改革開放以來平播之役研究述評

宋 進

（貴州大學 歷史與民族文化學院，貴州貴陽 550025）

一、引言

平播之役是中國戰爭史與西南土司研究中的重要課題。自改革開放以來，平播之役的研究取得了豐碩成果，學界也曾做過相關的梳理。如陳紅優《播州楊氏研究綜述》從播州楊氏族屬、播州地名及行政建制、播州楊氏興衰、播州土司制度、平播之役等方面對播州楊氏的研究成果進行了論述[1]。黨會先《播州土司研究現狀及展望》對播州土司概況、平播之役、播州楊氏族屬、楊氏墓葬、播州土司內外關系、播州土司文化等方面的研究文獻進行了梳理，指出播州土司研究在人員配置、研究方法、研究成果、研究內容上存在的不足，提出從多學科的視角、研究方法擴展播州土司研究的領域[2]。李躍平《2001—2013年播州土司研究文獻綜述》從歷史、社會和文化三個角度對2001至2013年播州楊氏研究成果進行了較全面的論述，指出該時段播州土司研究存在的問題及改進方法[3]。以上綜述從多個層面對播州楊氏相關問題進行了較系統的梳理，但這些綜述皆屬于播州土司研究的整體性評述，而立足于平播之役的專論性梳理尚有不足，因而對該研究的總結與展望具有重要的學術價值。本文通過對改革開放42年來平播之役研究成果的梳理，總結其成就與不足，在此基礎上嘗試拓展平播之役研究的路徑，以期對相關研究的推進有所裨益。

二、改革開放以來平播之役研究發展概況

自清末梁啟超倡導“新史學”以來，傳統史學不斷革故鼎新，歷史研究呈現出初步繁榮的景象。但對平播之役這一課題，民國與中華人民共和國初期的研究尚處起步階段，成果稀少，僅在時人的少數著作中略有述及。改革開放后，由于學術氛圍的活躍、區域經濟的發展，區域史研究逐漸受到重視，平播之役研究取得新進展。改革開放后平播之役研究進入新階段，成果豐碩。據筆者統計，在1978至2020 年的42 年中，平播之役研究的論文有49 篇①此處僅指學位論文與期刊論文，其中碩士學位論文8篇，期刊論文41篇。期刊論文中CSSCI來源期刊論文及北大中文核心期刊論文共9篇，普通刊物文章32篇。，文獻整理5 部，著作2 部，論文集1 部，具體成果情況見圖1。

圖1 1978—2020年平播之役研究成果情況

上述統計表明，自改革開放以來的42 年中，前22 年的研究比較緩慢，進入21 世紀后研究雖曾遇冷，但總體水平遠超之前。改革開放以來平播之役的研究經歷了四個階段、兩個高峰。其一是1978—2002年，這一階段研究較為緩慢，但2002年召開的“平播之役400年學術討論會”及其論文集的出版使平播研究進入小高峰。其二是2003—2011年，經過“平播之役400年學術討論會”后研究趨勢轉冷。其三是2012—2014年，2012年海龍屯進入世界文化遺產預備名單并有望成為世界文化遺產后，研究轉熱，成果迅速增加，并于2014年達到改革開放以來的最高峰，該階段的成果約占改革開放42年來研究成果總和的42.11%。其四是2015年至今，研究速度放緩。由此可見，改革開放以來平播之役的研究取得豐碩成果，但其發展趨勢受學術會議、文化遺產申報情況的影響較大，呈現出由低速發展、轉冷、迅速發展到降溫的發展趨勢。

三、改革開放以來平播之役研究內容

改革開放42年來對平播之役的研究較為系統、全面，成果豐碩。截至2020年底，對平播之役的研究主要從以下幾個方面展開：

（一）平播史料的整理與文獻研究

平播史料是平播之役研究的基礎，目前平播之役的文獻整理主要是通過對重要史料的輯錄、點校，進而為相關研究提供史料支撐。由王正義主編的《明實錄·播州資料輯錄》[4]和遵義市匯川區政協教科文史委編的《播州楊氏土司文獻資料輯編》[5]主要輯錄了唐至明末播州土司的相關史料，兩者不乏重復，但內容翔實，史料價值頗高。遵義市地方志編撰委員會編的李化龍《平播全書（點校本）》[6]是平播之役原始文獻的校編，具有很高的史料價值。遵義市志編纂委員會辦公室點校的道光《遵義府志·土官志》對播州楊氏土司進行了詳細載述[7]。貴州學者羅克彬整理編輯的《播州楊氏史籍編年》是關于楊氏土司的文獻輯錄，相當于楊氏的編年史[8]。

平播文獻的研究亦受到學界的重視。平播文獻的研究主要立足于對相關史料的梳理、考證與對比分析，力圖對平播史料的價值、爭議史實等予以回應。周偉明通過對平播史料的認真分類、梳理，認為平播史料較為豐富，涉及古代“經史子集”四部分類法中的全部，合計61種，其中又以史部居多，并基于此分析了這些史料對于平播研究的突出價值[9]。胡曉真通過對平播之役書寫類型的考察，論述了平播之役書寫在明代文學中的話語競逐[10]。張萬東經由不同史料的對比發現，石砫土司研究的主要史料《明實錄》《明史》《石砫廳志》對平播之役中石砫土司的參與載述有著程度不等的偏差，其在史料價值上不如《平播全書》，并由此強調了土司研究中原始史料的重要性[11]。陳旭通過對道光《遵義府志》中平播之役史料的類型分析，對該志中平播史料的價值予以了積極評價[12]。孫玲玲在對《征播奏捷傳》《平播始末》研讀的基礎上廣泛參照相關史料，通過文史互證的方式對小說中平播的爭議史實進行了考證，并客觀評價了參戰主將的功過是非。通過對小說與史書創作內容的分析，作者對小說家與史學家歷史觀的區別進行了探討[13]。李克玉通過對《征播奏捷傳》中平播之役的描述與史書記載的對照，探討了兩者之間的異同，并認為參與者之間的功過意見之爭是導致這種差異的主要原因[14]。

（二）平播之役的總體研究

平播之役作為明代的經典戰例，對其總體的考察頗具價值。平播之役的總體研究主要是對平播相關問題進行整體性的考察，成果較為豐富。典型代表是劉作會編的《平播之役400 年學術討論會論文集》，此論文集從戰爭的背景、特點、影響等各個方面對平播之役進行了詳細的論述，內容充實，具有科學性、民族性、廣泛性[15]。陳對的《明代平播戰爭研究》立足于戰爭的歷史背景與播州土司的梗概，從土司與土民文化沖突的角度來闡釋平播之役的起因，并著重介紹了戰爭的進程[16]。陳紅優的《十六世紀末的楊應龍與“播州之役”》將楊氏置于播州的內外復雜關系網中考察平播之役的背景、爆發、進程、善后與影響[17]。張貴淮等通過對播州楊氏發展史的概述，較為詳細地分析了楊氏與明廷的關系從保持良好到產生隔閡，及至最終兵刃相向的過程。文中對于戰爭原因、過程、播軍的失敗都做了相應探述[18]。張雷立足于歷史地理學的研究路徑，從播州的建制沿革與軍事戰略著手，對戰爭起因、戰爭進程、戰勝因素、戰爭影響等進行了較全面的考察[19]。

（三）平播之役性質、爆發原因的研究

對平播之役性質的界定是為了對該歷史事件進行客觀的定性與評價。李世模通過平播之役進程的考察，闡明了楊應龍反明的叛亂性質[20]。禹明先則認為播州土司之亂是反抗民族壓迫與階級壓迫的抗爭[21]。平播之役涉及主體復雜，牽動朝野局勢，因而對戰爭原因進行多維度分析有利于對平播之役的爆發緣由進行全面、綜合的審視。黨會先認為楊應龍較為負面的性格特征是戰爭爆發的重要原因，也對戰爭結果有著顯著影響[22]。冉詩澤認為播州宣慰司楊應龍與境內“五司七姓”矛盾的不斷激化是平播之役爆發的重要原因[23]。張潔亦是從民族關系處理不當的角度尋找楊應龍叛亂的原因[24]。李良品等認為平播之役是一場雙輸之戰，并從央地關系、轄內民族關系、楊應龍自身因素探討了戰爭的原因[25]。陳季君等的《論明代播州楊氏土司的歷史終結》一文認為楊氏世代盡忠，其活動有利于西南邊疆的穩定，末代土司楊應龍的叛亂主要是土司制的陳腐、楊應龍自身因素與央地雙方處置失當造成的結果[26]。

（四）平播之役的細節研究

細節研究是平播之役研究不斷深入的突出體現。自改革開放以來，平播之役的細節研究主要是針對平播軍的武器裝備、兵員構成、軍費及具體戰術進行論述，研究尚較薄弱。張文通過平播之役中對戰雙方武器的比較，闡明了火器的使用對戰爭結果的重要影響[27]。祝國超的論文《平播大軍人員構成探析》通過對平播大軍的構成分析，指出號稱50 萬的平播大軍中七成是土司武裝，政府軍不過8 萬，并有若干朝鮮戰場俘獲的日本士卒[28]。劉利平的《明代“播州之役”軍費考》一文針對不同史料載述的有關平播軍費的差異，考察了平播軍費的構成、來源及使用，并對平播經費結構中凸顯的央地角色及軍費開支的影響進行了考察[29]。陳旭的《招降之策與李化龍平播之戰述論》分析了平播之役中明軍的招降之策[30]。李世模的《平播戰爭勝利原因初探》對平播之役的細節進行了考察，得出平播軍取勝的原因在于平播軍軍紀嚴明，賞罰得當，執法有力[31]。

（五）平播之役的善后與影響研究

平播之役的善后處理在諸多論著中多有提及，但專論稀少。陶軍舟的《播州之役后播州地區善后研究》著重考察了戰后明中央對播州的善后處理及影響[32]。曾超的《李化龍平播紀功銘與國家認同內涵研究》從戰后李化龍鐫刻的平播紀功銘出發，闡明其銘文的記功性與國家認同特征[33]。李飛認為戰后遺留的金石遺存具有“紀念碑性”的特點，其價值可補正史之缺，并且通過金石銘文的鐫刻事主重構了部分歷史[34]。張洪濱通過對明末清初播州改土歸流、邊地糾紛與行政區劃調整的詳細考察，對學界關注較少的戰后播州進行了研究[35]。

平播之役影響巨大，因而較早受到學界的關注，具體的研究成果也較為突出。全偉認為戰后對播州的分治與改流為遵義經濟文化的發展創造了良好的條件，此后先進生產方式的傳入、農奴政治地位的提高促進了遵義經濟的迅速發展，但其發展也是有限的[36]。黎鐸的《試論平播戰役對遵義文化的影響》指出平播推動了戰后遵義經濟形態的質變，為文化發展提供了堅實的物質基礎，此后文教事業逐漸繁榮、佛教文化得以勃興[37]。黨會先的《從平播之役看明王朝的衰落》認為平播之役明王朝雖然勝利，但戰爭中凸顯的財政、政治與軍隊問題都反映出明王朝已日益衰落[38]。趙曜等的《試析播州之役對明朝的影響》認為平播之役雖對播州有積極影響，但給處于內憂外患中的明王朝以巨大的財政壓力，明廷將其轉嫁于民間，從而加速了其統治的崩潰[39]。

（六）平播之役的重要人物研究

平播之役中涌現出一批杰出人物，他們對平播之役的勝利起著重要作用。目前平播人物的研究頗豐，基本涵蓋了重要的參與者。劉旭東所撰《李化龍與平播戰爭》[40]和姚香勤的《李化龍與播州之役》[41]兩文皆對明軍主將李化龍在平播之役中所起的關鍵性作用進行了論述。陳珊通過對李化龍所著《平播全書》中的“九次請辭疏”的研究，指出其價值在于既能深化對平播之役的理解，又能借此透視李化龍的文武韜略與家國觀念[42]。黃萬機的論文《郭子章與平播戰役》對郭子章在平播戰役中的活動與作用進行了充分的分析[43]。朱皓軒的《陳璘與平播之役》一文論述了萬歷名將陳璘在平播之役中的貢獻[44]。陳旭則論述了四川布政使程正誼與平播之役的關系，指出他在戰前擬定了可操作性的平播總方針與積極協助籌備，其運籌帷幄之功應予以肯定[45]。譚佛佑對明軍女將秦良玉及其在平播之役中的作用進行了揭示[46]。此外，這類研究還有楊隆昌《淺談劉挺在平播中的作用》、蘇漣《略論孫時泰其人》[47]等。

（七）播州楊氏的軍事實力與防御體系研究

播州楊氏軍隊抵抗明朝平播大軍近四個月，對其軍事實力的研究頗有必要。目前對楊氏武裝力量的研究較為有限。陳旭《播州楊氏土司軍隊建置概論》一文對播州楊氏軍隊的建置如稱號、數量、裝備、指揮等方面作了整體性考察[48]。陳旭考察了楊氏的用兵特色。楊氏用兵具有以險要的地形構筑防御、重視步騎間的協同、重視謀略及戰術三個特點，這也使得楊氏軍隊擁有較強的作戰能力[49]。閔廷均《播州土司軍事力量強盛情況探析》一文通過對播軍的考察，認為楊氏擁有較強的武裝力量。作者闡明楊氏重視政治經濟的建設，“務農寓兵”系軍力強盛的原因所在，并闡述了由此產生的重要作用[50]。譚杰容論述了明代播軍的軍事征調。作者立足楊氏的諸多軍事征調事例的分類的細致考察，分析其性質、特點及影響，并強調楊氏參與軍事征調體現了楊氏對中央王朝的臣服。通過對上述問題的考察，作者對邊疆、民族地區治理問題進行了思考[51]。

播軍防御體系的研究備受重視，其典型代表為海龍屯研究。海龍屯又作海龍囤，作為平播的主戰場、播州城邑的典型代表，海龍屯的研究成果堪稱豐富。具體的研究以海龍屯考古為分界線，可以分為兩個階段。一是海龍屯考古發掘前的研究。史繼忠主要闡述了海龍屯的歷史與在平播之役中的功能[52]。陳季君等從對海龍屯地名的歷史考察，揭示了“海龍屯”地名的歷史地理內涵[53]。二是在其考古發掘及申報世界文化遺產后的研究。2012年海龍屯被列入世界文化遺產預備名單，在有了成為世界文化遺產的前景后，社會各界予以高度關注，研究者也不乏其人。吳孟珊等的《貴州遵義海龍囤遺址及其突出普遍價值研究》從對海龍屯的歷史概況入手，通過與世界遺產標準及國外同類遺產的對照，得出海龍屯遺址在空間格局、軍事攻防體系與播州楊氏土司文化上具有高度的完整性和真實性[54]。李飛的《復活的土司城堡：海龍囤考古手記》運用通俗的語言，對海龍屯的歷史文化內涵進行了闡釋，并從考古研究出發，對海龍屯進行了全新的詮釋[54]。貴州省考古文物研究所主編的《土司，考古與公眾——海龍囤公共考古的實踐和思考》認為考古是海龍屯遺址與公眾的一座橋梁，提出將“考古方言”變成公眾可接受的“普通話”，在海龍屯遺址與公眾的密切互動中加強對它的保護和利用[56]。楊旭等的《明代播州城邑之嬗變》通過海龍屯這一播州楊氏土司象征符號的變遷，探討了播州城邑從單純的政治軍事型城市到兼具經濟文化功能的復合型城市的嬗變[57]。李亮等的《古代軍事城堡海龍屯防御體系探究》認為海龍屯從設防理念、地址選擇、布防體系的構建等各個環節都反映了古代“以弱御強”的軍事理念[58]。李思睿認為海龍屯是播州楊氏土司軍事關隘防御體系的中心，層級分明，以此為核心，楊氏對海龍屯進行嚴格管理[59]。全偉的《播州楊氏與海龍囤》一文論述了海龍屯的歷史變遷及其與播州楊氏興亡的關聯[60]。吳侔衛從歷史人類學的研究視角出發，探討了海龍屯土司遺址與地方社會的互動關系[61]。

四、改革開放以來平播之役研究不足與展望

從上述梳理可知，改革開放42年來平播之役的研究取得了巨大進展，在研究趨勢上呈現出由緩慢發展、轉冷、迅速發展到降溫的轉變。研究成果廣泛，涵蓋宏觀、中觀、微觀三個層次，涉及楊氏與明中央、地方政府、同級土司、轄內土司、土民等多個主體間復雜的關聯互動?？傊?，自改革開放以來，經過學界的不懈努力，平播之役的研究取得了豐碩的成果，這些取得的成果不僅豐富和擴展了平播之役的研究內容，還為更進一步的研究提供了積極的啟示。但在既有研究中，還存在以下四個層面的不足與可改進之處：

第一，史料來源較為單一，平播之役研究應在充分利用舊有史料的基礎上廣泛挖掘和運用新史料。目前平播之役研究多是運用傳統的正史、實錄、政書、地方志類史料，常用的史料如《明史》《明實錄》《平播全書》《遵義府志》展現的多為統治者的視角與歷史的“建構”，純以此類史料出發展現的歷史書寫具有一定的局限性，不利于學界對平播之役的整體性認知。近年來，平播之役研究趨勢的放緩也表明傳統的研究已至瓶頸，迫切需要廣泛運用新史料來推進平播之役的研究。筆者以為新史料的發掘應重視三條渠道：一是應充分利用傳統史料中未被引起重視的部分。平播之役史料眾多，過去因研究視角、研究理念的局限，對于平播之役的部分史料未予以充分利用，未來的研究應以新的選題視角充分挖掘和利用這類史料。二是通過考古工作充分發掘出土實物類資料。出土史料證史是目前已被證實行之有效的路徑，海龍屯的考古研究即是一重要例證。三是通過田野調查、口述史的方式充分挖掘如碑刻、族譜、口述傳說等有關平播之役的民間歷史文化資源。田野調查收集史料的方式在平播之役研究中尚未引起足夠的重視，因而有著可觀的前景，并將成為今后平播之役研究的重要突破口之一。通過這三條道路的共同推進，平播之役研究的基礎會越發堅實，并為平播之役研究的創新提供更豐富、更鮮活的史料支撐。

第二，研究視野較為局限，平播之役研究應加強跨學科的關照以擴展平播之役研究的視域。目前，平播之役的研究多是立足傳統史料基礎上的精英政治史研究范式，多停留在上層精英活動的“政治軍事史”上，平播之役研究的創新迫切需要突破過去“自上而下”的研究模式，綜合運用多學科的相關理念、方法推動平播之役研究的創新性發展。平播之役屬于戰爭史、土司研究與民族區域治理的范疇，其性質呈現的多面性表明平播之役研究可加強與社會學、人類學、民族學、軍事學等鄰近學科的理論交流與互鑒。自改革開放以來，跨學科的研究愈發受到學界的重視，并有了一定的經驗積累。通過多學科的交流互鑒，有助于平播之役研究改變當前的頹勢，給平播之役研究帶來新的活力。例如區域社會史“自下而上”的研究視角可彌補平播之役研究宏大敘事的不足，有利于從民間社會的“小歷史”看變動劇烈的平播“大歷史”。此外，歷史人類學取向的邊疆研究與民族學取向的民族區域治理等視角亦有助于擴展平播之役研究的視野。通過跨學科的交流與相互借鑒，平播之役研究將獲得源源不斷的前進動力。

第三，平播之役研究之間的對話尚有不足，應加強平播與其他區域土司改流問題的比較研究。播州土司作為延續久遠的大土司，其不論在歷史文化、統治模式與改土歸流的方式上都具有自身特質與區域特征，而平播之役研究的特性需要在與其他土司改流問題的對話交流中才可得到凸顯。而且播州土司與其他土司在改土歸流的出發點、路徑、成效等方面不盡相同，但目前的對比分析尚有不足，這使得相互間的研究對話存在較大的空間。通過與其他土司改流問題的交流、對話與比較研究，可加深對平播乃至播州改土歸流問題的理解，有助于學界對平播特性的提煉與加深對改土歸流的認識，進而推動平播之役的整體性研究。

第四，平播之役研究的具體領域有待擴寬，應豐富和擴展其內涵與外延。目前的平播之役研究多關注政治軍事，研究尚多停留在平播原因、過程、影響、人物等方面的表層性分析，而對有關平播之役的深層次內在邏輯的認識尚不充分。未來的平播之役研究應在充分利用新舊史料的基礎上，通過跨學科的交流與各區域土司改流研究的對話，擴展平播之役研究的多樣性。從當前的研究情況而言，精英政治史的研究頗多，而對與平播相關的播州區域社會經濟、財政貢賦、文化沖突、族群關系、中小土司等深層次的研究涉及較少，未來的平播研究應從上述研究薄弱點發力，不斷推動平播研究取得更高質量的發展。

總之，通過新史料的充分挖掘與運用、多學科的理論互鑒、不同土司改流類型的對話與具體研究領域的拓展，未來的平播之役研究勢必推陳出新，進而不斷擴展平播研究的廣度和深度。