍。聚落規模大小和密度因河谷寬度與坡度而不同，平緩地帶形成高密度的聚居區。大渡河上游的支流地區，溝深坡陡的河谷地帶，聚落小且分散；成組相聚的村寨選擇河流兩側坡地隨河岸線分布（圖2）。

圖2 沿河谷帶狀分布的聚落——松崗鄉直波村Fig. 2Strips of settlements along the river valley, Zhibo Village of Songgang Township

山原壩地相對平坦開闊，周圍多有山澗或河流經過，灌溉方便。人們將土地適度開墾成為肥沃的良田，成組聚居，林農兼作。適宜的環境、充足的耕地，使其容易形成較大聚居規模的村落，并成為區域中心，如理塘、巴塘、鄉城（圖3）。

圖3 山原壩地呈面狀發展的聚落——甘孜縣甘孜鎮Fig. 3Spreads of settlements developed on plains between mountains, Ganzi Township of Ganzi County

半山地帶的聚落一般位于向陽山坡的緩坡地區或臺地地帶。開墾耕種山腰處集中的臺地，房屋靠周邊陡坡建造；或就近利用小山脊集中建屋，戶戶相連的民居聚集于半山，順山脊高低起伏帶狀延伸，四周分臺筑成梯田。村落的對外防御性和內聚性較強，組織結構較為松散，建筑布局靈活自由，房屋與農田穿插（圖4）[2]。

圖4 宅田相間半山地帶的組團式聚落——沙爾宗鎮從恩村Fig. 4Clusters of settlements on mid-levels where fields are placed in between dwellings, Cong’en Village of Sha’erzong Township

若聚落中有大型寺院或官寨，一般住宅都以其為核心，圍繞其周邊發展或在其一側聚居擴展。如在桑披寺下方沿山坡發展而成的鄉城縣香巴拉鎮（圖5），以巴底官寨為核心聚居而成的邛山村等，形成聚集型的布局[3]74。

圖5 以寺院為核心沿其一側發展而成的聚落Fig. 5Settlement developed next to a temple

1.2 族群眾多形成建筑營造的多元化

四川藏區眾多河流將高原切割成地形破碎的峽谷溝壑與臺地，形成一個個交通不便、相對獨立封閉的小地理單元。四川藏區文化與其地理環境的碎片化一樣，形成了許多小區域文化圈，不僅地域間地理環境差異較大，語言體系與宗教體系也非常復雜，因此形成族群與文化的多元特征。歷史上，這里曾是氐羌系民族南下、西南越濮系民族北上的交通走廊，也是7 世紀后吐蕃藏族與中原漢族交往的空間。所以四川藏區作為自古以來多民族聚居、多元文化發生和發展的地方，族群差異性非常大，形成了民居建筑布局和結構的多樣化。

1.3 鄉土建筑營造是社會空間的反映

隋唐以前，曾有若干原始部落和民族在四川藏區地域內頻繁活動和遷徙，并留下了各自的痕跡。公元7 世紀初期，吐蕃王朝進入這一區域后，藏文化開始向這一地區傳播，藏傳佛教與傳統苯教結合滲透進地域社會，使得這一地區長期保持著部族制度與宗教結合的社會形態。元朝之后，中央王朝在區域內推行土司制度，此后四川藏區作為藏族文化的邊緣地區，形成了以地方土司部族制度為中心的政教合一的社會結構，在中央政府的權力擴張及漢藏文化交流的過程中日益受到中原文明的影響。在這一社會結構下出現了適應社會體系的鄉土建筑聚落類型。

（1）民居

聚落建筑群中數量最大的是民居，也是鄉土營建的原型。根據居住者的不同身份可分為普通民居、土司官寨、商居型住宅。傳統的藏族民居，無論規模大小，房屋從下至上均由三部分空間組成：底層圈養牲畜，以獲取肉食、奶類、肥料等生活物質保障；中間層是人的居所，有主室鍋莊房（也有稱為茶房）、臥室，以及用于加工、儲藏糧食和草料等功能的空間，是主要的起居場所；頂層是神的居處，設置經堂、煨桑臺、插風馬旗等，敬神禮佛，表達神在人之上的精神崇拜，體現出藏傳佛教中“神、人、畜”三界共居的建筑格局。大部分民居是集中式的獨棟建筑，外觀形體整潔，體量高大。土司官寨由于既是住宅又兼有衙署的復合功能，不同功能分處于不同的建筑單體中，各功能房屋圍合成院，自成一體。一些規模較大的商居型住宅，往往四周封閉圍合，內部留出中庭天井（表1）。

表1 聚落民居形態Types of settlement dwellings

在丹巴、馬爾康茶堡地區，新中國成立后，隨著家庭人口及生活習慣的變化，也有在原主體建筑一側或兩側增建一層或兩層小屋，作為日常起居生活的廚房、客廳或客房等，形成“L”型或“凹”型的半圍合或合院式布局。在阿壩州的松潘、阿壩等地，也常見在獨棟建筑周圍堆砌矮墻體，圍合形成院落式布局。

（2）碉樓

碉樓建筑分布最密集的地區是四川藏區東部的嘉絨地區①嘉絨，指的是四川藏區東部以墨爾多山為核心所發散開來的大渡河流域以及鮮水河、岷江流域部分地區的高山峽谷農業地區，講嘉絨語，清代泛指由清王朝在這個地區分封的大大小小18 個土司的轄區，這一稱呼一直流傳至今。參見楊嘉銘著《千碉之國——丹巴》（四川出版集團巴蜀書社2004 年版）第6 頁。。據文獻記錄，該地區早期的住屋即是具有防御性的“碉”型房屋（表2）?，F存碉樓主要有四角、五角、六角、八角、十三角等平面形式（圖6），高10 ～40 m 不等，可分為家碉和寨碉兩種功能類型。家碉，又稱宅碉，碉與住宅結合建造，用于家庭倉儲、防盜和防衛械斗，一般體量較小。寨碉大多獨立修筑，功能各異，有烽火碉、要隘碉、界碉、官寨碉、經堂碉、風水碉（陰陽碉）等[4]60-64，建于視野開闊的半山上或要道口、村寨中或邊界處，用于警戒、傳遞信息和標志邊界，或用于禮佛、敬神祭天。官寨碉既是地方統治者的戰備和倉儲建筑，也是其權力的象征。

表2 四川藏區石砌碉樓建筑相關記載Records of defensive stone towers (diaolou) in the Tibetan area of Sichuan Province

圖6 藏族碉樓平面形狀示意Fig. 6Plans of Tibetan defensive stone towers(diaolou)

（3）宗教建筑

藏族人民的日常生活與宗教活動密不可分，聚落周邊均有規模不等的寺院或宗教設施。藏傳佛教寺院大致由佛殿建筑、經院建筑、僧舍建筑及佛塔等附屬建筑等組成。因等級規模不同，各寺在具體的建筑功能構成、建筑數量和規模上又有差異。宗教建筑的營造基于民居的營造方式和基本形式，形成規模和用料尺度加大、構造層次增多且構件加工精細、色彩裝飾豐富的建構特點①本文主要以居住建筑作為鄉土營建的原型，因此宗教建筑部分不詳細闡釋。。

圍繞宗教活動形成的附屬建筑，如佛塔是藏區最為普遍和最具特色的構筑物，經常作為聚落的邊界標識。宗教附屬建筑還包括安置瑪尼經筒（轉經筒）的瑪尼廓康、拜祭山神的煨桑臺、放置擦擦的本康、箭山祭臺等。

2 四川藏區鄉土建筑營造技術的傳承：建筑營造基本原則

在鄉土建筑營造中，一些基本的建筑原則在地域社會代代傳承，這些原則超越了具體明確的建構方法，是人們在漫長的地域文明發展中，面臨大自然的挑戰，在鄉土社會中自然形成的建筑營造選擇。因受到建筑基本訴求及族群文化認同的影響，這些選擇在建筑營造中形成了為整個社會所廣泛接納的一般性指導原則和模式。我們在研究中發現，四川藏區的鄉土建筑營造，石砌技術與梁柱承重技術在多元化地域風格中成為引人注目的一致性特征?！叭缤祟愂褂谜Z法來組織語言交流一樣”，形成這些建造技術基本原則的時間非常早[5]，滲透在鄉土建筑的發展中，在四川藏區鄉土建筑營建的演變中一直傳承下來。

2.1 石材與石砌技術

四川藏區不同時代、不同族群的建筑中利用石材的技術令人印象深刻，這種石砌技術來自四川藏族先民對石材技術的掌握。在這一地區的石棺葬考古發掘中發現了運用石材的證據。從20 世紀40 年代至今，康巴地區民族考古團隊分別在岷江上游、大渡河中游、雅礱江上游和金沙流域發現大量石棺葬,主要集中在茂縣、理縣、汶川、甘孜、爐霍、雅江和巴塘等地[6]3,[7]。這些石棺葬集中的地區恰好與今天石砌碉房分布地區大體相當（圖7）。四川藏區作為民族遷徙的“走廊”地帶，自古就是西北民族南下的主要通道，石棺葬墓群中采集的早期遺物明顯具有北方草原文化的痕跡，說明北方氐羌民族的石文化從春秋時期已傳入四川藏區，必然對藏區石砌文化傳統產生影響。

圖7 西南地區石棺葬分布圖Fig. 7Distribution of sarcophagi in Southwest China

丹巴中路鄉罕額依新石器時代文化遺址中發掘有長方形平面的房屋遺址，墻體用石塊砌成。經測定，遺址距今3 500 ～3 700 年。在四川境內首次發現該房屋類型，與西藏昌都卡若文化遺址的房屋類型相似，但所展示的砌石建筑發育程度更高[8-9]。

石渠縣阿日扎鄉發現的松格嘛呢石經城及石墻進一步證明了石砌技術的傳統。該城最早的遺存建于10 世紀前后，主體主要形成于18 世紀[10]，石砌主城最高處15 m，東西長22.7 m（圖8）。整個石經城墻體底部寬而上部窄，收分明顯，基礎部分穩固；壘砌的嘛呢石片很有技巧地層層疊壓，彼此之間相互受力形成了一個整體，構筑全部用石片而沒有任何框架作支撐，石片之間不用任何粘接材料，用石數量巨大，直接堆砌而成，歷經數百年甚至上千年時間而不倒。這些石砌建造技術在藏區伴隨著宗教文化傳統深入民間，在鄉土建筑營造中一直被傳承下來（圖9）[11-12]。

圖8 松格嘛呢石經城主體Fig. 8Songge Mani Stone Scripture Tower

圖9 松格嘛呢石經城石砌技術細部Fig. 9Details of the Songge Mani Stone Scripture Tower

石材廣泛的地理分布、適應寒冷氣候的特點，及歷史上不斷的民族遷徙甚至民族紛爭中的廣泛傳播，使得石砌技術得以持續傳承。在石砌技術集中體現的碉樓建筑中，位于丹巴中路罕額依村的經堂碉中發現了繪于明代的壁畫，可以推測該碉樓砌筑時間不晚于明代[6]6-8,[12]。從漢代至清代的漢語文獻清晰地記載了這一石砌傳統在碉樓技術中的綿延（表2）[4]7-10,[13-14]。實際上，在四川藏區的嘉絨地區、部分康巴地區，以石材砌筑高聳的碉樓，厚墻、封閉、下圈上居并帶有明顯防御特色的碉房民居成為這些地區具有代表性的鄉土建筑。

墻體承重結構類型、木構與墻體混合承重結構類型的建筑，甚至甘孜的一些因抗震采用“崩空”井干式的建筑都使用了石砌技術（因為安全及御寒需求在“崩空”木墻體外砌筑石墻）。

2.2 木結構技術體系

木結構是四川藏區普遍應用的基本承重結構形式，根據不同地域條件發展出兩個支系，一是梁柱框架承重體系，另一種是“崩空”（井干圍合式）體系?？挡氐貐^的考古遺址證實，木構技術體系是該地域應用最早的建筑結構類型之一，對于四川藏區大部分河谷地區來說，早期充沛的林木資源可以支持這種更易于建造的結構類型。

四川藏區建筑木構技術出現時間相當早，距今4 300 ～5 300 年的、鄰近四川藏區的昌都卡若遺址的考古發掘支持了這一判斷，并顯示了從木構技術向石砌技術發展過渡的過程?？ㄈ暨z址位于高原氣候的山地丘陵，遠處有茂密的原始森林，與四川藏區河谷地帶地貌相似。遺址中共發現房屋基址28 座，其建筑結構類型有兩種：一種為較早時間出現的木結構柱網體系承重的半地穴式建筑，建筑室內和四周較均勻地分布柱洞，用草拌泥筑墻圍合遮蔽風雨（圖10），在其地下部分中可以看到較完整的井干式木框架結構痕跡（圖11）；另一種是后期出現的石墻半地穴建筑，下層石砌上層為木結構，在穴四壁壘砌石墻，有的在上部續建一層樓居，顯示出營造技術的進步，建筑內部仍有大量柱洞，說明在卡若文化晚期，建筑進入木結構與石砌結構結合的時期（圖12，圖13）[15]。研究者認為：氣候條件的改變、林木資源的減少，以及為適應寒冷的生活環境，使營建技術結合了石砌與木構，而伴隨民族遷徙的文化傳播也加速了這一過程。[16]

圖10 卡若遺址早期建筑復原圖Fig. 10Hypothetical restoration of the early buildings at the Karuo Site

圖11 卡若遺址早期木構建筑木構細節的復原圖Fig. 11Hypothetical restoration of the early timber structure details at the Karuo Site

圖12 卡若遺址晚期建筑復原圖Fig. 12Hypothetical restoration of the later buildings at Karo Site

圖13 卡若遺址發掘現場Fig. 13Excavation of the Karuo Site

鄉土建筑營造技術一旦出現，就變成社會習俗的一個組成部分，甚至作為一種制度適應建筑在環境中的生成過程。四川藏區木構框架承重技術的傳承與融合，發展出全木構框架承重體系，結合墻體混合承重的內框架結構體系，上下分層承重的疊柱式結構體系，以及整體性更好的整體框架承重體系等幾種類型。

3 四川藏區鄉土建筑營造類型特征

由于四川藏區內部地理、氣候、生產方式、材料及文化的差異，圍繞著本土木構架及石砌技術，基本的建筑營造原則在適應過程中發育出不同的建筑結構與形制，形成墻承重體系石碉房、梁柱體系框架式藏房、康巴“崩空”式藏房、木架坡頂板屋四種類型。在應用中，復雜多樣的地域環境里四種建造類型互相融合，發展出不同的建造特征（圖14）。

圖14 四川藏區傳統民居的基本類型與地域表達Fig. 14Prototypes and regional expressions of traditional dwellings in the Tibetan area of Sichuan Province

3.1 “邛籠”式墻承重體系石碉房[3]83

四川嘉絨藏區是藏羌石砌建筑的發源地之一。該地區民居由古代先民“壘石為室而居”的居住房屋演變成“邛籠”式石砌碉房（見表2 所述）?！摆龌\”式碉房主要分布于岷江上游河谷以西到大渡河上游一帶的嘉絨藏族地區，包括甘孜州丹巴縣、康定魚通地區、鮮水河流域扎巴地區，阿壩州的金川縣、小金縣、馬爾康縣、理縣、黑水縣的部分藏區，以及壤塘宗科鄉、色達翁達鎮[17]428。

“邛籠”式石碉房，以不規則石材砌筑墻體，室內空間由墻分隔，形成墻承重的筒體結構。平面大多呈“口”“日”“目”“田”字型，上下層分間基本一致，豎向重疊。三層以上室內會設立少量木柱替代部分石墻，以木質板分隔出房間，平面也逐層向后退臺，石質外墻呈“凹”“L”“一”型的半圍合，另一側以柱、木墻、敞廊與石墻圍合，成為墻柱混合承重的方式。馬爾康茶堡地區和丹巴縣，常在碉房上層空間里嵌入井干式“崩空”木屋，作為經堂或糧倉（表3）。

表3 墻承重體系“邛籠”式石碉房Stone tower (diaolou) dwellings with load-bearing walls

石碉房平面矩形，緊湊方整，體量豎向發展。石墻上僅開設少量的小窗洞，上部退臺的木墻和出挑的廊架使形體富于變化。馬爾康沙爾宗民居是“邛籠”式的典型代表，碉房四邊邊長約7 ～9 m，多為5 ～7 層，呈高聳態勢。丹巴縣碉房平面規模略大，近方形的平面邊長約9 ～12 m，大多4 ～5 層，逐層退臺至頂部仍保留“碉”的形式，別具一格。壤塘宗科鄉9 層的日斯滿巴碉房為現存最高的碉房。馬爾康草登鄉、卓克基鎮一帶民居常在平頂碉房上立叉形木架或梯形“板凳架”，架立開敞的石板坡屋頂，與眾不同。

3.2 梁柱框架式藏房[3]080

木梁柱框架結構的民居是分布最廣的一種藏房類型。建筑以列柱與橫梁縱橫構成木框架，作為主要承重結構。該體系有兩種類型：一類是完全由柱梁框架承重，墻體僅為圍護結構，主要分布于甘孜州北線從甘孜到德格及巴塘、鄉城、稻城、得榮等地；另一類為內框架式，室內梁柱木框架，但邊跨梁一端位于室內柱頂，另一端搭于外墻上，部分墻柱混合承重，主要分布于甘孜州南線經康定至雅江、瀘定、九龍、理塘縣，涼山州木里縣及阿壩州阿壩縣等地（表4）[17]432。

表4 梁柱框架式藏房Column-and-beam timber frame Tibetan houses

梁柱框架式民居的室內空間由柱間的木質墻分隔，以柱子、間（四柱間的空間）的數量稱呼房屋規模大小，通常為2 ～3 層，屋頂采用密梁式平頂。梁柱框架式民居平面尺度普遍較墻承重式石碉房大，層數較少，呈現由“碉”向“房”的過渡，在部分地區還會與“崩空”結合作為其下層結構。從建筑外墻材料看，沿河峽谷地區利用自然的山巖片石砌筑墻體，康定折多山以西、雅江、理塘、稻城等地民居最具特色。河谷沖積地帶及高原牧區，普遍采用夯土筑墻作為圍護體，主要分布于甘孜、爐霍、阿壩縣，巴塘、鄉城、白玉、新龍、德格、得榮地區夯土墻居多，也有部分使用石材?？刀ㄒ晕髦了?、力丘河下游以及東部大渡河流域的魚通、金湯等地的民居，通常采用在平頂藏房上增鋪坡頂的做法。

3.3 康巴“崩空”式藏房[3]82

“崩空”是藏語讀音，意為木頭架起來的房子。這種井干式結構的箱型木屋多為單層，多見于林區。因整體性較好，后來普遍建于地震多發區，并加以改造，與木框架結構結合。

“崩空”式藏房的結構有兩種類型：一類是以半圓木層層壘疊，端部交叉咬合形成房屋墻壁，這種箱型的井干式結構木屋即當地稱呼的“崩空”房；另一類先立柱架梁，構成木框架，角柱上挖槽，柱間嵌入半圓木壘疊成墻，外觀類似“崩空”房，當地稱為“燈籠框架”房，形成與梁柱框架體系結合的“類崩空”式樣。

靠近林區和地震帶的民居常采用這兩種建筑結構，如甘孜州道孚、爐霍、甘孜、新龍、德格、白玉縣一帶?！氨揽铡痹诿窬又羞€多用于樓上經堂，外部涂紅色。20 世紀后期隨著抗震經驗豐富、生活水平提高，民居中“崩空”形式出現越來越多，人們對傳統的“崩空”建筑在結構、布局上都進行了改進，木墻與框架式結構結合的“類崩空”做法逐漸增多。道孚民居成為四川藏區“崩空”民居建筑的典型代表（表5）[17]430。

表5 康巴“崩空”式藏房Khampa log cabins (bengkong)

“崩空”藏房的規模與用材大小有關，一間“崩空”面闊大約4 ～5 m，常與梁柱框架式結合。最常見的“崩空”式民居，底層為木框架結構，上層為“崩空”，或“崩空”與“類崩空”間隔組合，上層平屋頂居多，底層木構架外砌墻維護。道孚縣的鮮水河下游地區及德格、新龍等地的“崩空”多為外砌石墻，夯土墻圍合的主要見于甘孜、爐霍、道孚的鮮水河上游高原平壩地區。新龍拉日馬地區的部分“崩空”則在平頂之上再立木架并鋪設薄石板形成雙坡屋頂造型。

與其它地區井干式民居相比，康巴“崩空”藏房后部夯筑土墻。在木構件上做五彩刷飾，鏤刻吉祥圖案，華麗精美。特別是在新建民居中，柱子直徑普遍粗大，上下層使用通柱，梁柱形成框架以增強抗震能力，采用“類崩空”的做法。

3.4 木架坡頂板屋[3]84

多民族聚居帶來的文化、技術交流，使得建筑營建出現多元融合的形式。木架坡頂板屋吸收了漢族木構架的穿斗技術，形成漢藏混合形式。這類民居主要分布于海拔相對較低、氣候溫和濕潤、木材豐盛的林區,常為藏、漢等多民族雜居的地區，如若爾蓋、九寨溝、松潘縣及寶興縣、石棉縣、平武縣的藏族鄉等地[17]434。

主體建筑獨棟式，以木構為主。底層為梁柱框架結構，二層立穿斗木架，木柱間用橫梁聯系，室內用木板墻分隔空間，梁上水平鋪設木板，屋頂下形成閣樓，房屋四周木墻圍合。松潘地區的木架坡頂板屋大多在木板墻外砌筑土石圍護墻，三面圍合。房屋大小由室內木柱的多少決定，少則9 柱，多可到40 柱，屋頂均采用杉板瓦坡頂。在營造方式、構造節點上與漢族傳統穿斗木架建筑的穿插方式不同，下層的結構體系采用藏式的梁柱直接搭接方式，頂層采用類似于穿斗結構的木架，屬于漢藏結合型。（表6）

表6 木架坡頂板屋Mixed-timber-frame dwellings with gable roofs and panel divisions

4 建筑營造模式的影響因素

四川藏區鄉土建筑的營造過程受到自然地理環境、氣候條件、本土材料選擇的影響；同時地域族群生產方式、文化觀念、文化交流中產生的建筑文化的傳承、融合與移植，都會清晰地表現在建筑營造的特征上。

4.1 地理環境的生態適應性影響

首先，面對復雜的氣候條件，建筑在選址、布局、營造方面體現出生態適應性。如地處河谷縱橫的高海拔地區，太陽輻射強，晝夜溫差大。村寨選址首選避風向陽之地，建筑造型注重蓄熱、保溫、防風的性能，形成平面方正緊湊、墻體厚實封閉的建筑形態；利用石材穩固性，砌筑厚重的墻體（厚約0.6 m）御寒，在甘孜、德格等溫差更大的地區，還在墻體中用當地生土填縫和涂抹內外墻保溫；室內盡可能利用附屬空間和厚重的外墻將主室空間包圍在中間，與外界惡劣的氣候環境進一步隔開，形成“空氣隔離層”，以獲得舒適的室內微環境。

其次，由于四川藏區處于青藏高原向內陸臺地過渡的橫斷山區，印度板塊和亞歐板塊之間的擠壓運動導致該地區成為地震、泥石流、山體滑坡等地質災害的高發區。人們在建筑活動中本能地摸索出增強結構剛性的經驗，木構框架式結構較為普遍，穿插使用井干式“崩空”結構?！摆龌\”式碉房通過上部石墻逐層減少、以木構梁架替代、墻體收分等做法降低建筑重心，形成下大上小、下重上輕的穩固態勢。[18]

建筑材料選擇的生態適應性也是藏區建筑特征之一。四川藏區大多數區域建筑以木石或木土結合為主，極少采用純木結構，建筑多建平頂且少有屋檐，既節省木料，又減少散熱面。在藏區河谷地帶，河道兩岸由于氣候差異形成植物的垂直分布，焚風效應使河谷低地植被稀少，低海拔陽坡多生長經濟價值不大的灌木或矮小高山柏，為平屋頂構造中密鋪檁木（小料）提供材料，低地灌木細枝填充碎石泥漿在構造上起到保溫隔熱作用。建筑木材中質量較好的樺木、云杉、冷杉等都位于海拔較高的地區[19]，增加了建筑取材的難度。因此，消耗木材較多的土構——井干混合的“崩空”形式，在新中國成立前四川藏區只有宗教建筑或土司官寨、僧侶住房才能大面積使用，通過對“崩空”房等級的限制來減少木材的消耗。

4.2 生活方式對建筑營造的影響

四川藏區大部分地區采用半農半牧的生產方式，形成了民居建筑的特色空間：因冬季寒冷故需要在圍合嚴密的建筑底層飼養牲畜；由于用地緊張，農作物加工、晾曬空間不足，故建筑上層設有曬廊、曬壩、儲藏室以便于農作物處理儲存；建筑常設有吊廁以獲取耕種所需肥料；每日的禮佛敬神活動使得經堂、煨桑臺成為民居的一部分。耕地的多少可以決定村寨的規模。

4.3 生態文化觀念對建筑營造的影響

藏傳佛教文化和相對惡劣的地理環境深刻影響了藏民族認知世界的思維方式，地域建筑延續著藏傳佛教及本土宗教中以“因果循環”、敬畏自然、節制欲望、善待自然為主的樸素價值觀。四川藏區脆弱的生態環境強化了特有的生態文化觀念，牧區為防止高山草甸區沙化，通過不斷遷徙聚居點及規定部族用地制度來避免過度放牧，以使牧場能夠恢復生態平衡。牧區居住建筑以便于流動的帳篷和極為簡單的單層冬居小屋為主要居住空間。生態文化觀念使藏區建筑本能地采用降低生態干擾的結構形式，減少人工建設對自然的影響。如建造地基時從不采用爆破等人為破壞手段，多采取架空、收縮、跨過等避讓措施，以保護自然地貌。在嘉絨藏區，為少占耕地，建筑常選址在緩坡、地角貧瘠之處，利用邊坡地形分臺筑室，底層牲畜圈設門于坡下，民居入口位于坡上，從第二層直接進入樓內，人畜入口分離（圖15）[20]163。

圖15 丹巴嘉絨藏區住宅利用坡地的方式Fig. 15Dwellings built on slopes in the Danba Jiarong (or Gyalrong) Tibetan region

4.4 文化交往對建筑營造的影響

四川藏區鄉土建筑營造體系雖然自成一體，但是部族爭斗、民族遷徙、外來文化傳播等都會影響鄉土建筑的營造模式。

作為農耕民族與游牧民族、漢地與藏區文化的交流通道，橫穿四川藏區的茶馬古道沿線的傳統建筑形態體現出文化交往的影響。沿線鄉土建筑屋頂形式的變化即是一個明顯的例證。四川藏區建筑多采用平屋頂，既減少熱能消耗又節約木材；但伴隨文化交往，漢、回等民族工匠大量進入藏區，把漢地建筑技術傳播到茶馬古道沿線的聚落。藏區邊緣的寶興縣磽磧藏寨，底層藏式石碉房，二層采用木構穿斗架結構，坡屋頂下鋪設木條板形成閣樓；高度不等的雙坡屋頂形成“眾”字造型，明顯受到漢族建筑的影響。石棉蟹螺鄉民居的下層為框架式石碉房，頂層的穿斗木構架空間尺度高大。平武縣白馬藏寨民居，利用地形建造的半地下半地上的穿斗木架民居與漢族民居風格極為相近。

在甘孜北線，離漢地最近的康定一帶出現了穿斗式木構架與小青瓦屋面的典型川內漢式做法。坡屋頂的做法也隨之沿著茶馬古道河谷地帶深入藏族地區，并表現出不同的形式：進入新都橋一帶，出現下為藏式梁柱承重體系碉房、上為坡屋頂建筑的組合；馬爾康草坡鄉的藏式碉房，在平頂之上搭兩端開敞的坡頂，屋面用石塊壓住石材板，形成獨特的坡屋頂造型；在松茂線上，汶川一帶出現典型的穿斗結構小青瓦建筑。但深入到松潘一帶，出現了木架板屋，下層為藏式梁柱結構，上層為穿斗構造支撐的坡屋頂；再深入到若爾蓋一帶，出現下層為藏式梁柱結構、上層穿斗木架、下層由夯土墻圍合御寒的建筑形式（圖16）。

圖16 四川藏區茶馬古道沿線坡屋頂建筑分布Fig. 16Distribution of buildings with gable roofs along the Tea Horse Ancient Road in the Tibetan area of Sichuan Province

5 結語

文章主要分析了墻承重體系石碉房、梁柱框架式藏房、康巴“崩空”式藏房、木架坡頂板屋四種四川藏區鄉土建筑的基本類型。一方面，特殊的地理條件和多樣的氣候環境造就了四川藏區鄉土建筑獨具特色的形態和建造體系，在形式和風格上有鮮明的區域差異，呈現出各自獨立發展的性格；另一方面，在民族習俗、族群文化、歷史環境、社會結構等多種因素的影響下，鄉土建筑相互交融、借鑒，呈現出融合發展的趨勢。

圖片來源

圖1：祁樺樺、彭妍根據地理空間數據云網站的地形數據繪制

圖2、圖4：陳穎攝影

圖3：田凱攝影

圖5：鄉城縣建設局提供

圖6：毛良河據中華人民共和國文物局《藏羌碉樓與村寨》（2008 年資料）插圖改繪

圖7：祁樺樺據故宮博物院、四川文物考古研究院《康巴地區民族考古綜合考察》（四川出版集團2007 版）第50 頁、第49 頁插圖改繪

圖8、圖9：分別來自羅文華、姚軍《石渠縣松格嘛呢石經城調查簡報》（故宮博物院、四川文物考古研究院《康巴地區民族考古綜合考察》，四川出版集團2007 年版）第35 頁、第31 頁

圖10、圖13：侯十柱《卡若考古四十年祭》，載于《中國西藏》2019 年第1 期第65 頁

圖11、圖12：分別來自西藏自治區文物管理委員會、四川大學歷史系《昌都卡若》（文物出版社1985 年版）第30 頁、第36 頁

圖14：祁樺樺繪，底圖來自四川測繪地理信息局網站http://www.smgi.com.cn/StandMaps/mapDetails.html， 審 圖 號：川S[2021]00059 號。照片：陳穎、田凱、王及宏攝影，四川省文物局、四川省建設廳村鎮處提供

圖15：祁樺樺據《西南交通大學古建筑測繪圖集》（2002 年）資料繪制

圖16：祁樺樺繪，底圖來自http://www.onegreen.net/maps/HTML/50900.html，審圖號：GS(2011)1537 號

表1：楊睿添、祁樺樺繪制，參考資料包括《沙爾宗鎮茶堡民居調查報告》（2016）資料，吳光正、陳穎、趙逵等著《西南民居》（清華大學出版社2010 年版）第50 插圖4c，《西南交通大學古建筑測繪圖集》（2012 年）資料；陳穎攝影

表2：祁樺樺據王及宏《康巴藏區碉房體系：聚落、建筑、營造、裝飾》（中國建筑工業出版社2019 年版）第8 頁插圖改繪

表3：楊睿添、甘雨亮據《沙爾宗鎮茶堡民居調查報告》（2016）和《西南交通大學古建筑測繪圖集》（2014 年）的資料繪制；陳穎攝影

表4：謝光、韓東升、杜家旺、陳財堆據《西南交通大學古建筑測繪圖集》（2012，2014，2016 年）的資料繪制；陳穎攝影

表5：楊睿添《四川甘孜新龍地區拉日馬藏寨傳統建筑研究》（西南交通大學2018 年碩士論文）第83 頁圖27,第88 頁圖35,第101-104 頁圖49、51、53、54。陳穎、田凱攝影

表6：郭桂瀾據《西南交通大學古建筑測繪圖集》（2014 年）的資料繪制；郭桂瀾、田凱攝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